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城乡融合水平，并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1年中国省际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但提升进程较为缓慢，空间上呈现由东向西梯度递减的分异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2）中国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网络日趋稠密化、复杂化与紧密化，网络连接具有异配性，且网络具备成长性特征，但城乡融合的空间关联尚未达到最佳水平。3）地理空间邻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城镇化水平差异对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网络的优化与演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现代化差异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差异的作用方向和强度随时间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而金融规模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智慧边境建设是保障中国边境安全、维系国家地缘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以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利用Cite Space解析智慧边境研究特征及国外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结果表明：智慧边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发文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研究关注度较低。智慧边境研究群体分布分散，仅存在少量合作关系，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性作者网络，美国、英国、中国、加拿大、德国是研究智慧边境较多的国家。边境安全是智慧边境研究最关注的话题，移民管理和智能监控是智慧边境建设的重点。智慧边境研究主要围绕智慧边境内涵、智慧边境需求、智慧边境系统、预警机制构建、再边境化与智慧化和边境战略与跨境合作6个议题展开。未来，智慧边境研究应深化智慧边境理论与方法创新，开展中国智慧边境管控体系构建，加强通道精准管控与预警研究，探究多主体联动与人性化治理模式。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20年数据，构建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信任影响的理论框架，探究中国社会信任的时空演进特征，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发展为不同维度社会信任构建带来更多可能，拓宽了社会信任的形成渠道。2）中国社会信任构成以熟人信任为主，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熟人信任水平呈现“低-高-低”时空演进特征，陌生人信任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在不同区域均有明显提升。3）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信任存在差异化影响，信息传递的正向促进效应对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均有积极作用。4）网络社交的“双面”效应表现为对熟人信任有消极作用而对陌生人信任有积极作用。

顾及空间异质性剖析城市空间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并定量分区，对因地制宜调控城市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Landsat8遥感影像、城市用地与建筑等空间数据，综合利用地理探测器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从全局与局部2个层面探究在控规单元下城市空间形态对热环境的综合影响，并利用K均值聚类方法进行影响分区。结果表明：全局上三维建筑指标对热环境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大于二维城市用地类型指标，建筑密度（q=0.479）具有全局主导驱动特征。各指标对热环境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归一化植被指数与工业用地面积占比等指标具有较强的局部驱动特征。以MGWR局部回归系数为基础，根据不同分区内指标影响强度与作用方向的差异性，将武汉市主城区划分为4类调控区，包括三维建筑形态主导区、建筑密度强主导区、水域面积占比与建筑密度共同主导区与综合过渡区，制定因地制宜的调控策略。从规划实践的角度，基于“控规单元＋控制性指标”的组合，并依据各分区不同的影响特征，提出因地制宜的调控策略，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形态优化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途径。

文章基于2017—2022年手机信令数据，利用数据可视化、就业活动紧凑度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COVID-19背景下深圳市职住关系多尺度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就业和居住空间格局在COVID-19大流行前、大流行后严格管控期和常态化期经历了集聚—扩散—第一圈层持续扩散而第二、三圈层回弹的演变过程；2）职住平衡1、2和3 km栅格尺度纵向演化在COVID-19大流行前均有所恶化，而在疫情期间总体上稳步改善，其中以1 km栅格尺度表现得最为显著；3）空间异质性影响了疫情前后不同背景下的就业和居住关系演化趋势，其中公共交通可达性和居民社会经济特征是导致演化类型分异的主要原因。

以福建省沿海地区渔业为例，利用产值和产量对渔业韧性抵抗力进行测算，并结合基于稳健性-抵抗力-恢复力（3Rs）的韧性评估体系和制度演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渔业韧性差异的形成原因给予解释。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冲击的影响下（2006年超大台风、2008年金融危机、2017年渔业产业升级），产值因受生产和供给双重影响波动明显，产量更多受生产影响，对自然灾害的反映更为剧烈。2）台风影响具有区域性，主要影响宁德市区、福鼎市、福安市和霞浦县，使区域产量大幅减少。韧性抵抗力在经济危机和产业转型危机中的表现类似，其空间差异更受历史基础及制度演化影响。3）沿海地区25个研究单元可以分为5类，渔业韧性的空间分布受海岸线长度的影响。每类区域在冲击下的韧性包括稳健性、抵抗力和恢复力的表现存在差异，制度演化的深度也存在差异。合理的制度演化模式能够缓解渔业资源缺乏对渔业发展的制约，增强经济韧性。高韧性区域因良性层叠和转化的制度演化模式而韧性高；韧性逐年变好区域通过对高韧性地区的战略跟随，也实现良性层叠和转化逐步提高韧性；低韧性和韧性逐年变差区域是对原有制度的不断厚化，影响韧性提高；韧性断崖式下降地区采用替代的制度演化模式，渔业不以提高经济韧性为目的，渔业经济韧性差。

禅修旅游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的形式，为个体提供独特的心灵成长与自我探索途径。文章构建了“空间-情境-身份”理论框架，选取32位非禅修惯习者为研究样本，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禅修旅游中非禅修惯习者身份建构与转换的动因、过程及影响。研究发现：1）非禅修惯习者的参与动机主要包括宗教吸引、身心放松、情感联结与寻找自我等；2）其身份转换历经空间情境化、情境身份化、身份情境化与情境空间化等阶段，呈现从身份感知到身份习得，再到身份维持与身份约束的动态演化过程；3）禅修场所通过物质空间特征、行为规范及社会互动等，塑造了独特的空间与情境，为非禅修惯习者身份转换提供了实践基础；4）禅修旅游帮助非禅修惯习者暂时“逃避”世俗世界的压力，重塑了主体与外界环境的交互方式，让他们在生活生产中实现心理调适与文化认同。文章深化了文化地理学中主体身份建构的研究，为中国禅文化在旅游开发与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推动产学研技术创新优势互补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对比分析高校、企业和研发机构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和完善区域创新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网络分析框架，利用GIS空间分析和SFA模型，文章测度并对比分析了2010—2019年中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技术非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区域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均呈平稳增长态势，但整体仍有45%~55%的提升空间，其中企业效率水平最低，尚未确立技术创新的核心地位；2）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仅少数省份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齐头并进；3）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子显著存在，区域创新环境和产学研合作创新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且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因创新主体类型而异。

证券业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是决定金融中心城市地位的关键行业。虽然证券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但其空间格局经历了剧烈的重构，学术界对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缺乏深入探究，关于影响行业空间格局的制度因素研究尤其缺乏。文章首次刻画了1992—2022年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设立、退出与迁址过程，阐明了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结果发现：1）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空间格局呈现早期分散、中后期持续集中的特征；2）制度安排导致关键的证券业资源向少数城市倾斜，塑造了中国证券业以上海、北京和深圳为中心的基础空间格局；3）制度安排对行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深远而持久，通过下设国有资本、委托国有企业、安排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等多方面直接影响证券公司总部区位。证券业向金融中心城市集聚符合市场规律，但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证券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这对于理解中国金融业地理格局和金融中心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圈建设作为区域治理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各时期治理主体、结构及效应有显著差异，需要在区域治理演变过程中探讨其治理形态和功能建设特征。文章基于空间治理权力架构与资源要素配置方式及其尺度特征等分析视角，将区域治理划分为以开发区建设为主的区域经济增长带动（1978—1993年）、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的区域资源调配（1994—2000年）、以园区新区建设为主的区域统筹发展（2001—2015年）、以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为主的多层级综合区域治理（2016年至今）4个阶段。新时期，都市圈建设延续了历史时期区域治理模式，不同发展阶段下区域治理形态的差异性影响了都市圈功能建设与发展导向。如多层级治理主导下南京都市圈呈现多维度合作共建，科层制治理主导下成都都市圈倾向于基础设施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园区管委会主导下福州都市圈倾向于产业园区合作。

文章从IncoPat专利服务网站获取2010—2021年的专利转让信息，构建了4个时段的长江中游城际技术转移网络；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和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对长江中游城际技术转移网络的结构演化与驱动机制开展定量研究。结果发现：1）长沙和武汉稳居区域技术转移的核心地位，城市群规划后南昌崛起成为新增长极，3个中心城市以“枢纽-网络”的结构组织着区域内与省界高度耦合的技术转移组团，跨省技术流动薄弱；2）长江中游城际技术转移网络逐渐演化为兼具核心边缘式的等级特征和小世界式的组团特性，但网络极化性减弱，而集聚性和传输性增强，技术转移路径呈现稳中有变的渐进式创新；3）城际技术转移除了受自身的创新规模、城际空间距离和省界效应的影响外，也受到网络自组织的内生机制驱动。城际技术转移的互惠性、扩散性、聚敛性和层级式传递性均正向影响网络发育，而网络演化过程中的稳定性强于创新性。鉴于此，从推动跨省技术流动、促进空间溢出和板块融合、发挥网络择优依附和组团式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技术转移路径优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为探究城市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提出相关性-多重耦合网络-耦合联动效应评价（CMC）的综合研究框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耦合为例，在分析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研究表明：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存在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呈现典型的双核心模式，“马太效应”和“富人俱乐部”现象显著，耦合网络受企业网络的影响更大，在继承单一网络双核心特征的基础上，网络拓扑结构逐渐复杂化，相较于企业网络，耦合网络的“马太效应”显著性略低；2011—2020年，节点耦合联动多为中低水平，链接耦合联动多为中高水平且呈现减弱趋势，核心链接优势减弱；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城市综合能力提升不明显。

依据地理哲学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整体规律、思想启发以及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哲学是支撑地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底色，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2）在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地理学以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总是在实践中动态存在，探索实践中的动力和过程，更能理解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对地理学阶段性差异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才能体现地理哲学的有效功用和终极诉求。3）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复杂发展和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具有融合不同时空维度智慧的综合性眼光，并根据时代变化与诉求，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极推动地理哲学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借鉴人地关系、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建立“要素-功能-结构”的蓝绿空间公共性评价体系，以长沙蓝绿空间为例，探索其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蓝绿空间公共性包含要素可获取、功能可选择、结构连通可共享三大特征，对促进并扩大公共生活、支持泛社会关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2）长沙蓝绿空间公共性呈现由核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式、依托水系扇形扩展的特征；要素可获取性——要素空间可及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要素数量充裕度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的特征；功能可选择性——活动主体包容性表现出核心区及中心城区湘江沿岸低、湘江东岸低于西岸的特征，功能选择丰富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结构连通可共享性——互动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两区过渡地带楔形交错的圈层特征，并伴随风光带沿线高的带型特征，景观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湘江西岸高于东岸的特征。3）社会需求、经济助力及环境支持，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蓝绿空间公共性的空间分异。

失温是野外活动中常被忽视的一种安全事故，其发生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热力学问题，并涉及具体的地理环境。从人体与环境的热传输和热平衡角度分析失温事故是提高公众对失温风险认知的有效途径，然而相关研究却鲜有报道。为此文章利用热平衡理论构建出一个人体维系正常体温理论所需服装热阻的计算模型，以2021年甘肃白银黄河石林和云南哀牢山2次最严重的失温死亡事件为案例，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外界环境气温和人体活动状况（包括新陈代谢率和消耗系数）计算理论所需服装热阻。通过对比人体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与模型计算出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来研究人体在事发环境下的失温风险。结果发现，在甘肃白银马拉松死亡事件中，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均高于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失温事故完全可能发生。对于哀牢山地质调查死亡事件，人体在事故发生期间只要处在登山和工作状态情景，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与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差距不大，失温风险较低。但在宿营睡觉的状态下，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就高于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且气温越低差距越大，尤其在夜间气温降到最低时，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能高出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3.5倍以上，形成严重的失温风险。文章构建的模型能够对失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评估工作，为提高公众失温风险认识提供热力学、环境学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范式，从而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地理工作者野外考察的失温风险。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缅甸是中国重要的周边邻国，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家。在新冠疫情导致中缅边境封控之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依旧突飞猛进。然而这种态势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依然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首选。这显然是对缅甸自2000年以来的国别地缘环境变化理解不足。文章借助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通过阐述缅甸基本国情、主要关系与矛盾，揭示在内外因素跨尺度、多领域、多元地缘体互动等共同作用下缅甸地缘环境的演变，即2000—2010年外压内稳和2011—2021年外斗内乱。缅甸整体地缘环境变化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地缘环境视角论证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战略定位。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新认识，且为大力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民族地理学发展的简要回顾和近30年民族理论探讨地理取向的梳理表明：1）中国民族地理学发展存在由“显学”逐渐演变为“显而不扬”学术领域的过程；2）当代地理色彩浓厚的民族理论探讨强调了“地理”于民族发展、整合、认同的意义，但对“地理”的理解复杂多样，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民族地理理论探讨方向；3）作为独立学术领域的狭义民族地理学，仍然缺乏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结合现当代地理学思想，地理学介入民族理论探讨有望增强民族地理学领域整体性、促进地理学学科间融合。其现实路径包括：1）以“国家-区域-地方”尺度框架来整合广义民族地理学理论体系；2）以自然、社会、人文3个学科传统来对接民族阐释维度，形成“自然-社会-人文”民族阐释体系；3）在狭义理论层面，聚焦强调联系性、流动性、转换性的地理性民族理论探讨，从而增强民族的地理性理解，而不仅是地理的解释。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探究城际出行网络的时间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对推动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分工协同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利用PPML（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重力模型和交互项检验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城际出行网络特征，并挖掘城际出行时间异质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际出行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工作日城际出行强度最低，周末倾向短途出行，节假日城际出行强度最高的特点；2）城际出行受到推拉力和中间障碍的影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个体出行诱因等推拉力要素对城际出行具有促进作用，出行成本和行政文化壁垒等中间障碍因素对城际出行具有阻碍作用，推拉要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时段具有差异性。

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竞争力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以及对车外环境和替代出行方式关注不足等问题，文章通过出行链视角，结合武汉市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和街景数据，利用百度地图模拟出行路径，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全面分析了出发地、目的地和车外路段建成环境对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细化出行阶段并考虑替代小汽车的公交出行方式，可增强分析深度和模型精度；2）建成环境是影响2种交通方式选择倾向的关键因素，其中车外环境与出发地、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同等重要；建成环境因素与交通方式选择倾向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部分因素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影响有所差异；3）建成环境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可分为弹性调整、有限支撑和直接驱动3种类型。

文章从理论上辨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范围，并围绕海南环岛高铁展开实证研究，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揭示了不同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结果表明：1）海南环岛高铁各站点建设运营后，其周边建设用地均出现了扩张；2）海南环岛高铁24个站点中有20个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集中在0.5~3.5 km内，且该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主要呈现“高铁―主城区”“高铁―城镇中心”“高铁―旅游景区”3种方向；3）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强度差异主要与高铁站点自身属性以及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呈“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所处区位条件>高铁站点自身属性>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手机信令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获取成本低、时空精度较高、稳定实时追踪等优势，能够有效识别大规模人群的空间活动和出行特征，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交通大数据类型之一。文章在手机信令数据的分类和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在职住空间关系和交通出行行为研究中的技术应用，随后结合上述应用成果和已有文献对其在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和场景进行了探讨，最后总结了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出行行为和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框架、应用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研究内容与技术创新方向。目前，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领域中的应用包括职住地识别、职住关系和通勤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在出行行为领域中的应用包括驻留-出行识别、出行方式和路径识别，以及人群移动普适规律解析。以上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服务交通碳排放领域研究，为交通碳排放测算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关注长时序动态追踪、大范围对比分析以及人口和交通新现象研究，并注重多源数据的融合、传统方法与机器学习的结合以及数字孪生模型的构建。

基于高速公路交通客流数据，采用社会网络与GIS空间分析法，以客流联系视角探讨重庆市与毗邻地区的城镇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重庆中心城区为网络的绝对核心，长寿、江津、璧山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涪陵、璧山、长寿在网络中通达性明显，涪陵、黔江、江津、万州的中介作用突出；2）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客流网络呈现三级轴线联系，整体网络呈现明显的放射性特征，部分地区联系突破省级行政边界，网络层级按照“4+15+18”分布；3）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凝聚子群表现出高度的地理邻近性，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未来重庆中心城区需进一步加强与四川东部地级市的辐射能力与交通联系，进一步培育与成都双城联系的发展轴，在远期发展中考虑纳入遵义市等地区更好融入重庆都市圈。

文章基于公交IC刷卡数据，构建收入法模型评估厦门市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客流换乘的时间成本，与政策规定所减免的费用进行对比，根据乘客的换乘时间评估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乘客出行的整体效益，将换乘客流划分为换乘零成本客流、换乘额外费用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费用成本客流4类，并从站点、线路、交通小区、OD点密度、通勤与非通勤5方面分析了各类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站点以岳阳小区为中心的区域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线路以24路为主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交通小区以地铁及岛内BRT线路周边的交通小区聚集大量不同类型客流；OD点密度以轨道一号线各站点和BRT各站点作为起点或讫点，聚集大量换乘客流；通勤时各类客流的活动范围较小，跨距较短，跨岛客流相对较少，非通勤时客流呈较明显的跨岛趋势，且跨距普遍较长。文章量化乘客的换乘时间成本以直观反映换乘的实际损耗，为进一步提升公交用户体验，降低乘客出行成本，制定科学有效的换乘优惠政策提供依据。

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乡镇街道尺度的流空间视角，利用网约车出发地―目的地（OD）出行数据等多源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模型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网约车流的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网络关联强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耦合；2）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形成南部发展均衡性高，北部单点发展能力强的格局；3）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在乡镇街道与城市尺度上呈一定差异，部分交通网络中的高层级乡镇街道在城市层面未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4）乡镇街道间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活力、城市建设水平、行政区划归属和地理区位差异对乡镇街道间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行政区划归属差异影响最重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增强了城市间通达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文章从高铁网络通达性切入，采用最短出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通达性指数、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铁网络通达格局演化与其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高铁网络提高城市通达性水平，缩小城市间通达水平差距，弱化圈层结构，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高铁网络产生显著的时空收敛效应，核心与边缘城市的时空收敛效应表现为不同模式，边缘城市2 h等时圈面积变化更显著；3）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使区域经济联系强化，非核心城市吸引力水平差距减小，但各要素趋向核心城市聚集，双核现象增强；4）邻地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会促进本地第三产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邻地第三产业经济水平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发展，呈现虹吸效应，说明成渝地区发展处于虹吸阶段。

以马来西亚新山国际城为例，基于推拉理论，分析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的动机对旅居体验、旅游体验和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第二居所群体不同，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的旅游和旅居体验以及美好生活的实现主要受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推力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在所有拉力因素中，目的地国家的自然旅游环境、文化生活氛围、基础服务设施和经济因素对旅游体验和旅居体验都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如物价和生活成本）有影响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在马来西亚旅游和旅居的体验都会显著影响其总体生活满意度，且旅居体验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