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是中国重要的周边邻国，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家。在新冠疫情导致中缅边境封控之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依旧突飞猛进。然而这种态势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依然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首选。这显然是对缅甸自2000年以来的国别地缘环境变化理解不足。文章借助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通过阐述缅甸基本国情、主要关系与矛盾，揭示在内外因素跨尺度、多领域、多元地缘体互动等共同作用下缅甸地缘环境的演变，即2000—2010年外压内稳和2011—2021年外斗内乱。缅甸整体地缘环境变化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地缘环境视角论证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战略定位。文章不仅深化了对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新认识，且为大力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是推进中缅地缘经济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解析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将为提升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效应和加强中缅地缘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不仅有地理环境的阻碍，更有中缅经济发展差异、复杂武装冲突干扰、大国干预掣肘和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地缘风险的束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并不是一种区域控制战略工具，而是打造一条交通物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关联的国际贸易走廊。为了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应构建多层次的地缘经济合作协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应通过推动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强化中缅政策沟通机制对接、制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来加强中缅发展战略对接。在通道层面，应通过推动内外部基础设施联动、强化跨境地缘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深化面向缅甸及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来升级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地缘经济效应。在利益主体层面，应通过强化多方利益对接、统筹中缅口岸协调对接机制、创建立体化新通道风险防范机制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

瑞丽出境的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简称“人字形”走廊）与孟定清水河出境的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简称“新通道”）建设与发展上的极大反差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鉴于此，搭建SWOT的国际通道分析理论与框架，对“人字形”走廊与新通道的差异部分（即瑞丽—腊戌与孟定清水河—腊戌）进行SWOT要素阐述和关键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以揭示二者的比较优势与不同时期侧重选择的地理逻辑。研究表明：1）不同时空序列下中缅印度洋通道建设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别。历史域上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明显的“地理决定论意味”，以地形、高程、河流、地质等为代表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特征深刻影响着早期的中缅通道建设；现实域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多为“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科技进步是否促生通道建设“时空压缩”，即主观能动性和科技进步等能否缩短通道的建设里程和关键路段建设工期、是否能提升与城市群关联度和完善运输网络体系等；未来域的关键影响因素则是关注通道的“成长”、国家话语支持和战略定位以及服务国家的长效机制等方面，最直接的便是国家对通道的定位、赋能及话语政策支持等。2）瑞丽与孟定清水河作为中缅印度洋通道的中方出境口岸，其选址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地理考量，受到各自S、W、O、T主导要素的裹挟影响与约束。瑞丽（“人字形”走廊）为抗争战略调整型，孟定清水河（新通道）为抗争战略进取型。3）总体上孟定清水河至腊戌一线（新通道）相较瑞丽至腊戌一线（“人字形”走廊）的优势和潜力较为明显，阻碍和困难相对较小，佐证了“优势在孟”的新通道方案。“人字形”走廊与新通道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特征，传递出双“Y”轴通道设想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是影响边境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开展其研究对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双边贸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实地调研，并结合历史文献档案和统计数据资料等，深度剖析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时空过程，并探讨了以“裙带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在此过程的运行机制。主要结论为：1）时间上，非法跨境贸易大致经历缓慢增长萌芽期、猖獗发展期和明显下降消退期3个阶段；2）空间上，以北线、中线和南线3条路线为主，贯穿印度北部、缅甸北部，最后进入中国云南；3）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和跨境“裙带关系”提供的信任、规范和执行机制，从而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贸易链。最后，建议通过简化正规贸易和加强智慧边境建设等方式来治理非法跨境贸易。

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网络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城市系统进行刻画，两者存在密切联系，研究两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3年高速铁路运营服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构建分别反映城市间高铁联系和企业异地投资联系的高速铁路服务网络（简称为“高铁网络”）与异地投资网络，应用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种网络时空耦合协调性，识别城市和城市联系的类型。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和异地投资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铁网络扩张明显快于异地投资网络；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2）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同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行政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高铁网络滞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非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连、乌鲁木齐等；高铁网络超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高铁干线周边城市。整体上，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在高铁网络或异地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间的高铁和异地投资联系越强。

不同时段下行为主体生活方式的客观变化导致活动者地铁出行空间与模式发生改变，区别不同时段地铁客流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有助于引导城市功能更新与集约增长。以深圳市为案例，运用时空数据挖掘与地理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手段，从整体、站点、OD多视角考察工作日、周末与节假日地铁客流在流量、流向、联系、结构上的时空动态波动特征。研究表明：1）网络整体视角下，工作日、节假日、周末表现为3种不同类型的地铁客流模式，分别呈现“双峰”“平峰”和“小双峰+平峰”形态。2）站点视角下，仅少数站点在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的客流量及分担率差异显著，工作日客流高度集中于就业功能主导型站点，非工作日客流集中于交通枢纽型及综合型站点；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高混合度有助于客流分散和抗扰。3）OD视角下，地铁网络OD客流呈幂律分布且层级分异明显；地铁拓扑网络中心与不同时段下的客流中心均呈空间双耦合特征；周末与节假日的多元化出行以及城市中心的高密度混合开发模式弱化客流对特定线路的依赖，其客流联系易呈圈层结构。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关系与城市生活品质息息相关。在新旧供需矛盾交织叠加，城市治理新理念、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匹配特征及影响关系需要并可以进一步理清。借鉴时空间行为及流空间理论搭建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理论框架及指标体系，并依托地理大数据支撑，基于ANP-CV主客观赋权法、随机森林非线性回归模型等技术手段，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匹配关系呈现以“中心—外围”为主，“圈层递变”为辅的复合型空间结构，极化特征较显著。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相互影响作用表现为不对称、不持续的非线性特征。具体地，日常活动更受活动环境塑造，又以支撑生计和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起主要作用，同时供需之间往往不具有持续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应促进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双向良性互动，提高供需网络要素集聚与扩散效益，根据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演进的阶段性，灵活选择多样路径，以促进供需关系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提出通过识别微观企业间的异地股权投资路径来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的新方法。选取2006—2020年全国工商企业的异地股权投资实缴数据，分3个时间段构建长三角城市网络，并对其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1）网络规模的增长表现为异地投资路径带动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模式；2）空间结构上，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多边形”结构→以上海为中心的“V”型结构→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Z”型结构的演化特征；3）从网络中心性看，城市节点具有显著的等级特征，并且随着网络演化，其等级结构并无明显变化，而城市间的联系则表现出由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趋势；4）网络中介性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中介性与其中心性相匹配，但合肥、芜湖的中介性显著强于其中心性。在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上海、杭州、合肥等高中介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在存量时代发展要求下，公房的管理使用成为广州实施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公房更新改造实践经验和“城市针灸”研究进展，结合广州实际情况选取老城区6个较具代表性的公房集聚区开展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探讨存量公房如何实现有效活化利用的更新难题。结果表明：1）公房对租户的住房保障作用至关重要，尽管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租户仍表现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信任感，且认可公房的使用价值。2）在系统总结了翻新出售、功能转换和民生保障3种活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广州的公房活化利用“以民生保障为主，其次是功能转换，最后才是翻新出售”。3）在实证基础上，文章回归关注“城市的人”，在人本主义视角、地理学范畴内进一步总结提炼基于“城市针灸”方法的存量公房活化模式分析框架，提出存量公房分类评价综合评估模型，用于判别公房的活化模式类型，并探讨了活化利用实施路径的4个步骤：查找问题，精准诊断；以人为本，点出“穴位”；“穴位”活化，以点带面；良性互动，循环渐进。

后生产主义作为一个西方学界广泛讨论的议题，已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探讨后生产主义的起源、演变和实践，阐明其概念内涵及当前研究状况，对中国“三农”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通过文献学研究法和CiteSpace分析，选取Web of Science中，以“后生产主义”为主题的代表性期刊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表明：1）后生产主义起源于生产主义危机，这一场覆盖农业生产、农村生态与农民生存的生产主义危机，表征为3种类型的“跑步机问题”；2）从农民角色、农业政策、农耕技术、环境影响4个方面，构建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域，并提炼出概念发展的3个阶段；3）在后生产主义实践方面看，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可知，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后生产主义乡村实践的共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是互相交织的，另一方面，不能简单用后生产主义指标去诠释发展中国家的“去农业化”现象，需关注形式相似性背后的内容差异。后生产主义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是，应注重研判与把握乡村发展时机，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应继续坚持以产业振兴为要，应深度挖掘乡村空间的多维价值，推动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跨地方”成为城乡联系的新常态，其对乡村家庭生计韧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乡城跨地方”是当前乡村家庭的主流形态，识别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特征，探究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对乡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为乡村家庭生计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以丽水市4县区6村庄为案例，量化测度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并与非跨地方家庭做了比较研究，解析了乡城人口流动影响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乡城跨地方流动能够显著增强交通区位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乡村家庭韧性水平，但对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而言，这种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有限；2）乡城跨地方流动的关键在于家庭成员流动后所传递的信息流大大提升了家庭所接受到的知识环境和信息环境，进而通过优化其学习能力提升家庭生计韧性水平；3）这种由于人口流动所获得的信息环境改善，其影响作用大于资金流，而物质流则与此类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无显著相关性；4）除信息流之外，“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外出人口收入比例”也是影响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严重破碎化。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连通性分析并识别野生动物通道选址，对于区域生态修复和栖息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作为研究区域，结合生境适宜性模型、形态空间格局分析（MSPA）和景观连通性指数识别和分析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使用水文分析方法提取野生动物扩散路径，识别野生动物通道选址位置。结果表明：1）广州市野生动物栖息地面积和数量较低，呈“东北集聚、中西分散”的分布格局，栖息地内部生态功能相对稳定，但外部缺乏促进连通的小型生态空间； 2）不同的栖息地斑块对于维持野生动物栖息地整体连通性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分别识别出关键斑块4处、重要斑块9处，它们是广州生态网络与栖息地保护的关键区域；3）道路基础设施对野生动物在栖息地间的扩散构成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共识别野生动物一级扩散路径221.94 km，二级扩散路径84.09 km，以及这些路径与高、快速路交汇的一级野生动物通道38处、二级通道13处。野生动物通道的建设可有效保障区域生态网络的完整性和整体连通性，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维稳性、适应性和转型性3个维度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测度框架，探究2010—2020年珠三角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空间演化及知识复杂性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知识复杂性通过知识子集类型的多样性、子集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知识空间粘性、吸收和竞争效应影响系统韧性；2）2010—2020年珠三角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显著提升，逐步形成以深圳、广州为核心，中部高、东西部低的空间格局，中部和东西部韧性差异日益显著；3）不同韧性维度空间呈现中部地区维稳性、适应性较高，东部地区转型性较高，西部地区3个维度的韧性均较低的空间格局，其中，维稳性呈现“中部高、东西部低”的稳定结构，适应性呈现“中北和中东部高、中南和东、西部低”的稳定结构，转型性呈现“中、东部高、西部低”演变为“中东部、东部高、中西部和西部低”的发展态势；4）知识复杂性对珠三角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具有显著正效应，对系统维稳性、适应性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转型性的影响显著为负，知识复杂性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政策环境优化对珠三角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促进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协调适配是实现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有效把握二者协同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在梳理两系统协同发展框架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其次，运用协同关系测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协同关系的时空演进特征；最后，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演进上，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协同指数保持上升态势，从2011年的极低协同（0.180）提升至2020年的低级协同（0.279）。2）空间分布上，呈稳定的“东－中－西”递减梯度结构，空间协同特征与空间集聚特征显著。3）各解释变量对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协同关系具有正向效应，政府调控和人力资本高值区在研究期末呈现自东向西扩散态势，而城镇化水平、技术实力和互联网供给能力在文旅资源禀赋优势更大、发展空间更具潜力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更明显的推动作用。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究文旅融合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3—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PVAR模型，综合测度文旅耦合协调度指数与经济韧性指数，分析二者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对文旅耦合与经济韧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索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文旅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且呈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经济韧性缓慢增长且呈东部沿海—中部内陆—西部地区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3）虽均受重大卫生事件影响，但2020年文旅耦合协调度与经济韧性整体高于2003年；4）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文旅耦合与经济韧性相互负向影响且短期内以负面作用为主，其影响水平逐渐减弱。该研究为破解文旅融合发展困境、强化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决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