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飞地经济”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治理工具，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旨在“以点带面”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但亟需破解“飞地经济”产业协同弱、与地方城镇化发展脱节、利益驱动机制不足等问题。文章借助共生理论，分析“飞地经济”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合作关系和互利共生机制，基于“飞地经济”的特点，建立“产业共生网络-产城共生单元-利益共生机制”的“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实证上，以广清经济合作区（广德园）为案例，探讨其发展历程、驱动机理，分析其面临的产业移植化孤岛化、产城单元割裂、利益锁定与权责错配等共性问题，提出建立跨区域“飞地经济圈”、建立产城资源链接平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从非对称互惠共生迈向更高水平的对称互惠共生。

基于2006—201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国家级新区的碳减排效应，并检验了其碳减排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国家级新区设立能降低所在城市碳排放量，并且在设立3年后会对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产生显著的长期抑制作用；2）国家级新区政策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节能效应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3）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型变化趋势，其中，对周边200~250 km范围内的城市产生显著的降碳作用；4）国家级新区对北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高于南方城市，单城布局模式具有明显的减排效应，而双城布局模式并未显著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

为了给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提供基础支撑，通过生态环境地质调查，利用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学、生态学等方法研究东涌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地质特征，并绘制了东涌红树林典型的生态环境地质剖面。结果表明：东涌红树林地表水中F^-偏高，水质略低于该处Ⅲ类水的水质目标，地下水为低矿化度、低硬度的淡水；区内土壤的Cd和Tl局部富集；N、P、CaCO₃、Org和B等营养元素以缺乏和较缺乏为主，K的含量以中等和较丰富为主；部分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以As污染为主，其次为Cd；东涌红树林叶片营养元素较丰富，表明土壤营养元素的缺乏和重金属污染并不是研究区红树林的生长的最大限制因素，改善红树林的生长环境应从扩大景观面积和加强园区管理着手。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筛分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近百篇并对其梳理与分析，将研究阶段与理论模式进行划分，厘清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机遇。结果发现，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自1980s以来经历了理论提出、区域拓展、深入研究3个发展阶段。理论模式从单一的概念模式发展为不同尺度概念下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式，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野外测绘和海图测深资料发展到野外实地观测、室内风洞试验、3S技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扩展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海岸。同时，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区域的海岸沙丘动力地貌系统难以总结出一个具有普适应的理论模式；微观尺度内，已有的理论内容难以完全的揭示波浪、潮汐水动力与碎波带/海滩和风动力与海滩—沙丘地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机理；中观尺度内，整个碎波带、海滩与沙丘系统对风暴的响应与反馈机理还需要进一步观测与深入研究，且建立事件尺度内的动力与地貌响应过程和中期地貌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长时期的实地观测与模型改进；宏观尺度内，海平面抬升引起海岸变化的预测模型需要多时空的实地观测数据支持与验证。未来可结合历史资料、实地观测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综合分析各环境要素与碎波带、海滩、沙丘地形地貌之间的动力过程与形态响应关系，采用数值模拟技术揭示不同时空尺度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关系机理，进一步完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理论内容。

以珠海淇澳岛红树林为研究对象，基于无人机高光谱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和归一化植被指数相结合（PLSR+NDVI）以及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与连续小波变换（PLSR+CWT）相结合的2种无人机高光谱数据处理方法，反演了研究区内红树林的10种冠层叶片功能性状。结果表明，PLSR+NDVI的方法更适用于红树林冠层叶片比叶重LMA、单位质量磷含量P_mass和单位面积氮含量N_area的反演，PLSR+CWT的方法更适用于氮磷比N/P、叶绿素含量C_ab和类胡萝卜素含量C_xc的反演，2种方法用于反演单位质量氮含量N_mass、单位质量钾含量K_mass、单位面积磷含量P_area和单位面积钾含量K_area的结果均不理想（R²<0.3）。采用所建立的较优方法对研究区红树林冠层叶片的LMA、P_mass、N_area、N/P、C_ab和C_xc的含量进行反演和空间分布制图，得到的功能性状空间分布格局与冠层结构及物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密切相关。将不同生活型的红树林物种分开构建高光谱功能性状反演模型，有望进一步提升模型的反演精度。未来可针对每一个红树林物种构建特定的功能性状反演模型，同时结合可见光影像的物种识别结果，以提升红树林冠层叶片功能性状的反演精度。

在全球化语境下，跨界区域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地区，跨界治理也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严峻，区域治理转型探索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了跨界治理网络研究框架，认为在跨界治理中，各政府行为体基于共同发展目标，在中央权力重构下，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政府共商组群，共同作用于跨界区域发展。其中，经济地域化与政府能力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以深港跨界区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了经济地域化进程与跨界治理网络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进而分析不对称治理下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的影响。研究证明，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机制，克服了传统政策网络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和过于简化的问题；并将跨界的经济和制度都根植于可变化的地域背景之中；采用多层次治理方法中的“通用”和“特定任务”来描述不同的政府共商组群，同时引入“倡导联盟”框架的理念，有助于理解政府主导的跨界地区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在跨界治理网络的动态构建下，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治理方式将带动深港跨界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自由与舒适的旅居受到老年群体青睐，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繁杂的老年旅居概念，但概念间交错重叠，现象认识零散孤立。文章尝试从老年人的毕生发展角度，引入毕生发展控制理论及其优化策略框架，深化框架理解，重新解读老年旅游行为，识别老年旅居类型，形成统筹认识。研究发现：1）老年旅游表现出毕生发展控制的策略特点，其中资源和意志投入是关键因素。2）在资源-意志投入分析框架下，老年旅居进一步聚焦为4种类型，分别为“大投入-长旅途”老年旅居、“大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小投入-长旅途”老年旅居以及“小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呈现不同的场景切换和状态交替表现，拥有不同的参与难度、社交选择和目的地要求。3）老年旅居代表目前为数不多具有显著适老性的旅游形式，现象研究与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但对现象本身的探讨不足，未来可从人地互动视角，形成行为、主体和空间互动的系统探讨，提升实践指导价值。

珊瑚生长率是珊瑚古气候研究的重要指标，其反映珊瑚生长快慢，并提供高分辨率的海水表层温度变化信息。中全新世作为当前全球变暖的地质历史相似型，利用珊瑚生长率重建该时期的气候环境状况对于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过程及其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对采自海南潭门珊瑚岸礁的23段中全新世（6143—4356 a BP）滨珊瑚进行生长率分析，并基于该区域现代（2005—2021 AD）滨珊瑚生长率与SST的关系重建了中全新世期间共406 a的年均SST序列。结果显示：1）中全新世滨珊瑚生长率的变化范围为0.607~1.670 cm/a，均值为1.079 cm/a，且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过程；2）基于生长率重建的中全新世平均SST为25.7±0.54℃，这与全球变暖程度加剧背景下的现代海温相近；中全新世年均SST的变化范围为24.7~26.8℃，其中5860、5660和5160 a BP为3个显著的低温期；3）对比现代与中全新世（5427—5394、5243—5209、4515—4456和4404—4356 a BP）珊瑚生长率的频谱周期，发现现代与中全新世珊瑚的生长率均存在显著的3~7 a ENSO周期，但中全新世ENSO主周期改变且频率显著降低，表明中全新世的ENSO活动总体偏弱；概率密度函数统计进一步显示中全新世期间ENSO变率存在逐渐增强的趋势。

采用数理量化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识别耕地非粮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上，2000－2019年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均呈波动增加趋势，其增幅分别为4.40%、13.53%，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面临较大压力；2）空间上，成都平原34个区县耕地非粮化面积呈多中心分散分布态势，非粮化率呈中部高、东北和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且非粮化面积空间分布集聚区域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临近城市；3）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率、耕地保护政策是影响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最主要的因素。基于此，提出划定耕地保护红线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加强部门协同管理以形成耕地保护合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以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加大耕地保护政策宣讲以提高粮食安全意识的建议。

以万宁海域为例，选取不同水环境条件的3景Landsat-8（20190716、20210628）与Sentinel-2数据，利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回归、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R）3种机器学习方法分别开展水深反演试验，并评价其精度。结果显示，水体透明度最好、海浪效应最弱的一景Landsat-8（20190716）数据获得最高的水深反演精度，在0~40 m水深区间，R²为0.814，MAE、RMSE和MAPE分别为3.39 m、4.31 m和0.366，在0~20 m水深区间，R²为0.874，MAE、RMSE和MAPE分别为2.24 m、3.24 m和0.449。RF算法在整个水深区间获得相对高的水深反演精度，SVM和PLSR算法在部分水深区间的水深反演中显示出优势。

在梳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基础上，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Topsis模型测度城市群2010—2019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及回归模型，探讨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时空演变规律、协同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9年，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增效呈稳定增长趋势，具有不同空间分布格局；2）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关联特征由随机性分布向规律化分布转变；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有待加强；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对周边城市辐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三大城市群城市局部空间集聚不明显；3）2010—2019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系统有序度呈明显增长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较低，增长速度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演化与关联特征，城市群内部不协调；4）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是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简要回顾19世纪以来地理学术史可见，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从未曾统一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上是如此。不过，自然地理学已开始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为解决眼下正在影响我们星球的一些紧迫问题开启了一条合作路径。文章在结尾部分以实例展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合作的可能状态，倡导学界多关注政治-地志学取径，将地区在权力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纳入考量，从而集中探讨世界范围内区域的多样性。

绿色建筑作为一种节能减排的新型建筑，其发展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压力，推动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驱动下，探究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演变规律，对推动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制定和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为例，使用2008—2021年获得绿色建筑标识和认证的项目数据，定量分析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分异特征。同时结合宏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究影响广州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上，绿色建筑数量和面积增长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该趋势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2）空间上，各城区间的绿色建筑数量、面积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城区的绿色建筑类型结构不同，办公、居住和其他公共建筑占比较大。中心城区绿色建筑等级分异度大、级别复杂；等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天河区、增城区和黄埔区；等级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从化区、番禺区和南沙区等。3）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分布重心先北移后南移；分布范围呈波动扩大趋势；分布方向渐呈西北—东南格局；分布形态的方向性增强。4）资源因素是影响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和市场因素，最后是环境因素。

以珠海淇澳岛为研究区，并基于Sentinel-2遥感影像，对连续3年（2016年“妮妲”、2017年“天鸽”和2018年“山竹”）台风干扰前后红树林的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归一化植被指数）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分析红树林的受损及恢复格局，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不同台风干扰下，淇澳岛红树林的NDVI均整体下降，其受损以轻度和轻、中度为主，而重度及以上占比较少；2）多个台风后，淇澳岛红树林的恢复在年际尺度上存在遗产效应，其总体遵循“受损较重→缓慢恢复→受损较轻→快速恢复→受损较重”的循环演替模式；3）淇澳岛红树林的受损程度随台风风速增大而加重，但台风前若无瓣海桑恢复缓慢则会降低其受损程度。淇澳岛红树林的恢复格局与无瓣海桑在台风灾后的受损程度有关，而受区域水热条件影响不大。

以苏州平江街区及斜塘老街为典型案例，结合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建立基于场域理论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探究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场域内社会空间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不同区位街区的历史文化累积程度具有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街区开发本身所拥有的可塑性。2）街区的发展基础会对权力主体的决策产生影响，权力主体的干预时序与实施力度直接影响战略规训的方向与实践结果。3）更新改造推动街区内部社会空间的重构与组织，使其分化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2大场域，场域间呈现交织平衡与相互剥离2种状态。保留原住民生活场域不一定会造成“非此即彼”的矛盾与冲突，而剥离原住民的更新方式或不可避免地致使街区走向大众消费化或精英化。引导积极的社会空间演进，实现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的共生，是文化导向型历史街区更新的应有之义。

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运用长时间跨度的城市兴趣点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区位熵等方法，识别城市功能中心的时空分化特征，进而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功能中心的空间分布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主副差序格局显著。功能中心的功能呈现公共性向生活性主导转变，并逐渐转化为消费性主导的特征，且主导功能的空间分异显著。2）驱动机制方面，多尺度空间、多层级政府的规划政策共同建构嵌套式的演化驱动机制。其中，宏观政策层面，经由国家战略落位和区域规划向下传导，指引空间和功能的整体演化方向；中观政策层面，有为政府通过构建蓝图式规划，联动市场机制，推动城市多功能中心的生成；微观政策层面，城市功能疏解、空间更新和新城特色空间营造等行动政策协同，推动城市各功能中心的功能疏解与集聚。城市功能中心的主导功能类型演化有其客观规律，有必要加强多案例对比研究，注重从功能中心体系视角出发，探讨功能中心的联系与分工，以促进规划政策的精细化供给。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扰动，保持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成为高新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引入韧性理念，探讨了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特征，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演化过程，从抵抗力、吸收力、恢复力和转型力4个维度构建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以湖南省46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维持原有特性、原有功能和进一步成长的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尺度关联性和可调节性等特征。2）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断演化，呈现出开发、存储、释放、更新4个阶段，并与所在城市、区域以及内部企业共同作用，构成多尺度嵌套的自适应循环。3）2012―2020年湖南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扰动的能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各维度指标看，转型力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吸收力和抵抗力，恢复力增长幅度最小，成为系统整体韧性提升的短板；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韧性较高的高新区集聚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以及岳阳、郴州、常德等城市，较低的分布在湘西地区，近年来，空间分异程度逐渐缩小。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

珊瑚生物天敌黑皮海绵、长棘海星在世界范围内暴发严重威胁珊瑚礁生态健康，然而目前珊瑚礁领域尚缺乏生物天敌暴发后对珊瑚礁地貌类型影响的定量研究。文章利用太平岛珊瑚生物天敌黑皮海绵、长棘海星2次暴发事件前后，覆盖太平岛2016—2022年的26期Sentinel-2遥感影像，结合高分辨率GF-2（PMS）遥感影像和卫星遥感影像地理信息系统Google Earth平台中的数据，开展中国南海太平岛珊瑚礁地貌类型遥感影像分类实验，对密集珊瑚沉积区、稀疏珊瑚沉积区、珊瑚丛生区、沙坪、浅礁前斜坡等珊瑚礁地貌类型演变进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结合专家解译知识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分类算法开展的太平岛珊瑚礁地貌类型分类，最高总体精度和Kappa系数分别为96.46%和0.94。2）在2种珊瑚生物天敌暴发期间，太平岛的珊瑚礁丛生区、密集珊瑚沉积区、稀疏珊瑚沉积区等珊瑚礁地貌类型面积有显著下降；黑皮海绵暴发后对密集珊瑚沉积区影响最大，其面积减少72.92%；长棘海星暴发后对珊瑚丛生区影响最大，其面积减少59.17%。3）2016—2022年，太平岛珊瑚礁退化率高于恢复率，其中2017年3—6月珊瑚礁退化率最高，为23.88%；在2017年6—9月珊瑚礁恢复率最高，为18.03%。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区县作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比较法、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以及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200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整体呈加速加深的趋势，但不同区域及2010年前后呈现相对不同的变化；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且考察期内低-低型集聚的区县逐渐向成渝两大城市集中，而2010年之后，高-高型集聚的区县快速向成渝两大城市中轴线的两翼集中；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在考察期内加速扩大，且不同时期区域内差异增减变化不一，区域间差异的扩大更多发生在201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主要源于超变密度的较大影响；4）与2010年相比，不仅老龄化惯性、生育惯性、人口流入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在2020年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影响更大，且2010年后有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向人口更密集的区县集聚。

采用ASID模型比较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2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发现，空间生产是在高尺度话语的动员下，行动者以各种策略性行动形成新的制度，以便突破现有社会空间结构约束并巩固该成果的过程；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空间生产阶段决定行动者的目的，进而影响其所属类型和空间生产策略选择。行动者类型的实质是实现其目的的策略工具，嵌套结构可视为高政治责任感官员避责偏好的结果。对城乡融合过程中嵌套结构的研究，一方面深化了中国行政区划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城际合作，以便发挥如嵌套结构等柔性空间区划调整手段的灵活性，促进核心城市政府管理的跨界延伸，实现城市资本的再领域化。同时要积极行使行政区划调整等刚性手段，锁定嵌套结构的制度改革成果。

文章立足于旅客心理感知，基于随机效用理论，运用SEM-Logit模型方法，探讨机场服务质量的关键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航空出行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航空出行选择行为并不是对行为意向的简单线性扩展，作为机场服务质量的2个关键维度，强制性流程服务是旅客在机场无可避免且耗费时间最长和最为繁琐的流程，在该过程中的优质服务水平和质量对旅客存在无形吸引力，特别对商务出行旅客在机场－航空公司方案的比选中存在显著影响；2）设施设备和环境虽然不是旅客普遍性考虑因素，但旅客对其感知差异明显表现在机场群内不同机场类型之间；3）预计起飞时间差异、机型、准点率、航班班次、航班价格等其他因素均存在显著影响，且抵达机场时间、航班飞行时间等时间成本是核心影响因素；4）旅客对航空公司类型并不存在明显偏好，但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入驻对区域机场竞争存在明显的抗风险能力。

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是在社会需求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嵌合体。揭示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规律，可以为其治理和改造提供方向及策略。在分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特征的基础上，以苏州沈巷村为例，根据空间组织主体，将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划分为“个体导向的自创生”“关系导向的自扩张”“社会资本导向的自进化”3个阶段，剖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的时空特征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中，空间组织主体由“村内人”向“乡内人”和“圈内人”扩展。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与重构，既是城中村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外在表征，又是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结果。2）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过程中，从“自创生”阶段的血缘到“自进化”阶段的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自始至终发挥着强化信任和凝聚共识等重要作用。3）需要尊重城中村自组织逻辑，采用自下而上的协商行动，有效推进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治理。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应的企业特性导致大城市出现郊区化、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2014—2018年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呈下降趋势。

以深圳市为例，基于“流空间”视域研究城市内部物流网络，将货车GPS数据作为物流“流动数据”，结合社区发现模型，识别城市内部重要物流节点及其空间联系特征，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城市内部物流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深圳市内部物流联系整体偏弱，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联系特征，具有显著极化发展态势，形成物流活动西进西出而物流设施居中分布的错位布局；物流联系“异质相吸”特征明显，不同类型节点的物流活动更趋向于朝特定区域流动；城市内部物流网络依赖于“机场-工业区-港口-物流园”廊道的联系纽带作用，形成以廊道为轴心线向周边扩散的物流廊道网络模式。由此，从重塑物流空间、调整规划编制、培育新增长级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内部物流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支撑打造城市物流发展的“深圳样本”，并助力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物流枢纽建设。

为了解帽峰山森林公园鸟类多样性及其群落结构特征，于2020年11月到2022年3月，采用样线法结合红外相机法，逐月对帽峰山森林公园鸟类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共记录鸟类16目46科143种；18种鸟类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8种属CITES附录Ⅱ保护动物；优势种为红耳鹎（Pycnonotus jocosus）、白喉红臀鹎（Pycnonotus aurigaster）、淡眉雀鹛（Alcippe morrisonia）和暗绿绣眼鸟（Zosterops simplex）4种；鸟类居留型中留鸟占绝大部分（90种），区系中以东洋界占优势（80种）；生态类型以林鸟（132种）为主，食性上以食虫（67种）和杂食性（46种）鸟类为主，具有明显的森林鸟类群落特征。2）生境中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均表现为林地最高，公路最低，各生境的Pielou均匀度指数相近；季节中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表现为春季最高，夏季最低；四季Pielou均匀度指数与Simpson优势度指数均相近；3）鸟类多样性与生境类型、季节有明显相关性（P＜0.05）。总体上，帽峰山森林公园生境多样，鸟类资源丰富，鸟类群落结构较稳定且具有较高的鸟类多样性。

三峡作为长江标志性风景带与文化带，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先行示范区的重要选址地段。研究三峡人文景观特征，有利于彰显三峡作为中华代表性符号的特性，促进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识别保护与价值诠释。唐宋时期是三峡相关诗词数量激增、代表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关键时期。文章梳理440首唐宋三峡诗词中的景观地理信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实现三峡人文景观空间分布可视化和审美认知分析。结果表明：1）唐宋时期三峡人文景观在景物类型上主要由城镇景观、遗址胜迹、寺观宗祠和名人故居组成；2）在空间特征上呈沿江线性串珠式分布，并围绕奉节、巫山形成核心景观集群；3）在语义网络上形成了峡江大观、白帝古都、西陵胜景、巫山云雨等6类景观主题。文章对各主题的审美思想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以诗词引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段空间布局和诗意场景营造的建设建议。

文章基于近60年来的钦江水沙数据，通过变差系数和贡献率计算法分析钦江在极端天气下的水沙变化。结果表明：1）热带气旋年正常天气的平均流量为32 m³/s，热带气旋过境的平均流量为290 m³/s，是正常天气的9.06倍；热带气旋年的正常天气的平均输沙量是0.05×10⁴ t，热带气旋过境期间的平均输沙量为1.15×10⁴ t，是正常天气期间的23倍。2）洪水年正常天气的平均流量在375 m³/s，而洪水期平均流量在2 725 m³/s左右，是正常天气平均流量的7.27倍。洪水年的正常天气的平均输沙量为0.07×10⁴ t，而洪水期的平均输沙量为1.14×10⁴ t，是正常天气输沙量的16.28倍。3）热带气旋对钦江的径流量平均多年贡献率为10.75%，输沙量贡献率为20.95%；洪水对钦江的径流量平均多年贡献率为16.75%，输沙量贡献率为30.07%。极端天气对钦江的水沙变化具有重要贡献，极端天气发生期间钦江具有“水沙激增”的特征，且极端天气对钦江水沙的影响具有年际变化特点，其热带气旋过境时径流量与输沙量的峰值有逐渐减小趋势，受热带气旋活动影响的减小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聚焦社区更新过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关注中国具有特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老旧社区，以南京市典型社区为例，基于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多维框架。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2个维度探讨社区更新带来的环境变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3个方面的主要结论：1）在物质环境维度，社区更新通过有效改善社区物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社区更新作为对环境状况的积极主动的干预，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进而通过中介效应提升居民的幸福感。2）在社会环境维度，首先是社区更新通过增加社区凝聚力和社区信任，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采用以社区为中心、自下而上的社区更新方法能提高社区凝聚力，并且能提升居民适应力和幸福感以及回报社区的意愿，更新所激发的社区参与是居民之间创造信任与互惠、营造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互动方式，其次是社区凝聚力和邻里互动能激发社区参与的中介效应，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良好的邻里互动使居民建立关心公共事务与利益的行为态度，并且邻里互动也带来信息的共享，对参与渠道和效果的分享也能拉动更多人参与社区建设，进而提升幸福感。3）居民的个人属性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影响。控制变量中健康、年龄和收入对幸福感有正向显著影响。自评健康对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年龄和收入。

以广州市为例，利用人口普查和养老设施数据，以街道/镇为空间单元，分析2000—2020年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二者的匹配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广州市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不均衡特征愈加显著，相较于老龄人口持续的“高-低-中”圈层结构，养老设施经历从相对均衡转变为由内向外逐级递减的演化过程；2）广州市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匹配关系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不匹配现象仍然突出；3）广州市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匹配关系在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且匹配关系改善的空间单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

基于自传体记忆理论和自我扩展理论，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挖掘旅游记忆建构维度的基础上，探讨旅游记忆建构对旅游者自我概念扩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记忆是旅游者在场体验后，经个体筛选和重塑所形成的难忘的自传体记忆，呈现深刻性和动态建构性，其建构维度包含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情感涉入3个方面；2）旅游记忆中的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积极情感涉入有助于促进旅游分享行为，旅游分享又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的扩展；3）在旅游记忆建构对自我概念扩展的直接效应中，认知评价和互动感知对个体和社会自我扩展皆具有正向作用，而积极情感涉入仅对个体自我扩展具有正向作用，其通过旅游分享间接影响社会自我扩展。

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2020年7月—2021年6月，采用参与式人物访谈、随机拦截式抽样等方法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及周边社区群众的无刺蜂资源保护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91份。结果表明：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群众主要是黎、苗等世居民族，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仍主要依赖传统的自然资源，对无刺蜂的保护意识非常薄弱。其中，养蜂经验、对无刺蜂蜂产品的了解、对养蜂技术的需求是社区群众是否愿意并能够保护无刺蜂的3个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64.04%的社区居民对无刺蜂及其产品的价值缺乏基本了解，91.67%的人没有无刺蜂饲养经验，39.06%的人不愿学习无刺蜂养殖技术。这些结果也侧面反映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在无刺蜂的保护上存在相关保护法律规范不完善、知识普及工作不全面、养殖技术存在壁垒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无刺蜂资源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了有效保护和利用无刺蜂资源，需重视和加强无刺蜂保护科普和宣传教育，培育公众积极的保护态度，鼓励和引导无刺蜂原地保护和居民自主保护，从而促进无刺蜂人工养殖与野生保护的平衡以及无刺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红色歌曲记录了特定时空的家国故事，是传播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鸣的宏大叙事。基于人文主义认识论，借助NVivo11软件，采用扎根理论、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及LDA模型从时空叙事视角分析歌词文本的维度结构及其价值内化机理。结果表明：1）红歌歌词文本可分为时间、空间、记忆和精神4个维度，其中时间和空间是显性维度，而记忆和精神则是时空中的隐喻维度，呈现时空表现隐喻至时空表征的关联路径。2）红歌的价值内化体现为受众对多维度信息的接收、比对、叠加、重构、升华等系列过程，从而构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思想和意识。3）红歌歌词的价值内化机理是政治话语、文化基因和现代性作用于媒介、教育、主体和社会等因素上的连锁反应。

采用半结构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以古丈县为案例地，通过融合个体空间路径分析该地区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机制。研究发现，面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年轻劳动力外流和空心化，大量该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在养老多元福利供给不足、医养服务设施供应短缺和代际关系转型的现实背景下，面临乡村养老结构制约与老人农业理性选择的生计异质性困境。基于脱贫地区乡村社会网络优势在“健康”“参与”“保障”3个积极老龄化维度下，根据老年农户不同生命周期的主体行为需求差异，提出多层次年龄结构与多元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下的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路径：1）在农户个体层面，根据老年农户的个体生计行为和生计资本随生命周期变化，动态调整相应的福利来源和生计方式；2）在场域空间层面，通过第六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现代要素介入，建立应对老龄化的乡村市场产业配套；3）在地域空间层面，根据乡村老年农户社会圈层结构，重构生产、生活、生态适老化生计圈。

以风险边缘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依据，以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为案例地，以风险偏好者为调查对象，引入情绪和体验质量作为中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对冲浪者的情绪唤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情绪在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情绪至关重要。2）体验质量在情绪对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略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冲浪旅游经营者不仅要充分调动冲浪者的积极情绪，更要想方设法让冲浪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冲浪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吸引冲浪者重游。3）为促进冲浪旅游可持续发展，日月湾应以风险偏好者为重点营销对象；建立冲浪俱乐部（店）管理规范和冲浪教练考核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护航冲浪体验；助力成功冲浪，激励积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