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作为21世纪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以其独特优势和广阔应用前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然而，目前无人驾驶主导下的低空经济研究仍处于成长期，其人文化转向亦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对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推动低空经济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Scopus和CNKI数据库中以低空经济为研究主题的文献数据，借助CiteSpace对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发文情况、研究内容与研究脉络进行全面梳理，进而分析概括其发文特征、主题内容以及各阶段特点和趋势。结果表明：1）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的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虽已初步显现，但跨机构的学术联系较少，尚未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2）国内外低空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特征有所差别，但前期均以通用航空为研究主线，2010年后转为无人机主导下的新时代低空经济研究。3）现阶段低空经济研究中，外文文献注重对无人机机型及其工程技术、无人机交通管理系统、无人机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探讨，中文文献更侧重于对低空空域改革、无人机体系建构及其产业发展等系列问题的反思与总结；4）自然空间的人文化转向是成长期低空经济研究的重要特点，但目前国内有关低空经济人文化转向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建议学者建立适合中国低空经济发展实践的科学体系，扩张研究视角与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加强学者间的广泛沟通和交流，推动多样化和多元化跨机构跨学科跨地域的合作网络的形成；深入挖掘低空经济研究中人地关系思想与空间组织理念，综合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等多元视角对无人机智能化、协同化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无人机产业链、无人机相关配套设施、市场消费与公众态度等内容进行系统阐述。

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不同城市（成都、武汉、上海）Citywalk热门路线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城市背景下旅游者在Citywalk过程中的行为空间模式、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Citywalk在三城中表现为短途而深度体验的特质，具有综合性、小规模、相对自由的特点，旅游者偏好于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城区目的地。2）认知—情感—文化多维感知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城市Citywalk体验。3）三城Citywalk模式各异：成都以文创街区为核心，融合创意空间与美食探索；武汉聚焦历史建筑，联动文化与自然景观；上海突出都市风光，交织人文艺术与现代时尚。4）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理念、发展定位、历史背景的差异分别从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等维度影响Citywalk旅游体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知。

文章以丽江大研古镇为例，借助多源数据和多元空间分析方法，剖析其线上线下游客集聚热度特征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大研古镇线上线下热度的空间关联程度高、整体分布极不均衡，线上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90%的浏览量与签到量，呈现幂律衰减特征。线下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33.6%的总游客量，呈现以四方街为核心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格局。2）游客集聚行为是线上线下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游客移动行为、数字内容打卡行为和数字内容浏览行为之间形成正向促进效应。3）旅游古镇在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下，通过数字媒介流量传播实现线上线下热度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特色资源通过游客的打卡行为转化为数字内容，高质量数字内容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注意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吸引游客移动与消费行为的集聚，塑造出新的“网红打卡地”。

以中部地区超大城市武汉为例，基于中小学POI、教育资源、道路网络数据，运用最邻近指数、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服务区网络分析和改进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等方法，评估武汉各区域中小学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达性和资源分布均衡度。研究发现，尽管武汉市中小学布局整体均匀，但资源密度却偏向中心城区，导致远城区资源分布稀疏。考虑上学交通方式、时间和供需匹配因素，小学生上学的便利性和资源均衡性优于初中生，中心城区优势更明显。这种资源配置现状与武汉市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匹配，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因此，建议武汉未来的义务教育布局应结合区域功能、人口规模及实际需求，实施科学预测与超前规划，优化空间布局，建立跨区域资源动态调配机制，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及一体化发展。

AI（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人类社会，对学术研究也产生巨大冲击。智能化时代的地理学需要创建新理论。AI与人的关系有工具、伙伴、朋友、灵魂4种状态。在人机融合的进程中，地方、身体、情感是AI无法替代的三大关键向量。文章结合哲学、地理诗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运用网络自我民族志方法，对叶超与AI共创并发布在个人微信视频号“叶深寻”的122首歌曲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个体书写与人机协同的创作特点，总结其大众传播效应，创新性地提出“生命诗学”理论。新时代生命诗学区别于地理诗学之处在于：创作主体从独立作者转变为人机共创，表达形式从单一文本扩展为多感官激发，媒介传播从单向输出演化为多元交互。歌曲样本风格和题材多样，反映出情感、地方与AI交互的特点，凸显新的地理书写与表达在智能化时代的重要性。在传播效应上，通过对文本的Top ten分析发现：地理学背景受众多关注地方与生活的互构，其他受众则侧重于情感共鸣，《光尘纪》等超现实作品具有跨领域的未来导向性。智能化时代的生命诗学不仅延续和深化了地理学的人文传统，也为数字艺术、媒介地理学等交叉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生命诗学的表达、展演及其公共传播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生计旅游转型是滨海渔民实现生计策略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及支持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有效策略。文章以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结合滨海渔民特殊属性，搭建滨海渔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生计资本、风险认知和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而利用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捕捞渔民开展调查获取的310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滨海渔民可持续生计总体水平较低，维度差异较大。其中自然资本水平较高，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水平中等，金融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水平最低。2）生计资本对渔民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和金融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风险认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生计旅游转型意愿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随着数字媒介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深度嵌入，地方不再仅作为物理空间被感知和经验，而是在平台架构、算法逻辑与媒介实践的持续作用下，被不断生产与重塑。围绕这一转变，学界已从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与媒介研究等多个学科对数字情境中的地方感展开探讨，但相关研究长期呈现概念分散、视角区隔与理论碎片化的特征，尚缺乏能够解释“数字-地方”复杂耦合机制的整合性框架。文章基于1980—2025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知识谱系分析，追溯了数字地方感在多学科交汇中的涌现路径，揭示其从静态属性向过程性、从物理依附向媒介构成的理论转向。在此基础上，提出将“数字地方感”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生成式整合概念框架，将技术基础设施、情感心理机制、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意义生产与权力-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同一分析视野，强调数字地方感是一种在多重子系统互动中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文章认为，引入系统性生成视角有助于推动数字地方感研究从多学科并行走向理论整合，为理解平台社会中的空间经验、情感政治与地方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传统社会空间治理正经历从“数字治理”向“智能治理”的范式跃迁。聚焦这一变革背景，通过辨析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驱动的演进特征，结合上海“量子城市”与杭州“城市大脑”等典型案例，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多维主义模式的拓展与实践逻辑。第一，治理空间维度由“物理-社会-数据”三元结构拓展为“物理-社会-数据-算法”多维连接。算法赋能数字孪生空间，使其具备了主动推演与决策能力，实现了从静态映射到动态预测的转变。第二，治理主体结构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关系拓展为“政府-市场-社会-智能”多维协同，AI主体性逐渐显现，从工具逐渐演变为具有自主学习与决策能力的协同治理主体。第三，面对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需要构建虚实协同的空间秩序，确立人机协同共治机制，并坚持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推动社会空间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在人工智能（AI）日益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背景下，如何科学测度AI技术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演化趋势，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现有的识别方法在语义有效性、识别精度以及覆盖广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为此，文章以广东省2001—2021年约120万条授权发明专利摘要为基础，引入BERT大语言模型，构建基于语义理解的AI授权发明专利识别方法，识别出约20万条AI发明专利文本。在此基础上，结合BERTopic主题建模方法，进一步揭示AI发明专利在广东省的关注领域与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2001—2021年广东省AI发明专利数量整体经历了缓慢增长和快速扩张2个阶段，AI发明专利占比则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AI技术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空间分布方面，AI发明专利在大湾区高度集聚，深圳和广州2市占全省AI发明专利的75.1%，珠海和东莞两地在AI发明专利占比上亦显示出较强活力。在合作网络方面，广东省AI发明专利合作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城市间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差异明显。3）在技术内容上，广东省AI发明专利主要聚焦于数据与图像处理、机器人与自动化装置、智能交通与故障检测、智能家居与环境控制和生物模拟与图像分析五大主题，不同主题的演化节奏存在差异，其中图像处理技术最为活跃，机器人和智能交通等领域近年来快速增长。此外，广东省内不同城市在AI发明专利布局上也各具特色，形成了差异化的技术优势。

人工智能（AI）时代，大语言模型是公众认知城市空间的重要信息媒介，AI话语也成为建构城市空间的力量。文章以广州为案例，构建城市消费空间幻觉评估问题集，在“话语—权力”框架下，用幻觉测试分析DeepSeek、ChatGPT中外AI模型在空间话语生产中的异同，解释AI幻觉话语对城市消费空间的构建。主要结论为：1）AI话语响应主流空间话语，对揭示城市复杂、多元、矛盾的真实面貌表现不足；ChatGPT采用通用框架描述城市消费空间，DeepSeek空间叙事遵循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2）通过对政府、媒体与商业机构特定话语的整合与再生产，AI作为新型权力主体建构多元“现实”，使权力得以“合理”运行。3）AI幻觉话语建构空间，为用户设定位置，用户在认同并接纳这些位置后，承载特定知识进而开展消费空间实践，产生的新数据用于同一套话语的再生产。由此，特定知识体系和权力得以维系与运行。

文章运用地理加权随机森林（GWRF）与机器学习模型输出解释方法（SHAP），解析2011—2023年长三角地区城市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由0.411升至0.505，形成上海单核引领、苏浙跟进、安徽快增但临界失调的多级联动格局。2）城市层面耦合协调度呈现“中枢—走廊—边缘”的梯度扩散模式，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及基础设施互联的区域发展方向高度契合。3）结合SHAP结果发现，数字要素对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协调具有正向效应，且自核心城市向制造节点与新兴产业区扩散；与之相反，碳排放要素则抑制二者协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集聚在产业升级和碳减排中具有核心驱动作用，为长三角优化资源配置、制定差异化低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助力区域在数字经济与绿色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世界模型逐渐成为连接感知、理解与预测的重要技术框架，其研究正从语言空间、视觉空间延伸至更具整体性的时空建模范式。文章聚焦人工智能中世界模型的起源与研究路径，梳理其从表征学习、动态建模到具身交互的技术演化逻辑，系统总结当前主流方法在理解环境结构、模拟未来状态与支持决策推理方面的核心机制。在此基础上，引入地理学的空间视角，指出世界模型所关注的“主体-空间-世界”关系，与地理学长期研究的空间组织、行为与环境互动具有内在一致性。随着视频生成、大规模多模态学习和具身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正从对世界的符号化描述迈向可计算的空间认知过程，其本质体现为一种面向空间的智能能力。世界模型的发展，既为人工智能理解现实世界的结构与过程提供新思路，也为地理学探索时空过程建模、空间认知机制与虚实融合环境构建提供重要契机。文章旨在为人工智能与地理空间学科的交叉研究奠定系统化框架，并为未来的空间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提供参考。

以松阳县南直老街为研究案例，通过田野调研收集图像和访谈资料，结合Lee的食物记忆五维理论，探讨媒介与商业化发展如何重塑传统食物与地方记忆的关系，重点分析人口空心化、制作方法商业化、感官体验普适化、情感联结淡化及场景模式化五大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媒介在其中作为关键中介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原住民流失，外来经营者虽保持情感联系但未能恢复社区氛围；2）挂牌与非挂牌店铺的场景风格差异，前者保持地方特色，后者受媒介影响趋向商业化；3）传统食物制作方法和感官体验因迎合消费需求而发生改变，游客与本地人对地方记忆的理解产生差异；4）媒介的介入削弱了食物与地方记忆的情感联结。文章揭示了在媒介介入食物和地方记忆后，南直老街出现的商业化与地方特色之间的矛盾，这强调了在城市转型过程中保留地方记忆和情感联结的重要性。

城市是传播的媒介，媒介传播又重塑着城市。自21世纪以来，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普及对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和绅士化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既有研究对其作用机理鲜有关注。文章选取南京网红街区南台巷为案例，并以小红书为社交媒体代表，对社交媒体介入下的商业绅士化发生过程、形成机制及综合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深度参与商业绅士化的发生过程。一方面，社交媒体为商家提供可复制的网红审美与商业模式，并作为商家自我营销的平台，提升绅士化发生概率；另一方面，消费者受社交媒体影响进行跟风式打卡、话语投资，加速商业绅士化的进程。社交媒体再现城市空间的过程放大并且强化了商业绅士化，给该街区带来了商业复兴、建成环境美化等积极效应，同时也产生了商业排挤、流离失所、文化区隔等消极效应。

为应对传统地理教学中抽象概念可视化难、高风险/高成本实践受限等核心挑战，文章构建了基于AIGC与元宇宙协同的“场景沉浸—智能引导—评估优化”闭环实验教学模式。为验证该模式的有效性，以“危岩体空间信息采集与风险评估”实验为例，开展准实验研究。通过实验成绩、学习行为数据、系统日志等多维度数据，对传统教学模式与“AIGC+元宇宙”协同模式的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AIGC+元宇宙”组在空间分析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综合任务能力等核心能力指标上均取得明显提升，其中测量精度平均分提升28.57%，操作规范性平均分提升12.5%，综合成绩平均分提升11.25%。研究证实，该协同模式通过沉浸式场景与智能反馈机制，有效地破解了传统教学的核心矛盾，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能力赋能”的范式转型。

文章遵循批判遗产研究思路，援引文化资本和尺度理论，聚焦于非遗消费热点下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英歌舞，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探究其文化资本的形成与尺度转换过程。主要结论为：1）英歌舞兼具文化公共性和资本生产性，通过不同尺度的具身实践、客观转化与制度保障实现保护和传承，这种创造性转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经济与文化共生的特点。2）在个体尺度，表演者在身体叙事和代际传承中不断完善知识与技能，与居民共同扩大了训练和展演实践，使英歌舞成为凝聚群体情感、优化乡村治理的群体文化资本。在区域尺度，游客的消费实践和市场参与加速了英歌舞客观化文化资本的转化，而地方政府推动英歌舞形成促进文旅消费、塑造城市形象的城市文化资本。在国家尺度，国家认可英歌舞在体育、德育和美育等方面的教育属性，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赋权将其纳入官方叙事与文化治理框架，实现了英歌舞文化价值的导向性转换，使其升格为展现文化多样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文化资本。3）英歌舞通过“群体文化资本-城市文化资本-国家文化资本”的尺度上推实现了非遗再生产，体现为其文化功能、价值和意义的重构。但在这种尺度转换中也存在主体认知冲突、流派差异模糊、区域发展失衡、原真性消解等挑战，国家则通过政策和话语体系实现非遗传承的尺度下推，保障了英歌舞的传承主体和发展活力。

传统建筑是村落风貌的基石，也是地域气候、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直观物质载体。文章以中国646个首批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涵盖建筑立面、构件特征和文化符号的多模态图像数据库。聚焦京派、晋派、川派、皖派、苏派、闽派六大典型建筑流派，采用EfficientNet模型实现了高精度（90%）的单体建筑风格自动识别，并基于Grad-CAM技术完成不同建筑风格的关键建筑构件分析。文章进一步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多样性指数，系统揭示了不同建筑风格在多尺度下的空间分布模式和跨流域文化交互特征。结果表明：1）6类建筑风格特征显著，模型识别效果良好，但京派与川派川派由于注意力均集中于木制房墙与廊柱，具有一定的交叉误判率；2）在宏观格局上，各建筑风格的影响范围与轴向分布存在差异，且其空间展布与地理廊道高度耦合，形成了显著的文化过渡带；3）在区域层面，建筑风格聚集区形成了5个文化核心区、3个文化过渡带与2个文化断裂带，为构建跨省遗产廊道保护体系提供了空间依据；4）在省域内部，建筑风格呈现“高多样-高均匀”“低多样-低均匀”“低多样-高均匀”3种模式，反映了不同省份文化整合与地方表达的差异格局。文章提出的智能解译-空间计算协同框架，为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可扩展的方法论及工具，也为多尺度的传统村落保护、区域规划与文旅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

虚拟城市空间作为电子游戏的核心组成，探索其与现实城市场景的互动路径，思考面向该互动情况的规划启示，对数字时代城乡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原神》《模拟城市》等典型游戏案例，发现虚拟城市与现实空间的交互呈环状路径，现实→虚拟→现实过程历经感知、再组织、再认识、反馈4个阶段，其中感知、再组织阶段对应城市意象理论；再认识、反馈阶段在规划教学实践中被广泛讨论；从规划视角出发，建议构筑人居环境学者与游戏设计师的交流桥梁，探索在游戏世界中传播建成环境内涵的新路径，同时结合游戏强互动性、高参与性特点，提升市民对城市动态系统的再认识，打造基于游戏平台的参与式规划路径，实现规划多主体参与的目标。

芳香旅游是实现农业功能拓展、乡村价值发掘、业态类型创新，推动农文旅一二三产业深入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正日益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文章梳理了芳香旅游的概念及研究历程，运用CiteSpace6.3.1分析国内外芳香旅游研究知识图谱，并对芳香植物资源、芳香节庆与文化价值、芳香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总结。结果表明：1）芳香植物资源的研究中，以芳香植物为核心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如何有效利用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促进及优化旅游产业的开发。2）芳香节庆和文化价值研究中，芳香节庆研究多从不同视角展开，但多关注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活动中的感知。芳香文化则是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样化表现及其内在的文化价值。3）芳香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研究中，主要探究芳香产品在旅游场景中的多元化应用，芳香旅游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综合效应体现，以及2个产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探索。以芳香旅游研究新方向、农文旅融合新路径、乡村振兴战略新领域3个发展层次构建研究框架，从芳香旅游资源优化配置与开发路径、芳香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芳香旅游产品创新发展路径、芳香旅游的多维效应、芳香旅游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芳香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新领域等方面提出芳香旅游研究发展趋向。最后提出未来应深化芳香旅游研究主题、聚焦芳香旅游业态融合研究、创新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多科学融合等展望。

民宿产业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女性民宿主作为乡村民宿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既推动也获益于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文章以广东省30位女性民宿主为研究对象，结合生命历程理论的4个核心原理，运用访谈法和主题分析法探究女性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发展的双向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在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互动发展过程中，女性民宿主在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个体能动性，运用过往积累的资源与家庭、社会、政府等社会关系网络融合获得精英身份，响应了不同阶段的乡村发展需求，带动了乡村民宿发展，从而使女性民宿主在实现自身成长的同时反哺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同时，乡村民宿发展也加快了民宿主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提升个人能力，积累更丰富的发展资源，助力民宿主个体快速成长。

可视化分析技术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核心方法，可以将计算模型与人文数据深度匹配，构建起跨学科研究的桥梁。数字人文视角下空间表达的技术内核在于运用图形化映射机制，将体现文本意义、地理场所、关系联接的多源异构数据转化为具备认知适配性的视觉表征，从而突破传统人文研究的分析局限。基于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转向，当代数字人文的空间表达主要形成了文本可视化、地理可视化、关系可视化三大支柱，分别对应空间生产理论中关于概念空间、经验空间与生活空间的三元辩证关系。在数字人文范式下，可视化技术不仅革新了释义、情境、结构的空间化方法，更通过人机协同的交互式探索机制，推动形成了数据驱动与人文阐释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文章系统解析了典型可视化技术的设计原则与实现路径，并揭示其在数字人文前沿领域中的方法论价值。空间表达的新路径是对地理学三元空间的数字化转译，旨在构建多维人文空间解释框架以便型塑空间融合的研究新范式。在此过程中必须同时警惕技术工具主义与视觉中心主义，进而为数字人文的范式转型与学科建设提供积极参考。

文章以艺术与地理的共生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个由“数据媒介-算法生成-多元感知”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用以探讨数字时代艺术地理作品的生成逻辑与感知机制。文章聚焦于城市视觉记录、具身环境表达与人工景观再构3类主要创作议题，分析6件代表性数字艺术作品，揭示出当代艺术地理的关键特征：地理空间数据被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物质媒介，算法生成成为空间重构的核心手段，而虚实交织的多感官体验则促使观众在现实世界与数字生态系统之间形成新的栖居方式。数字艺术地理的发展推动了从静态再现到动态生成的范式转型，也促使地理空间被重新理解为数据流、算法逻辑与身体经验的交互过程。这一框架有助于揭示数字艺术中技术与感知、生态与政治的内在关联，说明艺术创作已成为理解数字时代空间生产与人类栖居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不仅为数字艺术的地理解读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思路，也拓展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地理批判视野，对数据权力、算法透明性以及生态复杂性被简化等问题提出了反思与回应。

2023年深圳市西涌社区成功获得国际暗夜社区认证，成为中国首个获此称号的地区。系统评估西涌社区光污染控制的有效性，对中国暗夜保护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SDGSAT-1）的高分辨率夜光遥感影像，通过随机森林回归算法进行辐射一致性校正，评估了西涌社区近3年的光污染控制效果。结果表明，近3年西涌社区全域夜间灯光亮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且沙滩观星区、道路系统及各村落光污染管控效果显著。结合感兴趣区（POI）数据分析，各类型POI的亮度系数整体降幅介于27.68%~74.45%。其中，住宿服务设施仍是西涌社区最主要的夜间光污染来源。高分辨率夜光影像能有效监测和评估城市区域的光污染状况，为后续暗夜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以新基建赋能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升级转型，是构筑城市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以2011—2022年中国149个智慧城市试点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将新基建视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重要路径，通过三阶段数据包络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测度了新基建视角下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最后使用多期马尔科夫模型从时间演化和空间溢出2方面对数字孪生城建潜力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第一阶段全国综合技术效率基本保持上升趋势，其中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效率值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而东部地区的效率值始终处于低位。2）在第三阶段，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项后发现，效率值在空间上的聚集性得到提升，高值地区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鲁东地区及省会城市，对比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效率值发现，东部地区效率值实现了反超，表示其在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方面具备优势，而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效率值有所下降。3）基于传统马尔科夫模型发现，数字孪生城建潜力存在发展惯性，随着跨期数的增加，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梯度升级趋势增强；基于空间马尔科夫模型发现，数字孪生城建潜力的发展会受邻域地区的影响，空间上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

声音媒介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与感官研究交叉领域的重要方向。文章突破乡愁研究的视觉中心主义局限，聚焦离乡群体听觉经验，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揭示乡村声音景观符号的乡愁表意系统及其运作机理。结果发现，1）离乡群体对乡村声景的感知遵循“经验积淀—‘再现体’触发—符号接收与识别—意义阐释”4阶认知模型，乡村生活经验使离乡群体站在“后符号”角度接收表意乡愁的声音符号，在触发相应契机后跨越符号时空距离诠释乡愁声景意象。2）识别与分析离乡群体记忆中传统村落空间内的声音符号，形成由动物声、自然声、人类活动声构成的乡愁声景符号系统。3）建立了声景与乡愁意义间“对象”与“解释项”的指向性关系，将听觉体验升华为乡村情感，形成包括乡情、乡闲、乡趣、乡忙等意蕴的乡愁声景表意系统，并伴随产生怀念惋惜、压力缓释、未来向往、地方归属等情绪共鸣。

乡村空间分布研究对支撑中国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随着乡村空间分布的内涵越发丰富，亟需重新审视大地理观视角下的研究综述框架。文章首先在2个层次上阐释乡村空间分布的基本概念；然后，按时间发展顺序解析近代研究的演进历程，统计近年发文的数量变化、领域分布和主题分布；继而，将研究内容归纳到自然地理单元、行政区域单元、专业特色单元和乡村要素单元等4类单元，并予以深入论述；最后，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主要结论为：1）中国近代乡村空间分布研究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可分为5个阶段，近年来发文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形成了大地理观下以地理学为核心的多元学科融合体系，拥有4个研究主题；2）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乡村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行政级别影响了分布特征和重组模式，专业特色单元基本符合中国重要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各类乡村要素单元揭示了土地利用、产业聚散等方面的空间分异性；3）未来可从以下方面拓展研究：建立基于自然地理单元的研究体系，拓展多时序研究；深化行政区域单元的影响因素分析，开展跨行政区研究；挖掘乡村空间特征的共性，充实专业特色单元研究；转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强化乡村要素单元研究。

创新网络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对产业内不同价值链环节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研究还相对不足。文章基于价值链视角，采用2005—2021年中国稀土产业采矿冶炼、材料加工和终端应用环节专利合作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揭示了不同环节的创新网络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规模与空间覆盖面随价值链向应用端延伸逐渐扩大，并在终端应用环节呈现“小世界”特征。2）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呈现鲜明的空间分异特征：上游采矿冶炼环节形成与中国稀土资源“北轻南重”空间分布相一致的南北分异格局；中游材料加工环节形成以北京、上海及新材料头部企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放射状”格局；下游终端应用环节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三角”格局。3）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主要受社会邻近、制度邻近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不同环节受资源集聚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加速社会中，城市青年对疗愈景观的需求更为凸显。文章以广州社区中的一处疗愈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解读这处景观的疗愈性构建过程与城市青年的感知。结果发现为：1）景观的疗愈性产生于共栖共生的认识论。栖居视角认为人文和自然并不是二分的，人与自然互动并在时间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变化是栖居意义的重要认识论立场。在疗愈景观构建与感知过程中，这种立场贯彻始终。2）身心实践与景观时间性共同构建与感知疗愈景观。具身心灵与具心身体是英格尔德对栖居实践二位一体的解读。这种融合身心的实践活动是疗愈景观得以构建与感知的关键，栖居意义在身心合一、并与环境互动的实践中产生。景观时间性中的任务场景促进城市青年在与人与物的共鸣中获得疗愈性。城市青年不是疗愈景观被动感知的对象，他们在认识上与实践上都主动参与，是疗愈景观的共同构建者。基于共栖认识论与共建实践，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将认识论与时间性纳入疗愈景观讨论中，打破“被动”疗愈，以更互动的角度解读城市青年抵抗异化的积极行动。

游憩空间是保障国民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和社会互动的重要载体。以往研究侧重从供给侧刻画城市游憩空间供给结构，对基于社会感知的城市游憩空间“图谱”刻画不足。文章以广州市为例，利用马蜂窝与携程网上采集的社会感知大数据，基于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游憩情感，并结合GIS空间分析与热度-情感匹配性分析，探讨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与体验特征。结果表明：1）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分布呈现“核心集聚、边缘分散”“一核多中心”的特征，与水系、交通要素具有依存关系；2）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热度两极分化特征较突出，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递减特征，“性价比”是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的核心感知因素；3）广州城市游憩空间热度-情感总体匹配性较差，空间上分为中心城区“两极分化”型，花都区、番禺区、白云区、从化区“体验提升”型以及增城区、黄埔区、南沙区“供给不足”型3类。

数智技术是提升城市暴雨态势感知能力的重要手段，从物理-信息-社会三元空间视角出发，通过fsQCA（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和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的混合使用，解决数智手段赋能城市暴雨感知的路径问题，并探讨不同组态路径下的城市受灾特征。结果表明，实现高赋能水平存在3种模式：物理-信息-社会三元空间均衡型赋能、物理-社会空间主导的三元空间型赋能和物理-社会空间交互的二元空间型赋能。同时，一元空间的低赋能模式难以实现灾害的全面感知，验证了三元空间组态交叉的必要性。此外，LDA主题模型分析显示，不同的数智赋能模式匹配了不同受灾类型的城市，二元空间型赋能路径更适合致灾因子敏感型城市（如广州等），物理-社会空间主导的三元空间型赋能模式更匹配孕灾环境敏感型城市（如西安等），三元空间均衡型赋能模式更适合承灾体敏感型城市（如北京、上海等）。

受资源和市场约束，长三角县域面临突出的产业转型压力，而飞地经济在县域创新水平和产业能级提升中具有巨大价值。飞地经济有助于创新资源向县域流动、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创新合作，但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利益分配机制、县域创新资源承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亟需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其实际作用效果。文章以长三角地区飞地经济探索实践最深入的江苏和浙江为例，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2001—2022年飞地园区的建立如何影响县域创新水平，以及该影响在不同县域类型、飞地类型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飞地经济整体上对县域创新水平存在积极影响，且飞地园区数量越多，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越明显；2）全国百强县创新环境更完善，相比于非百强县受飞地经济的影响更显著；3）正向飞地起步更早、机制更成熟，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明显优于反向飞地；4）地方政府间、开发区间以及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所共建的飞地园区相比于由其他主体所共建的飞地园区，更容易对县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未来应高度关注欠发达县域对创新资源的承接能力，并给予创新型反向飞地、大学异地产业园等地方发展模式更多政策支持。

精确识别城市居民出行碳排放的时空特征是交通地理和交通规划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也是合理制定低碳交通决策的前提。既有研究多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测算，但城市内部统计数据有所缺失，碳排放的动态演化性与空间分布格局难以刻画等因素限制了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而自下而上的测算方法中样本少、精度低、方法有效性有待考证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居民出行碳排放测定框架，1）使用手机信令数据克服了对传统统计数据的依赖，创新性地整合交通调查日志与手机信令数据，实现了对轨迹信息的有效校验；2）提取居民社会属性、出行特征、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及出行偏好等因素，使用随机森林算法识别5种出行方式，兼顾精细度与精确度；3）综合考虑出行方式、距离、速度、车辆能耗类型及载客率等因素，真实反映个体级居民单次出行的碳排放量；4）分别采用时间、空间、人群特征进行集计，多维体现居民出行的碳排放格局。并以深圳市为例，基于3千余万条居民出行数据开展技术应用研究。在空间层面有效揭示出“两带、三区、多点”高度集中的分布格局以及深圳都市圈的功能外溢效应；在时间层面发现城市不同区域存在交通碳排放的时段结构性分化；在人群属性层面进一步印证了年龄、性别等特征对居民出行距离、出行方式及出行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该框架有利于更清晰、全面地揭示城市居民出行碳排放时空特征，为城市交通碳排放的高精度监测提供了新技术，也为城市交通降污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