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暖与人口老龄化叠加背景下，热浪暴露与老年人综合健康的关系及其空间差异仍有待深入识别。基于CHARLS 2011—2015年3期追踪数据，文章以衰弱指数（FI）衡量老年人健康状态，结合城市−年份尺度热浪暴露数据，采用广义估计方程作为主模型，并结合混合效应模型、CRE-Mundlak模型和固定效应敏感性分析，考察热浪持续时间与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联及其城乡属性和绿色空间调节差异。结果表明：热浪持续时间与衰弱指数之间未呈现稳定的单一平均关联；城乡属性为理解热浪持续时间与衰弱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情境信息，城市地区热浪持续时间与衰弱之间的边际关联更强，但该结果在替代热暴露指标下稳定性有限；绿化覆盖率与热浪持续时间的交互项在多个模型中呈负向，提示较高绿化覆盖率地区中持续热浪与FI之间的边际关联更为平缓；相比之下，NDVI交互项并不显著，说明不同绿色空间指标可能反映不同尺度和维度的生态环境特征。总体而言，城市年度热浪暴露与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系不宜被简单概括为均质的平均效应，而呈现一定的城乡情境差异和绿色空间指标敏感性。

森林生态系统CO₂通量的准确量化与调控机制解析对理解全球碳循环及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广东省梅州市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2024年的完整“净生态系统交换（NEE）－总初级生产力（GPP）－生态系统呼吸（Reco）”时序数据，采用阈值分析、多元回归与小波相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CO₂通量的水热耦合调控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呈现明显的CO₂净吸收特征，年度NEE≈-403.43 gC/（m²·a），GPP≈1 564.44 gC/（m²·a），Reco≈1 161.01 gC/（m²·a）；2）光合有效辐射（PAR）是GPP的主导驱动因子（标准化回归系数β≈0.72，P<0.001），光能利用效率（LUE）受饱和水汽压差（VPD）和气温（TA）共同调控，VPD >1.0 kPa和TA>22 ℃条件下LUE分别降低44.6%和25.3%（P<0.001）；3）相对湿度（RH）是Reco的首要调控因子（β≈0.77，P<0.001），RH>80%和TA>22 ℃条件下Reco分别增强57.5%和22.4%（P<0.001），4月CO₂呈现净排放特征主要源于持续湿润环境导致呼吸作用增强与光合作用减弱的双重影响；4）GPP与PAR在各时间尺度相干值为0.73~0.97，其中在日尺度和周内尺度高度同步，而在月内尺度滞后约10 h；Reco与RH的相干性和相位稳定性伴随时间尺度延长而显著增强（周内尺度相干值0.71，月内尺度相干值0.99）。综上，水分条件是影响研究区CO₂通量的关键因子，其调控作用呈现显著的时间尺度依赖性，这为准确预测区域碳收支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方休闲疗愈已发展成为以休闲活动为媒介、聚焦个体潜能开发与幸福感提升的健康促进专业。文章采用概念分析、内容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系统梳理西方休闲疗愈专业的发展脉络、概念演变及模型特征，并探讨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发现：1）西方休闲疗愈经历了从二战后“医院休闲”服务向专业化、制度化的转变。核心概念“therapeutic recreation”与“recreation therapy”虽常互用，但存在“学科领域”与“临床实践”的微妙区分，其内涵呈现从“疾病矫正”向“全民健康促进”的动态演进。2）西方主流模型呈现多理论与多目标整合特征，演进经历了“功能修复与能力建构”“心理激发与幸福追寻”“全人繁荣与生态转向”三阶段，体现从“缺陷弥补”到“优势激发”的人本范式转型。在共享干预媒介、实践逻辑与哲学预设基础上，分为服务提供、产出、概念与综合4类模型，但模型也面临文化盲视、量化评估困难及宏观干预局限等挑战。3）中国应着力推动休闲疗愈职业建制、本土理论建构与循证实践，以回应“健康中国”战略与老龄化需求。

GeoGuessr是一款基于真实街景地图的地理推理游戏，玩家需通过观察随机街景中的环境线索推断其地理位置。作为互联网时代地理媒介与游戏化实践结合的典型产物，该游戏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地理认知体系——其依托的街景符号既是现实景观的数字化投射，又在结构性的筛选和重组中成为玩家理解“地域”这一概念的核心载体。文章以城市类型学、景观符号学和“拟像”理论为框架，以网络民族志的形式对GeoGuessr网络社区“Plonk It”中的指南文本进行分类研究，聚焦于地理媒介中的符号生产与地图学批判。研究发现，该游戏中的符号可归纳为“Meta要素”“形象标识”“地域表征”与“自然氛围”等，通过标签化阐述和重复性构建等生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固定化了地域文化的复杂性。从批判地图学的角度，地理媒介将真实的地理空间转译为具有“虚伪主体性”的符号景观，构成鲍德里亚式的自我指涉的拟像，这种间离的拟像最终导向数字时代“有限的地理学”。综上，该过程不仅揭示出数字地理媒介对地域场所的再现与重构机制，以及作为“客观空间再现”的地图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叙事偏向，也为虚拟空间中拟像的生产传播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参考。

在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背景下，信息消费有望成为实现经济集聚的重要抓手，对优化中国经济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3年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实证考察了信息消费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主要结论为：通过平行趋势、异质性处理效应、安慰剂等有效性识别检验可知，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且该结论经过替换估计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替换关键变量、剔除特殊样本、排除空间溢出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扩大市场潜能和促进信息产业集聚来实现经济集聚；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非东北地区、南方地区、非省际交界区、商业魅力型、较好营商环境、较强人力资本等城市的经济集聚，并显著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集聚。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治理正在从以物理空间为基础的传统模式，转向虚实融合、多维交互的数字空间形态。既有研究多从制度和技术效率出发，呈现明显的“去空间化”倾向，而地理学通过确立空间分析范式，为理解数字治理中“技术−社会−空间”关系提供关键视角。文章基于2012—2025年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1 478篇文献，运用Citespace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梳理国际数字治理研究的知识结构、核心议题与演进路径。研究发现：1）地理学视角下的数字治理研究已逐步形成以空间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网络化空间、算法运作空间与虚实联动空间的三类形态，表明数字技术通过数据流、算法决策与虚实反馈机制持续重构社会空间。2）国际学界正深耕于数字基建与效能测度、城市治理与制度创新、数字资本与平台逻辑、算法治理与空间正义、气候变化与绿色数字转型及在地化转型与实践路径六大论域，整体呈现从技术工具理性向权力、资本与空间正义问题深化的趋势。3）相关研究经历了“技术制度主义”“技术空间政治学”与“后人文主义”3个阶段性取向，完成了从技术工具到空间政治生产机制，再到“人−机−地”协同治理的范式转型。未来应强化多尺度实证研究，深化算法治理与空间正义分析，重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在地化经验，以构建兼顾效率、公平与关怀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

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推导，基于行动者网络、政策反馈等理论，解构耕地利用功能转型和耕地用途管制政策的关联逻辑，并系统阐释不同层级耕地用途管制政策驱动下耕地利用多功能协调转型的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功能转型可视为在“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经营主体−土地自然”为代表的多元行动者互动下，“国家安全−区域发展−生计保障−生态可持续”等多功能“冲突−协调”的周期性过程。2）用途管制政策通过“国家政策目标−区域政策工具−基层政策动员”，深度介入耕地利用多功能协调转型过程：以国家政策目标确立总体功能需求，自上而下地协调多功能需求关系；以区域政策工具锁定行动者角色，协调多功能供给关系；以基层政策动员凝聚共识，协调国家管制目标（总体功能需求）与耕地利用供给的关系，并自下而上及时反馈具体功能领域的供需失衡情况；最终形成“总体需求变化→供给关系调整→供需问题识别→总体需求升级（变化）”螺旋上升的转型逻辑。3）在“政策图景−政策场域−政策垄断”的互动框架下，国家管制目标（总体功能需求）呈现“间断−均衡”的演变态势，推动耕地利用功能需求关系呈现“冲突-协调”的周期性演变；区域管制政策工具通过“解释效应”与“资源效应”，在区域要素禀赋的调节协同下，实现多功能供给关系的静态管控与动态协同，在国家管制目标（总体功能需求）阶段性转型中推动多功能供给关系持续优化，但决策失误、外部冲击等仍可能引发供给冲突与波动；基层管制政策动员通过“信号触发−动机调控−能力提升”的联动机制，引导经营主体行为转变，促进耕地利用功能供给适应国家总体功能需求，驱动功能供需关系由冲突向协调演进。

全球化语境下以泡泡玛特为代表的中国潮玩已成为融通异质文化、推动“全球地方感”生成的重要出海媒介。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出海媒介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忽视了海外国家对出海媒介的反向影响。文章借助地理学相关理论，以泡泡玛特所带来的潮玩文化为个案，运用民族志（非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对海外6国受众展开实证研究，考察中国潮玩文化对外传播的模式与成效。研究发现，中国潮玩在出海过程中主要借助媒介化与空间化实践，在潮玩设计、传播等过程中通过符号融通与跨越边界，有效连接中外多元文化，构建起多维的国际叙事空间。在传播成效上，中国潮玩的文化吸引力、非同质性以及受众的身体实践与情感依恋共同形成了“全球地方芭蕾”，实现了中国潮玩文化的有效“回航”。中国潮玩的全球化传播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通过跨文化的空间交互与全球互助网络的构建，促成全球地方多向、非均衡的共生，为潮玩这一物质媒介建构包容与共鸣的全球文化景观提供了切实的经验证据。

假药犯罪不仅严重危害公众健康与社会秩序，也对区域药品安全治理构成持续挑战。现有研究多限于犯罪学描述，缺乏从地理学视角系统解析假药犯罪的时空格局与形成机制。文章以广东省县域为例，整合理性选择理论和市场替代理论，构建“收益−风险−成本−竞争”多维分析框架，并运用加权随机森林等方法，揭示2014—2021年该区域假药销售犯罪的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其时序演化呈现“高发扩张—急剧下降—低位收敛”三阶段特征，反映严打政策与犯罪团伙规避策略之间的持续博弈；2）空间上表现为以广深为核心（宝安、福田为热点）、向外梯度扩散的“中心—边缘”结构；演化过程呈现“核心区衰减、近腹地集聚、远边缘渗透”的阶段性特征；3）犯罪成本与市场竞争是核心驱动因素，床位数、路网密度及淘宝村数量显著促进了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揭示了发达地域假药犯罪兼具“基础设施依赖型”与“需求特殊化”的新机制。

文章以江苏省行政村、特色田园乡村为对比研究对象，采取道路可达性和可达性分别加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因子、城市中心性强度综合因子分析方法，探究不同类型乡村与城市建成区之间的区位关联差异，揭示乡村优势发展区位的空间分布特点。结果表明，基于2种测度方法，行政村数量呈现随着至城市建成区道路可达性的增加而递减的态势，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特色田园乡村数量呈现倒“U”型分布特征。即与行政村相比，特色田园乡村存在明显的优势区位集聚现象，且这种乡村发展优势区位既不紧邻又不过度远离中心城市，从而在保留乡村独特资源禀赋的同时，维持与都市区的紧密联系。机制分析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市中心性强度等城镇影响因子，对上述行政村的负相关分布特征和特色田园乡村的倒“U”型分布规律均具有强化作用。

随着城市媒介化程度不断深化，数字媒介如何影响商业绅士化并加剧社会空间不平等，已成为新的研究焦点。文章基于媒介地理视角，综合运用实地调研、访谈与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对上海武康路街区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及数字官媒作为商业绅士化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场所营造和城市品牌战略构建权威性地方表征，指导街区业态转型；2）在数字媒介上构建亲消费表征的公众，已成为商业绅士化的新推手，其对消费体验的追求促使投资者在话语和物质层面持续再建构绅士化空间；3）政府、市场与公众的地方表征呈现异质同构特征，共同促使数字媒介与绅士化空间之间连接型、互动型和整合型传播弧的循环互动，进而加剧景观同质化和文化置换等社会空间问题。

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是珠三角低效用地再开发的重要领域，更新政策供给的质量关乎实施成效。基于政策系统分析视角，构建“政策结构−政策工具−政策效力”的分析框架，借助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量化分析2009—2024年广州市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政策的结构特征、工具特征和效力特征，进而提出政策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治理涉及多职能部门，政策主题以统筹类和措施类为主，政策颁布呈现人民政府统筹、工信和规资牵头的特征，政策演化经历了激励、严控、监管3个阶段；2）从“三旧改造”到“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更新顶层制度的切换推动集体土地更新政策目标的演化，进一步推动政策工具的迭代。广州的更新政策目标聚焦“工改工”低成本产业空间供给，政策工具着力点在于推动存量土地收储、提高“工改工”利益激励和提高改造主体的积极性；3）更新政策整体协同性良好，高层级政策的协同性高于低层级政策，但仍存在部门协同性不足、部分政策实施路径不明、在地性缺失等问题。建议职能部门加强更新实施后端政策工具支持，加强政策内容的空间差异性指引，通过重组政策结构提升其协同性，延长政策时效保障其稳定性，完善区级政策提升其精细度。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竞争力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以及对车外环境和替代出行方式关注不足等问题，文章通过出行链视角，结合武汉市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和街景数据，利用百度地图模拟出行路径，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全面分析了出发地、目的地和车外路段建成环境对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细化出行阶段并考虑替代小汽车的公交出行方式，可增强分析深度和模型精度；2）建成环境是影响2种交通方式选择倾向的关键因素，其中车外环境与出发地、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同等重要；建成环境因素与交通方式选择倾向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部分因素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影响有所差异；3）建成环境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可分为弹性调整、有限支撑和直接驱动3种类型。

文章从理论上辨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范围，并围绕海南环岛高铁展开实证研究，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揭示了不同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结果表明：1）海南环岛高铁各站点建设运营后，其周边建设用地均出现了扩张；2）海南环岛高铁24个站点中有20个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集中在0.5~3.5 km内，且该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主要呈现“高铁―主城区”“高铁―城镇中心”“高铁―旅游景区”3种方向；3）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强度差异主要与高铁站点自身属性以及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呈“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所处区位条件>高铁站点自身属性>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

特色小镇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落地路径。它强调地方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侧重通过政府支持引导来激发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此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的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区域内生发展能力。然而，特色小镇的政策引导和扩散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性，使得地方实践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文章以浙江省134个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通过2017—2022年多次实地访谈、线上问卷和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和集聚经济理论，对特色小镇的历史基础、产业属性和发展目标进行识别分析，归纳出具有类型差异的特色小镇，并提出相应政策干预建议。结果显示：浙江省特色小镇可大致分3类，第一类为政府主导的、面向新产业塑造的科技园区型小镇；第二类为企业主导的、面向传统产业升级的专业化市场型小镇；第三类为基于地方特有自然或社会文化资源的、面向旅游业发展的景区型小镇。最后，建议将演化经济地理思想纳入特色小镇发展实践中，重视历史、空间与地方作用，避免标准化、指标化的“一刀切”政策干预方式。

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共享单车OD等多源数据，从工作日、休息日多时段分析共享单车出行时空特征，并构建基于客观物质空间、主观感知体验的建成环境“5Ds”指标，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解析不同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空异质效应。研究表明：1）时间上，工作日和休息日早、晚高峰的共享单车出行流量较其他时段整体显著，且休息日较工作日的峰值时段具有滞后性；空间上，各峰值时段的出行流量高值区域呈“多核集聚、带状延伸”的分异格局；2）各建成环境要素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段差异显著。就业设施密度、围合度及人口密度在各时段均具有高解释度，其影响力整体呈全局显著特征，其余变量则在不同时段存在局部显著效应；3）各时段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在空间作用尺度上存在分异。就业设施密度与围合度的影响力在各时段的空间变化最为稳定，街道绿视率与人口密度在不同时段呈现差异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基于教育绅士化研究的理论视角，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探讨农村家庭教育进城的不同模式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县域层面产生的教育进城现象是农村进城群体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家庭资本积累和家庭策略选择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教育进城模式，包括流动型教育进城、定居型教育进城和隔离型教育进城。2）教育进城由政府、资本、学校、个体等多方主体共同推动形成，其中政府主导的教育资源供给是教育进城的核心动力，市场参与的教育资本流动是农村家庭进城的重要驱动，家庭本位的教育再生产是教育进城产生的根本逻辑，共同促成教育进城的时空演进。3）县域层面产生以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城镇化的社会空间效应，但其不完整性同时导致农村进城群体的返乡和外流。

通过研究西沙群岛的历史认识和地理环境演变，强调了地理特征和稳定性的重要性，以及风力、潮流和海浪对其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国人至迟在汉代对“岛”和“沙洲”就有了较为理性的认知，岛屿的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于4 000年以上，地势相对较高，不易被海水淹没。相反，沙洲是相对年轻的地貌，其地势较低，容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2）风力、潮流和巨浪对西沙群岛地貌的变化有重要影响。风力和巨浪堆积沙洲，但同时也能导致其消失在海平面以下。潮流的周期性变化也对这些岛屿和沙洲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变迁不仅是地貌的动态展现，也与海洋生物数量下降趋势密切相关。综合分析表明，岛和沙洲在地理特征和稳定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西沙群岛地貌的变迁是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文章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西沙群岛的演化过程，以及保护和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方面的实际需求。

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恢复潜力、修复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建构了生态本底-格局-潜力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通过生态优先修复区的识别实现修复效率的提升。结果表明：2010—2020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显著下降，自然恢复力良好与保护政策支持强的地区存在空间错配。以乡镇为单元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发现：1）生态维持区占总面积的7.7%，应以综合改善为主，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2）生态保护区面积占44.5%，作为生态安全的底线区域，应以保护为主，加大政策管制力度。3）生态提升区面积占11.9%，应通过多样化、持续的维育措施为主，以强化区域生态网络的冗余度。4）生态修复区面积占35.9%，此中，优先修复区是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与政策扶持的地区，应以实施长期、渐进式的修复工程为主；协同修复区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应当协同上级政府或区域联合治理，提升区域整体修复效率。

文章受凯斯特洛特和巴尼奥利两位学者合著文章的启发，提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融合有3个基础：1）两个学术群体面对的本体论需要接近；2）两个学术群体彼此包容对方的方法论；3）科研运行组织方式有利融合。为了更好地论证作者提出的3个融合基础，文章选用“北京中心城区色彩管控案例”作为例证，将这3个基础不存在的状态下，自然地理学者和人文地理学者面对这个实际问题时会采纳的差异性研究路径，以及渐行渐远的趋势。

以武汉青山区（含化工区）为例，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测度物质和社会空间联系，对大都市穿孔式收缩空间联系展开探讨，并验证其“孤岛效应”的存在。结果表明：1）青山区存在路网可达性低和交通设施不均衡分布等问题，内外物质空间联系相对薄弱，是导致“孤岛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2）青山区存在基础设施弱化且不均衡分布、对外吸引力差及政策层面独立发展等特征，内外社会空间联系相对不足。上述因素间相互影响，共同推动青山区“孤岛效应”的产生；3）因大都市穿孔式收缩常伴随着“孤岛效应”出现，各城市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应加快推进交通网络连通和公共空间建设，规避空间联系层面的孤立和封闭。同时应重视不均衡发展问题，加快推动区域间合作及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落实。

采用半结构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以古丈县为案例地，通过融合个体空间路径分析该地区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机制。研究发现，面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年轻劳动力外流和空心化，大量该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在养老多元福利供给不足、医养服务设施供应短缺和代际关系转型的现实背景下，面临乡村养老结构制约与老人农业理性选择的生计异质性困境。基于脱贫地区乡村社会网络优势在“健康”“参与”“保障”3个积极老龄化维度下，根据老年农户不同生命周期的主体行为需求差异，提出多层次年龄结构与多元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下的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路径：1）在农户个体层面，根据老年农户的个体生计行为和生计资本随生命周期变化，动态调整相应的福利来源和生计方式；2）在场域空间层面，通过第六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现代要素介入，建立应对老龄化的乡村市场产业配套；3）在地域空间层面，根据乡村老年农户社会圈层结构，重构生产、生活、生态适老化生计圈。

使用田野工作法，调查了广东硇洲岛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研究发现，渔民因海洋生态保护所遭遇的已经显露的生活困境，或许能在政府的扶持下有所改善，但那些更多的隐性风险——内部竞争、社会保障、文化适应等生计，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渔民生产工具的投入、自身的技能、年龄与身份的模糊性，构成其内生的生计脆弱性，在现代消费市场的刺激下容易对海洋资源造成破坏性作用。基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渔民生计的脆弱性内生于生产力快速提高导致的其自身技能未进行更迭，未能建立适应生产力需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因而造成人海关系的紧张。要解决渔民生计的脆弱性内生问题，需从渔民的文化特殊性出发，由内而外地改革渔民的生产关系，更新渔民的技能、建立有效的组织，逐步缓解人海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实现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运用长时间跨度的城市兴趣点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区位熵等方法，识别城市功能中心的时空分化特征，进而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功能中心的空间分布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主副差序格局显著。功能中心的功能呈现公共性向生活性主导转变，并逐渐转化为消费性主导的特征，且主导功能的空间分异显著。2）驱动机制方面，多尺度空间、多层级政府的规划政策共同建构嵌套式的演化驱动机制。其中，宏观政策层面，经由国家战略落位和区域规划向下传导，指引空间和功能的整体演化方向；中观政策层面，有为政府通过构建蓝图式规划，联动市场机制，推动城市多功能中心的生成；微观政策层面，城市功能疏解、空间更新和新城特色空间营造等行动政策协同，推动城市各功能中心的功能疏解与集聚。城市功能中心的主导功能类型演化有其客观规律，有必要加强多案例对比研究，注重从功能中心体系视角出发，探讨功能中心的联系与分工，以促进规划政策的精细化供给。

以风险边缘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依据，以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为案例地，以风险偏好者为调查对象，引入情绪和体验质量作为中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对冲浪者的情绪唤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情绪在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情绪至关重要。2）体验质量在情绪对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略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冲浪旅游经营者不仅要充分调动冲浪者的积极情绪，更要想方设法让冲浪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冲浪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吸引冲浪者重游。3）为促进冲浪旅游可持续发展，日月湾应以风险偏好者为重点营销对象；建立冲浪俱乐部（店）管理规范和冲浪教练考核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护航冲浪体验；助力成功冲浪，激励积极情绪。

选择处于探查阶段的海口市北港村为案例地，以决策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居民视角下由理性层面的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非理性层面的地方感组成的概念模型，使用AMOSS和SPSS软件量化探究上述因素对探查阶段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在旅游发展探查阶段，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旅游发展潜力认知不仅通过直接和中介作用对居民支持度产生影响，还对积极、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产生不同程度作用；2）地方感强的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较易受旅游发展潜力认知调节，而居民对旅游消极影响的感知不易受其他因素调节；3）在居民的主观选择决策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在同构关系下，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各自独立又彼此交融。

从城市知识存量和知识基础设施2方面构建了城市知识环境指数，测度了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部依次下降，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及主要城市群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知识环境指数；2）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在其他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城市知识环境指数越高，创业活动越活跃；3）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作用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部城市高于中西部城市，同一地区的省会及以上级别的城市高于一般地级城市。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斐济和瓦努阿图的华侨民宿为例，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爱彼迎化实践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1）爱彼迎化形成了偏离型、游离型、磨合型和契合型4种实践模式的连续轴，在群体属性、行为意向和短租实践方面呈现异质性；2）跨国民宿主利用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维持中产阶层地位甚至实现阶层的向上跃迁，展现了基于数字平台支持的资产经济民主化进程，在此进程中没有引致直接最后居民失所；3）短租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经济，并逐渐转向非标准在线住宿代理商。

基于地方和无地方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地方餐厅感知和消费体验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微观尺度和过程性视角探析河源地方餐厅演变为无地方性景观的过程及动因。研究发现：1）权力、资本、消费行为和经营主体协同推动了餐厅的去地方性。2）城市更新过程中，地方餐厅逐渐脱嵌于原有社区，餐厅区位的地方内涵和意义不断消解，但商业价值凸显。3）餐厅的趋同性、连锁化以及食物的跨地域融合体现了资本为迎合现代饮食消费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实践。4）随着现代性和商业化转向，地方餐厅承载的社会关系表面化，其作为居民日常社交和情感体验场所的意义逐渐弱化。5）居民对地方餐厅原有的亲切感消逝，与新的消费空间难以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

基于2021年福州中心城区3 386个商品房住宅小区住房价格等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结果表明：1）福州中心城区住房价格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为“倒U型”曲线，东西向对称，南北向差异较大。空间格局呈“一主两副”的多中心模式，住房价格高的小区呈现“倾闽江、倾重点学区、倾商场、倾医院和倾生态资源”的特征。2）住房价格因素对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明显，拥有专属带宽，楼龄、商场、小学等级是作用尺度趋近街道的局部因素，容积率、医院是作用尺度趋近区级行政区的局部因素，地铁站、长途汽车站、大学是作用尺度趋近福州中心城区的全局因素。3）住房价格显著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小学等级、楼龄、长途汽车站、商场、容积率、大学、医院及地铁站。其中，小学等级、长途汽车站、容积率、医院与住房价格呈正相关，楼龄、商场、大学、地铁站与住房价格呈负相关。

以西秀区2000、2010和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为基础数据，运用乡村位序-规模法则、聚落规模等级模型等方法，分析西秀区乡村聚落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并分析屯堡聚落在该过程的发展变化。结果显示：1）乡村聚落总规模、聚落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3个时段屯堡聚落面积占乡村聚落总面积的比例超过20%；2）西秀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符合乡村位序-规模法则，拟合优度在0.90以上，负指数分布特征突出，并表现出“首位聚落”和“垂尾”分布特征，2000—2010年乡村聚落规模趋于集中分布，2010—2020年趋于均衡；3）不同等级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位置相对稳定，数量上呈低等级向高等级演变；4）屯堡聚落规模稳定增长，是高位序、高规模等级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少部分屯堡聚落位序出现倒退现象。未来应科学规划乡村聚落用地布局，形成合理的乡村聚落等级规模结构，保护屯堡文化，打造区域特色聚落。

截取武汉解封前后共1个月的微博数据，探讨因疫情带来的共情、目的地形象变化对后疫情时期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和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武汉的共情以积极情绪为主，占比85.09%，武汉的目的地形象要素除了“热干面”和“樱花”，还因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顽强精神及巨大牺牲，被赋予新的“英雄”形象；总的来说，人们对武汉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疫情本身转化为一种特殊吸引物。假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共情能直接影响旅游意愿，但在目的地形象加入模型后，共情对旅游意愿的作用被完全中介，其效应量为0.191。综合来看，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需要做好积极情绪引导，对旅游业而言，积极情绪意味着较高的旅游意愿，但是，在共情和旅游意愿之间，需要重视目的地形象的完全中介作用，其在联通情绪与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以广东省为例，采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然后采用自相关分析法、基尼系数分析医疗与养老设施的适老化及均等性，最后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对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及均等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更能准确反映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珠三角地区老年人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相对较好，东、西部沿海经济区相对较差；但珠三角地区养老设施医疗可达性在四大区域中最差。2）广佛都市区、梅州市北部等地区的医疗与养老设施适老化不足，广东省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存在较大的不均等。3）路网密度、人口密度、人均GDP、公共财政支出与广东省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显著相关，平均海拔、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面积、路网密度、人口密度、人均GDP、公共财政支出与广东省老年人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的均等性显著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