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过程深刻改变了流域下垫面，其中城中村用地格局变化尤为显著，与此同时其水文过程亦发生重构，进而加大村庄内涝风险。加之近年极端降水增加，探讨极端降水下快速城市化村庄用地布局对内涝过程的影响作用十分必要。文章以深圳市用地格局显著变化的某村庄为例，基于Infoworks ICM模型模拟了共四期规划下的村庄用地布局在不同暴雨重现期（10、50、100 a一遇）的内涝情况，并对比分析淹没面积、淹没水深等内涝特征。结果表明：合理的规划用地布局能够有效降低城市内涝，特别是对重现期较低的暴雨内涝削弱效果尤为明显；重新规划后的用地布局的内涝积水深有所降低，特别是淹没水深大于0.50 m的区域有所减少；不同规划期的淹没空间范围及分布特征存在差异，在不同暴雨重现期下局部区域间的淹没面积相差较大，各规划期的村庄用地空间结构、布局和景观格局直接造成了内涝的空间分异；四期不同重现期下4个淹没水深范围平均占比分别为61.87%、19.12%、5.42%和13.59%，区域积水深度范围为0.15~0.28 m，以浅积水为主。

为探究暴雨雨型对城市化村庄内涝的影响，以深圳市福田区某村庄为例，基于深圳市暴雨强度公式，设计了7种暴雨雨型，采用Infoworks ICM模型，模拟了不同暴雨雨型不同重现期（10、50、100 a一遇）下的内涝过程，分析了不同暴雨雨型下的淹没面积和淹没水深的内涝特征。结果表明：单峰雨型比双峰和均匀型的淹没情况严重，特别是单峰靠后的雨型淹没面积最大，雨峰在降雨后期的淹没面积大于雨峰在前和居中的情况，均匀型在所有雨型中淹没程度最小；不同雨型下的淹没水深存在差异，单峰居中的淹没面积和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雨型，其致涝性更强，危害性更大；单峰型特别是单峰靠后的雨型易造成内涝积水，在10 a一遇重现期下，以0.15~0.28 m淹没水深为主，随着重现期的增大，超过0.40 m的淹没水深占比逐渐增加。因此，在预警预报方案中应重点考虑单峰靠后雨型对深圳市城市内涝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福建省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持续加剧。因此，厘清福建省未来极端气候的变化趋势，对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CMIP6模式和地面观测资料，综合评估种降尺度方法（Delta、Daily Translation、Quantile Mapping和Local Intensity Scaling）模拟福建省降水和气温变化的适用性，揭示四类复合极端气候事件（暖湿、暖干、冷干和冷湿）的时空变化特征，预估不同升温情景下福建省未来复合极端冷暖事件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Quantile Mapping方法对降水和最低温的降尺度建模效果最优，Delta方法则在平均温和最高温的降尺度建模上表现最好。2）在SSP1-2.6、SSP2-4.5、SSP3-7.0、SSP5-8.5排放情景下，福建省达到1.5℃和2℃升温阈值的时间节点均在2035—2048年，达到3℃升温阈值的时间节点在2069—2082年。3）升温1.5 ℃和2 ℃情景下，相对于基准期（1986—2005年），福建省冷干事件频次平均增加9.28和2.59 d/a；冷湿事件频次平均增加4.87和2.63 d/a。升温3 ℃情景下，暖干事件频次增加达到14.28 d/a，暖湿事件频次平均减少3.43 d/a。4）福建省未来复合极端气候事件频次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西北部和中南部地区的变化尤为明显。

为揭示不同设计暴雨情景下深圳市内涝风险特征，文章基于LISFLOOD-FP模型，构建郑州“7·20”、深圳“9·07”及“8·05”3种典型设计暴雨情景，开展内涝模拟与城市系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深圳市内涝积水呈现“西部深、东部浅，城区深、郊区浅”的空间格局，西部核心城区为高风险集聚区；经183个历史内涝点验证，模型模拟结果可信度较高。3种设计情景中，“7·20”设计暴雨情景风险最高，积水超0.3 m的风险区域占比26.55%，建筑、人口、道路及重点目标暴露风险均最显著；“9·07”和“8·05”设计暴雨情景内涝风险相对温和，但局部区域仍存在集中性高风险。重点目标对积水深度高度敏感，且不同区域暴露风险特征与防控短板各异，因此需聚焦差异化防护，强化专项防护措施与针对性施策。

文章聚焦成都平原桂圆桥文化至秦汉时期考古遗址（共223个），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统计学方法，结合高分辨率DEM及矢量河流数据，探讨成都平原在桂圆桥文化—秦汉时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对地形和水文的适应过程。结果表明，成都平原遗址空间分布演化呈现占据边缘（桂圆桥文化时期）—向南扩散（宝墩文化时期）—向北收缩（三星堆文化时期）—二次南扩（十二桥文化时期）—分散排布（秦汉时期）的特征。域外人群的迁入、人口自然增长与洪水胁迫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结构以及遗址空间分布格局。在桂圆桥文化和秦汉时期，北方迁入的人群偏爱食用旱地作物，倾向于选择在排水更便利的岗地定居；在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先民大幅度扩散至地势平坦的成都平原核心区，以便更多地种植高产的水稻来应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在宝墩文化后期，受岷江支流频繁的洪水威胁，原本聚集于低洼地区的人口遂迁至鸭子河流域，并由此发展形成三星堆文化。

以珠海市金凤—翠屏片区为研究区，采用最大熵方法拟合潮位频率分布，并基于潮位相关性实现设计潮位由灯笼山站向石角咀闸的映射迁移；在此基础上构建SWMM与LISFLOOD-FP松散耦合的一维−二维模拟框架，设置“降雨−潮位−闸控”多情景开展滨海城市内涝响应分析。结果显示：1）在2024-05-04强降雨无闸控条件下，自由出流情景溢流节点占比为43.46%，在200 a潮位情景下升至46.35%，高满流管段比例达到52.41%，排水系统呈明显超载；2）潮位顶托显著放大内涝风险，200 a情景最大淹没水深增至2.85 m（较自由出流增加约40%），总淹没面积扩大至3.62 km²（增加129%），高风险区面积增加约39%；3）分级闸控可有效削减极端潮位下的峰值淹没风险，在200 a情景下，流域出口下游边界采用分闸门调控可使最大淹没水深降低26.18%，总淹没面积由3.62降至3.0 km²（减少17.1%），但对溢流历时与系统性超载的改善相对有限。研究表明，潮位顶托是滨海城市内涝的重要放大机制，科学闸控运行可在极端条件下发挥削峰与减灾作用。

为缓解台风灾害损失评估中数据样本缺失与类别不平衡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融合CTGAN数据增强与机器学习算法的评估方法。以浙江省温州市为研究区，基于1994—2020年的20个台风案例，整合致灾因子、孕灾环境与承灾体等数据，构建了包含13项指标的数据集，基于灾情损失指数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划分4个灾害损失等级。在此基础上，利用CTGAN模型生成增强数据集，并分别基于GBDT、XGBoost、LightGBM、CatBoost和随机森林构建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结果表明，CTGAN能够有效学习原始小样本数据的特征分布规律，所生成样本在整体统计特征上与真实数据保持较高一致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样本稀缺对模型训练的影响。然而，模型性能并未随合成样本数量的增加而持续提升，适度的样本规模更有利于模型稳定性；在多模型对比中，GBDT模型在分类性能与泛化能力方面表现最优，尤其在中等灾害损失等级的判别中具有更强的区分能力，表明该评估框架在小样本条件下开展台风灾害损失评估的有效性与应用潜力。

文章系统梳理了城市空间形态与基础设施对城市洪涝的作用机制，指出不透水地表、建筑布局、地形起伏、街道网络、城市扩张模式、绿地分布及水体分布等因素通过改变地表径流路径、排水效率以及雨水调蓄能力等方式直接影响城市洪涝风险；文章分析了目前排水系统等灰色基础设施与雨水花园、河湖水系等蓝绿色基础设施的协同机理及定量化研究成果，发现排水系统等灰色基础设施在应对极端降雨事件时存在排水能力不足的局限性，强调了“灰−绿−蓝”协同体系在提升城市防洪韧性中的核心作用。三者结合可增强城市防洪排涝和雨洪调蓄能力。在技术方法层面，文章总结了物理机理模型、统计经验模型与机器学习模型等模拟手段，并梳理了从传统传感器到遥感、数字孪生等智能监测技术的发展脉络。最后，针对当前研究局限提出展望：应深化结构与设施深度耦合下的空间形态优化研究；探索变化环境下防洪排涝设计标准的动态调整与有效衔接；推进“灰−绿−蓝”设施体系的协同调度与效益量化；并依托多源大数据与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城市洪涝应急处置的智慧化转型，推动城市洪涝管理迈向精细化与高韧性发展阶段。

台风独特的物理结构及其与多尺度环流系统的耦合作用，导致其降水在时间分布与强度上具有显著异质性。因而，揭示台风降水稳定同位素的演变特征，对于深化对台风水汽来源、降水机制以及极端天气下水循环过程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台风“杜苏芮”（2305）影响福州期间每小时高分辨率降水稳定同位素数据，结合气象资料和HYSPLIT模型模拟，文章系统分析了台风“杜苏芮”影响福州期间降水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福州降水δ¹⁸O值的变化范围为−20.33‰~−2.01‰，降水量加权平均值为−13.69‰。整个降水过程分为3个阶段：降水前期，降雨量小（2.4 mm），降水δ¹⁸O值相对偏正（加权平均值为−2.84‰），主要受台风外围水汽、弱对流活动及云下二次蒸发效应的影响；降水中期，台风螺旋雨带控制下降水增强（63.8 mm），水汽的累积对流活动导致降水δ¹⁸O值极端贫化（加权平均值为−15.64‰）；降水后期，随着台风远离，局地“列车效应”引发极端降水，降雨量达263.2 mm，受台风螺旋雨带残余贫化水汽及邻近海域辐合汇入的重同位素富集水汽影响，降水δ¹⁸O值呈现先略微偏负后逐渐偏正的特征，变化范围为−16.27‰~−7.54‰，加权平均值为−13.27‰。文章表明，台风降水的稳定同位素变化受到局地对流活动强弱、上游水汽输送、源区对流及其分馏历史等因素共同调控。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跨境投资的重要来源，也是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伴随中美关系、新冠疫情、两岸关系等环境变化，大陆台商投资企业持续退出，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文章旨在研究，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在大陆投资的台资制造企业如何进行战略选择。通过对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和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比较分析不同战略耦合动态对台资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并揭示了制造业异质性与区域特征的互动机理。结果发现：1）外部冲击下台资韧性主要通过企业与区域制度环境的战略耦合塑造，体现为企业与区域机构、本土企业建立的深度合作关系，以及企业获取资源与市场支持的能力。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制造业因高额固定资产投入和技术密集特征，形成较高空间粘性，推动其战略耦合从依附式向互惠式演进；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则作为轻资产企业，通过利用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市场规模优势，实现从依附式向合作式耦合转型。2）企业与区域要素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其投资韧性水平，在外部冲击中发挥显著缓冲作用。此外，台资企业投资韧性还体现出全球、区域和地方3个尺度的特征，分别受到中美贸易关系、两岸关系变化及地方创新体系的影响。

基于1980—2020年两湖流域逐月降水数据，文章揭示了两湖流域主雨季降水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及其与大气环流的关系。结果表明：两湖流域多年平均主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总量的41.4%。在历年观测中，1993年该占比最高，达到49.9%；而1991年则最低，仅为31.3%。从空间分布看，山区丘陵区的主雨季降水量多于平原区。1980—2020年两湖流域主雨季降水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其中流域中部一带降水有明显增多趋势，而流域西北部和衡邵盆地呈现减少趋势，共经历了偏少（1980—1991年）—偏多（1992—1999年）—偏少（2000—2013年）—偏多（2014—2020年）4个阶段。第一阶段少雨期，欧亚中高纬的大气环流以纬向环流为主，低层风场上中国南方地区为偏南风距平，且为水汽异常辐散区，冷暖气流在黄淮、江淮地区汇合，导致两湖流域降水偏少。第二阶段多雨期，贝加尔湖脊偏强，有利于冷空气南下与南方地区活跃的暖湿气团汇合，对应的水汽场上为水汽异常辐合，两湖流域降水因此偏多。第三阶段少雨期，欧亚中高纬环流较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对应的水汽场上为两湖流域水汽异常辐散区，导致该区域降水偏少。第四阶段多雨期，西风气流上的槽脊系统较强，有利于北方冷空气南下，与两湖流域活跃的暖湿气团汇合，对应的水汽场上为水汽异常辐合，两湖流域降水偏多。

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正受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就业不稳定化的挑战。文章引入不稳定性（precarity）概念，构建就业不稳定性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揭示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就业状态，以就业身份、合同性质、职业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等4个维度综合测得的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度为0.466，总体上处于中度不稳定水平。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影响收入稳定性、居住稳定性、社会保障水平、本地社会网络、本地社会参与、居留意愿、落户意愿等物质、社会和主观精神因素而间接制约社会融合水平，该间接制约效应占总制约效应的77.49%。文章探明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认为在当前就业不稳定化的发展背景下，需要通过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联动来积极应对就业不稳定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盗掘古墓葬犯罪严重威胁文化遗产安全，亟需精准有效的防控策略。为契合基层网格化治理需求，文章以B市“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深入分析了该犯罪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揭示，盗掘古墓葬犯罪在空间上呈现“广域覆盖、局部集聚”的特征：虽有超过4成乡镇有过发案记录，但高发乡镇（占比不足20%）则集中于文物富集的中、东部地区。宏观层面的核密度分析显示犯罪热点邻近文保单位密集区，而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SHAP）的微观分析进一步发现，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避开防控较好的文保单位核心区域、转向选择周边田野中防护薄弱目标的倾向。具体而言，犯罪目标选择受到低人口密度、地理偏远及交通不便等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水域分布对犯罪有显著抑制作用，农田与森林影响不明显，且公安机关与文物局的地理位置分布对犯罪目标选择的影响有限。文章进一步运用SHAP分析改进了脆弱性区域指数方法，据此绘制的乡镇级防控脆弱性地图可直接服务于网格化治理，为提升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效能提供科学支撑。

依据地理哲学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整体规律、思想启发以及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哲学是支撑地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底色，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2）在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地理学以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总是在实践中动态存在，探索实践中的动力和过程，更能理解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对地理学阶段性差异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才能体现地理哲学的有效功用和终极诉求。3）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复杂发展和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具有融合不同时空维度智慧的综合性眼光，并根据时代变化与诉求，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极推动地理哲学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缅甸是中国重要的周边邻国，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家。在新冠疫情导致中缅边境封控之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依旧突飞猛进。然而这种态势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依然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首选。这显然是对缅甸自2000年以来的国别地缘环境变化理解不足。文章借助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通过阐述缅甸基本国情、主要关系与矛盾，揭示在内外因素跨尺度、多领域、多元地缘体互动等共同作用下缅甸地缘环境的演变，即2000—2010年外压内稳和2011—2021年外斗内乱。缅甸整体地缘环境变化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地缘环境视角论证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战略定位。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新认识，且为大力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民族地理学发展的简要回顾和近30年民族理论探讨地理取向的梳理表明：1）中国民族地理学发展存在由“显学”逐渐演变为“显而不扬”学术领域的过程；2）当代地理色彩浓厚的民族理论探讨强调了“地理”于民族发展、整合、认同的意义，但对“地理”的理解复杂多样，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民族地理理论探讨方向；3）作为独立学术领域的狭义民族地理学，仍然缺乏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结合现当代地理学思想，地理学介入民族理论探讨有望增强民族地理学领域整体性、促进地理学学科间融合。其现实路径包括：1）以“国家-区域-地方”尺度框架来整合广义民族地理学理论体系；2）以自然、社会、人文3个学科传统来对接民族阐释维度，形成“自然-社会-人文”民族阐释体系；3）在狭义理论层面，聚焦强调联系性、流动性、转换性的地理性民族理论探讨，从而增强民族的地理性理解，而不仅是地理的解释。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探究城际出行网络的时间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对推动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分工协同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利用PPML（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重力模型和交互项检验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城际出行网络特征，并挖掘城际出行时间异质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际出行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工作日城际出行强度最低，周末倾向短途出行，节假日城际出行强度最高的特点；2）城际出行受到推拉力和中间障碍的影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个体出行诱因等推拉力要素对城际出行具有促进作用，出行成本和行政文化壁垒等中间障碍因素对城际出行具有阻碍作用，推拉要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时段具有差异性。

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竞争力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以及对车外环境和替代出行方式关注不足等问题，文章通过出行链视角，结合武汉市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和街景数据，利用百度地图模拟出行路径，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全面分析了出发地、目的地和车外路段建成环境对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细化出行阶段并考虑替代小汽车的公交出行方式，可增强分析深度和模型精度；2）建成环境是影响2种交通方式选择倾向的关键因素，其中车外环境与出发地、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同等重要；建成环境因素与交通方式选择倾向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部分因素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影响有所差异；3）建成环境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可分为弹性调整、有限支撑和直接驱动3种类型。

文章从理论上辨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范围，并围绕海南环岛高铁展开实证研究，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揭示了不同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结果表明：1）海南环岛高铁各站点建设运营后，其周边建设用地均出现了扩张；2）海南环岛高铁24个站点中有20个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集中在0.5~3.5 km内，且该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主要呈现“高铁―主城区”“高铁―城镇中心”“高铁―旅游景区”3种方向；3）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强度差异主要与高铁站点自身属性以及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呈“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所处区位条件>高铁站点自身属性>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手机信令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获取成本低、时空精度较高、稳定实时追踪等优势，能够有效识别大规模人群的空间活动和出行特征，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交通大数据类型之一。文章在手机信令数据的分类和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在职住空间关系和交通出行行为研究中的技术应用，随后结合上述应用成果和已有文献对其在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和场景进行了探讨，最后总结了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出行行为和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框架、应用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研究内容与技术创新方向。目前，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领域中的应用包括职住地识别、职住关系和通勤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在出行行为领域中的应用包括驻留-出行识别、出行方式和路径识别，以及人群移动普适规律解析。以上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服务交通碳排放领域研究，为交通碳排放测算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关注长时序动态追踪、大范围对比分析以及人口和交通新现象研究，并注重多源数据的融合、传统方法与机器学习的结合以及数字孪生模型的构建。

基于高速公路交通客流数据，采用社会网络与GIS空间分析法，以客流联系视角探讨重庆市与毗邻地区的城镇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重庆中心城区为网络的绝对核心，长寿、江津、璧山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涪陵、璧山、长寿在网络中通达性明显，涪陵、黔江、江津、万州的中介作用突出；2）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客流网络呈现三级轴线联系，整体网络呈现明显的放射性特征，部分地区联系突破省级行政边界，网络层级按照“4+15+18”分布；3）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凝聚子群表现出高度的地理邻近性，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未来重庆中心城区需进一步加强与四川东部地级市的辐射能力与交通联系，进一步培育与成都双城联系的发展轴，在远期发展中考虑纳入遵义市等地区更好融入重庆都市圈。

文章基于公交IC刷卡数据，构建收入法模型评估厦门市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客流换乘的时间成本，与政策规定所减免的费用进行对比，根据乘客的换乘时间评估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乘客出行的整体效益，将换乘客流划分为换乘零成本客流、换乘额外费用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费用成本客流4类，并从站点、线路、交通小区、OD点密度、通勤与非通勤5方面分析了各类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站点以岳阳小区为中心的区域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线路以24路为主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交通小区以地铁及岛内BRT线路周边的交通小区聚集大量不同类型客流；OD点密度以轨道一号线各站点和BRT各站点作为起点或讫点，聚集大量换乘客流；通勤时各类客流的活动范围较小，跨距较短，跨岛客流相对较少，非通勤时客流呈较明显的跨岛趋势，且跨距普遍较长。文章量化乘客的换乘时间成本以直观反映换乘的实际损耗，为进一步提升公交用户体验，降低乘客出行成本，制定科学有效的换乘优惠政策提供依据。

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乡镇街道尺度的流空间视角，利用网约车出发地―目的地（OD）出行数据等多源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模型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网约车流的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网络关联强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耦合；2）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形成南部发展均衡性高，北部单点发展能力强的格局；3）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在乡镇街道与城市尺度上呈一定差异，部分交通网络中的高层级乡镇街道在城市层面未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4）乡镇街道间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活力、城市建设水平、行政区划归属和地理区位差异对乡镇街道间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行政区划归属差异影响最重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增强了城市间通达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文章从高铁网络通达性切入，采用最短出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通达性指数、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铁网络通达格局演化与其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高铁网络提高城市通达性水平，缩小城市间通达水平差距，弱化圈层结构，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高铁网络产生显著的时空收敛效应，核心与边缘城市的时空收敛效应表现为不同模式，边缘城市2 h等时圈面积变化更显著；3）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使区域经济联系强化，非核心城市吸引力水平差距减小，但各要素趋向核心城市聚集，双核现象增强；4）邻地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会促进本地第三产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邻地第三产业经济水平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发展，呈现虹吸效应，说明成渝地区发展处于虹吸阶段。

以马来西亚新山国际城为例，基于推拉理论，分析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的动机对旅居体验、旅游体验和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第二居所群体不同，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的旅游和旅居体验以及美好生活的实现主要受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推力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在所有拉力因素中，目的地国家的自然旅游环境、文化生活氛围、基础服务设施和经济因素对旅游体验和旅居体验都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如物价和生活成本）有影响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在马来西亚旅游和旅居的体验都会显著影响其总体生活满意度，且旅居体验更为重要。

在不确定性成为交通运行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在抑制风险的前提下，提升城际出行韧性，掌握需求侧城际出行波动的时空格局对韧性交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界定了城际出行韧性内涵，基于长时间序列城际出行数据和扰动事件一般属性构建了城际出行韧性测度模型，并以COVID-19扰动为案例，揭示了COVID-19三年以来的城际出行适应性格局与韧性时空格局规律。研究表明：1）兼顾季节性与节假日趋势所构建的城际出行韧性评估方法可以很好地揭示扰动事件影响下的城际出行波动时空格局。2）COVID-19疫情对城际出行的影响程度表现为全国大流行高峰期>奥密克戎高峰期>多点波动高峰期。城际出行强度随距离增加呈线性衰减趋势，每增加50 km的距离，3个阶段的城际出行分别要多损失0.86、1.03、1.15个百分点。3）全国大流行、多点波动和奥密克戎3个阶段居民城际出行平均距离分别缩短了52.55、65.31、105.16 km。4）城际出行韧性呈现多点波动时期＞奥密克戎暴发时期＞全国大流行时期，在时序上表现出城际出行韧性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3阶段的城际出行韧性在空间上亦明显呈现出差异化空间分异和区域集聚特征。

地铁重塑了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拓展了他们接触各类资源的机会。然而，现有文献往往忽略地铁所带来的资源接触机会拓展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文章以“15 min生活圈”概念为基础，以成都市为案例地，采用网络分析对居民的活动空间进行划定，将资源配置划分为邻里层面和跨区域层面，并构建极限梯度提升（XGBoost）模型，分析地铁可达性特征、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1）最近地铁站接近中心性对住宅价格贡献率达14.26%，成为住宅价格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2）邻里层面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的贡献率分别为34.60%和19.55%，表明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但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地铁可达性特征、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与住宅价格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不同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呈现不同的趋势。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