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强调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正在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到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 ,分析了我国“人地关系”变化的严峻态势。指出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阐述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在我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 ,并对如何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进行了探讨。
阐述了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的资料来源及其计算机化的规范 ;介绍了以计算机、数据库等为技术手段的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的建设方案及数据库的主要功能 ;展望了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的应用前景
探讨人地非线性关系可以揭示地理系统空间复杂性的许多简单本质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地理信息系统 (GIS)为技术支持 ,建立以细胞自动机 (CA)为核心的综合集成模型 ,将成为人地关系复杂性研究的主要方向。建议在CA GIS集成技术的基础上 ,一方面引入人工神经网络、进化算法、多重智能体系 (MAS)以及后现代数学分析方法 ,另一方面面向具体研究对象开发包括自然、人文地理要素在内的集成区域动力学模型 ,据此发展智能化综合集成模型体系 ,形成人地关系复杂性的模拟研究实验室。本文提出了开发智能化CA GIS模拟方法的初步设想。
黄河三角洲发育是河口区河流动力及陆域物质通量与海洋动力及海域物质通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三角洲造陆速率取决于上述两方面的对比关系。当上述两方面处于平衡时 ,三角洲造陆处于临界状态 ,即净造陆速率为零 ,与之相联系的入海泥沙量和径流量可视为黄河三角洲造陆过程的临界水沙条件。运用经验统计方法估算出 :当入海年沙量Qs为 2 78亿t/a、入海年水量Qw为 76 7亿m3时 ,或者当关系式 3 1934Qs+ 0 0 85 6Qw=17 94得到满足时 ,黄河三角洲造陆过程处于临界平衡状态。在黄河流域的环境管理中 ,应将上述两项临界值作为约束条件。黄河流域生态用水量的内涵应予以扩展 ,维持三角洲造陆平衡所必须的入海径流量 ,应作为黄河流域的生态用水量。
在黄河中游地区 ,选择了 5 0多个面积约 5 0 0～ 2 5 0 0平方公里的水文测站流域 ,分别代表 6种不同自然地理类型 ,在流域沟壑密度、沟间地坡度小于 15°面积百分比等地貌形态指标量计的基础上 ,进行了流域产沙量与地貌形态指标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类型流域 ,流域产沙量随流域地貌的变化遵循不同的响应规律 ,而且视流域其它下垫面环境条件的均一程度 ,其相关程度和响应速率各不相同。受地面物质、植被、地貌发育阶段等流域其它下垫面环境条件的制约 ,除沟壑密度外 ,流域产沙量与流域地貌形态的关系都没有人们以前所预期的好。
目前 ,黄河中游地区流域的水沙变化主要以水文法和水保法研究为主。由于黄河中游具有明显的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 ,流域系统的水沙过程受到环境要素的综合影响。本文根据黄河中游河口镇至龙门区间已控一级支流的测站资料 ,采用地理环境要素法分析水沙变异及成因。研究表明 ,河龙区间流域径流量和输沙量与地理环境因子的影响密切相关。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降雨减水减沙作用不断减小 ,随着水土保持措施的提高 ,人类活动减水减沙所占比重不断增大。 70年代与 80年代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平均减水减沙作用分别为5 3 4 %、 2 8 6 %和 4 6 6 %、 71 4 %。
根据Schumm提出的河流系统的理论对黄河流域地貌系统进行了划分。结果表明 ,整个黄河流域地貌系统可以很明确地分为产水产沙系统、输移系统和沉积系统 ,其模式与Schumm的理想流域模式非常吻合 ,同时又表现出其特殊性。以河口镇为界 ,黄河流域上游和中下游两部分分别具有对应的产水系统、产沙系统和河道输移系统 ,各子系统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存在一种强耦合关系 ,这种特点主要是由黄河流域的历史发育过程决定的。
嶂石岩风景区的地貌形成于 37MaBP之后 ,由早第三纪、晚第三纪、第四纪三期地貌旋回组成。每期旋回中又遗留下了演化阶段不同的造景地貌。它们各具特色 ,奇、险、壮、美 ,为我国北方不可多得的宝贵地貌自然遗产。
对辽南滨海黄土粒度研究证明 ,滨海黄土是在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下的产物 ,但是 ,由于滨海黄土所处靠近沿海的地理位置使得这种黄土的形成机制具有独特性。冰期时渤海湾西岸海面下降出露的冲洪积物和海底砂是滨海黄土除西北内陆地区以外的另一重要物源 ,搬运以风砂跃移方式进行。滨海黄土的粒度中包涵了丰富的有关渤海湾海面变化的信息。辽南滨海黄土剖面中的粒度拟合值、 2 - 3Ф粒级百分含量反映了渤海的海退、海侵过程和末次冰期蒙古高压的强弱 ,这种变化与滨海黄土 3个孢粉组合带所反映的古气候环境相吻合 ,同邻近地区的海面升降变化和深海岩芯氧同位素阶段也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 ,滨海黄土粒度的拟合度是本区古环境变化的重要的替代指标。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继承的文化及自然遗产 ,体现了地球上文化、自然遗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珍贵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古城则凝聚了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一页的精华。非凡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使它们成为城市研究的活化石。截止 2 0 0 0年 1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 ,古城已达 94座 ,约占世界遗产总项目的 1/ 7,并分布在世界四大洲 5 6个国家内。本文在分析了这些古城的研究意义之后 ,探讨性地建立了一套研究体系 ,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研究内容 ,并进一步以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中国的丽江古城为例进行了剖析。
风险型区域发展规划 (简称风险规划 )是面向新世纪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根治规划编制与实施病理 ,最大限度地提高规划编制与实施质量以及实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而推行的新兴规划生成与经营形式。本文从风险规划的概念界定与兴起缘由入手 ,尝试探讨了风险规划的竞标、契约、盲审、决策、保险、营销、保值和增值等生成与经营模式 ,为确保风险规划顺利运行 ,建议建立风险规划立法保障制度、风险规划投资基金制度、风险规划公众征询与听证制度和风险规划执业制度。最后以珠江源头第一县沾益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例 ,分析了沾益县风险规划生成与经营的具体过程。
在全面把握有关高科技产业分工尤其是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理论与实践基础上 ,通过分析中关村企业调查问卷 ,验证了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各增值环节对要素条件禀赋要求的差异和区位选好 ,以及中关村部分高科技企业价值链各活动环节的空间配置 ,得出北京高科技产业在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上已经显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雏形这一结论。北京在高科技产业价值链活动中 ,具有总部、研究开发以及销售总部特化的特征 ,同时也承担部分生产制造职能。这种价值链分工雏形一方面反映出了北京在国家尺度上的要素禀赋情况 ,一方面也说明了北京的优势所在。论文还进一步总结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模式 ,并结合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基础、要素禀赋及内部差异 ,探讨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的未来走向。
选取北京市 1985～ 1999年经济与环境数据 ,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相互关系 ,探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 ,以建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 ,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实证研究表明 :北京市自 1985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其环境恶化程度在下降 ,且已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后期阶段。北京市各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 ,且到达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小于发达国家。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及北京市政府近 10年来 ,尤其 1995年以来有效环境政策和巨额环境投资以及科技后发优势。
以重庆库区为例 ,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了三峡库区经济的二元化特征。静态特征表现在城乡之间资本存量、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三个方面的差异。动态特征主要表现为投资结构变化中工业投资比重远远高于农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演变中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 ;城乡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变动中非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产业演进过程中 ,产业内部的产业分工和技术等级上的二元性。其次 ,探讨形成三峡库区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最后 ,提出改变库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具体途径是加强库区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 ,发挥中心城市对库区的带动作用 ,实现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互动和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
以信息技术为主线 ,从新的研究课题、研究范式的转变及研究重点三个方面将西方学术界对信息时代区域与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 ,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使得地理学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对信息活动的关注使得新的研究课题和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同时 ,信息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也改变着传统的思维范式。主要的研究内容总结如下 :1)赛伯空间———新的空间逻辑 ;2 )区位研究 ,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研究 ;3)空间的分散与集中、均衡与非均衡发展 ;4 )创新网络与区域空间结构 ;5 )信息发展模式的空间结果 ;6 )新空间极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