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不同城市（成都、武汉、上海）Citywalk热门路线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城市背景下旅游者在Citywalk过程中的行为空间模式、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Citywalk在三城中表现为短途而深度体验的特质，具有综合性、小规模、相对自由的特点，旅游者偏好于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城区目的地。2）认知—情感—文化多维感知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城市Citywalk体验。3）三城Citywalk模式各异：成都以文创街区为核心，融合创意空间与美食探索；武汉聚焦历史建筑，联动文化与自然景观；上海突出都市风光，交织人文艺术与现代时尚。4）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理念、发展定位、历史背景的差异分别从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等维度影响Citywalk旅游体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知。

民宿产业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女性民宿主作为乡村民宿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既推动也获益于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文章以广东省30位女性民宿主为研究对象，结合生命历程理论的4个核心原理，运用访谈法和主题分析法探究女性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发展的双向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在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互动发展过程中，女性民宿主在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个体能动性，运用过往积累的资源与家庭、社会、政府等社会关系网络融合获得精英身份，响应了不同阶段的乡村发展需求，带动了乡村民宿发展，从而使女性民宿主在实现自身成长的同时反哺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同时，乡村民宿发展也加快了民宿主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提升个人能力，积累更丰富的发展资源，助力民宿主个体快速成长。

文章以川藏旅游廊道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禀赋、接待水平、基础设施、安全保障4方面构建旅游廊道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川藏旅游廊道的成熟度和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川藏旅游廊道成熟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沿线大多区段成熟度较低，且大部分集中在西藏地区；2）川藏旅游廊道成熟度呈现“高—低—高”的空间分布特征，成熟度高的地区分布在廊道两端的成都和拉萨，成熟度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廊道中部的波密—芒康段、理塘—雅江段；3）接待水平、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资源禀赋是川藏旅游廊道成熟度的主要障碍因素，其中接待水平的障碍度最大；4）川藏旅游廊道沿线各区段的主要障碍因素各不相同，其中安全保障是大多区段均存在的障碍因素。

游憩空间是保障国民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和社会互动的重要载体。以往研究侧重从供给侧刻画城市游憩空间供给结构，对基于社会感知的城市游憩空间“图谱”刻画不足。文章以广州市为例，利用马蜂窝与携程网上采集的社会感知大数据，基于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游憩情感，并结合GIS空间分析与热度-情感匹配性分析，探讨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与体验特征。结果表明：1）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分布呈现“核心集聚、边缘分散”“一核多中心”的特征，与水系、交通要素具有依存关系；2）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热度两极分化特征较突出，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递减特征，“性价比”是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的核心感知因素；3）广州城市游憩空间热度-情感总体匹配性较差，空间上分为中心城区“两极分化”型，花都区、番禺区、白云区、从化区“体验提升”型以及增城区、黄埔区、南沙区“供给不足”型3类。

文章以丽江大研古镇为例，借助多源数据和多元空间分析方法，剖析其线上线下游客集聚热度特征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大研古镇线上线下热度的空间关联程度高、整体分布极不均衡，线上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90%的浏览量与签到量，呈现幂律衰减特征。线下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33.6%的总游客量，呈现以四方街为核心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格局。2）游客集聚行为是线上线下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游客移动行为、数字内容打卡行为和数字内容浏览行为之间形成正向促进效应。3）旅游古镇在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下，通过数字媒介流量传播实现线上线下热度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特色资源通过游客的打卡行为转化为数字内容，高质量数字内容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注意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吸引游客移动与消费行为的集聚，塑造出新的“网红打卡地”。

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早已被学界证实，但其空间效应范围有多大、是否存在边界以及有何规律性亟待深入研究。基于旅游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假说（TLGH）和“地理第一定律”两大假说，利用2010—2020年贵州省88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基于SPDM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探测其空间衰减边界。研究发现：1）贵州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本地和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受贵州旅游经济增长发展阶段影响，间接效应低于直接效应；2）贵州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衰减边界，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地理距离变化形成“倒V型”曲线。90 km为贵州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最小空间溢出边界，350 km是最优溢出边界，450 km是最大空间溢出边界。

生计旅游转型是滨海渔民实现生计策略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及支持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有效策略。文章以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结合滨海渔民特殊属性，搭建滨海渔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生计资本、风险认知和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而利用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捕捞渔民开展调查获取的310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滨海渔民可持续生计总体水平较低，维度差异较大。其中自然资本水平较高，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水平中等，金融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水平最低。2）生计资本对渔民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和金融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风险认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生计旅游转型意愿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城市硅巷的功能转型是老城区存量空间创新化发展的新路径，以南京金川硅巷为典型案例，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探究城市硅巷的空间生成和演化机制。结果表明：1）金川硅巷受市场资本和政策制度的合力实现空间创新，硅巷运营方作为关键行动者承接资本权力完成身份转型，通过打造文化景观、发展产业链等多种方式促成行动网络重构，塑造创新活力氛围突出、科创集群显著、社会群体多元融合的物质空间；2）金川硅巷建构发展机制以上位创新政策引领为基础，积极挖掘潜在的关键行动者和实践场所，并要求政府与运营方协调内部行动主体的多元需求，发挥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协同合作对行动网络的反馈效应，同时辅以社区化运营的治理思路，保障金川硅巷的建成与长期稳定发展；3）金川硅巷的成功在于依托政府引导，强调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城市更新，通过运营方在创新政策、资本市场和社区居民间的“上下联动”作用，搭建“产业征召+多元共享”的运作模式，实现老城产业更新与多元人群共存，并在一定程度弱化绅士化带来的空间隔离。

在存量更新时代背景下，尽管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多数城中村仍面临治理挑战与发展迟滞困境。厦门高浦村则通过自我调整与优化机制，实现了与城市的协同发展转型，成为成功范例。文章以厦门高浦村为例，通过构建城中村的转型动力机制分析模型，深入剖析高浦村的发展动力与外部政策、市场及在地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高浦村的发展与转变在受政策推动、市场引导的同时，“城/村同体”所具有的特殊文化起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当外部市场发挥强大推动力时，在地文化起隐形稳定作用，减少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的内耗，促进形成共识；当外部市场动力减退时，在地文化成为支撑高浦村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引导城中村继续前行。进一步分析提出，实现城中村良性自主发展的路径必须依赖其自有的内因。

基于1996—2023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从内生扩张和外生扩张2个视角对其扩张规模、扩张路径和扩张网络的阶段性和异质性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异地扩张规模和扩张距离对效益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异质性。结果表明：1）在时序规律上，城市商业银行在扩张强度与扩张领域上均具有显著阶段性，其中内生扩张的强度和波动性更大，且不同类型、区位和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在扩张规模和时序规律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外生扩张投资领域的重心和多元化水平亦有一定变化；2）在空间格局演变上，不同城市商业银行内生扩张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打破市际、省际和地区行政阻隔，总体形成以放射状网络和网状网络逐渐占主导的扩张网络，外生扩张受行政阻隔的影响相对较小；3）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扩张数量和扩张地理距离对其效益水平的提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但该影响具有时间和规模异质性，发展初期相较中、后期，小型城市商业银行相对中型城市商业银行，其效益水平受扩张规模和扩张距离的影响更显著。

海岛植被是保障海岛生态稳定，维持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随着人类对于海岛的开发建设，探究长时间序列下海岛植被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对于海岛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管理至关重要。以人类开发建设持续时间长且强度高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为研究对象，使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表征植被特征，使用景观生态风险指数（LER）表征人类活动对海岛的开发建设程度，分析1991—2020年NDVI与LER的时空变化趋势和二者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永兴岛NDVI整体偏低，但30年间NDVI整体呈现显著增长趋势（P<0.05），这主要与开发建设和实施生态修复有关。空间上，永兴岛NDVI呈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38.3%的区域NDVI明显改善，主要是乔木及灌木植被，6.2%的区域NDVI明显降低，主要是灌木。永兴岛LER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特征，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强（P<0.05）。永兴岛LER与NDVI具有较强的时空相关性，人类活动对于植被具有双向作用，正向影响集中于海岛中部的林草地，但仍需注意，海岛北部灌木以负向影响为主，是下一步生态管控的重点区域。对于生态本底较差的海岛生态系统，适度的人类活动促进了植被的生长扩散，但必须控制在合适的阈值内。

文章首先将岛礁和航线分别抽象为点要素和线要素，利用Voronoi图划分出每个岛礁的作用区域，然后利用多级缓冲区对搜救范围进行分级表达，最后分别从出水有人、出水无人及未出水3类岛礁的角度，对南海138个岛礁与航线之间的搜救强度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以评估南海岛礁的搜救可达性能力及潜在价值。结果表明：1）岛礁对航线的搜救可达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其他岛礁的空间配置关系。具体而言，岛礁到航线的距离是决定其搜救可达性的关键因素，距离航线越近，通常搜救强度越高，搜救可达性也越高；然而，在岛礁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岛礁对航线的搜救缓冲区会因受到其他岛礁的竞争挤压而减小，导致搜救强度减弱，搜救可达性变低。2）从对航线的搜救可达性角度分析，出水有人岛礁中，东岛、弹丸礁、中建岛和北子岛对不同航线具有更突出的搜救可达性能力，具有最高的价值；出水无人岛礁中，黄岩岛、全富岛的搜救可达性能力较高，具有最高的价值；未出水岛礁中，司令礁、海马滩、榆亚暗沙、紫滩、浪花礁和皇路礁的综合优势明显，具有较高的潜在开发价值。

为使农村建设用地再利用政策内容的调整更契合碳中和目标，提高政策执行以及后期管护工作的碳储量实现效果，文章以广东省拆旧复垦为例，构建了“制度设计—执行过程—质量效果”3个环节的系统评价框架，用于量化各环节前后碳储量变化并分析影响碳储量的因素。结果表明：1）地块复垦后产生了良好的碳储量，尤其位于省域交界县区的地块，亩均碳储量增加近5倍，全省平均碳储量贡献度为0.16%，单县区最高达5.25%；2）制度设计上，碳储量实现比值为5.81%，差额高达36 272 530.12 t，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执行过程中，碳储量实现比值为24.71%，单县区最高为97.55%，最低为1.26%；4）质量效果上，碳储量实现比值为65.03%，呈现“东高西低”特征，东部较多县区对复垦后地块采取专业的管护措施。基于碳储量增益的显著区域差异及专业管护的有效性，文章建议制定差异化实施细则并强化后期管护，以最大化政策对碳中和目标的贡献。

文章基于2005、2010、2015和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样本数据，采用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讨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能源效率等因子的单因素效应及其之间的交互如何作用于中国城市碳排放。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创新（q：0.159~0.290）、人均GDP（q：0.249~0.296）和城市化率（q：0.120~0.204）是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且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持续增强。2）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在全国层面，呈现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N型”曲线（q：0.202~0.303）。具体到区域，东北地区从非线性减弱转变为双因子增强（q：0.325~0.802）；中部（q：0.278~0.512）和西部（q：0.198~0.588）地区两者的交互作用持续增强；而在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交互作用从双因子增强转变为非线性减弱（q：0.056~0.301），特别是在2015年，二者交互的q值为0.056，仅是城乡收入不平等单向效应的十分之三，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交互可以抑制碳排放。这启示在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要充分发挥数字创新技术的作用，减小城乡收入不平等性，更需发挥两者的复合作用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