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地理是人文经济地理领域新兴的学科方向，近年来，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推动下，中国网络信息地理研究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借助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采用经典文献索引法，总结归纳21世纪以来中国网络信息地理研究的总体特征、学科方向及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网络信息地理主要集中在城市网络、网络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影响、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5个方面，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和旅游地理等学科领域；其演化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期—发展壮大期—集中爆发期—转型成熟期4个阶段，逐渐呈现多元化和交叉化的发展特征。文章还探讨了中国网络信息地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学科思想相对单一、理论构建相对滞后、滥用大数据方法以及研究视角过于狭隘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应着重从加强本土理论创新、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拓展新兴研究领域和紧扣时代发展需求4个方面进行突破。

将粤港澳大湾区26家代表性银行的金融联系通过联锁网络模型转换为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大湾区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珠江口形成网络联系的高能量区，珠江东岸的金融联系水平整体较珠江西岸高，向外围空间的等级扩张具有连续性或渐进性；2）整体网络的集聚性和通达性良好，存在小世界性，广州天河、越秀及佛山南海、顺德等节点具有较高的等级性和接近性，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联系的重要中介。相比等级性和接近性在空间上的有序过渡，中介性的极化态势较为明显；3）大部分等级性高的节点有效规模和效率较高，具有结构洞优势，外围空间节点的限制度较大。网络主要依靠核心或次级核心子群的部分节点产生金融联系，边缘子群中大部分节点间的金融联系微弱；4）与粤港澳大湾区各节点总链接量呈负相关的变量有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管控行为；呈现正相关的变量有交通便捷程度、社会消费水平；金融服务需求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总链接量的关系复杂，具有双边效应。

在理论上对城市创意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和探讨，并基于近40年来华语数字音乐基础数据库，综合利用社会网络、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华语歌手的创作合作网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华语歌手合作网络整体上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及小世界特性，逐渐形成北京—香港—台北“三足鼎立”的网络格局。2）在演化趋势方面，早期港台城市间的高强度联系逐渐被内地城市取代，网络的社区发展呈现规模化、集团化和层级化的趋势。3）城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网络经济水平对网络结构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城市行政级别以及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作用不明显。

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风险投资活动为例，构建要素流网络，采用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中国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动态与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具有累积式发展的特点，投资企业与融资企业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互联网风险投资本地化倾向显著，加剧了空间极化，进而推动了投资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与传统风险投资活动相比，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空间动态呈现更加集聚的特征；从区位选择机制看，市场化、政策引导、投资邻近性和空间邻近性在塑造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区位方面与传统投资活动存在差异，且对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各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长三角数字经济企业股权关联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挖掘数字经济网络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长三角各类型数字经济网络呈现等级扩散和节点集聚特征。2）数字经济网络投资格局整体上呈现投资净流入地区不断扩展的态势，且研究单元从以承接省内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承接省外投资为主。3）认知邻近、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差、二产比重差异、信息化设施差异以及前期网络基础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制度邻近、三产比重差异、数字经济企业成立时间差、创新能力差距则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呈现负向作用；地理距离不再成为制约数字经济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这反映数字经济对信息获取、知识创新与资源整合协作的强烈需求，及其对地理空间约束的突破。

通过对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Dota2国际邀请赛和CS：GO Major三大国际性电竞赛事中参与战队成员信息的采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索跨国电竞战队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引力模型方法从多维邻近性和国家属性2个维度揭示影响电竞赛事合作网络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全球电竞合作网络的空间演化总体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和低密度、弱关联、强动态性的网络特征，节点数量快速增多的同时网络密度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2）全球电竞合作网络呈现较为明显的社团化特征，5大社团规模差异悬殊且处于不断分裂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国电竞战队的网络中心性不断提升但尚未占据中心位置；3）社会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是推动电竞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而科研支出、电竞收入和电竞实力则是影响国家在电竞合作网络中重要性的关键要素。

基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综合指数的1 109家样本企业及其投资关联企业数据，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从表征本地化生产的空间集聚和表征流动空间特征的产业网络2个角度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网络的异质性以及产业集群规模与产业网络中心性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核心企业和支撑性企业相对均衡，产业集群较为完善，中部和近西部地区核心企业相对不足，而西北和东北地区企业较少，缺乏集群基础；2）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的菱形网络格局，并围绕这些区域的核心城市形成多个垂直联系型产业网络；3）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以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和生产制造网络为主，并形成北京、深圳、上海三大国家级枢纽中心，其中北京为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的核心节点，而深圳和上海则是生产制造网络的核心节点；4）当产业集群规模较小时，城市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大型核心企业为支撑，当发展到较大规模后，中小型企业是城市的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

基于“流空间”理论，利用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大数据构建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机器学习算法等，探究电商快递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分析快递物流要素空间流动规律性，揭示网络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城市电商快递物流重要性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显著，重要性最高的城市分布于胡线以东四大城市群内部。随机森林结果显示，快递物流外向输出型城市在东南沿海形成“电商快递物流输出带”，澳门和台湾分别以小规模接收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的快递物流输入为主，香港作为快递物流高平衡区在网络中承担着重要的物流集散功能。2）电商快递物流网络覆盖范围广泛，城市间快递物流线路较为完整，且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要素流动效率较高。网络中的优势流以上海、广州、重庆和北京为核心形成“钻石结构”。3）长三角城市群电商快递物流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对内部核心城市依赖性较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网络凝聚力最低，香港、澳门与珠三角9市之间的快递物流联系较为薄弱。4）物流网络形成受城市群发展影响，在信息技术、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下，网络对距离因素依赖性较弱，快递物流要素主要遵循等级扩散机制。

基于2020年冷链物流企业总分支机构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模体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从冷链物流通道内、通道内外和全国尺度，宏观把握冷链物流企业县域网络全局结构，逐步剖析“节点-轴-模体-社团”局部结构，探讨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从全局结构看，各尺度县域网络在网络发育、县域地位和节点关联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中心呈现核心-边缘布局。2）从局部结构看，核心县域在通道内尺度倾向于建立同城核心县域轴，构建三元闭包且两两互惠的集团关系和通道多核心社团；在通道内外尺度成为内外联系枢纽，多与同侧县域进行共同投资，在农产品主产区主导近通道单核心社团；在全国尺度以对外辐射为主，于东部沿海开放城市或开放口岸接收多方县域投资，易组建经济圈和经济带社团。3）县域网络结构的形成源于冷链物流企业的功能分异和区位分离行为，各尺度县域网络结构的核心-边缘布局主要由消费水平等经济因子促成，其尺度差异受地理位置等空间因子影响，在通道内尺度上的驱动机制为规模偏好，在通道内外尺度和全国尺度的驱动机制是规模偏好、禀赋偏好和网络临近效应。

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城市发展和区域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必要探究其对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为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经验证据。基于2005—2019年2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虽能推动试点城市新型城镇化，却不利于城市间市场一体化；智慧城市建设加剧市场分割的特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中小城市和内陆城市范围内；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具有促进作用。3）作用机制表明，缩小信息基础设施差距和公共支出差距，积极发展第二产业，既能发挥智慧城市建设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又能减弱对市场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基于POI数据和抖音打卡数据，分析了广州虚实活力空间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不同类型空间影响的异质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均表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2）数字化带来的线上-线下交互作用形成三类活力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和新型网红空间，三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各异：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呈现分散分布的特征，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新型网红空间呈现“散点式”“离散形”的分布特征。3）移动短视频类数字平台对不同类型空间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景点类、休闲娱乐类、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具有提升作用，对美食类空间的活力影响不明显，而对商业购物类空间活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城市活力提升的策略：首先，应重视数字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充分认识数字化在塑造城市活力空间中的作用。其次，城市规划建设应着眼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手段，促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互补。最后，数字化转型给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活力提升策略。

解析城市隐形消费空间格局与影响因子是推动城市线上线下商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促进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文章以长沙市为例，以POI数据、高德开放平台商业信息数据为基础，在识别城市隐形消费空间的基础上，采用Getis-Ord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对互联网不同渗透程度的隐形消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长沙市隐形消费空间以体验型服务消费为主；2）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一主一副一带多中心”的结构形态；3）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流空间分布特征，向地块内部渗透，朝建筑内部纵向扩散，形成弱区位而非“无区位”的场所演化。其与非互联网渗透的传统隐形消费空间相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及较弱空间依赖性，其倾向聚集于商业氛围成熟、道路交通便利、租金性价比高、住宅区集中的区域。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时期农业的新转向，在发达地区已有应用和发展。对于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而言，数字化带来的是更大的发展鸿沟还是新机遇？文章针对西部高高原地区生态农业数字化的理塘现象，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并分析农业公司、政府部门等的政策文件、规划文本、网站信息等多源文本资料，并结合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视角，构建自然环境-市场-制度-技术（EMIT）四维分析框架，讨论县域农业数字化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理塘农业数字化具有3个典型特征，即全链条数字化、多主体推动、区内外协同。高高原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塑造了理塘农业数字化的约束条件和优势基础。相对于市场和技术两大因素，地方制度与组织因素的重要性更显突出。嵌入国家和地方制度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农业数字化技术更新与区外差异化市场开拓，是理塘传统农业实现“路径突破”、启动农业数字化的重要力量。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外部支持不可或缺。然而，如何将其转变为持续的内在动力，本地企业家人才资源以及农户的人力资本增长将是关键所在。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密切相关，阐释其增长的地方性动因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基于2015—2019年县级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甄别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特征。结果表明：1）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差异，发展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2）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驱动因子影响力具有显著空间特征，产业创新为首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呈现东高西低；政府投入为次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空间强度与经济基础一致，为西南高东北低；商业文化作用呈南高北低格局，作用强度较弱；3）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因子空间作用差异存在多组合特性，总体形成企业-消费者主导、政府-企业主导、政府-消费者主导的数字经济地域发展类型，本质是市场（消费者）与创新（企业）共同驱动，企业、市场拓展受消费者需求带动，政府承担规范市场角色。为此，数字经济赋能发展应充分重视欠发达地区在政府带领下育成生态、旅游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路径。

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电商村的快速发展。大源村地处广州城乡接合部，现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电商村之一。对大源电商村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挖掘城乡接合部数字产业的演化机理。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大源电商村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的网络演进和异议消除过程。结果表明，1）大源电商村经历了电商集聚、电商产业规范化和电商转型3个演进阶段，其网络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分别由传统电商商户、地方政府以及新兴电商商户为核心行动者引导形成；2）大源村由传统城中村发展为传统电商村，进而转型为新型电商村，这一过程体现了村庄发展中本地动员和全球参与的同时升级，提高了村庄的发展韧性；3）在异质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大源电商村的人才储备由匮乏走向充足，社会交往由隔离走向融合，营商管理由缺位走向完善。

以广东省2012—2020年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发明专利数据为基础，利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等方法，将互联网化分为信息互联网化和应用互联网化2种互联网化类型，分析广东省企业互联网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企业的互联网化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高互联网化水平企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同时广东省企业的信息互联网化水平普遍高于应用互联网化水平；2）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在不同创新水平上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呈“U”型，并且互联网化可以通过改善研发投入的规模和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能有效降低负外部性；3）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化形式的创新驱动作用表现出不同特征，信息互联网化的创新影响见效快、成本低，且能有效改善研发投入，应用互联网化的运用成本较高，更适用于大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