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文章以1950—2023年由国家立法机关、中共中央或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107份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运用“情境−注意力−行为”三维分析框架，阐释了政策情境、政府注意力分配与政策行为合力推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政策演变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受政策情境和注意力分配驱动的政策理念与政策议题的变迁是政策演变的深层逻辑，而政策行为选择引发的政策主体、效力等级和政策工具变化则是政策演变的外在显现。2）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经历了政策肇始（1950—2001年）、体系初塑（2002—2011年）、推广整合（2012—2019年）和范式转型（2020年至今）4个阶段。政策肇始阶段的政策理念为物本主义，政府注意力重点关注村落内文物的保护；体系初塑阶段的政策理念仍为物本主义，政府注意力主要聚焦文物、历史文化名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广整合阶段的政策理念转向人本主义，政府注意力重点指向文物保护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范式转型阶段的政策理念转向生态主义，政府注意力主要关注文物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政府注意力分配强度与广度呈倒“U”形发展趋势，且在推广整合阶段达到最值。受政策理念与政府注意力分配驱动，政策议题范围不断扩大，议题之间的关系从简单转向复杂。3）在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政策主体数量与合作程度逐步增加，在推广整合阶段达到峰值后有所回落，而政策效力等级不断下降，政策工具从环境型工具逐步转向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相结合的多元化工具。

文章以中国首批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示范城市长沙为例，从满足儿童的最基本需求——安全、通达、趣味、成长、共享5方面出发，对市区1 131个居住小区的儿童友好度进行评价，并通过空间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长沙市居住区儿童友好度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沙市居住区的综合儿童友好度在不同住房片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一中心−多高地−低边缘”的整体空间格局；2）各维度的居住区儿童友好指标存在空间分异，其数值高低与城市开发时序、城市建设水平和政策规划等方面密不可分；3）长沙市居住区儿童友好度受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因子间交互增强效应明显，高质量住宅与有效社区管理对提升儿童友好度有协同作用；4）建设儿童友好居住空间，需加强儿童友好导向的顶层设计、开展因地制宜规划与实践、强化儿童友好示范小区的引领作用。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影响力在全球场域下的多维呈现，如何在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3—202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东道国的国家形象，这一效应会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宗教信仰而呈现出异质性；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中观层面的技术创新溢出和微观层面的改善民生，构成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中国在东盟的国家形象的关键路径；东道国的来华旅游人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门槛效应。

东南亚及中国海南岛植胶区面临日益频发的复合干热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ot Events, CDHEs）威胁。为克服传统气象指标对生态胁迫的指征偏差，文章提出基于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 GPP）最优生长阈值的环境胁迫量化方法，通过构建土壤、大气和生态3种干旱与高温复合的CDHEs识别模式，以环境条件偏离最优阈值的程度量化CDHEs对橡胶林GPP的影响。结果表明：1）橡胶林最优生长阈值具有显著的纬度地带性和季节性，赤道区域土壤湿度阈值较高且全年平稳，而高纬度地区阈值的季节变化波动较大；2）1982—2018年，CDHEs频率和强度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大气干旱−高温复合事件数量增幅最大（0.0216次/a），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内陆；3）不同CDHEs识别模式存在空间适用性差异，大气干旱-高温模式全区适用，土壤干旱−高温和生态干旱−高温模式主要适用于低纬度，在10°N以北则识别能力受限；4）CDHEs造成的橡胶林GPP损失显著高于单一胁迫（P<0.001），受损像元比例达70.64%，具有协同放大效应；5）GPP损失的时空分异明显，10°N—24°N损失峰值在3—5月，月均损失达45.539 g·C/m²，而南、北纬10°以内，损失峰值则出现在8月，月损失分别为48.763和55.862 g·C/m²。

海陆交互带作为陆海统筹的关键节点以及科学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战略要地，当前其面临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PPCPs）污染的问题亟需关注。文章以华南海陆交互带为对象，旨在揭示其地下水中PPCPs的时空分布特征。选取珠海唐家湾作为研究区，分别于2021年9月、2022年10月和2023年3月共采集了60个地下水样品，综合运用实验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样品及数据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丰水期（4月至10月）和枯水期（11月至次年3月）分别检出6种和5种PPCPs，前期累积降雨量的变化是造成PPCPs质量浓度呈现季节性差异的主要原因；2）咖啡因是地下水向海排放的主要PPCPs污染物，其质量浓度自补给区至排泄区呈下降趋势；3）部分采样点地下水氚同位素值低于2 TU，指示地下水年龄可达30年左右；地下水中卡马西平和咖啡因的质量浓度随地下水年龄的增加呈降低趋势，整体变化与年降水量相趋势一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传统社会空间治理正经历从“数字治理”向“智能治理”的范式跃迁。聚焦这一变革背景，通过辨析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驱动的演进特征，结合上海“量子城市”与杭州“城市大脑”等典型案例，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多维主义模式的拓展与实践逻辑。第一，治理空间维度由“物理-社会-数据”三元结构拓展为“物理-社会-数据-算法”多维连接。算法赋能数字孪生空间，使其具备了主动推演与决策能力，实现了从静态映射到动态预测的转变。第二，治理主体结构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关系拓展为“政府-市场-社会-智能”多维协同，AI主体性逐渐显现，从工具逐渐演变为具有自主学习与决策能力的协同治理主体。第三，面对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需要构建虚实协同的空间秩序，确立人机协同共治机制，并坚持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推动社会空间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AI（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人类社会，对学术研究也产生巨大冲击。智能化时代的地理学需要创建新理论。AI与人的关系有工具、伙伴、朋友、灵魂4种状态。在人机融合的进程中，地方、身体、情感是AI无法替代的三大关键向量。文章结合哲学、地理诗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运用网络自我民族志方法，对叶超与AI共创并发布在个人微信视频号“叶深寻”的122首歌曲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个体书写与人机协同的创作特点，总结其大众传播效应，创新性地提出“生命诗学”理论。新时代生命诗学区别于地理诗学之处在于：创作主体从独立作者转变为人机共创，表达形式从单一文本扩展为多感官激发，媒介传播从单向输出演化为多元交互。歌曲样本风格和题材多样，反映出情感、地方与AI交互的特点，凸显新的地理书写与表达在智能化时代的重要性。在传播效应上，通过对文本的Top ten分析发现：地理学背景受众多关注地方与生活的互构，其他受众则侧重于情感共鸣，《光尘纪》等超现实作品具有跨领域的未来导向性。智能化时代的生命诗学不仅延续和深化了地理学的人文传统，也为数字艺术、媒介地理学等交叉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生命诗学的表达、展演及其公共传播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虚拟城市空间作为电子游戏的核心组成，探索其与现实城市场景的互动路径，思考面向该互动情况的规划启示，对数字时代城乡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原神》《模拟城市》等典型游戏案例，发现虚拟城市与现实空间的交互呈环状路径，现实→虚拟→现实过程历经感知、再组织、再认识、反馈4个阶段，其中感知、再组织阶段对应城市意象理论；再认识、反馈阶段在规划教学实践中被广泛讨论；从规划视角出发，建议构筑人居环境学者与游戏设计师的交流桥梁，探索在游戏世界中传播建成环境内涵的新路径，同时结合游戏强互动性、高参与性特点，提升市民对城市动态系统的再认识，打造基于游戏平台的参与式规划路径，实现规划多主体参与的目标。

融合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以广州车陂村为典型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多源文本分析等方法，剖析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研究发现：1）基于构建的“文化要素-文化场景-文化空间”三重对应的分析框架，揭示城市孤岛在文化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的场景化驱动下，分别形塑出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韧性空间。2）三类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动态耦合与相互强化，共同推动空间从“文化滞存”向“韧性再生”转型。3）车陂村存在“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的渐进式转型路径，在坚守物质载体原真性的基础上，借助制度赋权与节庆展演实现文化符号的价值转化，并通过社群创新、情感认同与“精神入籍”等机制提升文化系统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当前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使得军事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地缘关系和国际博弈的重要变量，深入探析地缘军事影响力的空间态势和形成路径对军事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指标体系构建、标准差椭圆和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地缘军事影响力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基于军事实力、军事合作和军事威慑这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其作为世界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全球地缘军事影响力呈现以“一超多强”的稳定格局，美国始终是最具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俄罗斯和英国呈现下降态势。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动态消长促使其重心呈现向东南方向移动的态势，中国成为地缘军事影响力重心移动最主要的动力。3）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形成路径可划分为军事实力与军事合作协同型路径、军事合作引领型路径和综合型路径，多条件综合组态效应构成强大的地缘军事影响力，在核心条件缺失和仅辅助条件存在的状态下均难以产生地缘军事影响力。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厘清其空间管治机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新区域主义理论，以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解构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空间管治机制，结果表明：1）空间尺度维度上，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实现了从“边缘口岸”向“国际节点”的跃迁，其空间结构呈现由邻近化向网络化和加速化发展的趋势；2）治理演化维度上，合作区经历了从“地方主导试验”到“国家战略统筹”再到“跨国嵌套协同”的递进式转型。通过政策试错、制度调适与规则固化，逐步形成了时序嵌套的治理机制，推动跨境治理实现由行政分割向制度整合的根本性转变；3）多元主体维度上，合作区的治理模式由单一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互动，跨境治理体系日益多样化，组织间的合作与互动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动态性；4）发展效应维度上，合作区通过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和资源的高效配置，进一步强化其在国家与国际网络中的枢纽地位，逐步发展成为连接区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原动力，研究其地理集聚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文章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及细分领域的地理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东部地区绿色专利的数量与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节能减排技术增速最快，主导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绿色技术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绿色技术整体及细分领域均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中高值区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低值区扩散至西部且连片分布。3）绿色技术创新受资源投入、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等4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支持力度和创新人力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领域绿色技术的驱动因素各异，对其作用差异的识别有助于找到区域绿色技术差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文章遵循批判遗产研究思路，援引文化资本和尺度理论，聚焦于非遗消费热点下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英歌舞，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探究其文化资本的形成与尺度转换过程。主要结论为：1）英歌舞兼具文化公共性和资本生产性，通过不同尺度的具身实践、客观转化与制度保障实现保护和传承，这种创造性转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经济与文化共生的特点。2）在个体尺度，表演者在身体叙事和代际传承中不断完善知识与技能，与居民共同扩大了训练和展演实践，使英歌舞成为凝聚群体情感、优化乡村治理的群体文化资本。在区域尺度，游客的消费实践和市场参与加速了英歌舞客观化文化资本的转化，而地方政府推动英歌舞形成促进文旅消费、塑造城市形象的城市文化资本。在国家尺度，国家认可英歌舞在体育、德育和美育等方面的教育属性，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赋权将其纳入官方叙事与文化治理框架，实现了英歌舞文化价值的导向性转换，使其升格为展现文化多样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文化资本。3）英歌舞通过“群体文化资本-城市文化资本-国家文化资本”的尺度上推实现了非遗再生产，体现为其文化功能、价值和意义的重构。但在这种尺度转换中也存在主体认知冲突、流派差异模糊、区域发展失衡、原真性消解等挑战，国家则通过政策和话语体系实现非遗传承的尺度下推，保障了英歌舞的传承主体和发展活力。

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正受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就业不稳定化的挑战。文章引入不稳定性（precarity）概念，构建就业不稳定性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揭示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就业状态，以就业身份、合同性质、职业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等4个维度综合测得的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度为0.466，总体上处于中度不稳定水平。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影响收入稳定性、居住稳定性、社会保障水平、本地社会网络、本地社会参与、居留意愿、落户意愿等物质、社会和主观精神因素而间接制约社会融合水平，该间接制约效应占总制约效应的77.49%。文章探明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认为在当前就业不稳定化的发展背景下，需要通过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联动来积极应对就业不稳定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文章基于湖北神农架永兴洞石笋的8个高精度²³⁰Th年龄和448个δ ¹⁸O数据，重建了距今52.45—64.44 ka时段高分辨率东亚夏季风（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EASM）演化序列，完整覆盖了Dansgaarde-Oeschger（DO）18-15事件。该记录不仅揭示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arine Isotope Stage，MIS）4/3转换时期DO18的快速开始-缓慢下降变化模式，还刻画了DO17a与DO16a内部的次级振荡变化，甚至清晰记录了2个先兆性事件（precursor events，PEs）：PE17和PE16。结果显示，EASM强度在DO18-15事件上与格陵兰冰心记录序列一一对应，但在先兆性事件强度响应、内部结构及转型速率上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EASM强度对于先兆性事件的较弱响应和DO16-18事件内部2次次级振荡及转型特征与低纬记录基本一致，表明低纬过程在MIS4/3转换时期对于EASM强度存在直接调制作用，该过程可能与热带印度洋-太平洋暖池热力异常、热带辐合带（ITCZ）南北移动的协同效应密切相关。

在加速社会中，城市青年对疗愈景观的需求更为凸显。文章以广州社区中的一处疗愈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解读这处景观的疗愈性构建过程与城市青年的感知。结果发现为：1）景观的疗愈性产生于共栖共生的认识论。栖居视角认为人文和自然并不是二分的，人与自然互动并在时间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变化是栖居意义的重要认识论立场。在疗愈景观构建与感知过程中，这种立场贯彻始终。2）身心实践与景观时间性共同构建与感知疗愈景观。具身心灵与具心身体是英格尔德对栖居实践二位一体的解读。这种融合身心的实践活动是疗愈景观得以构建与感知的关键，栖居意义在身心合一、并与环境互动的实践中产生。景观时间性中的任务场景促进城市青年在与人与物的共鸣中获得疗愈性。城市青年不是疗愈景观被动感知的对象，他们在认识上与实践上都主动参与，是疗愈景观的共同构建者。基于共栖认识论与共建实践，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将认识论与时间性纳入疗愈景观讨论中，打破“被动”疗愈，以更互动的角度解读城市青年抵抗异化的积极行动。

文章系统梳理了韩国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的发展历程，旨在揭示其制度演进、实践成效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政策分析和典型案例的综合研究发现，韩国CPTED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概念引入与实践探索、指南制定与试点推广、法规修订与全面实施”三阶段，逐步建构了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法规保障和社区参与构成为特征的综合治理体系。韩国已建立多层次制度框架与规范化操作流程，CPTED项目的实施有效降低犯罪率并提升居民安全感与满意度。其成功经验在于弹性指导与刚性标准相结合的制度保障。基于此，本文提出从健全法规体系、促进多方合作、结合城市体检与融入城市更新等方面构建本土化实施框架，以推动空间环境治理与信息安全防控的协同发展，应对新型复合安全风险。

在土地财政模式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突破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构城市财政稳健与绿色空间提升协同共进的替代性治理框架，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中国273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的影响效应，并揭示环境治理对土地财政绿色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城市绿色空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整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印证了土地财政与绿色发展的冲突关系；2）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在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环境治理的加强，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3）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呈空间集聚特征，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覆盖水平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从财政资源优化配置视角，为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2024新质生产力标杆企业TOP100的投资路径数据，根据三阶段分级隶属联系模型，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和QAP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涉及广泛的城市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双向互动，具有中等偏高的连接度和较强的集聚性，任意2个城市间联系通常通过少数节点即可达成。2）网络首先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顶点的三角形构成全国核心骨架，进一步拓展为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网络联系格局，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3）网络以跨层级联系为主，高层级城市对外溢出显著，低层级城市以承接为主。此外，东、中、西三大地区内外部联系特征差异显著，形成阶梯状网络格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内聚发展特征，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外联发展特征。4）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网络普及、制度邻近、创新产出和创新产业是影响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本质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空间配置逻辑与协同集聚规律，反映“空间嵌套-创新驱动-产业协同”的网络建构逻辑。

文章以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为引导，从融合的基础设施、社会主体、外部环境及成效构建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测度分析2012—2022年中国31省市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呈“星星之火”全域发展趋势，但发展水平较低，仅上海、北京、四川、安徽4省市处于“双高”状态；区域融合水平由高到低呈“东中西，南中北”过渡性特征，且地区间显现“追赶效应”；2）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主要差异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中西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间差异显著；3）整体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较为稳定，表现出4类“俱乐部趋同”现象，其中“低水平”“高水平”趋同明显，存在“马太效应”；不同区域存在稳定性差异，向邻近类型转移概率大于非邻近类型概率，一般不会出现跨类型跃升。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期，生态保护与人类福祉的协同优化成为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关键命题。文章以广东省为典型区域，综合运用InVEST模型、修正通用水土流失方程（RUSLE）和光能利用率模型（CASA）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构建人类福祉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揭示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呈整体下降趋势，固碳服务衰退显著，平均固碳量下降了11.31%；空间异质性呈现“北高南低”格局，珠三角城市群生态退化与粤北生态屏障形成鲜明对比，而人类福祉受创新驱动持续提升；2）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转向良好协调，但广佛地区核心城区仍呈“经济-生态”失衡特征，粤北山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人地系统的良性共振发展特点；3）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子呈现阶段性演进特征：快速城市化阶段主要受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高质量发展阶段则转向土地集约利用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且影响因子间为交互非线性增强的复杂关系。研究为经济发达地区破解人地系统冲突，优化国土空间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创新网络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对产业内不同价值链环节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研究还相对不足。文章基于价值链视角，采用2005—2021年中国稀土产业采矿冶炼、材料加工和终端应用环节专利合作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揭示了不同环节的创新网络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规模与空间覆盖面随价值链向应用端延伸逐渐扩大，并在终端应用环节呈现“小世界”特征。2）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呈现鲜明的空间分异特征：上游采矿冶炼环节形成与中国稀土资源“北轻南重”空间分布相一致的南北分异格局；中游材料加工环节形成以北京、上海及新材料头部企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放射状”格局；下游终端应用环节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三角”格局。3）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主要受社会邻近、制度邻近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不同环节受资源集聚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存在差异。

受资源和市场约束，长三角县域面临突出的产业转型压力，而飞地经济在县域创新水平和产业能级提升中具有巨大价值。飞地经济有助于创新资源向县域流动、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创新合作，但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利益分配机制、县域创新资源承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亟需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其实际作用效果。文章以长三角地区飞地经济探索实践最深入的江苏和浙江为例，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2001—2022年飞地园区的建立如何影响县域创新水平，以及该影响在不同县域类型、飞地类型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飞地经济整体上对县域创新水平存在积极影响，且飞地园区数量越多，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越明显；2）全国百强县创新环境更完善，相比于非百强县受飞地经济的影响更显著；3）正向飞地起步更早、机制更成熟，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明显优于反向飞地；4）地方政府间、开发区间以及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所共建的飞地园区相比于由其他主体所共建的飞地园区，更容易对县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未来应高度关注欠发达县域对创新资源的承接能力，并给予创新型反向飞地、大学异地产业园等地方发展模式更多政策支持。

声音媒介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与感官研究交叉领域的重要方向。文章突破乡愁研究的视觉中心主义局限，聚焦离乡群体听觉经验，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揭示乡村声音景观符号的乡愁表意系统及其运作机理。结果发现，1）离乡群体对乡村声景的感知遵循“经验积淀—‘再现体’触发—符号接收与识别—意义阐释”4阶认知模型，乡村生活经验使离乡群体站在“后符号”角度接收表意乡愁的声音符号，在触发相应契机后跨越符号时空距离诠释乡愁声景意象。2）识别与分析离乡群体记忆中传统村落空间内的声音符号，形成由动物声、自然声、人类活动声构成的乡愁声景符号系统。3）建立了声景与乡愁意义间“对象”与“解释项”的指向性关系，将听觉体验升华为乡村情感，形成包括乡情、乡闲、乡趣、乡忙等意蕴的乡愁声景表意系统，并伴随产生怀念惋惜、压力缓释、未来向往、地方归属等情绪共鸣。

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已成为应对百年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的重要学科，二者的深度融合迫在眉睫。文章借鉴“知域”概念，在知识建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层面，探讨了2个学科融合的契合点和可能路径，并以东南亚为案例加以解析。研究认为，“知域”视角有助于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的有机融合。两者的融合将孕育新的区域研究知识体系，地理学的“整体性”视角与区域国别学的“多元性”视角将构建新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同时，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与区域国别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亦可实现互补整合。以东南亚为例，2个学科融合应重点关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空间政治经济内在机理以及区域文化多样共生等议题，采取整体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并形成定量定性并重的“知域”方法论体系。未来不同“知域”背景下的对话交流亟需加强。总体而言，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知域”视域内紧密结合，契合时代发展潮流，能够为应对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多元化并存的挑战贡献新的认知智力。

大陆架划界作为全球海洋治理核心议题之一，涉及国家主权、资源分配以及国际地缘格局稳定。随着全球后发沿海国家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资源的重视，传统海洋大国与后发海洋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大陆架划界实践博弈主体试图推动全球海洋边界治理规则演进，暴露出法律与技术复杂交织的时空现象。通过梳理沿海国家在大陆架划界、资源主张和领土诉求等方面的文献发现：1）大陆架区域资源丰富，但其跨界性和流动性使其开发成为引发国家间冲突的重要诱因，形成多边跨境渔业捕捞和边界资源归属等现象复杂交织；2）大陆架划界涉及多维边界认知，既顺延大陆架自然延伸的核心依据，又转向历史性权益、资源利益争夺与地缘战略空间主张等因素复合的海洋治理；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大陆架划界实践的法律依据，但执行中受沿海国家大陆架自然地理延伸规则适用不足与判例适用参差影响，导致沿海国在主权与资源分配上障碍频现。综合大陆架划界实践关键障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修订趋势，提出3种适应海权兴起背景下的全球海洋空间治理研究主要领域：1）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为基础，提供争端解决的自然法依据；2）通过历史性权利的延续，构建符合习惯国际法的法律解释逻辑；3）通过沿海国家实践及其理念与全球认同增补公约的规范性解释，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解释提供经验支持。

精确识别城市居民出行碳排放的时空特征是交通地理和交通规划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也是合理制定低碳交通决策的前提。既有研究多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测算，但城市内部统计数据有所缺失，碳排放的动态演化性与空间分布格局难以刻画等因素限制了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而自下而上的测算方法中样本少、精度低、方法有效性有待考证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居民出行碳排放测定框架，1）使用手机信令数据克服了对传统统计数据的依赖，创新性地整合交通调查日志与手机信令数据，实现了对轨迹信息的有效校验；2）提取居民社会属性、出行特征、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及出行偏好等因素，使用随机森林算法识别5种出行方式，兼顾精细度与精确度；3）综合考虑出行方式、距离、速度、车辆能耗类型及载客率等因素，真实反映个体级居民单次出行的碳排放量；4）分别采用时间、空间、人群特征进行集计，多维体现居民出行的碳排放格局。并以深圳市为例，基于3千余万条居民出行数据开展技术应用研究。在空间层面有效揭示出“两带、三区、多点”高度集中的分布格局以及深圳都市圈的功能外溢效应；在时间层面发现城市不同区域存在交通碳排放的时段结构性分化；在人群属性层面进一步印证了年龄、性别等特征对居民出行距离、出行方式及出行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该框架有利于更清晰、全面地揭示城市居民出行碳排放时空特征，为城市交通碳排放的高精度监测提供了新技术，也为城市交通降污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依据。

2023年深圳市西涌社区成功获得国际暗夜社区认证，成为中国首个获此称号的地区。系统评估西涌社区光污染控制的有效性，对中国暗夜保护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SDGSAT-1）的高分辨率夜光遥感影像，通过随机森林回归算法进行辐射一致性校正，评估了西涌社区近3年的光污染控制效果。结果表明，近3年西涌社区全域夜间灯光亮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且沙滩观星区、道路系统及各村落光污染管控效果显著。结合感兴趣区（POI）数据分析，各类型POI的亮度系数整体降幅介于27.68%~74.45%。其中，住宿服务设施仍是西涌社区最主要的夜间光污染来源。高分辨率夜光影像能有效监测和评估城市区域的光污染状况，为后续暗夜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是传播的媒介，媒介传播又重塑着城市。自21世纪以来，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的快速普及对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和绅士化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既有研究对其作用机理鲜有关注。文章选取南京网红街区南台巷为案例，并以小红书为社交媒体代表，对社交媒体介入下的商业绅士化发生过程、形成机制及综合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深度参与商业绅士化的发生过程。一方面，社交媒体为商家提供可复制的网红审美与商业模式，并作为商家自我营销的平台，提升绅士化发生概率；另一方面，消费者受社交媒体影响进行跟风式打卡、话语投资，加速商业绅士化的进程。社交媒体再现城市空间的过程放大并且强化了商业绅士化，给该街区带来了商业复兴、建成环境美化等积极效应，同时也产生了商业排挤、流离失所、文化区隔等消极效应。

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不同城市（成都、武汉、上海）Citywalk热门路线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城市背景下旅游者在Citywalk过程中的行为空间模式、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Citywalk在三城中表现为短途而深度体验的特质，具有综合性、小规模、相对自由的特点，旅游者偏好于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城区目的地。2）认知—情感—文化多维感知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城市Citywalk体验。3）三城Citywalk模式各异：成都以文创街区为核心，融合创意空间与美食探索；武汉聚焦历史建筑，联动文化与自然景观；上海突出都市风光，交织人文艺术与现代时尚。4）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理念、发展定位、历史背景的差异分别从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等维度影响Citywalk旅游体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知。

民宿产业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女性民宿主作为乡村民宿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既推动也获益于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文章以广东省30位女性民宿主为研究对象，结合生命历程理论的4个核心原理，运用访谈法和主题分析法探究女性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发展的双向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在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互动发展过程中，女性民宿主在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个体能动性，运用过往积累的资源与家庭、社会、政府等社会关系网络融合获得精英身份，响应了不同阶段的乡村发展需求，带动了乡村民宿发展，从而使女性民宿主在实现自身成长的同时反哺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同时，乡村民宿发展也加快了民宿主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提升个人能力，积累更丰富的发展资源，助力民宿主个体快速成长。

城市硅巷的功能转型是老城区存量空间创新化发展的新路径，以南京金川硅巷为典型案例，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探究城市硅巷的空间生成和演化机制。结果表明：1）金川硅巷受市场资本和政策制度的合力实现空间创新，硅巷运营方作为关键行动者承接资本权力完成身份转型，通过打造文化景观、发展产业链等多种方式促成行动网络重构，塑造创新活力氛围突出、科创集群显著、社会群体多元融合的物质空间；2）金川硅巷建构发展机制以上位创新政策引领为基础，积极挖掘潜在的关键行动者和实践场所，并要求政府与运营方协调内部行动主体的多元需求，发挥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协同合作对行动网络的反馈效应，同时辅以社区化运营的治理思路，保障金川硅巷的建成与长期稳定发展；3）金川硅巷的成功在于依托政府引导，强调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城市更新，通过运营方在创新政策、资本市场和社区居民间的“上下联动”作用，搭建“产业征召+多元共享”的运作模式，实现老城产业更新与多元人群共存，并在一定程度弱化绅士化带来的空间隔离。

在存量更新时代背景下，尽管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多数城中村仍面临治理挑战与发展迟滞困境。厦门高浦村则通过自我调整与优化机制，实现了与城市的协同发展转型，成为成功范例。文章以厦门高浦村为例，通过构建城中村的转型动力机制分析模型，深入剖析高浦村的发展动力与外部政策、市场及在地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高浦村的发展与转变在受政策推动、市场引导的同时，“城/村同体”所具有的特殊文化起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当外部市场发挥强大推动力时，在地文化起隐形稳定作用，减少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的内耗，促进形成共识；当外部市场动力减退时，在地文化成为支撑高浦村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引导城中村继续前行。进一步分析提出，实现城中村良性自主发展的路径必须依赖其自有的内因。

海岸草灌丛沙丘作为海岸风沙地貌的重要类型之一，其分布广泛、规模差异较大，是海岸风沙地貌的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对国内外海岸草灌丛沙丘形态及其形成发育研究的整体认识，先概括了海岸草灌丛沙丘的形态特征、发育演化、动力学机制及其技术方法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包括海岸草灌丛沙丘形态参数之间存在耦合关系、沙丘形成发育主要受风动力、沙源和植被以及海岸环境的综合作用、气流与草灌丛沙丘相互作用在不同沙丘部位差异显著等。后总结出海岸草灌丛沙丘形态及其形成发育研究存在发育过程研究尚待完善、发育机制分析尚未完全明晰和动力机制研究有待深化等问题，进而提出了近期海岸草灌丛沙丘研究的主要方向与重点是深入认识灌丛沙丘形成发育过程、深化灌丛沙丘形成发育机制研究和强化灌丛沙丘发育动力学机理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