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处存在。既不能以牺牲珍贵文物为代价,换取旅游业的发展,也不能因为保护而拒游客于门外。为此重申“中国原则”,即以“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准则。对石窟文化的保护,初步解决了游客拥挤对壁画、彩塑的潜在威胁,加强了对风沙侵蚀危害的防范,但仍然面临许多社会和自然环境问题。古城遗址的发现,涉及对古环境反演的科学问题。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信息,联系古自然环境变化和人文影响、物质传播的大背景,可能有助于开豁诠释、论证古代文明和古文化的新思路。破解中原许多古城遗址之谜,也需要从重建、虚拟古环境着手。古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也要考虑适应现代环境与生态功能,适度采用现代新工艺和新材料。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运用环境遥感监测技术,不乏成功先例。作者建议,进一步推广田间考古格网的经验,构建多层次的格网管理信息系统,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能力建设与现代化。
利用137Cs示踪法,研究了东北黑土耕作土壤的流失厚度和速率,探讨了水土流失对土壤机械组成、有机质、土壤水分、容重及其N、P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侵蚀坡面137Cs的分布深度在0～25cm,137Cs的活度在1246.05±85.90～1499.45±101.73Bq/m2,侵蚀厚度可达0.316～0.433mm/a,侵蚀强度3033.6～3940.3t/km2·a,已属于中度侵蚀水平。水土流失造成土壤质地粗化,从坡顶向坡底,耕层土壤有机质增加、容重变化不大,含水量增加,土壤养分的“贫化”现象明显。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三江平原北部的浓江、别拉洪河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开荒,使湿地面积迅速减少,同时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湿地环境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本文应用景观生态学的方法,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分析1954、1967、1976、1986以及200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揭示研究区50年来的土地开发和湿地退缩过程。着重进行1954年与2000年、1976年与1986年景观的对比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湿地面积退缩的原因分析,指出1954年以来人类开发活动是该地区湿地面积退缩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海面-地面系统研究的视角出发,介绍了由滑动底界计算、分段沉积速率计算、古地面高程计算和模拟结果验证等四个基本模块构成的海面—地面系统模型的基本构架,阐明了该模型的数据分类系统、基本功能目标及其实现的技术系统。初步建成的该系统模型,可以通过对海面变化、沉积作用、地壳运动等多种控制参数的调控,自动生成相应控制条件下任意指定时刻或时间段的二维、三维古地形图等多种形式的图件,因而可以用以对三角洲平原古地貌和海陆关系演变历史进行动态演示,并且为专业人员开展三角洲古环境反演研究和虚拟实验提供一种新的平台。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际资料,运用该模型对最近一万年以来的海面—地面变化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模拟试验,从模型输出的分层设色古地形图和三维彩色地貌晕渲图来看,效果良好。
本文在RS和GIS支持下研究了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地区1985年至20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格局及其影响因子。该区域的海岸区位对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近岸带变化较剧烈,远岸带变化较小,且具有不同的变化特点。海岸带管理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程度和特征存在重要影响,开发区土地利用变化较剧烈,其变化类型受开发方式及其目标影响;保护区主要是大片沙丘转变为林地和草地。
本文基于ArcGIS平台,以LandsatTM影像解译得到的三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结合统计分析工作,对无定河流域20世纪90年代土地利用数量、类型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分析得出,前后2个5年间,无定河流域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土地都是先减少而后稍有增加,草地则是先增加后稍有减少。在10年尺度上土地利用总的动态特征是,耕地与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林地、草地面积增加。前5年无定河流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85%,未利用土地和草地的年变化率较大,耕地与水域年变化率较低。后5年无定河流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3%,林地与未利用土地年变化率较大,耕地与水域变化率较小。最后引入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反映出无定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以鲁西北地区县级1∶5万土壤类型图图斑作为基础评价单元,根据农户现有的投入水平,采用“调查法”模拟分析农业土地资源的现实生产力,并与统计资料和“机制法”模型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实投入水平下鲁西北地区夏玉米单产略高于冬小麦单产,对冬小麦的投入从整体上来看相当于中等投入,但又存在着区域差异。对夏玉米的投入具有南北向的差异,由南到北投入水平逐渐降低。鲁西北地区土地现实生产力以宁津县最高,庆云县最低,与“机制法”模型模拟结果比较,各县市之间土地生产潜力差距较大。由此可以说明,各县市土壤质量本身对土地年生产力的大小起着重要作用,进一步证明“调查法”能充分反映土壤在土地综合性质中的主要作用。
通过对北京市菜地、稻田、果园、绿化地、麦地以及自然土壤6种土地利用类型共595个土壤样品的调查分析,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镉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绿化地、麦地以及自然土壤与背景值没有显著差别;菜地、稻田、果园的镉含量显著高于背景值。6种土地利用类型中,菜地土壤的镉含量最高,其次为稻田和果园,绿化地以及麦地土壤镉的含量最低。与土壤基线值相比,果园样品有9.5%的样品超出,绿化地与菜地分别有7.7%和4.6%超出。在全部土壤样品中,共有19个样品超标,超标率为3.2%。石景山、门头沟、丰台、海淀等地区的样品超标较多,应该合理规划这些地区的农业土地利用。
流域的水质管理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数学模型以其定量计算和动态操作在流域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美国EPA开发的HSPF(HydrologicalSimulationProgramFortran)模型,选取云南滇池流域作为案例,给出非点源污染模型流域水文水质的模拟过程。首先在子流域划分的基础上,完成数据库的建立。参数估值主要依据流域性质、先前经验值、其他模拟研究和文献中的取值。参数优化、模型校正和模拟验证是采用流域河流出口流量和污染物浓度值完成。最后用校正后的模型计算了滇池流域河流入湖流量及各子流域污染总负荷量与非点源污染负荷量。
用频率分析、逐步聚类和最小二乘拟合等方法研究了天津地区表土中蒽和芘含量的频率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两者都呈双峰分布,其中蒽的双峰特征尤为典型。可以用双高斯密度函数很好地拟合经对数变换的实际观测数据,证明天津地区蒽和芘都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对数正态分布总体。根据拟合频率密度函数求得的蒽的两个子总体几何均值分别为2.73±2.17ng/g和26.52±1.55ng/g,芘则为11.05±2.11ng/g和82.52±3.24ng/g。芘的两个总体在空间上的分异比蒽更明显,其高值总体主要集中在城区、近郊区和开发区,而蒽的高值总体仅有局部聚集的一般趋势。芘与芘/苯并[a]芘之比的空间分布特征十分相似,表明两个芘含量总体并存的原因与排放源特征有关。
本文应用因子克立格分析方法,分析了天津表土16种PAHs之间多尺度空间结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天津表土PAHs在空间上可以划分三种尺度:块金尺度(0～5km),小空间尺度(5～10km)和大空间尺度(10～50km)。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16种PAHs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相关性,具有空间尺度相关性。这种空间尺度相关性,是由于不同的空间污染过程造成的,有助于下一步的多尺度空间污染源的判断和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的识别。
对山区进行旅游保护性区划,是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时空推进上的具体落实。遵循山区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的地域分异规律,采用自上而下的自然环境要素宏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生态、经济旅游等要素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避免了仅仅对指标数据的简单聚类,又克服了传统区划中缺乏对人类经济活动影响分析,以及行政区域不完整、可操作性差等问题,使区划的结果综合程度更高,对山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更具有指导性。以典型山地县龙门为例,进行旅游保护性区划,确定旅游的重点开发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作为传统历史文化旅游地,古村落正备受关注,旅游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由于游客量增长迅猛、客流时间分布极不均匀以及古民居容纳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景区超载、旅游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对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逐渐增大,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问题日益凸现。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研究案例,进行了实地调研工作,在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展开分析,计算了西递景区不同季节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
论文通过对湖南省四个县市1200个农村居民抽样调查,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旅游的认知特征,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普遍较好,但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对旅游的认知差异较大,农民接受旅游信息的渠道还较单一。(2)农民出游动机出现多元化,但出游目的较为集中,旅游偏好受年龄和经济来源的影响较大。(3)农民的出游愿望很高,出游时间充裕而且较集中,但出游预算比实际花费明显偏高。(4)多数农民出游的主要限制因素还是可自由支配收入,而担心影响农业生产和不能照顾家庭也限制了中青年人外出旅游。
本文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南翼绍兴县的区域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归纳了其城市化的特征,说明该县也具有典型的半城市化地区特征。作者认为,在后发展国家,人口稠密地区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半城市化现象;这类地区的小城镇还将经历“自下而上”逐步逐级的集聚发展;分散状态的半城市化的行政区需要加强其中心城市建设,但需与上级区域的城镇体系发展相协调,不宜构造超越其服务区域的大型城市。
中国城市社会区分异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是讨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城市社会区分异现象。本文以南昌市为例,利用分街道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20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的城市社会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住房状况、文化与职业状况、家庭状况和外来人口状况是南昌城市社会区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家庭状况因子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同心圆模式和扇形模式的复合特征,其他因子的空间分布则具有扇形模式的特征。根据主因子的分布情况,南昌城市社会区可以划分为七类,社会区的空间分布形成一种同心圆和扇形的复合结构。
回顾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历史,选取10项影响其直接投资潜力的要素指标,构建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认为:(1)广东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总体上呈稳定而缓慢的下降趋势。(2)无论是潜力还是业绩,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一直是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高水平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商直接投资分散化空间分布趋势主导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散化趋势。(3)广东省大部分地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水平的增长快于潜力水平的提高,但广州、深圳和佛山等中心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都不同程度地滞后于潜力。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力量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发区的投资为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与地方生产体系链接的过程与方式。文中将其概括为滚动式、结盟式、跟随式等三种模式。不同的投资模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开发区的投资强化了其全球生产网络,但与地方生产体系的联系有待于强化。这要求地方在推动开发区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发展自己富有活力的生产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跨国公司网络的对接。
随着竞争日益复杂化,企业之间纷纷从对立型竞争转向合作型竞争,并由此对企业的空间行为、空间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对于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的企业合作活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落后很多,特别是有关企业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更少。企业合作可以分为研发合作、生产合作、营销合作、资金合作等不同模式,他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如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加快区域生产要素的流动,通过蛙跳效应、涓滴效应、网络化效应等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也可造成落后地区在合作过程中对发达地区的过度依赖,并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污染转移,影响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
华北地区在全国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又是水资源矛盾十分突出的地区。针对华北水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于2001年11月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华北地区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研究”。项目的总目标是:抓住21世纪华北水资源研究的三个关键性问题,即在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循环、农业节水和水资源安全,开展科学研究,推动我国资源与环境学科水循环水资源安全的知识创新,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队伍,为华北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该项目在首席科学家夏军研究员、刘孟雨研究员的主持下,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为主,汇集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