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归纳文化记忆演变历程和发展脉络，以国内外地理学1 527篇重点文献为支撑，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关键词共现聚类、主题路径演化及研究趋势分析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通过综述当前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前沿热点，以期建构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改进文化记忆研究方法，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应用和多学科融合提供借鉴与参考。从分析结果看，国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1）日常生活景观的记忆表征研究；2）记忆中的政治与仪式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集体、社会记忆中的文化与地方研究；2）空间承载的城市与乡村记忆研究；3）文旅推动下的遗产记忆再现研究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对于纪念性景观、遗产建筑、仪式庆典、战争创伤、民族记忆等的关注度增高，但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文化记忆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而对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媒介转换机制、空间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研究的内容及趋势来看，西方学者更注重对移民、权利、自由意志、女性、权力政治、战争创伤的研究；对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感与权利空间。国内地理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去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研究多以明显的政策导向为主，战争遗址、红色旅游地、传统村寨、特色民俗与节庆仪式等成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地理学研究应将文本、仪式、语言等实践过程通过非表征手段进行刻画，以物态化的方式将记忆重新引入人类研究的视野；同时应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以影像数字化手段将遗产、移民与旅游作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新主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景观结构、用地结构、城乡关系、消费结构和治理格局等出现了多元分化，同时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面临着传统村落空间消亡、地域认同感消失、村民自主性缺失等问题。乡村复兴和振兴成为新时期区域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核心目标，理清乡村空间分化的内外动力的交互作用机制，深化归纳总结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的地域规律，发掘乡村综合治理的科学途径，有助于深化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理论框架。文章围绕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际乡村地理学界在研究视角切入上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大量应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乡村空间认知、分化与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的学理解释，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框架分析较为深入。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乡村物质空间的分化和重组入手，研究方法偏向定量化，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地理学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体系仍显不足。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宏观尺度上系统研究多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空间分化类型与动力机制；在中微观尺度上重点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变化与要素重组及空间治理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全面采用城乡连续谱空间梯度分析手法，剖析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乡村空间内部多维空间分化与重构治理的学理逻辑，综合集成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搭建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理论框架。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管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空间治理主体和参与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村庄建设管理与空间治理的途径与模式亟待归纳总结。

为了解广州南沙湿地鸟类迁徙规律，揭示鸟类整体迁徙动态变化，于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连续在每月下旬日落前3 h采用样点法和样线法对南沙湿地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2014—2018年共记录到鸟类139种，以冬候鸟为主。2）鸟类物种数年际波动较大，丰富度年际变化不明显，即鸟类种类在逐渐增加的同时，个体数量趋于稳定。3）鸟类月度变化呈现明显的候鸟迁徙规律，越冬期急速上升，繁殖期平缓。越冬水鸟迁飞时间有提前的趋势，且在富有食物来源的浅水滩涂地和在无瓣海桑等高大茂盛的红树林群落有更多种类与数量的水鸟分布。最后，建议在注重绿化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保护和管理鸟类的栖息环境，适当扩大滩涂地面积，增加红树林种植面积以及合理地围垦，科学维持浅水滩涂和红树林种植面积比例，吸引更多越冬候鸟。

以西双版纳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采用热点分析法提取出生态源地，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修正地物赋值的阻力系数，基于MCR模型识别出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和优化西双版纳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重要生态源地20个，总面积为7 709.56 km²，占西双版纳州面积的40.33%。2）与夜间灯光数据校正的阻力面相比，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修正的景观阻力面空间分异更加显著，且在廊道空间分布、避开人类活动冲突区、网络连接度和廊道对比验证上效果较好，说明基于景观破碎化校正的阻力面在夜间灯光数据较弱的区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3）生态廊道包括631.73 km的潜在廊道和278.59 km的关键廊道，呈现大半环和小环状相结合的空间形态；生态节点包括20个资源战略点、4个生态战略点、27个生态暂歇点和24个生态断裂点。4）在现有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生态格局，优化出“一带一廊四组团”的生态空间结构布局。

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中国地理学当代发展重要的议题。平行对比中、英、美三国地理学的发展特征，有助于摆脱从西方视角下审视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偏见”，同时也有利于透析“西方”地理学内部的异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总结中、英、美三国当前地理学的发展阶段，并溯源其发展历程，对于在国际知识交互和融合的过程中，保持、挖掘和凸显中国地理学发展特色，具有一定意义。文章分别对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三本期刊在2010—2020年的文献进行分析，揭示三国地理学在近年来的知识演进、历史热点和主题脉络。研究发现：1）美国地理学自然与人文并重，近年来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社会”要素的综合地理研究比较活跃；2）英国在人文地理研究上更为“专注”，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极具特色；3）中国则以自然地理和区域研究为主，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科学呈后起之势。中国地理学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在过去几十年间有着深刻的知识交互和影响，同时也基于各自社会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特征。中国地理学需要抓住中国时代变迁的重大需求牵引，加深和强化中国地理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研究，实现各分支学科的多样化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转型融合，在与全球同行的对话中，讲好“中国地理故事”、总结“中国地理经验”，展现“中国地理理论”。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客栈语言景观作为旅游地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是折射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的窗口。运用半结构访谈与GIS空间分析方法，以2002—2020年云南双廊古镇景区客栈名称为研究对象，探讨客栈语言景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互动关系，揭示客栈语言景观的演变过程、特征及其逻辑。研究发现：1）在时间维度上，客栈语言景观经历了从逐渐丰富到衰减再到趋于平稳的发展历程，其中，景观元素范畴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维度上，其呈现为较不均衡的空间结构类型，海街、天生营、老渔港此类临海特征显著的区域是客栈语言景观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2）双廊客栈语言景观除受市场影响呈现典型听众设计特征外，也受客栈经营者身份的影响而呈现自我意识表达的典型特征。3）在现代性与流动性的综合影响下，双廊古镇景区客栈语言景观的时空演变紧密镶嵌在旅游地营建与消费过程中，客流量的增多、游客对双廊的浪漫想象及旅游移民对自我的思考推动客栈语言景观不断生产出多元范畴；而独特的山水自然环境、有限的生活空间及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推动着客栈语言景观的空间演变。

文章反思了当代消费现实，将品牌原产地文化与在地消费文化作为品牌资产前置因素创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已有的跨地方餐饮品牌重塑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拓展，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品牌重塑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品牌资产的持续提升促成了品牌跨地方的重塑过程。原产地形象对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和感知质量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地消费文化只影响品牌知名度，对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度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地消费文化可以通过品牌知名度作用于感知质量，影响品牌忠诚度，而后决定购买意愿。跨地方品牌重塑的案例实践说明当代饮食消费主义的务实性回归。虽然原产地形象的光环效应仍然存在，但是良好的品牌质量感知成为顾客品牌忠诚度和购买意愿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