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球化的蔓延，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已成为地区发展转型研究中的国际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推动下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Desakota）”混杂空间。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地区产权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更新政策的差异，城市中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的新空间现象。基于此，文章从区域农村城镇化的特殊条件出发，结合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结构的制度背景，探索珠江三角洲“Desakota”形成的内在因素，并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后危机时代，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匹配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为不同地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机会。实证分析部分以东莞市为例，通过夜间灯光数据探索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典型地区的案例分析，从产权视角切入分析地区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土地是决定地区发展方向的本质性因素，城市中产权明确且结构单一的国有土地有利于更新置换并实现再增长，而产权零散、用地混杂的集体土地往往因改造成本高而难以推动更新发展，地区出现“穿孔式”收缩。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首先从人口、经济、用地3个维度综合考察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全貌，并采用县区及街道2个尺度的数据定量描述了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特征与空间格局，发现武汉市下辖青山区、硚口区、汉阳区和蔡甸区存在局部较严重的收缩现象，空间上形成集聚，形态上呈“穿孔式”。进一步以青山区为案例，着重从资本视角探讨发生局部收缩的内在机制，发现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但局部收缩的主因是资本从产业部门的“逃逸”。

通过对日本网络型紧凑城市规划的发展机制、发展政策和代表性案例——富山市和宇都宫市的探讨，归纳总结了日本中央和地方城市政府的收缩城市规划战略政策和空间重构规划方案，借此为陷入收缩境况的中国城市在战略取向和空间重构方面提出有益启示：1）勇于接纳和面对人口减少和城市收缩这一客观事实，积极采取激活城市收缩所带来的机遇的适应性战略，而不是采取促使人口再度增加的应对性战略；2）充分考虑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并存的城市收缩时代特征，通过城市功能集聚的“据点化”战略和公共交通系统主导的“网络化”战略，构建多中心连接的网络型紧凑城市空间结构；3）根据人口数量变化预测结果，动态地推动城市规模的精明收缩，开展匹配存量规划或减量规划的规模适当化规划。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出现城市收缩现象，东莞城市政府出台了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吸引人口定居、改善人口流失情况。然而，在政策实践中，不同特征人群对于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程度或有差异，但已有研究鲜有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文章从市民视角评价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重点对比未入户外来人口与已入户人口的政策满意度。基于2013年东莞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外来人口对于东莞城市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体外来人口中，高学历、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住房差别待遇、满意治安环境、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群体，对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对比未入户与已入户两类人群发现：已入户人群比未入户人群对于政策满意度更高；未入户人群对于住房、教育以及治安环境的关注更为明显；已入户人群则更为关注情感维度与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