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贯彻《巴黎协定》，实现“双碳目标”，中国需摆脱石化能源依赖，构建可持续的生产、生活和能源消费方式。可持续转型是指新旧技术体制的替代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产生利益分配与补偿等社会公平性相关问题。如何实现区域公正转型已成为当前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章聚焦公正转型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探究该议题地理学研究的背景基础、关注热点与知识特征，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研究发现：1）公正转型的地理学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学者对西方老工业区（资源型地区）社会-技术转型问题的关注：即这些地区为解决环境问题，推广绿色技术与产业转型，由此产生传统工人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2）公正转型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定义、理论构建与实证观点。地理学因介入较晚，相关研究仍处于公正转型主流学术圈的边缘，但“地方”“尺度”“时空语境”等地理视角和概念开始逐步被认可；3）公正转型的理论话语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构建并主导，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实践和语境特征缺乏足够考量和理论反思，但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转型推动者和城市/区域试点推动者，公正转型地理学具有广阔的实证和理论再构建空间。本文认为：中国地理学者应抓住历史机遇，关注诸如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地方转型实例；特别关注边缘和弱势地区（如老工业区、资源型城市和生态脆弱区等）转型及其社会公正问题，将公正转型研究视为当前与未来区域发展不平等性研究的重要议题。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日益凸显，如何有效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议题。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实质是保护与利用关系的不协调、不平衡，其根源在于政策制度上的制约和多元主体在旅游空间资源保护和利用中的利益诉求差异，从而引发的各种争端、矛盾或对立现象。文章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的概念内涵、基础理论、识别与分类、特征分析、发生机制以及适应性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结果表明：1）在概念内涵与基础理论上，研究呈现多学科视角且逐渐关注旅游地保护与利用间的需求冲突；2）在识别与分类上，基于研究区域与研究视角的差异，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类型呈现多样化；3）在特征分析上，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具有利益主体多元化、空间复杂化以及阶段性的特征；4）在发生机制上，研究主要从宏、微观角度判断驱动因子。宏观政策制度与微观主体感知是研究重点；5）在适应性治理上，研究对策主要从促进宏观空间治理与微观主体调控的有机结合，以达到适应性治理的效果。最后，提出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补充与完善社会变革背景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理论体系、拓展与深化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研究内容、加强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支持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研究方法创新、促进多学科融合视角下旅游地保护与利用冲突的综合分析与成果应用。

近年来，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的热度持续上升。旅游地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要承载者和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表现出多样化和动态化的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居民的红色文化敬畏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的探讨尚不充分。文章基于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构建了包含红色文化敬畏、红色文化认同、政府信任和旅游发展支持的研究模型，并运用准实验研究和实地调查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红色文化敬畏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有利于塑造个体亲社会行为，对旅游发展支持具有正向影响，该影响分别通过红色文化认同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实现。具体而言，红色文化敬畏加深了居民对红色文化价值的理解，使居民倾向于对红色文化产生认同，进而更关注当地旅游发展；同时，红色文化敬畏能够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减少了对旅游发展的担忧，从而提升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此外，红色文化认同加深了居民对政府推动旅游发展的积极认知，提升了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形成旅游发展支持。文章丰富了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的应用领域，阐明了红色文化敬畏对居民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为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建议。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2000—2020年区县尺度的常住人口数据，分析广东省2000—2010和2010—2020年2个阶段人口收缩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构建人口-经济-社会-自然指标体系，借助多分类Logit模型与随机森林模型，从非线性影响角度探讨其人口收缩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多分布于珠三角外围，存在空间上的核心—边缘不均衡，同时存在县域与市辖区的差异。其中，县与县级市是人口收缩的主要地区，存在收缩范围广、程度深、时间久的特征。2）广东省人口整体收缩强度增加，呈现更加缓慢、持续、广泛且普遍的收缩趋势，邻近珠三角9市的地区人口收缩程度加深。以梅州市为主的粤北山区东部与粤东地区的人口收缩程度加深，而以韶关市为主的粤北山区北部人口收缩逐渐恢复。3）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的形成受到人口结构、经济产业、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4个维度多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复杂，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口收缩影响有所差异。

失温是野外活动中常被忽视的一种安全事故，其发生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热力学问题，并涉及具体的地理环境。从人体与环境的热传输和热平衡角度分析失温事故是提高公众对失温风险认知的有效途径，然而相关研究却鲜有报道。为此文章利用热平衡理论构建出一个人体维系正常体温理论所需服装热阻的计算模型，以2021年甘肃白银黄河石林和云南哀牢山2次最严重的失温死亡事件为案例，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外界环境气温和人体活动状况（包括新陈代谢率和消耗系数）计算理论所需服装热阻。通过对比人体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与模型计算出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来研究人体在事发环境下的失温风险。结果发现，在甘肃白银马拉松死亡事件中，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均高于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失温事故完全可能发生。对于哀牢山地质调查死亡事件，人体在事故发生期间只要处在登山和工作状态情景，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与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差距不大，失温风险较低。但在宿营睡觉的状态下，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就高于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且气温越低差距越大，尤其在夜间气温降到最低时，理论所需服装热阻值能高出实际所穿服装热阻值3.5倍以上，形成严重的失温风险。文章构建的模型能够对失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评估工作，为提高公众失温风险认识提供热力学、环境学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范式，从而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地理工作者野外考察的失温风险。

为探究城市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提出相关性-多重耦合网络-耦合联动效应评价（CMC）的综合研究框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耦合为例，在分析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研究表明：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存在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呈现典型的双核心模式，“马太效应”和“富人俱乐部”现象显著，耦合网络受企业网络的影响更大，在继承单一网络双核心特征的基础上，网络拓扑结构逐渐复杂化，相较于企业网络，耦合网络的“马太效应”显著性略低；2011—2020年，节点耦合联动多为中低水平，链接耦合联动多为中高水平且呈现减弱趋势，核心链接优势减弱；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城市综合能力提升不明显。

基于2014—2021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新型城镇化通过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自身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均存在单门槛效应，分别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和倒“U”型变动态势。

中国对海外进口铁矿石的依赖度超过80%，铁矿石的海运时空格局及演变关系到国民经济安全。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全球海运时空格局，通过研究疫情时期中国铁矿石进口格局变化态势，试图为未来防范类似危机、提高供应链韧性提供依据与经验。基于AIS（Automatic Identify System）大数据，重点分析了疫情集中暴发期（2020年1—6月）中国铁矿石的时空输入格局，结果表明：1）2020年2月新冠疫情对中国铁矿石进口影响最为严重，随着中国3月复工复产，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开始增长；2）2020年5月长三角、珠三角与西南沿海港口群的铁矿石进口量占比增加，铁矿石港输入重心呈略微南移的趋势，但整体仍分布在环渤海港口群南部边界。新冠疫情并未改变中国铁矿石进口以环渤海港口群为主要输入港的格局；3）疫情集中暴发期中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印度、乌克兰等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增加，其中对巴西与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度同比降低，而对乌克兰与印度的依赖度同比提升，海外铁矿石供应中心呈现西偏趋势；4）疫情集中暴发期伊塔基港、圣尼古拉斯港、南非萨尔达尼亚湾港等港对华铁矿石供应量整体减少，而黑德兰、澳尔科特、丹皮尔等港口对华供应整体增长。

近40年来，中国钦州湾和菲律宾马尼拉湾海岸线发生了显著变化，了解其变化规律对区域海岸带管理和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 （GEE）平台，利用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Modifi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 MNDWI）和大津（Otsu）算法，结合数字岸线分析系统（Digital Shoreline Analysis System, DSAS），对两地近40年的海岸线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87—2022年，钦州湾海岸线长度增加了44.78 km，总体呈现向海推进趋势，平均变化速率达6.81 m/a，自然岸线占比不断下降而人工岸线比例上升。相比之下，马尼拉湾海岸线变化相对较小，总长度减少1.05 km，平均变化速率为2.36 m/a，自然岸线占比持续下降。钦州湾围填海强度指数和年均空间扩展速率均大于马尼拉湾。两地海岸线演变的特征均是受到围填海活动的显著影响，而港口码头建设和围海养殖是围填海的主要驱动因素。

河流阶地是研究河流演化过程及其气候构造响应的重要地貌标志。文章选定北江上游浈江段出露较好的河流阶地剖面为研究对象，利用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法分析浈江河流阶地的年代。结果表明：3个剖面顶部的年龄分别为231±29、256±26、41±6 ka，底部的年龄分别为654±79、576±38、392±56 ka。通过与已有浈江和邻近流域的热释光年龄数据的对比分析，确定了北江上游浈江段左岸存在明显的两级河流阶地，T₂和T₁最终形成的大致时间分别为231±29、41±6 ka。浈江段二级阶地的形成主要受构造抬升运动的影响，一级阶地是在气候变化与构造活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根据研究区T₂和T₁砾石层顶部的样品年龄和拔河高度，计算出对应的下切速率分别为0.056和0.524 mm/a。最后，通过与邻区其他流域河流阶地的测年数据和下切速率的对比显示，中更新世中晚期粤北主要河流具有同步演化特征，表明粤北晚更新世中期以来存在构造抬升。

文章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0—2024年相关领域有关人才流动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回顾，归纳国内外人才流动的研究热点，比较相关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研究热点方面，国内侧重于不同类型人才的空间分布、城市因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及人才与城市创新的互动，而国外更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高技能移民的流动决策及其在流入国的社会适应；2）理论上，国内外均围绕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区域与微观个人视角探讨人才迁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舒适物、创意阶层等理论框架；3）研究进展上，国外逐渐凸显迁移者生命历程及社会文化微观机制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方法上趋向定量与质性相结合，而国内主要聚焦于人才流动空间格局及宏观城市因素的影响，以定量分析为主。未来中国人才流动研究应加强微观机制探讨，构建本土理论框架，推动质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并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突破数据获取的限制。

异质性视角下，基于各省2010、2020年人口普查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与可视化的方法，刻画了中国地级行政区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分布的时空格局，使用Beta回归模型，从空间类分、空间选择、空间集聚与舒适度偏好4个维度，揭示了不同学历层次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10—2020年，不同学历人才占比的地区差距呈研究生＞本科＞专科；研究时段内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的地区差距呈缩小态势。2）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比重均呈现行政等级分异特征，即从首都―省会（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地区，高学历人才比重逐级递减，其中研究生学历人才等级分异特征最为典型，专科学历人才最为弱化。3）胡焕庸线是高学历人才比重空间结构模式差异的分界线。胡焕庸线东南侧，高学历人才比重呈现中心（省会城市）―外围（一般地级行政区）的空间结构，其中，研究生学历人才空间结构最为典型。胡焕庸线西北侧形成东起大兴安岭林区西至哈密的专科学历、本科学历人才高值分布区。4）空间类分方面，不同学历人才均偏好收入更高、行政级别更高、城镇人口规模更大的地级行政区，且偏好程度总体呈研究生＞本科＞专科。空间选择方面，地级行政区住房成本越高，就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人才的学历层次要求越高，总体呈现研究生＞本科＞专科。空间集聚方面，地级行政区城镇化水平会促进不同学历层次人才集聚，作用强度表现为专科＞本科≈研究生。舒适度方面，地级行政区社会环境舒适度越高，越吸引高学历人才集聚。

基于2022年8个城市78所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城市间就业流动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家庭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水平越高，毕业生越倾向于流向高等级城市；2）不同家庭资本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流动过程中关注的因素不同：家庭资本水平较高的毕业生更关注城市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度因素；3）在家庭资本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过程中，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学历、学校类型、学生干部身份、学习成绩、证书、实习经历）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和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2009—2020年1 248名有过境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且随后回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履历信息，分别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中国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境外人才流出城市网络以中国香港、美国剑桥为核心城市，流入城市网络以北京、上海为核心城市，且回流城市分布区域差异显著；2）剑桥（美）是北京、上海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回流至南京的境外人才的主要来源城市是新加坡，而中国香港是广州、武汉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3）个体微观因素上，学缘联系与人才引进计划等级均显著影响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宏观因素上，中国城市的高薪资待遇、较高的科技投入强度和顶尖科研平台的高度集聚是吸引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服务设施舒适性和气温舒适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境外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4）城市宏观因素对人才回流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男性、流动经验丰富、境外居留时间长、重视学缘社会联系、获得高等级人才引进计划支持以及于较晚回流的境外人才在回流选择时，更为重视城市较高的薪资水平和顶尖科研平台的建设水平。

利用全球专利数据库，从人才流动视角探讨人才来源国多样性对目的国实现空间维度创新突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解地理、文化与制度距离，剖析在多样性外来群体中具有更强作用的部分。研究发现，高技能人才来源国多样性有利于目的国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形成关联程度较低的技术创新，从而拓展技术创新的空间维度。此外，“来源国-目的国”之间的多维邻近性会影响多样性群体积极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地理距离较远而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人才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制度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

为构建珠江流域高质量国土空间格局，推动上-中-下游协调发展。文章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切入视角，运用交叉转换矩阵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1990—2020年珠江流域“三区空间”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近30年间珠江流域城镇空间剧烈扩张，生态空间微增，但农业空间大量减少，上-中-下游“三区空间”演化空间差异显著；全域农业空间面积大幅减少，主要在下游地区转换为城镇空间，在上、中游地区恢复为生态空间；2）不同主体功能区中，城市化地区城镇空间增长最为剧烈，生态功能区生态空间恢复显著，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空间大量减少；3）珠江流域“三区空间”演化受社会经济要素、自然地理要素和道路交通要素的共同驱动，不同驱动因子对于不同类型空间演化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产业发展大幅推动了城镇空间的扩张，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有力地推动重点生态区地生态空间恢复。

人才出生地具有地方集聚性是一个普遍的地理现象，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人才（成长后）的空间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忽略了对人才成长环境的探讨。文章基于文化资本理论，以华语流行歌手为例，结合音乐创作的特点和音乐学相关理论构建了地方音乐文化资本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对华语流行歌手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析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1）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呈现多核心空间结构；2）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特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具有差异，拥有多样化文化资本的地区（如四川、东北）对华语流行歌手的成长和培育有着重要贡献；3）地方文化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助于华语流行歌手的成长和培育，但不同维度的文化资本对华语流行歌手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教育文化资本（教育水平及教育资源）是促进华语流行歌手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固体文化资本（地理环境及历史传承）和能力文化资本（民族文化及音乐产业化）。

文章基于1979—2020年东莞企业总部分支机构联系构建企业网络，采用中断模拟和复杂网络的抗毁性分析城市产业网络韧性演化特征，主要从网络单节点韧性演化、网络整体韧性演化以及区域网络韧性演化3方面对东莞产业网络韧性演化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在单节点仿真攻击中城区核心节点对网络韧性的影响逐步减弱，城区核心节点和普通镇节点的差异不断缩小，网络对单节点攻击的抗毁性趋于稳定；2）相较于随机攻击，蓄意攻击能使网络更快崩溃，但随着东莞产业网络趋向多中心结构演化，蓄意攻击对网络韧性的冲击逐渐减弱；3）东莞产业网络对深圳的抗毁性低于广州，但城市内外的企业力量趋于均衡，区域网络韧性水平逐步稳定；4）东莞产业网络韧性演化模式呈现从低韧性水平的单中心网络向高韧性水平的多中心网络方向演化。最后，提出构建网络多中心发展结构、加强各节点产业协作，注重城市产业内外均衡发展等优化城市产业网络韧性的策略，为增强产业网络韧性提供思路。

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系统回顾和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立法的历程，回溯中国相关环境立法主题的历史演变，揭示中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立法基础，旨在为新时期构建面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态保护修复法治体系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研究发现，中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相关法律经历了自然资源管理利用（1978—2011年）、单要素保护（2012—2017年）、屏障带生态保护和修复（2018—2023年）3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体现了由单一要素转向全域全要素、由单目标线性治理转向多目标协同保护修复、由自然资源管理转向综合生态管理特点，但仍存在落实新理念新方法的法律规范未建立、部门职责划分不清晰、公众参与机制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未来，要充分贯彻生态系统方法，形成以自然资源部门“两统一”职责为核心的集中管辖、联席协调、逐层细化的管理体制，深化立法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多学科多领域综合力量，共同开展立法研究与实践探索。

文章以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宏村为例，引入图式理论，通过扎根理论对携程网的游记文本进行深度挖掘，探究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旅游者的乡村性认知图式及生成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者通过具身体验和行为互动2种方式获取世界遗产地乡村性具象图式并使其与既有图式产生共振，既有图式深化丰富具象图式，实现图式的跨时空整合；2）文化背景和个体经验形成的既有图式是旅游者形成认知图式的本我基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乡土特征及代代积累的传统文化蕴含于个体既有图式中，旅游者的既有图式与乡村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经过预期对比、独特性对比、特征联想和跨时空想象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3）乡村性认知图式包括自然生态图式、日常生活图式、文化图式和场所氛围图式4类子图式，自然生态图式为日常生活图式、文化图式提供空间基础，后两者为自然生态图式提供一定外部力量，塑造乡村自然性和人文性特征，文化图式规训乡村日常生活图式，日常生活图式同时也践行和重塑文化图式，三者共同作用于场所氛围图式，形塑乡村性整体认知网络。

随着水资源短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水源涵养功能已成为流域生态系统最重要的服务功能之一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关于水源涵养功能的研究多集中于使用水源涵养的多年平均值，鲜有研究关注长序列水源涵养功能的多时间尺度变化规律。为此，文章以广州重要的水源区和生态屏障的增江流域为例，基于WEP-L分布式水文模型和水量平衡方程，分析了1959—2018年增江流域水源涵养年、月、日多时间尺度变化规律，探讨水源涵养的供给、调节和削峰补枯功能。结果表明：1959—2018年增江流域多年平均水源涵养685.7 mm，以-1.30 mm/a速率不显著减少；1959—2018年增江流域多年平均月水源涵养1—9月为正值，10—12月为负值，1、3、6、11和12月水源涵养呈不显著增加趋势，其他月份呈不显著减少趋势，变化趋势范围为-0.04~-0.67 mm/a；近60 a增江流域Max1day、Max3day、Max5day和Max7day为正值，而Min1day、Min3day、Min5day和Min7day为负值，除Min5day和Min7day的水源涵养不显著减少外，其他6个日极端水源涵养指标都呈不显著增加趋势；空间上，年尺度水源涵养变化呈东南和北部低，西南高的态势；1959—2018年增江流域年、月、日水源涵养分别体现其供给、调节、削峰补枯的功能；水源涵养与降水的相关性较大，且明显高于蒸散发和地表径流的相关系数，表明降水是水源涵养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微生物一直以来与人类共存在同一空间，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实践。文章探究病毒在体内外流动过程中其与身体、城市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重新解读身体与病毒的交流方式以及身体与城市连接生成的拓扑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性视角下，症状的产生和对病毒的感知态度被视为身体与病毒的具身交流过程，且具身交流的结果受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影响，这有助于人类重视病毒的能动性并正视病毒在身体内以及在城市空间中如何与人类共存共生；2）病毒流动性跨越身体与城市之间的边界和尺度，通过关注病毒在延展的身体间流动探究身体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城市的流动性和生物社会属性，即城市被视为拓扑的、超越边界的生物社会网络。文章丰富了身体与城市动态关系的认识，揭示了病毒大流行背景下宏观社会文化政治与微观身体行为实践意涵的互动关系。

知识互动是创新产出的重要动力机制，知识互动的本地和非本地联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章基于“网络资本”理论框架解释城市创新绩效，使用发明专利数据，从本地（城市内部）和跨界（城市外部）联系强度视角划分中国城市知识互动的网络模式，并分析本地-跨界联系及其互补性、平衡性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城市知识互动表现出高度空间非均衡性，知识互动联系由稀疏向稠密演化，同时非均衡性增强并表现出等级性、梯度性和集聚性等特征；2）本地联系与跨界联系的知识互动组合模式，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内向型和孤岛型4种类型，其中网络型城市在知识互动网络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该类城市承担了创新产出的主要功能；3）本地联系、跨界联系以及本地-跨界互补性对城市创新绩效起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本地-跨界平衡性和本地-跨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不显著。

为深入了解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和空间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异质性分析表明，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心城市的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对外围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从人口维度看，一体化政策对于大中型人口规模城市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影响更积极。3）机制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市场一体化、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城市，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的正向作用越大；一体化政策还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促进了人才集聚。

依据地理哲学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整体规律、思想启发以及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哲学是支撑地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底色，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2）在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地理学以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总是在实践中动态存在，探索实践中的动力和过程，更能理解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对地理学阶段性差异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才能体现地理哲学的有效功用和终极诉求。3）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复杂发展和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具有融合不同时空维度智慧的综合性眼光，并根据时代变化与诉求，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极推动地理哲学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集体建设用地再开发是盘活存量，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伴随着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路径依赖式的变迁：自上而下的土地确权正式化集体建设用地的存在，赋予村集体权利，但在土地初次开发中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制约着改造。文章探讨制度变迁下，地方政府如何与村集体互动，化解上述制度制约，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造的。研究发现，集体建设用地正式化开启了改造市场，但仍受空间破碎、集体土地经营内卷化、开发权模糊的约束。地方政府发挥了企业化的非正式角色，与村集体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协商型合作关系。合作在于政府从供、需两侧化解前述制约，充当村集体与市场主体间的“交易中介”，降低交易成本，助力改造。竞争表现为村集体为攫取地租把持政府，损害社会公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角色应予以制度化，以规避其在维护社会公益上的失灵。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是推进中缅地缘经济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解析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将为提升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效应和加强中缅地缘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不仅有地理环境的阻碍，更有中缅经济发展差异、复杂武装冲突干扰、大国干预掣肘和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地缘风险的束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并不是一种区域控制战略工具，而是打造一条交通物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关联的国际贸易走廊。为了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应构建多层次的地缘经济合作协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应通过推动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强化中缅政策沟通机制对接、制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来加强中缅发展战略对接。在通道层面，应通过推动内外部基础设施联动、强化跨境地缘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深化面向缅甸及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来升级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地缘经济效应。在利益主体层面，应通过强化多方利益对接、统筹中缅口岸协调对接机制、创建立体化新通道风险防范机制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

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网络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城市系统进行刻画，两者存在密切联系，研究两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3年高速铁路运营服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构建分别反映城市间高铁联系和企业异地投资联系的高速铁路服务网络（简称为“高铁网络”）与异地投资网络，应用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种网络时空耦合协调性，识别城市和城市联系的类型。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和异地投资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铁网络扩张明显快于异地投资网络；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2）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同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行政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高铁网络滞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非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连、乌鲁木齐等；高铁网络超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高铁干线周边城市。整体上，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在高铁网络或异地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间的高铁和异地投资联系越强。

提出通过识别微观企业间的异地股权投资路径来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的新方法。选取2006—2020年全国工商企业的异地股权投资实缴数据，分3个时间段构建长三角城市网络，并对其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1）网络规模的增长表现为异地投资路径带动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模式；2）空间结构上，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多边形”结构→以上海为中心的“V”型结构→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Z”型结构的演化特征；3）从网络中心性看，城市节点具有显著的等级特征，并且随着网络演化，其等级结构并无明显变化，而城市间的联系则表现出由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趋势；4）网络中介性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中介性与其中心性相匹配，但合肥、芜湖的中介性显著强于其中心性。在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上海、杭州、合肥等高中介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在存量时代发展要求下，公房的管理使用成为广州实施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公房更新改造实践经验和“城市针灸”研究进展，结合广州实际情况选取老城区6个较具代表性的公房集聚区开展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探讨存量公房如何实现有效活化利用的更新难题。结果表明：1）公房对租户的住房保障作用至关重要，尽管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租户仍表现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信任感，且认可公房的使用价值。2）在系统总结了翻新出售、功能转换和民生保障3种活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广州的公房活化利用“以民生保障为主，其次是功能转换，最后才是翻新出售”。3）在实证基础上，文章回归关注“城市的人”，在人本主义视角、地理学范畴内进一步总结提炼基于“城市针灸”方法的存量公房活化模式分析框架，提出存量公房分类评价综合评估模型，用于判别公房的活化模式类型，并探讨了活化利用实施路径的4个步骤：查找问题，精准诊断；以人为本，点出“穴位”；“穴位”活化，以点带面；良性互动，循环渐进。

后生产主义作为一个西方学界广泛讨论的议题，已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探讨后生产主义的起源、演变和实践，阐明其概念内涵及当前研究状况，对中国“三农”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通过文献学研究法和CiteSpace分析，选取Web of Science中，以“后生产主义”为主题的代表性期刊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表明：1）后生产主义起源于生产主义危机，这一场覆盖农业生产、农村生态与农民生存的生产主义危机，表征为3种类型的“跑步机问题”；2）从农民角色、农业政策、农耕技术、环境影响4个方面，构建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域，并提炼出概念发展的3个阶段；3）在后生产主义实践方面看，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可知，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后生产主义乡村实践的共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是互相交织的，另一方面，不能简单用后生产主义指标去诠释发展中国家的“去农业化”现象，需关注形式相似性背后的内容差异。后生产主义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是，应注重研判与把握乡村发展时机，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应继续坚持以产业振兴为要，应深度挖掘乡村空间的多维价值，推动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

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对1949—2022年北上台风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对北上台风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74年间共有275个北上台风活动，频数的年际变化呈不显著上升趋势，但北上台风占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总数的比例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北上台风主要集中在7—9月生成，8月份进入定义区数量最多，生命期强度以超强台风、台风等高强度等级居多，且高强度等级北上台风出现的几率近些年有增加趋势；3）共有159个北上台风在中国登陆，未登陆转向路径台风大多在30°N、125°―130°E附近向东转向。北上台风生成位置大多集中在10°―20° N、130°―150° E，登陆类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更加偏西，消散类台风的生成位置纬度更高；4）Niño 3.4指数与北上台风频数和生命期强度分别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同时其对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也具有明显影响。与厄尔尼诺年相比，拉尼娜年生成的北上台风数量更多，生成位置更加偏西、偏北，但厄尔尼诺年发生的北上台风强度更高。

利用降水和海表温度格点数据以及中国沿海台站降水数据，分析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对ENSO时空响应特点，并探讨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受ENSO影响区域特征明显，以连云港和云澳为界可分为3个区域。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呈负相关，东海沿海呈正相关，南海沿海相关关系不显著。2）年代际尺度上，中国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关系不稳定。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负相关在1980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较为显著，东海沿海的正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变得不显著，南海沿海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年代际尺度上，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同期Niño3.4指数、前一年冬季AO指数和当年春季AAO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东海沿海都呈显著正相关，南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当年春季北极海冰指数呈明显负相关。对于Niño3.4指数，中东太平洋偏高的海表温度能在500 hPa位势高度场激发出负太平洋-日本型遥相关波列，使得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和东海沿海增多；当前一年冬季AO和当年春季AAO为正相位时，850 hPa风场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异常反气旋引导中高纬地区气流南下，引起东亚夏季风减弱，造成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另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且位置偏西引起上升运动增强，导致东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增多；春季北极海冰年代际变化能在850 hPa风场和500 hPa位势高度场上，激发出导致南海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相反的大气环流形势。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在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沿海地区风暴潮发生的频率与受灾程度逐渐增加，特别是受风暴潮与上游流域洪水共同影响下的河口感潮河段区域。尽管现有风暴潮模型也引入多种不同的边界设置，但提供的边界条件有限，且无法满足当前国内复杂水工程的概化需求。为此，文章以飞云江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上游流域水动力模型IFMS与海洋风暴潮模型ADCIRC模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构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演进模型，实现飞云江感潮河段潮水位时空模拟。该模型不仅有效地考虑了河口海洋处风暴潮上溯对感潮河段区域洪水演进的影响，也考虑了流域上游洪水对该区域的影响。首先，采用2016年台风“鲇鱼”对模型进行验证，模拟结果与实测系列吻合度较高，误差满足基本要求。然后，对台风“杜苏芮”和“卡奴”影响下的瑞安、马屿、碧山六桥及洞头4个潮位站的洪水过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4个站点的洪峰误差值均低于0.30 m，纳什系数大于0.80，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高低潮位变化，可应用于河口感潮河段防灾减灾中。最后，还分析了上、下游边界的驱动作用对感潮河段3个站点（瑞安、马屿、碧山六桥）潮水位预测的影响，证明了下边界对3个站点的潮水位预报影响比上边界的影响大。研究成果不仅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模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通过分析给出提升模型模拟精度的方向。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