以华南沿海32个地市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单一要素评价和综合水质指数法对其近岸海域的水环境质量进行分析，再采用典范对应分析和逐步线性回归探究了各类影响因素与水质指标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2017年华南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要素为无机氮（N）、活性磷酸盐（P）和悬浮物（SS），严重超标现象主要出现在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广西钦州和广东珠海、深圳等地市的近岸海域；N、P和SS污染与海水养殖联系紧密，生活废水的大量排放也是N、P超标的主要原因。2017年华南近岸海域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物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超标现象，但广东沿海的惠州、湛江、江门和汕头等地市近岸海域综合水质受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影响较大，这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相关；由于除工业生产以外，近岸海域船舶频繁往来也可能影响近海的铜（Cu）污染水平，重金属Cu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强于镉（Cd）、汞（Hg）和铅（Pb）。此外，综合水质指数与地区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市，其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完善，对生活、工业废水的处理效率相对较高。

利用空间句法理论对广州市白天鹅宾馆大堂的空间组构规律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因素在主客交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酒店大堂呈现“视觉整合统一，空间分割互补”的空间构型特征，该特征与游客需求相适应。2）大堂中的主客关系表征出接触时间短、受限于特定时空间、地位不平衡等特点，游客在主客关系中的地位高于酒店员工，酒店的盈利性是塑造主客关系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3）空间对不平衡主客关系的塑造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大堂空间“迎合”了各类旅游休闲者的需求，促进其旅游休闲体验的提升，同时“规训”了酒店员工的行为；空间对部分酒店员工产生了正向的“外溢”作用；空间是展现酒店服务水平的“门面”和“舞台”，酒店管理者试图通过大堂的空间设计维持不平衡的主客关系。4）酒店管理者及员工有意图地为游客营造“家”的感受，提升其满意度及出行体验。“家”的建构与游客现代性背景下的情感有关，在特定的空间构型下可外化为舒适性、便利性等诸多体验，并作用于其消费等行为。

通过提取问卷数据，建立数据库，利用描述统计频率、因子分析、数据比较等方法，对滇越铁路沿线碧色寨、芷村、人字桥等6个重要站点的居民进行了文化遗产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的调查。结果发现，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的地方认同感主要体现在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方面，沿线居民的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具有同一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分异性。滇越铁路承载着当地居民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铁路沿线居民对滇越铁路文化遗产价值给予了一致性肯定，并对其未来功能转向、价值再现和旅游发展抱有乐观和支持的态度。受访者普遍认为，滇越铁路的整体利用不等于全线开发，应当重点打造资源条件和旅游基础较好的区段，主题要统一于整条铁路的文化和样貌，可联合越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适时开通国际旅游观光线路。

基于对岳麓山景区447位旅游者的实地调研，运用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并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发生悖离的因素，并进一步利用ISM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Logistic回归结果看，旅游者的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等相关理性认知越好，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旅游者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对悖离均有负向作用，相关环境情感越强烈，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意愿越一致；在性别方面，男性悖离度高于女性。从解释结构模型结果来看，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是表层直接因素，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是中间间接因素，旅游者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深层根源因素。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POI数据，运用SAR模型识别城市地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本地服务业集聚会受到周边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开通地铁对广州市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提高城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但这种集聚效应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地铁开通对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服务业行业，但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开通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还受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提升作用较明显；而地铁换乘站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要高于非换乘站。最后，建议完善城市地铁网络，加强地铁站点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地铁网络密度和地铁站点间的空间距离以进一步发挥地铁对服务业集聚作用。

为研究高位虾池养殖导致的环境影响，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Agilent7700x型）对海口市东营镇3种类型养殖虾池及其外围沟渠底质中的Cr、Ni、Cu、Zn、As、Cd和Pb质量分数进行检测，用Vario TOC对底质中的TN（总氮）和TOC（有机碳）质量分数进行检测，并对所检测的数值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地积累指数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进行分析及评价。结果表明：1）未清洗的虾池底质重金属质量分数呈现L1层向L4层明显递增的规律；2）虾池L1层底质中Cd呈现明显的累积（污染）现象，其质量分数是海南省土壤背景值5.47~35.18倍；3）地积累指数（I_{\mathrm{g}\mathrm{e}\mathrm{o}}）的评价表明，各样地底质中均有2种及以上重金属达到轻度—中等及以上污染程度；4）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结果表明，底质RI范围值为176.97~1 090.87，各样地综合潜在生态风险程度均达到中等及以上生态风险，其中Cd是主要的贡献因子；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虾池底质中的饵料残留物及对虾排泄物所含的Cr、Ni、Cu、As、Cd、TOC相互之间具有极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以上，表明农户所使用的饵料不同程度地含有以上重金属，同时有机碳是影响底质中重金属富集的重要因素。

利用多源遥感数据，选取危险性、脆弱性、区域综合防范能力因子构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通过H-AHP方法（犹豫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图层叠置法评估模型计算得到高温热浪风险等级空间分布。结果表明：雅万高铁沿线区域高温热浪风险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北部地区风险高于南部地区，西部地区风险高于东部地区。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中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雅加达边缘郊区、勿加泗市和万隆市，中部地区风险相对较低，形成典型的两边高、中间低的“V”型分布。该区域高温热浪风险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中等级风险面积占比将近50%，除雅加达市、勿加泗市、万隆市和芝马墟市外，其余各县均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区域处于中等级风险水平。低风险水平区域面积占比最少，仅为8.10%，主要分布在靠近爪哇海的卡拉旺县北部地区，以及森林覆盖度较高的万隆县西南部和万隆西县西南部地区。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感进行高温热浪风险评估的方法，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温热浪风险评估提供新思路。

以广东省首个土地综合整治示范项目——江门市新会区沙仔岛为例，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Ecosystem Service Value Method, ESV），探讨了土地综合整治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调整及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是提升沙仔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因素。土地整治后，沙仔岛总体生态服务价值以及经济生产、土壤保护、消浪护岸、生物多样性及栖息地保护价值均有所提升，提升幅度分别为250%、587%、20.2%和182%，而洪水拦蓄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87%；在空间分布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增幅呈现出北岛>南岛>堤坝外围区域。土地综合整治将土地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相结合，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文章首先基于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界定了城市功能更新的概念内涵，进而围绕城市功能更新背景与演替轨迹、城市功能更新类型与组织模式、城市更新空间模拟识别与评价、城市功能更新驱动机理与规划调控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城市功能更新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所处阶段紧密相关，更新运作模式体现为政府、私有部门和社区等多元合作倾向，更新判定趋于多源数据融合辨识，更新策略的制定受政策调控力、经济驱动力、市场机制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基于此，伴随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转型调整，城市功能更新研究更加重视对更新实践的科学性认知、空间治理能力的精细化转向、治理理念的人本化回归，并主要聚焦城市功能更新理论体系与实操框架的构建、功能业态演替特征的精细考量、更新调控的因地施策等新时期研究热点。但既有研究主要从城市与区域宏观尺度上对单一功能类型的更新模式进行定性描述，对微观视阈下精细功能业态演替的多时相认知与客观评价仍显不足。为此，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功能更新应重视加强微观空间尺度下功能业态更新模式的多维度量化解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融入系统学研究思想及其综合方法。

政策是保障和推动风景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措施、手段、依据和基本准则。文章围绕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这一主线，从演进背景、政策类型、政策主体、政策主题、政策手段等5个方面，深入剖析其百年演进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和识别其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历经“萌芽酝酿”“起步探索”“成长发展”“转型变革”4个时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历史过程，标志性政策的出台促进与推动政策变迁迈入新的进程；2）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受社会文明与思潮、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交通建设和旅游需求、风景道自身发展等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3）法案、技术指南和研究报告“三位一体”，共同促进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4）历经百年变迁，美国已形成由交通部门主导、多部门跨部门联合、注重公众参与的政策制定主体格局；5）美国已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风景道政策体系，涉及“建管养运”各方面。最后，基于美国经验，结合中国风景道政策现状和问题，提出未来中国应遵循风景道政策演进规律，考虑内、外影响因素，进一步丰富政策类型、设立风景道主管或牵头部门、关注“建管养运”全过程等。

以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为例，基于1960—2019年全国756个气象站点的逐日气象数据集，采用净等效温度（客观评价）与随机问卷调查（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方法，综合比较不同客源市场对该旅游区“热环境”的感知（即热感压力）差异。在此基础上，引入“中性状态”偏差理论，细致刻画客源地长/短期“气候记忆”对游客热感压力偏差的影响。结果发现：1）热感压力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明显；2）随着年龄的增长，高热感压力的比例整体上呈极显著的线性下降趋势；3）热感压力风险的“两极分化”现象说明客源地长期“气候态”与热感压力在空间上相关性较弱；4）同一气候条件下，9 d短期“气候记忆”导致的“中性状态”偏差最为显著。文章细化了气候因素对热带海滨旅游的影响，揭示了短期“气候记忆”才是影响游客热感压力偏差的重要因素，由此建议针对热感压力低风险客源地（II类，14个省份）加大对淡季旅游宣传力度，并根据年龄和性别设计旅游产品，从短期的观光型旅游向度假型的中长期旅游转变，为优化当地旅游淡季景区经营管理和营销策略提供重要的实践导向。

利用2010年海南的政策实践作为自然实验，基于1996—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测度了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合成控制法能够很好地拟合国际旅游岛建设实施前海南省的经济增长路径，通过对比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经济变量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证实国际旅游岛建设能够有效推动海南地区经济增长；2）国际旅游岛建设确实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和投资路径以及供给侧的第三产业发展路径对海南的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服务于中国海岛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实践。

文章关注于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要素的作用关系，建构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框架，并以海南省为案例区开展应用研究。该框架首先对区域产业重要性进行评价并分级，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其次解析了区域产业、人口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强度，最后，基于产业评价结果设定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情景，结合产业和人口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强度评价不同产业结构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即产业和人口的规模上限。结果表明：2016年海南省的经济规模并未超载，产业有进一步发展空间。其中土地资源成为海南省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其次是水环境；海南经济效益较高的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多为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亟需加强水资源的集约利用，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为提升经济发展规模上限，需要培育低能耗、低排放的产业。文章建构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将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联系，其评价结果政策意义更为明确，可为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控制产业及人口发展规模提供决策参考。

为进一步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探索更有效的空间管控方法，从各类生态环境敏感性的形成机理出发，通过选取代表性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模型，综合评估了海南省临高县海岸带生态环境敏感性和地质灾害风险性，并将其与国土规划相结合，对研究区进行了深度空间管控分区分析。结果表明：1）土地荒漠化、土地盐渍化、暴雨洪涝、赤潮、海岸侵蚀均以轻度敏感为主，土壤侵蚀、台风灾害以中度敏感为主，特殊生境、风暴潮和灾害性海浪以高度敏感为主。综合敏感性轻度、中度、高度与极度敏感区面积分别为10 651.28、9 682.11、3 275.29和983.88 hm²，其中高度敏感区以调楼镇分布面积最大，极度敏感区以博厚镇分布最广；2）地质灾害以地震、崩塌、滑坡、地面沉降、砂土液化为主，除地震风险分为风险大区与中等区外，其余4种均只有中等风险区和风险小区，综合风险则有大、中等和小3个分级，其中风险大区主要分布于博厚、东英、波莲与皇桐镇的断裂带两侧各15 m范围区内，总面积为118.86 hm²；3）集生态敏感性、地质灾害风险与国土规划多元视野的海岸带深度空间管控分区，可较好地识别重要保护对象与关键保护区域，并使海岸带获得充分开发与利用。

基于西双版纳18个样本村、612个农户、跨时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测度了2012—2014和2014—2018年2个阶段“投入—产出”结构之间的拟合程度，分析了橡胶主产区农户橡胶依赖的变化情况；并通过构建Tobit模型分析了橡胶路径依赖的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橡胶主产区的橡胶依赖呈下降趋势。2）橡胶依赖符合自增强机制假设。橡胶产出依赖程度具有传递效应，表明橡胶依赖可以逆势调控，可以利用政策补贴等手段增强投入激励，提高本期橡胶依赖，进而提高下一期橡胶依赖。3）收益递增并不必然导致橡胶依赖。农户更加看重未来的期望收益，提升期望收益才能保障农户种植橡胶的积极性。4）橡胶依赖表现为土地依赖。土地种植橡胶后具备了“专用资产属性”，转变种植结构需要付出较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5）橡胶依赖还表现为海拔依赖。主要供给橡胶的低海拔地区，农户调整橡胶种植规模的时间成本较高海拔地区小，更容易毁弃胶林，应将低海拔地区做为橡胶产业政策的关注点。

赣江下游阶地上断续发育着系列沙丘砂－砂质古土壤序列，有助于探讨亚热带地区粒度分维特征对古环境的指示意义。在多次综合考察的基础上，选择南昌市新建区的厚田剖面开展工作，在OSL年代和粒度测试基础上，采用分形理论中的幂指函数关系法分析了粒度分维特征，并将其与黏粒体积分数、平均粒径、冬夏季风敏感粒径、南京葫芦洞石笋氧同位素进行对比。结果表明：1）厚田剖面的沙丘砂－砂质古土壤序列主要形成于末次冰期（14.9—77.0 ka），其中沙丘砂的分维值为2.04~2.62（平均值2.34），砂质古土壤为2.24~2.70（平均值2.51）。2）分维值与夏季风强度敏感粒径呈正相关性，与冬季风强度敏感粒径呈负相关性，且与粒度分选性密切相关，标准偏差越小则分维值越小，反之则越大。3）分维值在垂向上呈现峰谷交替旋回，峰值分别对应MIS2早期、MIS3c和MIS3a阶段，该时期夏季风强盛，气候暖湿，砂质古土壤发育；谷值分别对应MIS2晚期、MIS3b和MIS4阶段，该时期冬季风强盛，气候干冷，沙丘砂发育。说明厚田沙地在末次冰期发生了3次气候冷暖旋回，其中还明显记录了H5、H6的极端寒冷事件。由此可见，鄱阳湖地区的风沙沉积序列基本同步于区域乃至全球性气候变化事件。

基于太湖流域1960—2017年逐日降水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R/S分析等方法，分析太湖流域不同等级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不同等级降水对年降水的影响。结果表明：1）近60年来，流域小雨发生率最高，为73.55%；年总降水量中，中雨量所占比例最大，为32.05%。小雨发生率呈显著减少趋势，暴雨贡献率呈显著增加趋势。2）太湖流域大雨、暴雨的降水量和降水日数都呈显著增加，小雨日数显著减少，小雨强度、年总降水强度显著增强。3）不同等级降水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小雨日数与年总降水日数，以及小雨强度与年总降水强度的变化趋势空间格局相一致。中雨日数、大雨日数、暴雨日数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与其对应的降水量变化趋势的空间格局相似。4）R/S分析结果显示，小雨、暴雨、年总降水相关指标（小雨量除外）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相一致。5）近60年来，太湖流域年总降水量、降水日数、年总降水强度的变化，分别受中雨量、小雨日数、暴雨量的影响较大。在旱年流域年降水量偏少受大雨量减少的影响较大，而涝年年降水量偏多受暴雨增加的影响较大。

为探讨加权光滑样条算法（sspw）在多云雨地区重构高质量NDVI的效果，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对其范围内2005—2015年MOD13Q1 NDVI数据进行重构。为证实sspw在重构多云雨地区NDVI的优势，选取多云雨样区的重构影像进行对比，并将未加权滤波［普通光滑样条（ssp）、Savitzky-Golay（SG）滤波］与加权滤波（sspw、加权SG滤波）重构的NDVI时序曲线进行对比。结果发现：1）sspw能有效重构多云雨地区NDVI。2）与未加权滤波相比，在质量权重的辅助下，加权滤波重构的NDVI数据时间序列曲线更接近原始NDVI上包络线，加权滤波重构的NDVI与原始NDVI线性相关性更强，误差更小；而加权滤波中，sspw比加权SG（Savitzky-Golay）滤波更能抑制图像中的噪音。总体来说，sspw重构的数据误差更小，与原始高质量数据相关性更强，重构效果更好，更适合多云雨地区。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嵌入性理论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以永福镇台资高山茶产业为例，采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法，通过构建关系视角下的产业嵌入性分析框架，分析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嵌入过程及机理，结果显示：1）永福镇台资高山茶企业的嵌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分为社会嵌入、网络嵌入和地域嵌入3个方面。2）行动者—制度、行动者网络—组织间网络、地方—全球三重关系交织于永福镇台资高山茶企业的嵌入过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嵌入过程与结果。此外，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及中介机构在促进企业发展和网络重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本土配套企业的培育与成长，同时应进一步鼓励企业间的交流，促进网络融合，不断提升台资高山茶企业的“嵌入”程度。

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刻画餐饮业空间格局，并构建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探究餐饮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餐饮业空间分布呈块状聚集、多中心发展的格局。其中，西餐业高度集中于内环线以内，呈东西向延伸；快餐业在中心城区和高校集聚的城郊结合部大规模集聚。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餐饮业分布受到人口、经济、交通、空间4类要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大、交通优越、相关业态丰富会促进集聚，而周边业态的混合度过高则会抑制集聚，城市空间结构也会影响餐饮业分布，商圈、中心城区的餐饮业密度更高；中餐、西餐、正餐、快餐4类餐饮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西餐企业倾向于分布在地价较高的地区，中餐企业对交通可达性有更高的需求，正餐企业的分布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快餐企业的分布与各类文娱公共设施的分布有密切联系。

从城市异质性视角，以一线城市上海和二线城市南京为例，基于2013年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和南京市住房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剖析了两地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两个城市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与南京相比，上海青年居民的住房获得存在更大的区位和制度壁垒，受城市区位、户口、制度因素影响更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流动性等市场因素以及年龄、是否育有子女等生命历程因素的影响较小。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户口制度仍然处于精准严控阶段，落户门槛相对较高，另外住房价格高企，上海的青年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中同时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严苛考验。而在二线城市南京，户口政策相对较为宽松，青年群体的住房产权获得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较小，而市场因素更加主导。

以粤东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内部创新基础、外部创新环境、企业战略及企业家精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澄海玩具产业集群转型呈现设计研发与生产制造环节地域分离的“非本地化创新”，以及进军新兴产业并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跨产业拓展创新”两种模式。这些创新实践对集群企业及地区经济带来了积极的效应，不仅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并内化为自身创新优势，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反哺传统玩具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提升。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突破地域和原有产业边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和产业范围展开。

城市大型会展事件对酒店业的空间差异化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关注某一届展会造成的短期且静态化的经济格局影响，较少关注展馆迁址所产生的长期而动态化的格局变化。因此，文章以2008年秋季广交会会展业务整体迁至琶洲为例，探究了展馆迁址对广州市域星级酒店在展会期间营收格局的空间重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计量统计和ArcGIS平台，研究揭示了展会期间广州市域星级酒店营收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在展馆迁址后的8年间，广交会期间的市域星级酒店：1）总体及平均营收均从“单核”转向“双核”格局，营收重心的“东延”“南拓”与展馆迁址在空间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展馆迁址改变了酒店与展会的空间距离，引发住宿需求在空间上的转移，推动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的形成。2）营收变化率随时间呈现出由剧烈到平缓的趋势，且迁出地的变化率小于迁入地。3）迁入地酒店供给增长不足以消化会展期间巨大的住宿需求，而迁出地酒店供给格局在区域竞争中仍占优势，并且特殊的酒店购买模式使得原有住宿需求仍较多留在展馆迁出地酒店，抑制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向以展馆新迁入地为中心的“单核”格局的演变，这使得在展馆迁址后，迁出地酒店业的总体与平均营收水平依然会保持较长时期的营收优势。

以广州市为例，选取中心4个区6 670个采样点（涵盖121个社区）的百度街景图片，从城市建成环境特征探讨了城市贫困识别的可能。首先，训练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街景图片分类模型后，对街景要素进行语义分割，并通过缓冲区分析统计社区尺度的街景指标；其次，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建筑围合感、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和道路开阔感4个街景主因子，并验证其与多重贫困指数（IMD）的相关性；最后，通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61个社区，构建街景预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剩余60个社区进行贫困预测，验证街景指标测度城市贫困的度量精度。结果发现，案例社区的多重贫困指数（IMD）与建筑围合感呈正相关，与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道路开阔感呈负相关；从整体看来，街景预测结果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的空间规律基本相符，而且结果通常比传统测度的城市贫困程度高。这是因为受测度内容、社区类型、街道属性等方面的影响，街景识别方式比较适用于判断建成环境较差的贫困社区。街景图片预测有利于刻画城市贫困人群真实的生活环境，便于对城市建成区进行及时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相互校正、弥补不足。

本文利用广州市范围内的350个表层土壤样品χ_lf、χ_ARM/SIRM、HIRM等14个磁学参数的测试结果，在对各磁学参数分别进行统计特征分析和正态性检验的基础上，对满足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的磁学参数进行趋势分析。利用确定性插值法（包括反距离权重法和径向基函数法）和地统计法（包括普通克里金法和泛克里金法）对14个磁学参数进行空间插值并根据交叉验证法（比较不同插值方法的交叉验证参数）的结果，比较地统计法和确定性插值法的预测误差，从而确定14个磁学参数的最优插值方法。结果表明：1）地统计法中，χ_ARM、χ_lf、χ_hf、S₁₀₀、S₃₀₀、S_-100、SIRM和HIRM的普通克里金法插值效果最好；SIRM/χ的泛克里金法插值效果最好；χ_ARM/SIRM和S_-300的普通克里金法（OK）和泛克里金法（UK）的插值效果接近。OK法作为最常用的地统计空间插值方法，在表土磁学参数上也相较于UK适用范围更广。2）确定性插值法中，χ_ARM、χ_lf、χ_hf、χ_fd（%）、χ_ARM/χ、χ_ARM/SIRM、HIRM的径向基函数法插值效果最优；S₁₀₀、S_-100、S_-300和SIRM的反距离权重法插值效果最优；反距离权重法和径向基函数法均可作为χ_fd、SIRM/χ、S₃₀₀的插值方法。3）综合比较地统计法和确定性插值法，发现χ_ARM、χ_lf、χ_hf、χ_fd、χ_fd（%）、χ_ARM/χ、χ_ARM/SIRM、S₃₀₀、HIRM的空间插值应采用径向基函数法；S₁₀₀、S_-100和S_-300的空间插值应选择反距离权重法；而SIRM/χ和SIRM空间插值建议分别采用泛克里金法和普通克里金法。

文章提出一种完整的全自动化处理框架，基于三维激光点云数据对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场景的杆状目标进行了检测和分类，主要包括3个步骤：数据预处理、杆状目标检测和分类。其中，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采用基于布料模拟滤波算法自动分离地面点和非地面点，然后基于欧氏距离聚类方法对非地面点进行快速聚类，以及采用迭代图割算法进一步分割目标对象；在目标检测阶段，集成先验信息、形状信息和位置导向搭建滤波器，对杆状目标进行检测；在对象分类过程中基于多属性特征，利用随机森林分类器对目标的特征进行计算和分类。并使用3个道路场景数据集进行测试，结果显示，3个数据集的整体MCC系数为95.6%，分类准确率为96.1%。这说明文章所构建方法具有较高性能。另外，该方法还可以鲁棒地检测杆状目标的重叠区域，较为适应复杂程度不同的道路场景。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基于珠三角六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划分流动人口就业类型，从职业布局和多样化指数的角度比较了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三代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差异，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珠三角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不高，就业结构在代际间分异明显。新生代在技术型就业和公司文员型就业上表现出优势，中生代在各行业就业相对均衡，老一代多被束缚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基础型部门；就业多样化水平随代际的升高而下降。2）代际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式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因子为受教育程度、月薪水平和性别；外出务工时间正向影响新生代服务型和管理型就业，工作环境稳定的职业对已婚新生代更具吸引力，中生代对户籍和工作保障因子更为敏感。政府可从代际就业特征出发，为流动人口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针对就业市场中女性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弱势地位，为其提供就业引导，创造健康的就业环境，提高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

近年来，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转向身体、身份认同和象征空间等微观地理，消费空间的性别研究成为关注热点。文章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借助对典型消费空间的实证调查，考察空间性别化特征以及性别因素决定下的空间之权力隐喻关系，总结了人—地互动模式中的性别建构特征。研究发现，消费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见证了女性空间权的觉醒与实践，但女性仍受男性规训与控制；现代女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行为延续了传统的角色定位，公共空间参与度并未显著改变她们的性别角色和在家务上的性别化分工；消费空间再现和建构的性别关系、性别地位是一种典型的隐形歧视，女性处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空间和性别不可分割且互为构成，两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表现实质上是性别权力关系的投射，折射出这一地理空间中两性的宰控关系。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地方与无地方现象，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资本、权力所代表的强权阶级，忽视了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中外游客对香港地方饮食在线评论文本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1）游客的体验评价显示，无论是饮食产品的推陈出新、就餐环境的多元装饰，还是餐厅服务的内容形式，香港饮食文化都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全球化特征，在保留传统特质的基础上也吸纳了外部文化形成创新，甚至衍生为新的地方特色产品，两者的共存与转换不仅说明地方和无地方的互相包容与促进，还呈现出两者对于全球化的反作用，地方性从而在内外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文化内涵。2）人的主体因素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强权阶级借助资本、权力等因素施加影响，以游客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弱势群体通过消费选择对资本、权力产生主体凝视的力量作用，引发其对地方与无地方元素的营造，这是“全球意义的地方”得以形成的关键。

以农户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关系为研究视角，选取地处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广东省乐昌市的8个地形地貌相似、但发展存有差异的村庄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其2005及2018年农户福祉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耦合分析。结果表明：1）2005—2018年，农户福祉水平各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农户收入水平、居住条件等显著增加，其评价值分别由2005年的0.294和0.245增加到2018年的0.385和0.422，同时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意识逐渐加强。2）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识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对文化服务功能的感知有较大的提升，其感知值由2005年的0.251增加到2018年的0.370。3）生态系统四大服务功能与农户福祉水平均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其中供给服务、文化服务与农户福祉的关系密切。4）加强提升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能力，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低影响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维护与农户福祉的提高，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和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