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文莱海洋生态治理的思维演进及其对外合作逻辑。作为东盟海洋国家，文莱的海洋生态治理取得显著进展，从早期经验型管理的传统治理观向制度化、科学化管理的现代治理观深刻转型。21世纪以来，文莱逐步构建起以法律规范、组织管理、国际合作、科研激励与公众教育等五大路径为支柱的海洋生态治理体系：1）围绕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资源管理完善相关立法，形成覆盖海洋生态保护关键环节的制度框架；2）依托跨部门协同与全政府治理模式，推进海洋生态事务的统筹管理；3）通过积极参与双多边合作机制，拓展海洋生态治理的区域与国际合作网络；4）以科技创新与产学研融合为抓手，强化海洋生态治理的技术支撑能力；5）通过公众教育与多主体参与机制，提升社会层面对海洋生态保护的认知与行动能力。基于此，文莱主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议程，推动海洋环境修复，带动相关社会经济效益提升。然而，当前文莱海洋生态改善还面临资源有限性、治理复杂性等挑战掣肘。因此，准确把握文莱海洋生态治理的观念演变与路径挑战，有利于推动构建“中国—东盟海洋命运共同体”，打造“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提升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的话语权。

文章聚焦于2006—2022年长江经济带的跨城风险投资流，构建出6个时间截面的有向加权网络，从微观节点层级、中观组团分类、宏观拓扑属性层面分析其网络结构特征；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从内生结构效应、城市属性效应、外部情境效应探讨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上海始终是长江经济带的风险投资核心，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紧随其后；投资组团与省域或区域行政边界高度契合，形成了长三角强势组团、成渝双核组团、长江中游多中心组团与云贵新兴组团；2）长江经济带跨城风险投资网络的核心—边缘分异突出，呈现异配性，网络投资规模与城际投资强度整体提升，互惠性与小世界性不断强化，网络结构亦逐步优化；3）长江经济带跨城风险投资及演化的内生运行机制从早期以互惠机制和择优依附机制为主演化到后期传递闭合机制凸显的多方博弈；外生运行机制中，城市的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水平均促进跨城风险投资，但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作用在下降而市场化的作用在加强；城市间地理和组织邻近对跨城风险投资的推动也在弱化。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加速，稀土关键材料在风电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文章基于2009—2022年52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数据，选取稀土矿、稀土永磁材料与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表征风电产业链上—中—下游关键环节，构建有向加权贸易网络并刻画其结构特征与演化趋势；进一步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稀土驱动的风电产业链贸易网络复杂性增强，且各环节均具有小世界特性，这意味着任一节点的扰动都可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快速传导，形成系统性风险；德国、美国和中国构成产业链核心三角且地位相对稳定，但角色分化明显——中国主导下游整机制造环节，美德把控中游关键材料及技术标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协同效应、设施及贸易赋能效应，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在风电产业链中的地位，其效应呈现三重异质性：产业链中游的提升效果优于上下游，发达国家受益程度高于欠发达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合作效应强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

在全球能源结构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背景中，中国已成为光伏领域的引领者，其装机容量与发电量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以往研究多集中于评估覆盖全部陆地表面的光伏发电潜力（P_solarPV），忽视了对已实际部署、正在运行的光伏设施所面临的气候风险，导致对现有光伏系统发电潜力在未来气候变化下的评估仍不够充分。为此，文章基于耦合模型比对项目第六阶段的多模型数据，模拟并分析了2015—2060年3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中国现有光伏部署区域P_solarPV的时空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在3种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未来全国年均P_solarPV预计均保持增加的趋势（从0.6%±0.4%到3.4%±0.4%）。不过，随着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加剧，P_solarPV的相对增加量将减少约2.8%，同时亏电天数的相对变化将增加约3.4%。该下降趋势主要由气温升高所驱动，其负面影响的贡献率从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31.0%增长到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46.2%。此外，中国光伏系统的运行稳定性对未来气候变化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西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在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这3个地区的亏电天数平均增加0.8 d/10 a，且P_solarPV的年内短期波动和季节性波动幅度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环境治理的转型机制，对于理解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珠三角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或全球化因素等单一维度分析驱动机制，较少基于多尺度互动结构，系统识别不同要素在治理过程中的层级分工与阶段演化逻辑，尤其缺乏对港澳制度溢出在区域治理中中介作用的分析。基于此，文章在可持续转型地理学视角下构建“全球化输入—地方响应—环境治理”分析框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1990—2018年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的时空演变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珠三角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跃迁特征，空间上形成以深圳、广州等高开放城市为核心的梯度分化格局。2）地方环境治理动力结构经历由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主导的内生驱动阶段，逐步转向全球化要素输入与地方制度响应协同作用的多尺度驱动模式。3）制度开放通道在治理转型中发挥关键桥接作用，其中一类口岸开放数量具有最强解释力，表明全球规则与治理理念主要通过开放通道嵌入地方治理体系，并在港澳制度溢出作用下促进地方制度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研究表明，在高度开放区域中，全球规则输入、地方制度吸收与跨制度区域互动共同推动环境治理转型。

文章以普达措国家公园为案例，整合空间正义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空间正义感知—心理转化—行为生成”的理论框架。运用建构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解构个体的空间不正义感知，反向建构空间正义维度，进而剖析游客与社区居民在空间正义感知及行为生成机制上的差异。结果发现：1）游客与社区居民的空间正义感知体现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承认正义与修复正义4个维度。游客的空间不正义感知导致其发生空间价值感知失衡、空间规训冲突与空间能动性消解的心理转化，进而引发负面口碑、消极参与、现场索偿乃至违规冒险等行为反应；社区居民的空间不正义感知导致其发生空间生存挤压、空间认同撕裂与空间赋权剥夺的心理转化，进而引发抵制与不合作、集体行动、外部求援、隐性对抗和策略博弈等行为反应。2）双方在空间正义感知与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源于“游客的乐园”与“居民的家园”之间的深层场域张力。游客基于体验权遵循市场逻辑而行动，而社区居民基于生存权、发展权与文化权遵循权利逻辑而行动。双方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错位与碰撞，构成双方空间正义感知差异的起点，并通过不同路径传导和产生影响。

游客时空非均衡分布的“潮汐现象”是乡村旅游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瓶颈。声景观作为一类长期被忽视的“感官资本”，具有破解这一困境的独特潜力。文章整合感官资本、文化声学和时空修复理论，构建“价值—意义—实践”贯通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的深访、观察与文本分析，系统阐释声景观疏解潮汐现象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声景观通过“感官激活—文化认同—时空重构”的递进路径发挥作用，并内嵌“深度体验—认同强化—主动错峰”的反馈回路，形成具有自我增强效应的疏解机制。具体而言，感官资本（使用价值、符号价值与交换价值）构成行为改变的底层动力，文化声学完成地方意义的编码—解码—内化传导，时空修复则通过空间分流与时间错峰实现客流重塑。基于此，文章提出针对生态型、民俗型与城郊型乡村的差异化声景实践路径。文章重新审视了将声景观视为“辅助要素”的传统认知，将感官资本与时空修复理论延伸至非视觉维度，为破解乡村旅游潮汐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思路。

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经验借鉴法，探讨了从社会资本理论到社会共同体建设实践、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到生活圈建设实践的研究演进脉络。结果显示：1）社会资本在社会共同体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营建有韧性的社会共同体是优化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目标。2）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创新资产，其价值在于它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新资本，通过非正式治理机制解决正式市场或科层制难以应对的创新不确定性。创新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动态过程。3）社会资本匮乏和人际关系冷漠化导致严重的社会赤字和不平等现象。构建有温暖感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亲和力的邻里互助关系、有凝聚力的集体拼搏意识、有稳定感的家庭生活方式，维护市场价值与家庭价值的相对平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高品质社会建设需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重构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路径，包括：创新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制度体系，持续深化韧性社区共同体建设，优化城市社交空间的规划与设计，以数智技术赋能社会关系网络建设；并展望该领域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在总结场景理论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使用CiteSpace、VOSviewer对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7—2024年289项与场景理论相关的公共空间领域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可视化表达，厘清相关研究进展，探析未来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以“场景理论−公共空间−场景营造”为核心框架，并形成以“城市更新−乡村空间−地域文化”等热点议题为节点的研究网络，但尚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2）场景理论视域下公共空间研究进程可分为3个阶段，即以文化符号为研究核心的理论探索期（2007—2015年）、关注城乡空间转型与本土创新的交叉融合期（2016—2021年），聚焦政策赋能下文旅与数字空间重构的快速发展期（2022年至今）；3）国外研究热点侧重场景理论的理论延展及其在文化消费、空间治理等议题中的应用，国内研究则更多聚焦于公共空间更新等议题；相关主题整体呈现出由文化符号解读向本土化应用拓展、再向数字技术支撑下多元场景建构演进的趋势。最后，提出“场景要素—体验过程—价值结果”的分析思路，从要素、过程与结果3个层面，对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中的深化方向进行整合与推进，提升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中的解释力与整合度，为系统认识公共空间的综合价值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城市外交作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深化互动关系的重要动力与鲜活表征，正日益凸显其战略价值，也为探究双边跨境旅游的影响与机制提供了崭新视角。文章基于1992—2019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外交对双边跨境旅游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外交规模越大，其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跨境旅游的积极影响越显著；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表现为其对中国赴南方国家出境旅游的推动作用明显强于南方国家来华旅游，每增加1对友好城市，预计将推动中国赴南方国家出境旅游增加约2.252万人次，而南方国家来华旅游仅增加约1.184万人次；制度距离对上述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对中国出境旅游的影响显著强于对南方国家来华旅游的影响；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发挥稳健促进作用，其通过提升政治互信和经济共生的双重路径实现旅游促进效应；受全球南方国家属性特征差异的影响，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存在多元差异。

南沙天后宫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妈祖文化载体，在数字媒介的推动下，正经历由“历史性场域”向“流动场域”的转变。文章以游客感知为切入点，将其作为理解空间体验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线索，基于3 838条网络文本与22份半结构式访谈，运用扎根理论、词频分析与情绪识别方法，构建了由内容转译、空间承载、体验反馈与传播创新组成的场域转化模型。研究发现，游客关注重心正由参与祭祀转向建筑景观、视觉呈现，文化资本在数字平台中被重组为更具符号化特征的传播内容，传播动力由线下在地参与逐步转向线上再传播。场域转化呈现“视觉强化−仪式弱化”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在传播中被压缩为景观符号，线上传播热度与线下信仰体验之间出现脱节；平台算法与流量机制加速了文化资本的转化，使传播更趋向可见性与互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内容呈现、空间使用与游客反馈之间的循环关系，即线下实践为传播提供内容来源，线上再传播反向影响空间组织与活动策划，形成持续演化的场域运行机制。在理论层面，研究将“媒介资本”纳入场域分析；在实践层面，为文化内容表达与空间优化提供参考路径。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跨境投资的重要来源，也是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伴随中美关系、新冠疫情、两岸关系等环境变化，大陆台商投资企业持续退出，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文章旨在研究，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在大陆投资的台资制造企业如何进行战略选择。通过对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和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比较分析不同战略耦合动态对台资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并揭示了制造业异质性与区域特征的互动机理。结果发现：1）外部冲击下台资韧性主要通过企业与区域制度环境的战略耦合塑造，体现为企业与区域机构、本土企业建立的深度合作关系，以及企业获取资源与市场支持的能力。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制造业因高额固定资产投入和技术密集特征，形成较高空间粘性，推动其战略耦合从依附式向互惠式演进；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则作为轻资产企业，通过利用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市场规模优势，实现从依附式向合作式耦合转型。2）企业与区域要素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其投资韧性水平，在外部冲击中发挥显著缓冲作用。此外，台资企业投资韧性还体现出全球、区域和地方3个尺度的特征，分别受到中美贸易关系、两岸关系变化及地方创新体系的影响。

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近些年发生的城市暴雨洪涝事件大多呈雨−洪−涝复合灾害形态，其风险传递快、预报难、灾情重并缺乏相应的防御标准。对此，文章提出了城市雨−洪−涝复合灾害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城市雨−洪−涝复合灾害形成机理与快速预警的耦合集成预报方法、城市雨−洪−涝遭遇组合概率与复合灾害重现期及防御标准、城市雨−洪−涝复合灾害风险传递叠加原理与快速诊断抑制机制；同时提出了以科学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文章认为，充分解决城市雨洪涝复合灾害早期预警、风险快速诊断与及时抑制应对等难题，是城市复合水灾害防控的关键。

文章聚焦成都平原桂圆桥文化至秦汉时期考古遗址（共223个），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统计学方法，结合高分辨率DEM及矢量河流数据，探讨成都平原在桂圆桥文化—秦汉时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对地形和水文的适应过程。结果表明，成都平原遗址空间分布演化呈现占据边缘（桂圆桥文化时期）—向南扩散（宝墩文化时期）—向北收缩（三星堆文化时期）—二次南扩（十二桥文化时期）—分散排布（秦汉时期）的特征。域外人群的迁入、人口自然增长与洪水胁迫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结构以及遗址空间分布格局。在桂圆桥文化和秦汉时期，北方迁入的人群偏爱食用旱地作物，倾向于选择在排水更便利的岗地定居；在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先民大幅度扩散至地势平坦的成都平原核心区，以便更多地种植高产的水稻来应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在宝墩文化后期，受岷江支流频繁的洪水威胁，原本聚集于低洼地区的人口遂迁至鸭子河流域，并由此发展形成三星堆文化。

为揭示不同设计暴雨情景下深圳市内涝风险特征，文章基于LISFLOOD-FP模型，构建郑州“7·20”、深圳“9·07”及“8·05”3种典型设计暴雨情景，开展内涝模拟与城市系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深圳市内涝积水呈现“西部深、东部浅，城区深、郊区浅”的空间格局，西部核心城区为高风险集聚区；经183个历史内涝点验证，模型模拟结果可信度较高。3种设计情景中，“7·20”设计暴雨情景风险最高，积水超0.3 m的风险区域占比26.55%，建筑、人口、道路及重点目标暴露风险均最显著；“9·07”和“8·05”设计暴雨情景内涝风险相对温和，但局部区域仍存在集中性高风险。重点目标对积水深度高度敏感，且不同区域暴露风险特征与防控短板各异，因此需聚焦差异化防护，强化专项防护措施与针对性施策。

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文章以1950—2023年由国家立法机关、中共中央或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107份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运用“情境−注意力−行为”三维分析框架，阐释了政策情境、政府注意力分配与政策行为合力推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政策演变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受政策情境和注意力分配驱动的政策理念与政策议题的变迁是政策演变的深层逻辑，而政策行为选择引发的政策主体、效力等级和政策工具变化则是政策演变的外在显现。2）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经历了政策肇始（1950—2001年）、体系初塑（2002—2011年）、推广整合（2012—2019年）和范式转型（2020年至今）4个阶段。政策肇始阶段的政策理念为物本主义，政府注意力重点关注村落内文物的保护；体系初塑阶段的政策理念仍为物本主义，政府注意力主要聚焦文物、历史文化名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广整合阶段的政策理念转向人本主义，政府注意力重点指向文物保护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范式转型阶段的政策理念转向生态主义，政府注意力主要关注文物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政府注意力分配强度与广度呈倒“U”形发展趋势，且在推广整合阶段达到最值。受政策理念与政府注意力分配驱动，政策议题范围不断扩大，议题之间的关系从简单转向复杂。3）在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政策主体数量与合作程度逐步增加，在推广整合阶段达到峰值后有所回落，而政策效力等级不断下降，政策工具从环境型工具逐步转向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相结合的多元化工具。

文章以中国首批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示范城市长沙为例，从满足儿童的最基本需求——安全、通达、趣味、成长、共享5方面出发，对市区1 131个居住小区的儿童友好度进行评价，并通过空间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长沙市居住区儿童友好度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沙市居住区的综合儿童友好度在不同住房片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一中心−多高地−低边缘”的整体空间格局；2）各维度的居住区儿童友好指标存在空间分异，其数值高低与城市开发时序、城市建设水平和政策规划等方面密不可分；3）长沙市居住区儿童友好度受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因子间交互增强效应明显，高质量住宅与有效社区管理对提升儿童友好度有协同作用；4）建设儿童友好居住空间，需加强儿童友好导向的顶层设计、开展因地制宜规划与实践、强化儿童友好示范小区的引领作用。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影响力在全球场域下的多维呈现，如何在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3—202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东道国的国家形象，这一效应会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宗教信仰而呈现出异质性；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中观层面的技术创新溢出和微观层面的改善民生，构成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中国在东盟的国家形象的关键路径；东道国的来华旅游人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门槛效应。

东南亚及中国海南岛植胶区面临日益频发的复合干热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ot Events, CDHEs）威胁。为克服传统气象指标对生态胁迫的指征偏差，文章提出基于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 GPP）最优生长阈值的环境胁迫量化方法，通过构建土壤、大气和生态3种干旱与高温复合的CDHEs识别模式，以环境条件偏离最优阈值的程度量化CDHEs对橡胶林GPP的影响。结果表明：1）橡胶林最优生长阈值具有显著的纬度地带性和季节性，赤道区域土壤湿度阈值较高且全年平稳，而高纬度地区阈值的季节变化波动较大；2）1982—2018年，CDHEs频率和强度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大气干旱−高温复合事件数量增幅最大（0.0216次/a），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内陆；3）不同CDHEs识别模式存在空间适用性差异，大气干旱-高温模式全区适用，土壤干旱−高温和生态干旱−高温模式主要适用于低纬度，在10°N以北则识别能力受限；4）CDHEs造成的橡胶林GPP损失显著高于单一胁迫（P<0.001），受损像元比例达70.64%，具有协同放大效应；5）GPP损失的时空分异明显，10°N—24°N损失峰值在3—5月，月均损失达45.539 g·C/m²，而南、北纬10°以内，损失峰值则出现在8月，月损失分别为48.763和55.862 g·C/m²。

海陆交互带作为陆海统筹的关键节点以及科学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战略要地，当前其面临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PPCPs）污染的问题亟需关注。文章以华南海陆交互带为对象，旨在揭示其地下水中PPCPs的时空分布特征。选取珠海唐家湾作为研究区，分别于2021年9月、2022年10月和2023年3月共采集了60个地下水样品，综合运用实验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样品及数据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丰水期（4月至10月）和枯水期（11月至次年3月）分别检出6种和5种PPCPs，前期累积降雨量的变化是造成PPCPs质量浓度呈现季节性差异的主要原因；2）咖啡因是地下水向海排放的主要PPCPs污染物，其质量浓度自补给区至排泄区呈下降趋势；3）部分采样点地下水氚同位素值低于2 TU，指示地下水年龄可达30年左右；地下水中卡马西平和咖啡因的质量浓度随地下水年龄的增加呈降低趋势，整体变化与年降水量相趋势一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传统社会空间治理正经历从“数字治理”向“智能治理”的范式跃迁。聚焦这一变革背景，通过辨析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驱动的演进特征，结合上海“量子城市”与杭州“城市大脑”等典型案例，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多维主义模式的拓展与实践逻辑。第一，治理空间维度由“物理-社会-数据”三元结构拓展为“物理-社会-数据-算法”多维连接。算法赋能数字孪生空间，使其具备了主动推演与决策能力，实现了从静态映射到动态预测的转变。第二，治理主体结构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关系拓展为“政府-市场-社会-智能”多维协同，AI主体性逐渐显现，从工具逐渐演变为具有自主学习与决策能力的协同治理主体。第三，面对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需要构建虚实协同的空间秩序，确立人机协同共治机制，并坚持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推动社会空间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AI（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人类社会，对学术研究也产生巨大冲击。智能化时代的地理学需要创建新理论。AI与人的关系有工具、伙伴、朋友、灵魂4种状态。在人机融合的进程中，地方、身体、情感是AI无法替代的三大关键向量。文章结合哲学、地理诗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运用网络自我民族志方法，对叶超与AI共创并发布在个人微信视频号“叶深寻”的122首歌曲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个体书写与人机协同的创作特点，总结其大众传播效应，创新性地提出“生命诗学”理论。新时代生命诗学区别于地理诗学之处在于：创作主体从独立作者转变为人机共创，表达形式从单一文本扩展为多感官激发，媒介传播从单向输出演化为多元交互。歌曲样本风格和题材多样，反映出情感、地方与AI交互的特点，凸显新的地理书写与表达在智能化时代的重要性。在传播效应上，通过对文本的Top ten分析发现：地理学背景受众多关注地方与生活的互构，其他受众则侧重于情感共鸣，《光尘纪》等超现实作品具有跨领域的未来导向性。智能化时代的生命诗学不仅延续和深化了地理学的人文传统，也为数字艺术、媒介地理学等交叉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生命诗学的表达、展演及其公共传播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虚拟城市空间作为电子游戏的核心组成，探索其与现实城市场景的互动路径，思考面向该互动情况的规划启示，对数字时代城乡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原神》《模拟城市》等典型游戏案例，发现虚拟城市与现实空间的交互呈环状路径，现实→虚拟→现实过程历经感知、再组织、再认识、反馈4个阶段，其中感知、再组织阶段对应城市意象理论；再认识、反馈阶段在规划教学实践中被广泛讨论；从规划视角出发，建议构筑人居环境学者与游戏设计师的交流桥梁，探索在游戏世界中传播建成环境内涵的新路径，同时结合游戏强互动性、高参与性特点，提升市民对城市动态系统的再认识，打造基于游戏平台的参与式规划路径，实现规划多主体参与的目标。

融合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以广州车陂村为典型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多源文本分析等方法，剖析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研究发现：1）基于构建的“文化要素-文化场景-文化空间”三重对应的分析框架，揭示城市孤岛在文化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的场景化驱动下，分别形塑出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韧性空间。2）三类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动态耦合与相互强化，共同推动空间从“文化滞存”向“韧性再生”转型。3）车陂村存在“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的渐进式转型路径，在坚守物质载体原真性的基础上，借助制度赋权与节庆展演实现文化符号的价值转化，并通过社群创新、情感认同与“精神入籍”等机制提升文化系统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当前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使得军事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地缘关系和国际博弈的重要变量，深入探析地缘军事影响力的空间态势和形成路径对军事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指标体系构建、标准差椭圆和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地缘军事影响力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基于军事实力、军事合作和军事威慑这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其作为世界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全球地缘军事影响力呈现以“一超多强”的稳定格局，美国始终是最具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俄罗斯和英国呈现下降态势。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动态消长促使其重心呈现向东南方向移动的态势，中国成为地缘军事影响力重心移动最主要的动力。3）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形成路径可划分为军事实力与军事合作协同型路径、军事合作引领型路径和综合型路径，多条件综合组态效应构成强大的地缘军事影响力，在核心条件缺失和仅辅助条件存在的状态下均难以产生地缘军事影响力。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厘清其空间管治机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新区域主义理论，以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解构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空间管治机制，结果表明：1）空间尺度维度上，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实现了从“边缘口岸”向“国际节点”的跃迁，其空间结构呈现由邻近化向网络化和加速化发展的趋势；2）治理演化维度上，合作区经历了从“地方主导试验”到“国家战略统筹”再到“跨国嵌套协同”的递进式转型。通过政策试错、制度调适与规则固化，逐步形成了时序嵌套的治理机制，推动跨境治理实现由行政分割向制度整合的根本性转变；3）多元主体维度上，合作区的治理模式由单一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互动，跨境治理体系日益多样化，组织间的合作与互动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动态性；4）发展效应维度上，合作区通过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和资源的高效配置，进一步强化其在国家与国际网络中的枢纽地位，逐步发展成为连接区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原动力，研究其地理集聚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文章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及细分领域的地理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东部地区绿色专利的数量与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节能减排技术增速最快，主导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绿色技术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绿色技术整体及细分领域均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中高值区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低值区扩散至西部且连片分布。3）绿色技术创新受资源投入、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等4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支持力度和创新人力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领域绿色技术的驱动因素各异，对其作用差异的识别有助于找到区域绿色技术差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文章遵循批判遗产研究思路，援引文化资本和尺度理论，聚焦于非遗消费热点下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英歌舞，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探究其文化资本的形成与尺度转换过程。主要结论为：1）英歌舞兼具文化公共性和资本生产性，通过不同尺度的具身实践、客观转化与制度保障实现保护和传承，这种创造性转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经济与文化共生的特点。2）在个体尺度，表演者在身体叙事和代际传承中不断完善知识与技能，与居民共同扩大了训练和展演实践，使英歌舞成为凝聚群体情感、优化乡村治理的群体文化资本。在区域尺度，游客的消费实践和市场参与加速了英歌舞客观化文化资本的转化，而地方政府推动英歌舞形成促进文旅消费、塑造城市形象的城市文化资本。在国家尺度，国家认可英歌舞在体育、德育和美育等方面的教育属性，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赋权将其纳入官方叙事与文化治理框架，实现了英歌舞文化价值的导向性转换，使其升格为展现文化多样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文化资本。3）英歌舞通过“群体文化资本-城市文化资本-国家文化资本”的尺度上推实现了非遗再生产，体现为其文化功能、价值和意义的重构。但在这种尺度转换中也存在主体认知冲突、流派差异模糊、区域发展失衡、原真性消解等挑战，国家则通过政策和话语体系实现非遗传承的尺度下推，保障了英歌舞的传承主体和发展活力。

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正受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就业不稳定化的挑战。文章引入不稳定性（precarity）概念，构建就业不稳定性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揭示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就业状态，以就业身份、合同性质、职业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等4个维度综合测得的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度为0.466，总体上处于中度不稳定水平。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影响收入稳定性、居住稳定性、社会保障水平、本地社会网络、本地社会参与、居留意愿、落户意愿等物质、社会和主观精神因素而间接制约社会融合水平，该间接制约效应占总制约效应的77.49%。文章探明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认为在当前就业不稳定化的发展背景下，需要通过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联动来积极应对就业不稳定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文章基于湖北神农架永兴洞石笋的8个高精度²³⁰Th年龄和448个δ ¹⁸O数据，重建了距今52.45—64.44 ka时段高分辨率东亚夏季风（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EASM）演化序列，完整覆盖了Dansgaarde-Oeschger（DO）18-15事件。该记录不仅揭示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arine Isotope Stage，MIS）4/3转换时期DO18的快速开始-缓慢下降变化模式，还刻画了DO17a与DO16a内部的次级振荡变化，甚至清晰记录了2个先兆性事件（precursor events，PEs）：PE17和PE16。结果显示，EASM强度在DO18-15事件上与格陵兰冰心记录序列一一对应，但在先兆性事件强度响应、内部结构及转型速率上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EASM强度对于先兆性事件的较弱响应和DO16-18事件内部2次次级振荡及转型特征与低纬记录基本一致，表明低纬过程在MIS4/3转换时期对于EASM强度存在直接调制作用，该过程可能与热带印度洋-太平洋暖池热力异常、热带辐合带（ITCZ）南北移动的协同效应密切相关。

在加速社会中，城市青年对疗愈景观的需求更为凸显。文章以广州社区中的一处疗愈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解读这处景观的疗愈性构建过程与城市青年的感知。结果发现为：1）景观的疗愈性产生于共栖共生的认识论。栖居视角认为人文和自然并不是二分的，人与自然互动并在时间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变化是栖居意义的重要认识论立场。在疗愈景观构建与感知过程中，这种立场贯彻始终。2）身心实践与景观时间性共同构建与感知疗愈景观。具身心灵与具心身体是英格尔德对栖居实践二位一体的解读。这种融合身心的实践活动是疗愈景观得以构建与感知的关键，栖居意义在身心合一、并与环境互动的实践中产生。景观时间性中的任务场景促进城市青年在与人与物的共鸣中获得疗愈性。城市青年不是疗愈景观被动感知的对象，他们在认识上与实践上都主动参与，是疗愈景观的共同构建者。基于共栖认识论与共建实践，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将认识论与时间性纳入疗愈景观讨论中，打破“被动”疗愈，以更互动的角度解读城市青年抵抗异化的积极行动。

文章系统梳理了韩国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的发展历程，旨在揭示其制度演进、实践成效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政策分析和典型案例的综合研究发现，韩国CPTED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概念引入与实践探索、指南制定与试点推广、法规修订与全面实施”三阶段，逐步建构了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法规保障和社区参与构成为特征的综合治理体系。韩国已建立多层次制度框架与规范化操作流程，CPTED项目的实施有效降低犯罪率并提升居民安全感与满意度。其成功经验在于弹性指导与刚性标准相结合的制度保障。基于此，本文提出从健全法规体系、促进多方合作、结合城市体检与融入城市更新等方面构建本土化实施框架，以推动空间环境治理与信息安全防控的协同发展，应对新型复合安全风险。

在土地财政模式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突破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构城市财政稳健与绿色空间提升协同共进的替代性治理框架，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中国273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的影响效应，并揭示环境治理对土地财政绿色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城市绿色空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整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印证了土地财政与绿色发展的冲突关系；2）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在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环境治理的加强，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3）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呈空间集聚特征，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覆盖水平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从财政资源优化配置视角，为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2024新质生产力标杆企业TOP100的投资路径数据，根据三阶段分级隶属联系模型，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和QAP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涉及广泛的城市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双向互动，具有中等偏高的连接度和较强的集聚性，任意2个城市间联系通常通过少数节点即可达成。2）网络首先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顶点的三角形构成全国核心骨架，进一步拓展为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网络联系格局，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3）网络以跨层级联系为主，高层级城市对外溢出显著，低层级城市以承接为主。此外，东、中、西三大地区内外部联系特征差异显著，形成阶梯状网络格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内聚发展特征，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外联发展特征。4）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网络普及、制度邻近、创新产出和创新产业是影响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本质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空间配置逻辑与协同集聚规律，反映“空间嵌套-创新驱动-产业协同”的网络建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