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究中国台风灾害影响和灾情的时空分布及演化规律，基于县域经济社会和灾情统计数据、历史台风风雨数据、高精度地形数据等资料，以县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统计分析法、重心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1978—2020年中国台风灾害灾情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台风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和每百万人口死亡失踪率、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台风灾害灾情重心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南移，灾害影响呈现沿海地区减轻、内陆地区加重的特征；3）台风引发的风雨是灾情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因素是造成人员死亡失踪和农作物损失的驱动因素之一；4）浙江闽北、粤西桂东两大区域灾情集聚特征显著，与台风活动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5）局部地区生产总值与灾情呈负相关关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防灾减灾能力的促进作用。

在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沿海地区风暴潮发生的频率与受灾程度逐渐增加，特别是受风暴潮与上游流域洪水共同影响下的河口感潮河段区域。尽管现有风暴潮模型也引入多种不同的边界设置，但提供的边界条件有限，且无法满足当前国内复杂水工程的概化需求。为此，文章以飞云江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上游流域水动力模型IFMS与海洋风暴潮模型ADCIRC模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构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演进模型，实现飞云江感潮河段潮水位时空模拟。该模型不仅有效地考虑了河口海洋处风暴潮上溯对感潮河段区域洪水演进的影响，也考虑了流域上游洪水对该区域的影响。首先，采用2016年台风“鲇鱼”对模型进行验证，模拟结果与实测系列吻合度较高，误差满足基本要求。然后，对台风“杜苏芮”和“卡奴”影响下的瑞安、马屿、碧山六桥及洞头4个潮位站的洪水过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4个站点的洪峰误差值均低于0.30 m，纳什系数大于0.80，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高低潮位变化，可应用于河口感潮河段防灾减灾中。最后，还分析了上、下游边界的驱动作用对感潮河段3个站点（瑞安、马屿、碧山六桥）潮水位预测的影响，证明了下边界对3个站点的潮水位预报影响比上边界的影响大。研究成果不仅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模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通过分析给出提升模型模拟精度的方向。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对1949—2022年北上台风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对北上台风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74年间共有275个北上台风活动，频数的年际变化呈不显著上升趋势，但北上台风占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总数的比例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北上台风主要集中在7—9月生成，8月份进入定义区数量最多，生命期强度以超强台风、台风等高强度等级居多，且高强度等级北上台风出现的几率近些年有增加趋势；3）共有159个北上台风在中国登陆，未登陆转向路径台风大多在30°N、125°―130°E附近向东转向。北上台风生成位置大多集中在10°―20° N、130°―150° E，登陆类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更加偏西，消散类台风的生成位置纬度更高；4）Niño 3.4指数与北上台风频数和生命期强度分别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同时其对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也具有明显影响。与厄尔尼诺年相比，拉尼娜年生成的北上台风数量更多，生成位置更加偏西、偏北，但厄尔尼诺年发生的北上台风强度更高。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台风大风可导致输电线路杆塔断裂倒塌等事故，影响电力系统运行安全，因而台风灾害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全域杆塔为例，基于杆塔属性、地理信息及台风灾情资料，提出了一种基于“超额损失”的针对连续型和离散型变量的输电线路台风灾害杆塔脆弱性评估模型；利用68 a台风参数风场再分析数据，基于极值理论，建立了台风大风危险性评估模型；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通过台风大风、杆塔脆弱性之间耦合分析，建立了台风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模型。结果显示：台风大风危险性呈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态势，随重现期增大呈非线性增大趋势，以20和100 a一遇极大风速为例，浙江省全域风速强度分别为23.5~50.9和32.6~68.9 m/s；台风影响下的杆塔综合脆弱性总体呈南高北低且与地形联系紧密的分布态势，脆弱性高值（>1）区域主要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输电线路杆塔风险总体呈南高北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局部差异性较大。应根据具体线路特点采取差异性较大的抗风策略。

利用降水和海表温度格点数据以及中国沿海台站降水数据，分析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对ENSO时空响应特点，并探讨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受ENSO影响区域特征明显，以连云港和云澳为界可分为3个区域。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呈负相关，东海沿海呈正相关，南海沿海相关关系不显著。2）年代际尺度上，中国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关系不稳定。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负相关在1980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较为显著，东海沿海的正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变得不显著，南海沿海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年代际尺度上，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同期Niño3.4指数、前一年冬季AO指数和当年春季AAO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东海沿海都呈显著正相关，南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当年春季北极海冰指数呈明显负相关。对于Niño3.4指数，中东太平洋偏高的海表温度能在500 hPa位势高度场激发出负太平洋-日本型遥相关波列，使得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和东海沿海增多；当前一年冬季AO和当年春季AAO为正相位时，850 hPa风场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异常反气旋引导中高纬地区气流南下，引起东亚夏季风减弱，造成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另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且位置偏西引起上升运动增强，导致东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增多；春季北极海冰年代际变化能在850 hPa风场和500 hPa位势高度场上，激发出导致南海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相反的大气环流形势。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现有台风灾害链研究大多采用高维对称Copula模型建立多个致灾因子的联合分布，对致灾因子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复杂关联结构探究不足。文章以浙江岛屿城市舟山为例，通过C-Vine Copula函数刻画当地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利用1979—2018年逐日的最大持续风速、累积降雨量以及最大风暴增水数据估算三者的联合概率分布以及重现期。研究表明：1）风速与降雨量在常规数值区间（非极端情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最佳联合分布为Frank Copula；风速与风暴增水具有上尾依赖的特征，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2）降雨量分布在风速条件下显示2处峰值，风暴增水分布在风速条件下近似于均匀，两者之间的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3）以单变量100 a重现期为例，风速-降雨量与风速-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二维联合重现期分别缩短至29和30 a，而风速-降雨量-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三维联合重现期缩短至17 a。综上，C-Vine Copula函数能准确有效地刻画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深化对于台风灾害链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台风灾害风险管理和工程设计提供科学支持。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乡镇街道尺度的流空间视角，利用网约车出发地―目的地（OD）出行数据等多源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模型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网约车流的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网络关联强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耦合；2）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形成南部发展均衡性高，北部单点发展能力强的格局；3）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在乡镇街道与城市尺度上呈一定差异，部分交通网络中的高层级乡镇街道在城市层面未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4）乡镇街道间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活力、城市建设水平、行政区划归属和地理区位差异对乡镇街道间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行政区划归属差异影响最重要。

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网络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城市系统进行刻画，两者存在密切联系，研究两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3年高速铁路运营服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构建分别反映城市间高铁联系和企业异地投资联系的高速铁路服务网络（简称为“高铁网络”）与异地投资网络，应用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种网络时空耦合协调性，识别城市和城市联系的类型。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和异地投资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铁网络扩张明显快于异地投资网络；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2）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同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行政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高铁网络滞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非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连、乌鲁木齐等；高铁网络超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高铁干线周边城市。整体上，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在高铁网络或异地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间的高铁和异地投资联系越强。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探究城际出行网络的时间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对推动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分工协同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利用PPML（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重力模型和交互项检验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城际出行网络特征，并挖掘城际出行时间异质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际出行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工作日城际出行强度最低，周末倾向短途出行，节假日城际出行强度最高的特点；2）城际出行受到推拉力和中间障碍的影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个体出行诱因等推拉力要素对城际出行具有促进作用，出行成本和行政文化壁垒等中间障碍因素对城际出行具有阻碍作用，推拉要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时段具有差异性。

基于高速公路交通客流数据，采用社会网络与GIS空间分析法，以客流联系视角探讨重庆市与毗邻地区的城镇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重庆中心城区为网络的绝对核心，长寿、江津、璧山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涪陵、璧山、长寿在网络中通达性明显，涪陵、黔江、江津、万州的中介作用突出；2）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客流网络呈现三级轴线联系，整体网络呈现明显的放射性特征，部分地区联系突破省级行政边界，网络层级按照“4+15+18”分布；3）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凝聚子群表现出高度的地理邻近性，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未来重庆中心城区需进一步加强与四川东部地级市的辐射能力与交通联系，进一步培育与成都双城联系的发展轴，在远期发展中考虑纳入遵义市等地区更好融入重庆都市圈。

国际地缘政治对运输网络格局的影响是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的重要议题之一，探究俄乌冲突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原油海运网络结构特征变化，可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的论据。文章采用AIS船舶轨迹大数据和复杂网络分析法，分析了2019—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原油海运网络整体特征、节点重要性与核心边缘和组团耦合结构的变化特征，并探究了海运网络结构变化对中国原油进口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海运格局发生了结构性演变。港口间的联系密度、强度和网络通达性均呈现先增后减趋势；网络无标度特性不断增强，原油海运向部分主要联系集聚，出口端更加明显；俄乌冲突后中国与中东原油海运联系取代了部分中俄原油海运联系。2）海运港口重要性格局与核心边缘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中。出口港综合重要性先略有降低，俄乌冲突后大幅增加；网络结构经历了单核―多核―单核的转变，俄乌冲突后国际原油市场供需格局改变，较大规模的出口港对原油海运网络中广大进口港和其他中小规模出口港的控制力明显加强。3）海运网络核心边缘与组团耦合结构前期变化稳定，后期变化突出。俄乌冲突后核心边缘与组团耦合结构在核心港、地理分布和组团规模方面发生明显变革。4）海运网络变化对中国原油进口稳定性的影响显著且具有异质性。中国原油进口网络的稳定性先增后减，俄乌冲突后的降幅远大于冲突发生前的增幅；相比环渤海湾和长三角港口，东南沿海、珠三角和西南沿海港口的原油进口稳定性受俄乌冲突影响更大。

在不确定性成为交通运行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在抑制风险的前提下，提升城际出行韧性，掌握需求侧城际出行波动的时空格局对韧性交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界定了城际出行韧性内涵，基于长时间序列城际出行数据和扰动事件一般属性构建了城际出行韧性测度模型，并以COVID-19扰动为案例，揭示了COVID-19三年以来的城际出行适应性格局与韧性时空格局规律。研究表明：1）兼顾季节性与节假日趋势所构建的城际出行韧性评估方法可以很好地揭示扰动事件影响下的城际出行波动时空格局。2）COVID-19疫情对城际出行的影响程度表现为全国大流行高峰期＞奥密克戎高峰期＞多点波动高峰期。城际出行强度随距离增加呈线性衰减趋势，每增加50 km的距离，3个阶段的城际出行分别要多损失0.86、1.03、1.15个百分点。3）全国大流行、多点波动和奥密克戎3个阶段居民城际出行平均距离分别缩短了52.55、65.31、105.16 km。4）城际出行韧性呈现多点波动时期＞奥密克戎暴发时期＞全国大流行时期，在时序上表现出城际出行韧性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3阶段的城际出行韧性在空间上亦明显呈现出差异化空间分异和区域集聚特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增强了城市间通达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文章从高铁网络通达性切入，采用最短出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通达性指数、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铁网络通达格局演化与其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高铁网络提高城市通达性水平，缩小城市间通达水平差距，弱化圈层结构，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高铁网络产生显著的时空收敛效应，核心与边缘城市的时空收敛效应表现为不同模式，边缘城市2 h等时圈面积变化更显著；3）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使区域经济联系强化，非核心城市吸引力水平差距减小，但各要素趋向核心城市聚集，双核现象增强；4）邻地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会促进本地第三产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邻地第三产业经济水平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发展，呈现虹吸效应，说明成渝地区发展处于虹吸阶段。

城市街道空间是一种复杂的公共活动场所，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现有研究通常只聚焦于街道空间的交通功能，忽略街道空间所承担的其他功能类型，给街道的设计以及品质优化带来阻碍。为此，文章提出了一种融合出租车轨迹与街景图像的街道空间城市功能分类方法，该方法基于出租车轨迹数据构建城市居民在街道空间上的动态出行特征，基于街景图像构建街道空间的物理环境特征，并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对街道空间进行聚类。并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识别出商业、交通和居住3种类型的街道空间，识别结果可为街道空间设计与品质优化提供参考。

手机信令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获取成本低、时空精度较高、稳定实时追踪等优势，能够有效识别大规模人群的空间活动和出行特征，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交通大数据类型之一。文章在手机信令数据的分类和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在职住空间关系和交通出行行为研究中的技术应用，随后结合上述应用成果和已有文献对其在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和场景进行了探讨，最后总结了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出行行为和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框架、应用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研究内容与技术创新方向。目前，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领域中的应用包括职住地识别、职住关系和通勤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在出行行为领域中的应用包括驻留-出行识别、出行方式和路径识别，以及人群移动普适规律解析。以上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服务交通碳排放领域研究，为交通碳排放测算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关注长时序动态追踪、大范围对比分析以及人口和交通新现象研究，并注重多源数据的融合、传统方法与机器学习的结合以及数字孪生模型的构建。

地铁重塑了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拓展了他们接触各类资源的机会。然而，现有文献往往忽略地铁所带来的资源接触机会拓展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文章以“15 min生活圈”概念为基础，以成都市为案例地，采用网络分析对居民的活动空间进行划定，将资源配置划分为邻里层面和跨区域层面，并构建极限梯度提升（XGBoost）模型，分析地铁可达性特征、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1）最近地铁站接近中心性对住宅价格贡献率达14.26%，成为住宅价格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2）邻里层面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的贡献率分别为34.60%和19.55%，表明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但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地铁可达性特征、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与住宅价格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不同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呈现不同的趋势。

文章从理论上辨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范围，并围绕海南环岛高铁展开实证研究，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揭示了不同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结果表明：1）海南环岛高铁各站点建设运营后，其周边建设用地均出现了扩张；2）海南环岛高铁24个站点中有20个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集中在0.5~3.5 km内，且该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主要呈现“高铁―主城区”“高铁―城镇中心”“高铁―旅游景区”3种方向；3）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强度差异主要与高铁站点自身属性以及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呈“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所处区位条件＞高铁站点自身属性＞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

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竞争力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以及对车外环境和替代出行方式关注不足等问题，文章通过出行链视角，结合武汉市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和街景数据，利用百度地图模拟出行路径，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全面分析了出发地、目的地和车外路段建成环境对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细化出行阶段并考虑替代小汽车的公交出行方式，可增强分析深度和模型精度；2）建成环境是影响2种交通方式选择倾向的关键因素，其中车外环境与出发地、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同等重要；建成环境因素与交通方式选择倾向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部分因素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影响有所差异；3）建成环境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可分为弹性调整、有限支撑和直接驱动3种类型。

文章基于公交IC刷卡数据，构建收入法模型评估厦门市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客流换乘的时间成本，与政策规定所减免的费用进行对比，根据乘客的换乘时间评估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乘客出行的整体效益，将换乘客流划分为换乘零成本客流、换乘额外费用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费用成本客流4类，并从站点、线路、交通小区、OD点密度、通勤与非通勤5方面分析了各类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站点以岳阳小区为中心的区域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线路以24路为主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交通小区以地铁及岛内BRT线路周边的交通小区聚集大量不同类型客流；OD点密度以轨道一号线各站点和BRT各站点作为起点或讫点，聚集大量换乘客流；通勤时各类客流的活动范围较小，跨距较短，跨岛客流相对较少，非通勤时客流呈较明显的跨岛趋势，且跨距普遍较长。文章量化乘客的换乘时间成本以直观反映换乘的实际损耗，为进一步提升公交用户体验，降低乘客出行成本，制定科学有效的换乘优惠政策提供依据。

文章以杭州市馒头山社区为研究案例，以田野调查方式获取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空间生产理论与微观史视角出发，剖析遗产空间变迁与地方意义建构的关系，及以城市更新为表征的现代化对民众日常的影响，试图回应近年城市研究的“微观史”转向。结果表明：1）第一空间的改造对地方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具正面效应，对地方情感产生积极引导作用；2）权威群体基于规划改造将遗产社区转化为符合国家政府构想的第二空间，使其转变为具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第三空间；3）各行动主体基于异质性感知，受权威群体第二空间构想的影响，在日常实践中重构第三空间，在情感流变中或可面临迷失、分化风险。审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遗产社区，需关注其迈向第三空间的非均衡与不稳定，认可活化遗产所激发的“地方进步感”时，更应关注“地方分化感”的萌生，否则将桎梏于第二空间的构想幻象中，使“遗产的共享性”成为伪命题。

简要回顾19世纪以来地理学术史可见，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从未曾统一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上是如此。不过，自然地理学已开始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为解决眼下正在影响我们星球的一些紧迫问题开启了一条合作路径。文章在结尾部分以实例展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合作的可能状态，倡导学界多关注政治-地志学取径，将地区在权力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纳入考量，从而集中探讨世界范围内区域的多样性。

文章立足于旅客心理感知，基于随机效用理论，运用SEM-Logit模型方法，探讨机场服务质量的关键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航空出行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航空出行选择行为并不是对行为意向的简单线性扩展，作为机场服务质量的2个关键维度，强制性流程服务是旅客在机场无可避免且耗费时间最长和最为繁琐的流程，在该过程中的优质服务水平和质量对旅客存在无形吸引力，特别对商务出行旅客在机场－航空公司方案的比选中存在显著影响；2）设施设备和环境虽然不是旅客普遍性考虑因素，但旅客对其感知差异明显表现在机场群内不同机场类型之间；3）预计起飞时间差异、机型、准点率、航班班次、航班价格等其他因素均存在显著影响，且抵达机场时间、航班飞行时间等时间成本是核心影响因素；4）旅客对航空公司类型并不存在明显偏好，但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入驻对区域机场竞争存在明显的抗风险能力。

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共享单车OD等多源数据，从工作日、休息日多时段分析共享单车出行时空特征，并构建基于客观物质空间、主观感知体验的建成环境“5Ds”指标，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解析不同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空异质效应。研究表明：1）时间上，工作日和休息日早、晚高峰的共享单车出行流量较其他时段整体显著，且休息日较工作日的峰值时段具有滞后性；空间上，各峰值时段的出行流量高值区域呈“多核集聚、带状延伸”的分异格局；2）各建成环境要素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段差异显著。就业设施密度、围合度及人口密度在各时段均具有高解释度，其影响力整体呈全局显著特征，其余变量则在不同时段存在局部显著效应；3）各时段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在空间作用尺度上存在分异。就业设施密度与围合度的影响力在各时段的空间变化最为稳定，街道绿视率与人口密度在不同时段呈现差异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特色小镇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落地路径。它强调地方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侧重通过政府支持引导来激发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此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的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区域内生发展能力。然而，特色小镇的政策引导和扩散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性，使得地方实践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文章以浙江省134个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通过2017—2022年多次实地访谈、线上问卷和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和集聚经济理论，对特色小镇的历史基础、产业属性和发展目标进行识别分析，归纳出具有类型差异的特色小镇，并提出相应政策干预建议。结果显示：浙江省特色小镇可大致分3类，第一类为政府主导的、面向新产业塑造的科技园区型小镇；第二类为企业主导的、面向传统产业升级的专业化市场型小镇；第三类为基于地方特有自然或社会文化资源的、面向旅游业发展的景区型小镇。最后，建议将演化经济地理思想纳入特色小镇发展实践中，重视历史、空间与地方作用，避免标准化、指标化的“一刀切”政策干预方式。

基于人与环境耦合系统视角构建了“暴露性-易损性-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研究框架和预警指标体系，提出了城市高温指数、多元主体适应力耦合技术、多元群体脆弱风险评价标准库等关键预警技术和方法。以城市多元利益主体为服务对象，设计了城市高温脆弱性预警系统，在厦门市试点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021年9月“城市高温指数”业务模块在福建省公共气象服务平台——“知天气”App正式上线。基于多尺度脆弱性框架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为动态精细化表征极端自然灾害的影响提供了有效途径。文章提出的城市高温脆弱性预警系统支持了城市多元利益主体在高温天气下开展生产生活，也有助于地方定制针对性的防灾减灾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