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献梳理及长期实地调研经验积累，提炼总结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并根植积极心理学探讨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结果表明：1）结合城乡关系演变的时代背景及“U型”曲线理论，可研判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外来文化进入期，居民外在行动积极配合，内在感知具有外来文化偏向和发展期待；文化碰撞调适期，居民外在行动上文化冲突与矛盾频发，引起内在心理负面情绪及文化同化；文化整合期，目标为经历磨合后居民在外在行为上积极主动配合，能传承自身文化并寻求进步，内在感知上心理满意度不断提高，拥有文化自信和积极开放的文化认知。2）援借积极心理学研究理念，基于过程机理的不同阶段，提出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多元主体协调及预防监督机制3方面创建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从跨文化互动技能、主人翁观念以及灵活开放的文化认知3方面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系统；从文化认同、游客正向凝视和社区关怀3方面营造积极的情感体验系统。

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通过旅游减速实现体能恢复和精神重塑成为生活潮流，但理论上在旅游情境中消费者如何体验和实现时间的减速尚未得到研究。文章选取在旅游者眼中独具慢生活体验魅力的丽江古城为案例地，结合网络游记和访谈的文本材料，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慢生活体验的内涵和发生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是旅游者在解脱需求、记忆和情感的唤起下前往古城旅游目的地，享受时间流逝的沉浸式体验过程；2）时间实践、空间实践和意义赋予是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的主要方式，贯穿旅游者慢生活在场体验的全过程；3）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包括精神唤起、状态松弛、生活沉浸和价值实现4个阶段，各阶段相互联系共同推动旅游者减速体验的实现。文章从微观层面的旅游者出发，构建了古城旅游情境下的慢生活体验模型，为深入理解旅游者的减速体验提供了新的思考，同时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旅游的对接。

如何通过关系营销激发顾客公民行为，是民宿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归因理论，以关系质量（信任和互惠）为中介变量，动机归因（利己与利他）为调节变量，探索民宿关系营销（信息沟通、人情投资）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Credamo平台收集322名民宿顾客的数据，结果表明，1）民宿情境中的顾客公民行为由帮助行为和容忍行为2个维度构成；2）民宿的关系营销对关系质量和顾客公民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关系质量在关系营销和帮助行为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4）动机归因在关系营销对容忍行为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在实践上拓宽了关系营销理论的旅游应用场景，有助于民宿维护好主客关系并激发顾客公民行为，为民宿旅游服务及产品开发提供参考。

基于自传体记忆理论和自我扩展理论，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挖掘旅游记忆建构维度的基础上，探讨旅游记忆建构对旅游者自我概念扩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记忆是旅游者在场体验后，经个体筛选和重塑所形成的难忘的自传体记忆，呈现深刻性和动态建构性，其建构维度包含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情感涉入3个方面；2）旅游记忆中的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积极情感涉入有助于促进旅游分享行为，旅游分享又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的扩展；3）在旅游记忆建构对自我概念扩展的直接效应中，认知评价和互动感知对个体和社会自我扩展皆具有正向作用，而积极情感涉入仅对个体自我扩展具有正向作用，其通过旅游分享间接影响社会自我扩展。

基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内涵，结合革命老区地方实践和地域特色，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编译出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科学构建了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以传承、保护与利用红色文化和资源为任务，推动经济发展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为路径；2）评价指标体系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城乡协调-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内外开放-红色文化”7个维度40项指标所构成；3）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且省域边界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4）创新驱动是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重要来源，而生态文明对于现阶段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尚未体现足够的驱动力。研究对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以海口北港岛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文本编码归纳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村民生计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形成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政策引导、游客进入、人力资本、地方情感、生计满意、经济资本和家庭压力是影响村民生计转换意愿形成的主要因素；2）游客进入和地方情感是推动生计转换意愿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单影响因素均不构成充分必要条件；7个影响因素共产生4条组合路径，按其内在逻辑可将村民生计转换意愿形成路径划分为个体认知导向、家庭责任驱使和外部环境推动；3）旅游发展初期村民生计转换意愿的形成机制中，个体认知导向逻辑有最高解释力度，家庭责任驱使逻辑次之，外部环境推动逻辑最低。常驻与非常驻村民在主观层面对生计转换意愿形成路径上的差异造成不同村民群体在意愿上的强弱分异，成为当地生计转型受阻的主要原因。

选择处于探查阶段的海口市北港村为案例地，以决策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居民视角下由理性层面的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非理性层面的地方感组成的概念模型，使用AMOSS和SPSS软件量化探究上述因素对探查阶段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在旅游发展探查阶段，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旅游发展潜力认知不仅通过直接和中介作用对居民支持度产生影响，还对积极、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产生不同程度作用；2）地方感强的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较易受旅游发展潜力认知调节，而居民对旅游消极影响的感知不易受其他因素调节；3）在居民的主观选择决策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在同构关系下，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各自独立又彼此交融。

以风险边缘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依据，以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为案例地，以风险偏好者为调查对象，引入情绪和体验质量作为中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对冲浪者的情绪唤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情绪在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情绪至关重要。2）体验质量在情绪对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略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冲浪旅游经营者不仅要充分调动冲浪者的积极情绪，更要想方设法让冲浪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冲浪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吸引冲浪者重游。3）为促进冲浪旅游可持续发展，日月湾应以风险偏好者为重点营销对象；建立冲浪俱乐部（店）管理规范和冲浪教练考核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护航冲浪体验；助力成功冲浪，激励积极情绪。

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原住民这一旅游供役地权利人（弱势群体）的主位感知视角，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以洱海西岸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及参与正义维度3个维度共13个测量指标进行表征；2）村民对洱海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处于中立范畴；3）破解湖滨旅游地空间不正义症结，关键在于对湖泊及其湖滨区旅游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并通过建立向旅游经营者开征“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并经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在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与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斐济和瓦努阿图的华侨民宿为例，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爱彼迎化实践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1）爱彼迎化形成了偏离型、游离型、磨合型和契合型4种实践模式的连续轴，在群体属性、行为意向和短租实践方面呈现异质性；2）跨国民宿主利用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维持中产阶层地位甚至实现阶层的向上跃迁，展现了基于数字平台支持的资产经济民主化进程，在此进程中没有引致直接最后居民失所；3）短租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经济，并逐渐转向非标准在线住宿代理商。

从旅游经济联系视角提出城市群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11—2019年北部湾新兴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逐步加深，2019年联系总量是2011年的37.42倍，旅游经济联系结构由松散发展为多核心网络结构。2）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密度翻了6.01倍，网络结构从松散联系型转变为较紧密联系型，旅游经济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边缘区内部的旅游经济联系仍较弱。3）城市群中心性由严重两极化及城市间发展地位悬殊，演化为较均衡发展态势；从以南宁为单一中心，演化为“3中心-7节点-5边缘”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南宁、湛江和海口是北部湾重要的旅游中心和增长极。4）北部湾城市群历经雏形期进入成长期，目前尚未成为成熟期城市群，研究提出“政府推动+交通联动+产业互动”的北部湾城市群优化发展机制，以期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

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15个典型海洋国防旅游景区的相关网络文本数据，从官方投射和游客感知2个角度对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进行解析，并在Jaccard距离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对其传播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北部沿海地区的文化和军事形象更为鲜明，东部沿海地区的航海与教育意义较为突出，南部沿海地区的历史性和国际化特征尤为显著；2）中国海洋国防旅游的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均聚焦于旅游范畴，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各景区侧重对完备形象的塑造，强调自身社会教育价值，而游客则对互动体验性高的活动项目感知印象更为深刻；3）主导型和协商型为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的主流传播模式，其中主导型模式主要体现在国家认同方面，并通过具体的文化资源、教育活动等加以呈现，协商型模式则在旅游活动和旅游基础设施节点上较为显著。

截取武汉解封前后共1个月的微博数据，探讨因疫情带来的共情、目的地形象变化对后疫情时期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和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武汉的共情以积极情绪为主，占比85.09%，武汉的目的地形象要素除了“热干面”和“樱花”，还因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顽强精神及巨大牺牲，被赋予新的“英雄”形象；总的来说，人们对武汉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疫情本身转化为一种特殊吸引物。假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共情能直接影响旅游意愿，但在目的地形象加入模型后，共情对旅游意愿的作用被完全中介，其效应量为0.191。综合来看，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需要做好积极情绪引导，对旅游业而言，积极情绪意味着较高的旅游意愿，但是，在共情和旅游意愿之间，需要重视目的地形象的完全中介作用，其在联通情绪与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为充分把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的行为变化，利用网络游记，基于旅游进展的时间逻辑构建乡村旅游行为模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浙江省乡村旅游者的行为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行为包括行为动机、体验行为、评价感悟行为3个阶段，其框架可从行为时间、行为环节、行为内容、行为层次4个方面组织；2）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乡村旅游造成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下催生出包括疫情压抑反弹、逃离疫情阴霾、门票特价诱惑、寻求安全区域、出行时间限制和出行空间限制在内的六大新兴乡村旅游动机；3）旅游实际体验中，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游客体验行为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体现在交通选择行为、拥挤感知程度、消费行为、管理体验行为上，景区游客数量、景区管理措施、景区消费场所的改变能相应地影响旅游者行为；4）疫情下出行需求与现实矛盾激烈影响旅游者的情感，游客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流空间网络是在疫情作用下发生的“城市―郊野”双向动态变化的双环结构，可能会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散点发展态势。最后，提出后疫情时期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郊野旅游，加强城市―郊野旅游合作、打造联动性旅游融合圈，加强境内外旅游合作、建立旅游营销数据库精准引导出游等对策建议。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构建具身节奏的旅游研究框架，以广东省清远市的漂流旅游者为样本，采用定性方法探究了其身体作为“节奏反映器”在日常世界、旅游世界以及两者间转换的节奏状态，并重点分析了旅游情境中个体的具身节奏周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漂流者的旅游动因主要是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奏的失衡。2）进入漂流旅游情境的个体通过身体来感知多重节奏并在与其互动中形成自我的具身节奏，且该具身节奏具有周期性，分为适应期、沉浸期、痛苦期、留恋期；此外，影响漂流旅游者具身节奏体验的因素包括景区自然环境要素、景区人工环境要素、旅游者机能要素、旅游社区要素。3）旅游情境的具身节奏与日常世界的日常节奏具有互构动力，漂流旅游活动通过营造异质空间镜像，让个体在旅游活动中克服焦虑、担忧等与工作生活节奏失衡中相似的负面情绪，进而实现自身活动内外的节奏平衡与自我认知的重塑、提升。

以中小学生自然教育研学旅游作为具体情境，基于539份家长问卷数据阐释研学旅游动机与价值感知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成本感知和风险感知探讨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家长感知的研学旅游动机越强烈，越容易感知到研学旅游产品所传递的价值，验证了研学旅游情境下动机对价值感知的积极影响，也形成了对动机与价值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补充。并且，这一动机除了直接作用于价值感知外，还会通过成本感知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价值感知，揭示了中国家长对于教育价值的重视会削弱其对“利失”的感知。此外，进一步验证了风险感知的积极影响，即家长感知研学旅游的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动机对价值感知的积极影响越明显，且会抑制成本感知对价值感知的负向作用，但风险感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其对成本感知与价值感知间的抑制作用将不显著。因此，面向需求设计打造产品，突出产品价值、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把控活动安全、合理制定价格，获取家长群体的认同接受，将是研学旅游进一步拓展市场的重要考量。

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理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回答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否促进当地居民获得幸福感及如何促进幸福感获取的问题。研究表明，知识越丰富的旅游地居民越容易获得生活、工作、心理与人际等方面的幸福感，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对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且证明了主客互动能够在地方性知识与幸福感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的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居民幸福感形成中的作用，且从主客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地方性知识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实践上，强调培养地方性知识和提高主客互动质量在提升遗产地居民幸福感中的重要性。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