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在转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原本属于企业的行为特征，并创造了“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和独特空间现象，被广泛称为“地方企业主义”。随着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攻坚期，探索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和地方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路径，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从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切入，系统梳理地方企业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从战略、话语和方式等3方面构建中国地方企业主义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的差异化“身份”视角入手，梳理中国地方政府为实现企业主义治理而采取的实践策略，总结了中国地方企业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性”。研究认为：1）相较广泛参与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的地方企业主义更具行政干预的色彩，各地政府凭借其在行政、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垄断性权利在地方的企业化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分权化改革虽然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权责，但国家的干预仍无处不在，地方企业主义战略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家权力；3）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地方企业主义的内涵和外在形式不断扩展，经济增长不再是地方发展的主旋律，如何在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成为现阶段政府的重要议题。最后，对企业化治理的可持续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地方企业主义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拓展方向。

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内旅游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西江千户苗寨的观察，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收集原始材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抽象出疫情影响下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规律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组织能力和影响因素共同解释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的由来和强弱，且从组织内外共同作用于韧性的形成和塑造；2）组织能力是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形成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即韧性组织具有观察环境、预判影响、危机应对和反思学习等基本能力；3）初始资源、社会资本和纾困措施等因素在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其谋求组织生存、构建韧性潜力和塑造组织韧性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手段。

运用连锁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网络，分析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关联格局。结果显示：1）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数量增长迅猛，企业跨城市联系增强，深圳、广州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关联网络的控制中心。2）城市群整体关联结构从2005年的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单三角形转变为2020年的广-佛-深和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双三角形，网络密度提升，不对称性减弱，由单区域中心向多区域中心转变。3）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间差距明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网络联系最强，金融业最弱，制造业居中，深圳、广州双核心地位凸显，肇庆、江门位于网络边缘。4）推动城市群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进一步增强城市间数字经济合作，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边缘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基础设施；在细分行业上统筹规划行业布局，促进各行业均衡发展，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合力。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形成空间存量的治理模式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棘手难题。空间存量中的领域化过程，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地影响着不同群体的生命政治。文章在领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福柯生命政治的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空间关系—生命政治”三方耦合互动的领域政治框架。通过对普通工人、中层管理者和高层董事的半结构访谈及问卷调查，探究基层治理领域化过程中工人的生命政治变迁规律。结果表明：产业园区的经济属性塑造了工人、中层干部、高层董事三方不同的生活、生产的空间关系，导致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本积累产生差异。同时，工人经历了自我主导到经济依附再到全面依附的生命政治过程。政府一方面需要完善薄弱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减少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培养社会组织能力，实现工人自我推进社会服务。文章对理解工人生计演变提供了地学理论视角，描述了不同阶层在空间分布上如何形成生命政治的差异。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以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为例，首先，构建站点区域的住宅价格拟合模型，其次，解析住宅的空间增值规律与各拟合指标的溢价效力，并进一步提取站点区域住宅项目溢价增值特征，最后梳理价值捕获机制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表明：1）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显著，并随距轨道交通站点距离的增加，住宅价格不断衰减。2）不同指标要素对站点区域住宅溢价效力不同，其中区位交通层面指标的溢价贡献最大，其次是邻里环境层面指标，建筑形态层面指标的贡献最小。3）依据模型得分结果构建四元组对站点区域进行评估，能识别站点区域的溢价规律与地理效应，建立轨道交通站点区域溢价效应与价值捕获的系统联系。同时基于合肥实践，针对中国公有制土地制度，通过剖析轨道融资与溢价捕获的互动关系，提出了适应性的土地利用策略与溢价分配方法，以推动轨道交通溢价归公、城市居民共享地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应的企业特性导致大城市出现郊区化、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2014—2018年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呈下降趋势。

以“后危机时代”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2）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基础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东部城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部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则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信息服务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最为显著，商务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其他行业弱。

利用1998—2020年百度资讯中关于时间银行成立的新闻报道，通过人工判读，提取其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分析时间银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银行在中国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数量上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第三个时期增幅最大；2）在城乡分布上，时间银行大多集中分布于城镇地区，并逐步向乡村地区发展；在省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省份均已进行过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其中以江苏、湖北、浙江、广西等4省（区）数量最多；3）在空间分布上，时间银行最初呈现小范围零星分布，后逐渐发展为长三角、中原地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基本集中于胡焕庸线以南，总体为“东南密-西北疏”；4）在空间关系上，时间银行从最初的空间发散逐步发展为空间集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且趋于稳定，空间均质性逐渐增强，异质性逐渐减弱；5）时间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养老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志愿队伍建设以及数字技术水平等，其中第一个时期养老建设水平较为重要，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最后，建议加大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指标的依赖，从而为其在农村、西北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平衡发展提供可行性路径；也应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引导多方参与，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造成极大的冲击。在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展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这为研究中小企业经济韧性重塑提供了契机。结构和能动性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两种因素，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结构因素的作用，对于不同经济主体在危机中的能动性则关注较少。通过对东莞市43家中小制造企业的访谈，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能动主体的响应与行动，运用能动性视角对较短时期内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并构建“结构-能动性”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影响经济韧性重塑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经济韧性并不是经济主体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其形成过程从冲击发生开始先后经历认知―适应―重塑3个阶段；重塑经济韧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得到发挥，也受到产业经济、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基于揭示能动性因素在塑造短期经济韧性关键作用，总结出3个方面的理论启示：注重短期适应与长期变革的转换；强调能动性对结构因素的塑造；关注能动主体与外部联系的耦合。

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了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现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衡量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分析影响经济和社会升级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过程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影响2个系统升级过程的重要因素；2）2006―2019年珠三角2个系统的整体耦合度呈现“U”型演变的态势，由高水平耦合阶段降至磨合阶段再恢复至高水平耦合阶段；3）2006―2019年珠三角9市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升级系统和社会升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逐渐增强；4）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外商投资和政府治理对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则起负面影响作用。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以中国2017年公映的305部“院线电影”和上线的1 025部“网络电影”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维度比较分析了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差异，并运用计量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测度了互联网对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互联网没有带来地理终结。两类电影企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都高达0.9以上，皆存在高度聚集，但网络电影企业空间分布相对略微分散。2）相对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产业网络联系的规模和平均最短路径皆更大，连通度和中心势皆更小。3）计量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集聚的电影生产企业更多，尤其能对网络电影企业产生更强的吸引。QAP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建立产业网络联系，尤其是建立“网络电影”生产的分工联系。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录的1982－2020年7 260篇期刊论文及其参考文献，借助CiteSpace绘制国际经济地理学的知识图谱，梳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结果发现：1）知识基础的演进轨迹遵循了新区域主义——制度、社会、文化、演化转向的时序变化，21世纪以来，关系、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经典文献成为主要的知识来源。2）研究热点突出，创新和增长始终是研究核心，近年来韧性、全球生产网络、金融地理、全球城市、不平等、企业家精神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3）研究前沿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4）研究空间呈现英美主导的两级格局，大部分国家仍处于边缘地带。5）国际经济地理学呈现明显的数字转向、可持续转型趋势，新冠疫情对学科走向也有一定影响。借鉴国际研究经验，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加强理论创新并提出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推动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加强从社会学视角解读社会经济活动的地理学意义。

从产业环境、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012—2018年省域尺度电影产业进行综合评价，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2—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显著提高，“T”字型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其发展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格局趋同性特征显著；2）电影产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凹”字型特征；3）电影产业规模上升较快，形成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4）产业效益增长显著，空间分布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逐步明晰；5）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省际之间差异大，均衡化演变趋势逐渐显著，影片制作发行和票房收入是导致省级电影产业指数差异大的主要原因；6）电影产业的发展及其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驱动为主，人口、政策、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