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升山地乡村社区灾害韧性评价的科学性与实践价值，文章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融合熵值法与（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压力韧性、状态韧性、响应韧性）、9个要素、32项指标的多层级评价体系，并以四川省凉山州安宁河流域的4个典型社区（桃源村、曹古村、牛郎村、群英村）为例，结合实地调研、GIS空间分析及多源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社区综合韧性排序为桃源村＞牛郎村＞群英村＞曹古村，桃源村因全国防灾示范社区建设，韧性最高，而曹古村因高海拔地形和基础设施滞后，韧性最低；2）状态韧性对总体韧性贡献度最高，其中C9村民住宅建筑质量为核心驱动因素，压力韧性中C2单侧距活动断层距离与C6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人数显著影响风险等级，响应韧性依赖C26灾害监测设备与C27预警信息发布效率；3）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协同优化路径，提出差异化防灾策略，包括风险区划与工程治理（压力层）、住房抗震改造与社会资本培育（状态层）、智慧预警与传统知识融合（响应层）。文章验证了PSR模型在山地乡村灾害韧性评价的适用性，揭示了“状态韧性主导、响应能力短板”的典型特征，为同类社区防灾规划提供方法论支持。

在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转型期，公务员队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优化对于提升政府效能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2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的招录数据，使用空间统计方法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的梯次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被录取应届生的迁移模式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非同级迁移的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一线城市为主；同级迁移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二线城市为主。2）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毕业学校等级和来源城市等级）中，除四、五线城市高校应届生外，其他属性应届生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3）岗位条件（即单位等级）和岗位要求（包括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中，各组别被录取者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4）个人属性、岗位条件和岗位要求共同影响被录取者迁移模式的选择，其中个人属性和岗位要求影响相对显著。5）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迁移模式选择机制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互动，有客观与主观的权衡。这一编制类就业模式相较于其他非编制类就业有更强的逆向梯次迁移可能性，其原因可能是岗位设置、竞争强度以及主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3）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文章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0—2024年相关领域有关人才流动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回顾，归纳国内外人才流动的研究热点，比较相关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研究热点方面，国内侧重于不同类型人才的空间分布、城市因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及人才与城市创新的互动，而国外更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高技能移民的流动决策及其在流入国的社会适应；2）理论上，国内外均围绕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区域与微观个人视角探讨人才迁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舒适物、创意阶层等理论框架；3）研究进展上，国外逐渐凸显迁移者生命历程及社会文化微观机制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方法上趋向定量与质性相结合，而国内主要聚焦于人才流动空间格局及宏观城市因素的影响，以定量分析为主。未来中国人才流动研究应加强微观机制探讨，构建本土理论框架，推动质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并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突破数据获取的限制。

文章以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宏村为例，引入图式理论，通过扎根理论对携程网的游记文本进行深度挖掘，探究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旅游者的乡村性认知图式及生成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者通过具身体验和行为互动2种方式获取世界遗产地乡村性具象图式并使其与既有图式产生共振，既有图式深化丰富具象图式，实现图式的跨时空整合；2）文化背景和个体经验形成的既有图式是旅游者形成认知图式的本我基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乡土特征及代代积累的传统文化蕴含于个体既有图式中，旅游者的既有图式与乡村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经过预期对比、独特性对比、特征联想和跨时空想象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3）乡村性认知图式包括自然生态图式、日常生活图式、文化图式和场所氛围图式4类子图式，自然生态图式为日常生活图式、文化图式提供空间基础，后两者为自然生态图式提供一定外部力量，塑造乡村自然性和人文性特征，文化图式规训乡村日常生活图式，日常生活图式同时也践行和重塑文化图式，三者共同作用于场所氛围图式，形塑乡村性整体认知网络。

残疾女性技能化是新时代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赋权理论解析残疾女性技能化的路径与机制，对于残疾女性融入社会和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以江苏省宜兴市爱德培训学校为案例地，分析了赋权理论在提升残疾女性自我意识、增强能力以及实现技能化的重要作用及路径。研究发现：1）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形成了“政策支持―市场拓展―社会助力”的协同赋能模式，为残疾女性提供了从培训到就业的全链条支持，显著提升了残疾女性在传统工艺领域的专业技能，为残疾女性提供了“地方身份资本”，增强了这一群体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独立性。2）技能化成果改变了残疾女性的社会身份，使该群体从边缘化的无业或低收入群体转变为有技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人士。3）技能化过程使残疾女性有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和能力，不仅扩展社会网络，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使其自身的赋权成果得到优化，并且提高了该群体的社会参与度。

文章以粤西高州马贵河流域“2010.9.21”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为例，从灾害链触发、传递和累积放大角度出发，分析该次灾害事件中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演化特征；基于小流域单元，从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启动条件、累积放大条件入手，建立以累积放大效应为导向的灾害链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模型对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危险性进行评估，用实际调查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马贵河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链具有多沟汇集，冲击力大，地形起伏度大等特点；在物源区，滑坡在失稳过程中直接转化为泥石流，经过短距离流动汇入泥石流支沟，多条泥石流支沟在沿途中接受滑坡汇集汇入主沟谷，经流通区势能加速后冲出沟口，在沟口低缓地形区产生大面积扇形堆积，造成居民房屋、农田等遭受严重淤积。2）马贵河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危险性以中危险性为主，仅1处小流域处在极高危险区。3）评价结果与实地调查结果高度一致，文章提出的考虑累积放大效应的灾害链危险性评估方法可靠，可以为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以海口市为例，基于高分辨率气候模式数据，利用热带气旋路径数据集模拟1960—2099年热带气旋风暴潮位，并结合降雨和河流流量，利用超阈值法和极值分布，分析海口市复合洪涝致灾因子变化特征。基于此，构建复合洪涝情景，对极端复合洪涝灾害进行危险性模拟并深入探究。结果表明：1）最高风暴潮位、累积降雨量和上游最大流量的极值分布拟合结果显示，气候变化下未来海口市最高风暴潮位和上游最大流量有所上升，累积降雨量有所减少；2）海口市复合洪涝灾害致灾因子统计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下海口市发生多致灾因子碰头事件概率增加，降雨峰值与风暴潮峰值同时发生的概率较大，与上游流量峰值碰头概率较低，但存在同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需全面考虑多致灾因子的耦合作用，否则将会低估极端洪涝灾害的影响；3）模拟结果表明，在50 a一遇情景下，未来阶段（2015—2099年）总淹没面积达371.01 km²，相较历史阶段（1960—2014年）的396.96 km²有所减少，但深度＞3 m的淹没区域面积和体积大幅增加，分别从50.13扩展至78.45 km²，从529.29×10⁶增加至637.08×10⁶ m³，尤其是南渡江沿岸及北部滨海区的洪涝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文章利用CMIP6气候模式和人口预测数据，预估了3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情景下广西西江流域2021—2100年干旱变化以及人口暴露度。研究发现：1）CMIP6多模式耦合平均法在预测气候变量和干旱事件具有较高有效性。未来，西江流域气温和降水在不同情景下均呈上升趋势，气候变化影响愈发显著。2）通过SPEI指数分析，发现西江流域历史与未来干旱化趋势明显增加，不同情景下未来干旱的变化速率、发生时间、频率、强度等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变化复杂。低排放情景下干旱有望缓解，而高排放情景下干旱将全面加剧。3）西江流域未来不同程度干旱空间变化差异明显。低排放情景远期干旱基本消失，中等排放情景影响范围和强度均可能加剧，高排放情景则全面恶化，干旱态势严峻。4）人口暴露度与不同排放情景高度相关，低排放情景下人口暴露度显著降低，中、高排放情景下则大幅增加，尤其是远期重旱人口暴露度激增。5）气候变化是影响人口暴露度的主要因素，但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亦不容忽视，需制定差异化适应措施，通过积极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路径降低干旱风险。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日益凸显，如何有效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议题。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实质是保护与利用关系的不协调、不平衡，其根源在于政策制度上的制约和多元主体在旅游空间资源保护和利用中的利益诉求差异，从而引发的各种争端、矛盾或对立现象。文章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的概念内涵、基础理论、识别与分类、特征分析、发生机制以及适应性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结果表明：1）在概念内涵与基础理论上，研究呈现多学科视角且逐渐关注旅游地保护与利用间的需求冲突；2）在识别与分类上，基于研究区域与研究视角的差异，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类型呈现多样化；3）在特征分析上，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具有利益主体多元化、空间复杂化以及阶段性的特征；4）在发生机制上，研究主要从宏、微观角度判断驱动因子。宏观政策制度与微观主体感知是研究重点；5）在适应性治理上，研究对策主要从促进宏观空间治理与微观主体调控的有机结合，以达到适应性治理的效果。最后，提出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补充与完善社会变革背景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理论体系、拓展与深化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研究内容、加强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支持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研究方法创新、促进多学科融合视角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的综合分析与成果应用。

中国沿海城市经常受到雨潮遭遇复合灾害的影响，合理计算不同标准下的降雨、潮位设计组合值，对沿海城市防洪排涝规划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105个排涝片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个潮位站点和广州市高程数据，将105个涝区划分为37个非高潮位影响区域与68个高潮位影响区域，并基于超阈值选样法选取片区雨量序列及其对应的潮位序列。在此基础上，通过Copula函数和同频法计算各片区不同联合重现期下雨量、潮位设计组合值，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受降雨量、高程等因素的影响，雨潮遭遇联合重现期为50、100、200 a时，各排涝片区雨潮设计量级分别约为30~35、50~58、74~94 a，雨潮遭遇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设计暴雨总体呈自北向南逐步减少趋势。广州市百年一遇日降雨和高潮位遭遇概率大体呈从北向南增大趋势；广州市远离河口的区域相对于中部与南部地区更不容易受高潮位影响，雨潮遭遇风险相对较低。

产业与职业密不可分。现有演化经济地理研究多关注产业关联或职业关联等单要素关联，没有对二者的交互影响及其异质性进行系统探索，多要素交互关联为理解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文章探讨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产业演化的内生影响，并系统分析其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城市产业与职业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加；平均产业关联密度与职业-产业交互关联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产业-职业交互助推中国城市产业演化。中国城市产业演化均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产业-职业交互可以扩大地区产业比较优势。3）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门类分样本结果呈现一定差异，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的产业与职业交互效应更突出，中东部地区和大规模城市更可能通过技能结构与潜在产业的相关性实现路径突破；分产业门类看，劳动力技能更有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多样化。

利用上海市1990—2020年逐日降雨数据，构建了汛期3个时期（梅雨期、盛夏期、秋雨期）3种雨量阈值（最大值、99分位、95分位）下的9种暴雨情景。基于SCS-CN水文模型和Mike21水动力模型进行城市暴雨水淹模拟，构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组合权重与控制规则的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文旅集聚区进行内涝影响评价。结果表明：1）盛夏期为上海暴雨内涝高影响时期，95分位情景下郊区受轻微内涝影响，极大值情景下中心城区内涝影响显著增加；2）控制规则有效地提升了内涝影响评价体系的合理性与适应性，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是内涝影响评价的关键因子；上海市文旅集聚区内涝影响呈现显著的时空梯度特征，中高及高影响区域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文旅集聚区；3）盛夏期中高及高影响区域面积最大，达3.1 km²（占比8.79%），梅雨期次之，秋雨期影响最小；4）盛夏期街区马路型集聚区的高影响面积占比最大，水岸休闲型和文旅综合型次之，面积占比分别为27.52%、8.30%和6.44%。

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基于2022年8个城市78所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城市间就业流动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家庭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水平越高，毕业生越倾向于流向高等级城市；2）不同家庭资本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流动过程中关注的因素不同：家庭资本水平较高的毕业生更关注城市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度因素；3）在家庭资本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过程中，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学历、学校类型、学生干部身份、学习成绩、证书、实习经历）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和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

文章从旅游者视角出发，深入探讨非遗标签的概念内核及其在目的地感知中的作用机制。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非遗标签是由地方政府认定的、以地方文化为基因、内外价值相统一、兼具可靠性和独特性的地理标志；2）文化赋能是非遗标签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价值和属性是地方文化赋能非遗标签的2个重要维度；3）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非遗标签的认定与规范，通过多样化的市场活动和营销策略，对旅游者的非遗资源、非遗旅游体验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感知产生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及海平面上升正威胁着沿海城市社区安全。为应对这一挑战，建设韧性社区已成为保障城市安全和减缓灾害影响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区基线理论，将韧性视为适应性与脆弱性的权衡，构建了海湾社区韧性的评估框架，并以厦门市五缘湾片区的25个小区为例，展开沿海灾害影响分析及韧性评估。结果表明，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社区的韧性值差异显著：位于内湾的社区韧性水平较高，主要归因于其毗邻湿地公园、良好风浪条件和集中的应急设施。相反，位于外湾填海区的社区面临高受灾风险和救援不便的问题，因此韧性值较低。此外，居民自身防灾能力对于社区韧性也密切相关。以同属性外湾区域的社区为例，在部分社区实例中，由于社区凝聚力和协作能力水平较高，其韧性值仅次于内湾最高韧性值社区。然而在内湾社区案例中，由于居民社会网络较为松散，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导致应急防灾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其韧性水平较外湾滞后。因此提升沿海社区韧性需差异化施策：外湾优先优化防灾设施与应急系统，内湾强化社群协作与资源整合，并制定韧性分级标准；研究表明，唯有协同空间规划（降低暴露度）与社会能力（增强协作），方能有效应对复合型气候风险。

台风是中国沿海地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常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准确评估和预测台风直接经济损失对于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和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文章以福建省84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9—2021年影响福建省的30场台风灾害数据，结合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因子和承灾体暴露度因子，共计20个关键影响因子，采用LightGBM方法构建台风直接经济损失预测模型，对台风风险进行定量评估并通过实际案例探讨模型在台风实际直接经济损失动态预测中的适用性。模型重要性分析表明，日最大风速、河网密度、日最大降水、累计降水、单位面积GDP和城市化率是影响福建省台风直接经济损失的主要因素。文章构建的模型在训练集上Pearson相关系数R达到0.836、可决系数R ²达到0.66，通过4个超强台风案例验证模型性能，预测直接经济损失与实际的损失相关系数在0.6~0.71，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以超强台风“莫兰蒂”为例，利用所建模型开展动态预测应用，结果显示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台风动态变化过程中直接经济损失的动态分布变化，可为福建省及其他沿海地区的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和应急管理提供科学支持。

基于2003—2021年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履历大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尺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不同就业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学历和学校层级人才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主要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直辖市以及城市群形成集聚；相较于初次就业阶段，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当前就业阶段的空间集聚度有所升高。2）不同就业阶段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初次就业阶段，经济因素对人才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当前就业阶段，舒适性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职业发展中后期物质基础得到满足后，对生活品质提升的关注日益增强。同时，人才政策在两个阶段均对人才分布起重要作用。3）不同学历与学校层级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呈现异质性。高人力资本群体（研究生学历及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对舒适性因素的关注度更高，尤其在当前就业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

中国东南沿海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同时经济高度发达、人口老龄化严重，具有高暴露度和脆弱性，是复合高温-干旱事件（Compound Heat-Drought Events, CHDEs）发生的潜在高风险区域。文章基于多模式集成的CMIP6气候预估数据，采用Copula联合分布函数，从发生天数、强度和持续时间维度探讨未来多情景（SSP1-2.6、SSP2-4.5、SSP3-7.0、SSP5-8.5）、多时段（2021—2040、2041—2060、2081—2100年）下，东南沿海CHDEs的危险性时空格局，并运用可归因分数（Attributable Fraction, AF）方法探讨高温对干旱的滞后效应。研究发现：1）未来情景下东南沿海CHDEs危险性呈上升趋势，其中强度增长最为显著，在SSP5-8.5情景下，21世纪末强度达到基准期（1995—2014年）的3.41倍；2）空间格局上，上海大部分地区、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部靠近海岸线地区为危险性高值区，且随着辐射强迫的增加，空间异质性增强；3）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温对干旱具有明显滞后效应，其中江苏东北部、浙江东部靠近海岸线地区及上海大部分地区最大滞后AF值超过5%，部分区域滞后天数高达7 d。

文章从知识生产的嵌入性视角出发，通过融合“蜂鸣-管道”模型和强弱关系理论，分析国际学者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多尺度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结构及其特征，并揭示不同类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对知识生产的具体影响。同时结合定性分析，通过与国际学者的深度访谈，探讨其合作网络嵌入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结果发现：1）在本土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呈现“弱关系（广泛）的国内管道 + 强关系（稳定）的地方蜂鸣”的主要特征，该模式对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2）在国际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倾向于建立强关系（稳定）的国际管道，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文化与制度环境上难以深度嵌入地方，从而转向维持国际合作网络。

时代变迁引发青年求变，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转变，一些高校毕业生出现空间上的反向流动趋势。文章以广州市高校毕业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等定量定性混合方法，基于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理论，从结构属性与能动意愿视角建立了新时期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解释框架，结果发现：1）地理空间资源的不均衡、现代社会的流动方式多样化和高校毕业生（“Z世代”）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共同推动青年反向流动的择地意愿；2）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其教育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实现，以及对城市生活成本与综合环境的考虑等；3）高校毕业生空间上的反向流动，即向更低等级城市流动，并不一定代表其社会阶层的降低；一部分人适应反向流动后的生活，在经济和文化上渐渐融入当地，并建构新的社会网络，享受到在原大城市不同的生活品质。研究通过分析高校青年人才空间流动的新特点和现象，为优化城市引才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人才政策建议。

基于2009—2020年1 248名有过境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且随后回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履历信息，分别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中国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境外人才流出城市网络以中国香港、美国剑桥为核心城市，流入城市网络以北京、上海为核心城市，且回流城市分布区域差异显著；2）剑桥（美）是北京、上海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回流至南京的境外人才的主要来源城市是新加坡，而中国香港是广州、武汉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3）个体微观因素上，学缘联系与人才引进计划等级均显著影响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宏观因素上，中国城市的高薪资待遇、较高的科技投入强度和顶尖科研平台的高度集聚是吸引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服务设施舒适性和气温舒适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境外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4）城市宏观因素对人才回流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男性、流动经验丰富、境外居留时间长、重视学缘社会联系、获得高等级人才引进计划支持以及于较晚回流的境外人才在回流选择时，更为重视城市较高的薪资水平和顶尖科研平台的建设水平。

历史降水数据是评估干旱和洪水等灾害风险的基础，但是历史数据无法涵盖未来更极端的降水情况，而目前大范围格网单元的随机降水生成方法尚不完善。为此，文章旨在基于历史降水信息生成具有空间相关性的随机降水，以提升灾害风险评估的可靠性。基于经验正交分解以及主成分系数概率拟合等方法，探索了中国0.1°格网尺度日降水随机事件集的生成方法和技术流程。首先，基于经验正交分解方法，对中国1961—2022年共62年逐日降水数据进行分解，对于年内任意一天均形成62个空间模态及对应的模态系数；其次，利用多种概率分布函数对各日的模态系数进行概率分布拟合，并为每日选择出一个最优拟合函数；然后，基于各日模态系数概率分布，并选择历史模态系数的最大值、最小值的2倍作为阈值上下边界范围，进行多年的日降水情景蒙特卡洛抽样；最后，利用每日62个空间模态及随机模态系数，生成各年逐日随机降水事件集。为比较历史降水、随机降水特征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模拟生成5 000个年份的日降水事件，并用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典型重现期降水、空间相关性5个统计特征值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1）随机降水较好地保留了历史降水的强度-概率特征，在格网尺度上二者平均值差异＜0.9 mm几乎可以忽略，10、20和50 a一遇降水强度差异均＜15%，二者标准差的差异均＜8%。2）随机降水有效地扩展了年最大值上限，在差异最大的网格上，随机降水最大值比历史降水提高了36%。3）随机降水较好地保留了空间相关性特征，中国所有格网的逐日莫兰指数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最小值也分别＞0.96和0.95。基于经验正交分解的中国日降水随机事件集，可为后续量化灾害风险评估提供良好的降水数据基础。

近年来，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的热度持续上升。旅游地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要承载者和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表现出多样化和动态化的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居民的红色文化敬畏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的探讨尚不充分。文章基于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构建了包含红色文化敬畏、红色文化认同、政府信任和旅游发展支持的研究模型，并运用准实验研究和实地调查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红色文化敬畏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有利于塑造个体亲社会行为，对旅游发展支持具有正向影响，该影响分别通过红色文化认同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实现。具体而言，红色文化敬畏加深了居民对红色文化价值的理解，使居民倾向于对红色文化产生认同，进而更关注当地旅游发展；同时，红色文化敬畏能够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减少了对旅游发展的担忧，从而提升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此外，红色文化认同加深了居民对政府推动旅游发展的积极认知，提升了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形成旅游发展支持。文章丰富了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的应用领域，阐明了红色文化敬畏对居民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为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建议。

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不同城市（成都、武汉、上海）Citywalk热门路线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城市背景下旅游者在Citywalk过程中的行为空间模式、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Citywalk在三城中表现为短途而深度体验的特质，具有综合性、小规模、相对自由的特点，旅游者偏好于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城区目的地。2）认知—情感—文化多维感知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城市Citywalk体验。3）三城Citywalk模式各异：成都以文创街区为核心，融合创意空间与美食探索；武汉聚焦历史建筑，联动文化与自然景观；上海突出都市风光，交织人文艺术与现代时尚。4）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理念、发展定位、历史背景的差异分别从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等维度影响Citywalk旅游体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知。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2000—2020年区县尺度的常住人口数据，分析广东省2000—2010和2010—2020年2个阶段人口收缩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构建人口-经济-社会-自然指标体系，借助多分类Logit模型与随机森林模型，从非线性影响角度探讨其人口收缩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多分布于珠三角外围，存在空间上的核心—边缘不均衡，同时存在县域与市辖区的差异。其中，县与县级市是人口收缩的主要地区，存在收缩范围广、程度深、时间久的特征。2）广东省人口整体收缩强度增加，呈现更加缓慢、持续、广泛且普遍的收缩趋势，邻近珠三角9市的地区人口收缩程度加深。以梅州市为主的粤北山区东部与粤东地区的人口收缩程度加深，而以韶关市为主的粤北山区北部人口收缩逐渐恢复。3）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的形成受到人口结构、经济产业、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4个维度多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复杂，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口收缩影响有所差异。

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洪涝灾害日益频发，城市化加剧了关键基础设施间的耦合依赖，其在极端洪涝事件中将面临更高的服务中断风险。文章构建了从洪涝灾害风险传导到社会影响的综合分析框架，包括洪涝过程模拟、关键基础设施级联建模与社会脆弱性评估。以深圳茅洲河流域为案例，基于网络方法构建基础设施系统网络模型，通过Delft3D模型构建多情景淹没，分析基础设施服务中断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及服务稳定性，研究发现：1）变电站是洪涝引发级联故障的关键节点，模型模拟的电力中断区域与历史验证数据的吻合率达62%，具有较高可信度；2）考虑级联效应后，消防站和派出所受影响数量分别增加了10和6个，通讯和医疗服务中断对城市居民数量的影响更为显著；3）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水对基础设施系统的扰动显著加剧，整体受影响基础设施数量平均提升38%；4）得益于相对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设施的抗洪能力，茅洲河流域的电力系统、应急响应（涵盖警务和消防）和避难服务表现出一定稳定性。

利用全球专利数据库，从人才流动视角探讨人才来源国多样性对目的国实现空间维度创新突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解地理、文化与制度距离，剖析在多样性外来群体中具有更强作用的部分。研究发现，高技能人才来源国多样性有利于目的国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形成关联程度较低的技术创新，从而拓展技术创新的空间维度。此外，“来源国-目的国”之间的多维邻近性会影响多样性群体积极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地理距离较远而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人才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制度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

以风暴潮为例，通过整合防灾减灾政策文本，将风险要素解构为危险性、脆弱性、抗灾能力三维度。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分析政策语境下的风险要素构成及演变特征，重点揭示不同阶段防灾减灾的侧重点。结果表明：1）政策文本可提取出大量风暴潮风险要素，其中危险性要素聚焦海平面上升、台风等高频词，脆弱性要素突出沿海区域、海岸带、土地利用等方面，抗灾能力要素强调工程防御、财政支持等。2）不同阶段的政策文本对风险要素的关注点存在显著差异，2010年以前主要集中在灾害危险性的识别与监测方面，2010—2015年关注点在于进一步细化承灾体脆弱性，2015年后则更重视科技发展对抗灾能力的作用，这些变化反映政策制定者对风暴潮灾害风险认知的逐步深化。3）政策文本中提取的“天文潮”“围填海”“灾害保险”等要素，弥补了传统指标体系对人为干预与制度性因素的忽视。

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了中国马拉松赛事的高温暴露风险。高温环境不仅威胁运动员健康安全，还可能对赛事的组织策略和体育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因此马拉松赛事的高温风险管理成为亟待关注的重点。针对当前高温预警体系在运动场景中阈值设定的缺失，以及缺乏统一、详尽的标准规范，文章基于湿球黑球温度（WBGT）构建了红色、橙色和黄色三级精细化高温暴露预警体系，并基于该系统分析马拉松赛事高温暴露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结果发现，中国马拉松赛事高温暴露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预警期整体呈现“南长北短”的空间格局。此外，对比1961—1990年的历史参照期，1991—2020年的当前基准期内，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暴露期显著延长，尤其是红色预警期，反映出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和强度的持续上升趋势。为全面评估高温暴露，文章创新性地从暴露强度、暴露数量和暴露价值3个维度完善马拉松高温暴露框架并提出高温暴露指数（Marathon Exposure Index, MEI）。本研究成果可扩展至其他户外运动项目，为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公共体育活动安全治理提供理论工具与实践范式。

快速城市化与地质灾害频发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挑战。传统生态安全格局（ESP）构建方法较少考虑地面沉降等垂直地质因素，这可能导致沿海城市生态功能区划不合理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降低。文章以珠海市为例，探索了地面沉降因素对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层感知器（MLP）深度学习模型进行ESP预测，结合加权平均、非线性融合、信息熵和主成分分析等多源数据融合方法进行格局分类和效果评估。结果显示，MLP模型的平均预测准确率达84.5%。空间分析揭示了地面沉降对ESP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中等历史沉降区（8~41 mm/a）表现出最显著影响。源地区和建设区域分别有7.14%和9.84%的区域表现为轻微沉降（2~8 mm/a），应作为重点监测与管理区域。不同融合方法在识别特定功能区域方面表现各异：主成分分析（前2个主成分分别解释了27.1%和19.8%的方差）和信息熵方法在识别建设区和廊道区方面表现优异，而非线性融合在源地区识别方面具有优势。通过整合地面沉降监测数据和多源数据融合方法，文章为沿海城市ESP优化提供了方法学参考，辅助识别了以沿海湿地和河口系统为核心的珠海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在地面沉降约束下协调生态保护、灾害防治与城市发展是可行的。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高分辨率时空数据的应用、算法优化，以及研究成果向城市规划和生态管理政策的高效转化机制。

文章以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从人才地理学角度出发，对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开展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特征看，2013—2022年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数量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总体上占绝对优势，但呈小幅度下降趋势，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数量波动变化较为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大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且两侧差异明显，但总体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扩散的趋势。从空间格局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走向，且椭圆面积显著增长，空间重心自东北向西南迁移。3）从影响因素看，城镇化率（0.6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0.518）和区域网球场数量（0.493）是主导因子。城镇化率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93）、人均GDP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83）、人均GDP与城镇化率（0.758）3组的交互作用最强，影响程度远超单一因子。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防灾减灾的重大需求，开展大湾区自然灾害危险性区划与对策研究。首先，基于陆地地貌分类体系，进行大湾区地貌一级和二级区划；其次，根据各地貌单元内主导自然灾害的强度，进行自然灾害的一级和二级区划；最后，根据区划单元内自然灾害的主控因素进行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区划，并针对性提出大湾区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大湾区地貌可划分山地、丘陵、台地、平原4大一级分区和中海拔小起伏山地、低海拔侵蚀剥蚀丘陵、低海拔冲积台地、低海拔海积冲积平原等10个二级分区；2）大湾区可划分为山地丘陵灾害区、平原台地灾害区和河口海岸灾害区3个灾害一级分区，面积占比分别为52.77%、40.43%和6.80%；3）大湾区可划分为低海拔小起伏山地灾害区、低海拔海积冲积平原地面沉降区、低海拔平原台地洪涝区等14个灾害二级分区，其中，面积最大的为低海拔小起伏山地灾害区，面积占比为36.67%；4）大湾区山地丘陵灾害高危险区主要在肇庆市的德庆、怀集、广宁等县区、广州市北部的从化区、惠州市的龙门、博罗等区域，平原台地灾害高危险区主要在珠海市斗门区、广州市花都区的广花盆地、南沙区、佛山市高明区等区域，河口海岸灾害高危险区主要在珠海市斗门区、珠三角出海口附近；并从4方面针对性地提出大湾区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对策。

生计旅游转型是滨海渔民实现生计策略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及支持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有效策略。文章以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结合滨海渔民特殊属性，搭建滨海渔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生计资本、风险认知和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而利用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捕捞渔民开展调查获取的310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滨海渔民可持续生计总体水平较低，维度差异较大。其中自然资本水平较高，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水平中等，金融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水平最低。2）生计资本对渔民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和金融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风险认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生计旅游转型意愿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文章以丽江大研古镇为例，借助多源数据和多元空间分析方法，剖析其线上线下游客集聚热度特征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大研古镇线上线下热度的空间关联程度高、整体分布极不均衡，线上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90%的浏览量与签到量，呈现幂律衰减特征。线下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33.6%的总游客量，呈现以四方街为核心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格局。2）游客集聚行为是线上线下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游客移动行为、数字内容打卡行为和数字内容浏览行为之间形成正向促进效应。3）旅游古镇在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下，通过数字媒介流量传播实现线上线下热度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特色资源通过游客的打卡行为转化为数字内容，高质量数字内容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注意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吸引游客移动与消费行为的集聚，塑造出新的“网红打卡地”。

文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盗掘文物犯罪的空间分布格局、作案模式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被盗掘文物以秦汉及以前时期的在野古墓葬为主；盗掘文物犯罪人多为低学历、务农或无业的男性中老年。2）空间上，存在3个高发省域和3个次高发省域；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豫、晋、陕交界地带，涉及7个热点市域；随时间变化，高发市域略有增减和转移，但整体范围相对稳定；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乡村耕地和山野林、荒地；国保单位与盗掘犯罪地都集聚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易发生盗掘文物犯罪。3）犯罪出行空间模式以“市内盗掘”为主，“跨市盗掘”目的地集中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域并以中、短距离为主；多为4~9人团伙作案，分专业和偶然盗掘2类，作案过程可划为组队、谋划、实施、逃逸4个阶段。4）文物分布和打防政策是盗掘文物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交互作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