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注意力分配理论，文章以1950—2023年由国家立法机关、中共中央或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107份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运用“情境−注意力−行为”三维分析框架，阐释了政策情境、政府注意力分配与政策行为合力推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政策演变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受政策情境和注意力分配驱动的政策理念与政策议题的变迁是政策演变的深层逻辑，而政策行为选择引发的政策主体、效力等级和政策工具变化则是政策演变的外在显现。2）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经历了政策肇始（1950—2001年）、体系初塑（2002—2011年）、推广整合（2012—2019年）和范式转型（2020年至今）4个阶段。政策肇始阶段的政策理念为物本主义，政府注意力重点关注村落内文物的保护；体系初塑阶段的政策理念仍为物本主义，政府注意力主要聚焦文物、历史文化名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广整合阶段的政策理念转向人本主义，政府注意力重点指向文物保护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范式转型阶段的政策理念转向生态主义，政府注意力主要关注文物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政府注意力分配强度与广度呈倒“U”形发展趋势，且在推广整合阶段达到最值。受政策理念与政府注意力分配驱动，政策议题范围不断扩大，议题之间的关系从简单转向复杂。3）在传统村落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政策主体数量与合作程度逐步增加，在推广整合阶段达到峰值后有所回落，而政策效力等级不断下降，政策工具从环境型工具逐步转向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相结合的多元化工具。
文章以中国首批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示范城市长沙为例，从满足儿童的最基本需求——安全、通达、趣味、成长、共享5方面出发，对市区1 131个居住小区的儿童友好度进行评价，并通过空间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长沙市居住区儿童友好度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沙市居住区的综合儿童友好度在不同住房片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呈现“一中心−多高地−低边缘”的整体空间格局；2）各维度的居住区儿童友好指标存在空间分异，其数值高低与城市开发时序、城市建设水平和政策规划等方面密不可分；3）长沙市居住区儿童友好度受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因子间交互增强效应明显，高质量住宅与有效社区管理对提升儿童友好度有协同作用；4）建设儿童友好居住空间，需加强儿童友好导向的顶层设计、开展因地制宜规划与实践、强化儿童友好示范小区的引领作用。
绿地与居民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关联，但现有研究多基于假设线性关系的均值回归模型，可能忽略二者间的非线性关联。绿地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在响应变量上、中、下分位数上有异，并受到其他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干扰。文章基于2021年在广州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贝叶斯空间可加性分位数回归模型（Bayesian Geoadditive Quantile Regression）主要探究了绿地与居民心理健康在不同分位数下（低、中、高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1）性别与低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与3个分位数心理健康均有显著负向关联，年龄与3个分位数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收入与低、中水平心理健康有正向关联；绿地使用时长与低水平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绿地使用频率与心理健康在不同分位数上均呈显著正向关联；2）绿地质量指标中，整洁度、安全性是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3）社区绿度与居民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4）低心理健康水平群体中存在显著的负空间效应，表明有未观测到的区域性保护因素；中、高水平基本无显著区域，表明模型能被纳入的协变量较好地解释。
为揭示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骑行行为的多尺度影响机制，文章构建融合随机森林（RF）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的综合分析框架，从全局与局部2个视角系统探讨骑行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以深圳市中心城区为例，结合共享单车使用数据与多源建成环境变量，RF+SHAP分析结果表明，路网密度、人口密度、工作生活POI密度以及1 km缓冲区地铁站密度是影响骑行量的全局核心因素。MGWR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因素在空间作用强度和方向上的差异：路网密度在通勤走廊与功能复合区表现出显著的局部正效应，人口密度和POI密度在多数区域呈稳定正向驱动作用，而地铁站密度在换乘需求突出的副中心区域作用更为明显。研究表明，全局与局部方法结合可兼顾变量重要性排序与空间差异识别，为共享单车设施优化、地铁−单车接驳水平提升及差异化运营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对推动绿色出行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影响力在全球场域下的多维呈现，如何在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3—202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东道国的国家形象，这一效应会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宗教信仰而呈现出异质性；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中观层面的技术创新溢出和微观层面的改善民生，构成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中国在东盟的国家形象的关键路径；东道国的来华旅游人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门槛效应。
东南亚及中国海南岛植胶区面临日益频发的复合干热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ot Events, CDHEs）威胁。为克服传统气象指标对生态胁迫的指征偏差，文章提出基于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 GPP）最优生长阈值的环境胁迫量化方法，通过构建土壤、大气和生态3种干旱与高温复合的CDHEs识别模式，以环境条件偏离最优阈值的程度量化CDHEs对橡胶林GPP的影响。结果表明：1）橡胶林最优生长阈值具有显著的纬度地带性和季节性，赤道区域土壤湿度阈值较高且全年平稳，而高纬度地区阈值的季节变化波动较大；2）1982—2018年，CDHEs频率和强度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大气干旱−高温复合事件数量增幅最大（
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东盟11个国家物质流面板数据，以可持续发展理论、近远程耦合框架、能值理论为基础，借助能值代谢分析法等从近远程耦合视角测度中国−东盟各国对近远程要素的依赖程度、近远程要素代谢压力和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表明：1）中国−东盟国家能值利用总量呈上升趋势，年能值总量最大为中国（3.03×1025 Sej），最小为老挝（7.32×1022 Sej）；能值货币比率下降的国家，社会福利、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资源要素流动效率提升；区域能值外向度呈上升趋势，新加坡能值外向度最高，其社会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远程要素流动，多数国家对远程要素依赖持续增强。2）近远程要素环境负载率持续提升，远程要素环境负荷压力普遍高于近程，文莱近程环境压力最大，新加坡远程环境压力最高，中国、泰国等国2类压力均处于较高水平。3）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下降，老挝和柬埔寨表现出较好的可持续性，而新加坡呈现典型的消费驱动型系统特征，可持续性较弱；可再生资源使用量和外部进口资源是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驱动力，能值使用量是其降低的主要驱动力。
红树林是滨海蓝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反演地上生物量（AGB）对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红树林生长环境复杂，使得实际样地测量困难、样本获取数量有限，进而导致卫星遥感地上生物量反演精度受限，文章引入半监督协同回归（COREG）理论，提出基于COREG模型的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反演理论框架。该方法首先对常用回归模型进行精度评估，选取性能最优的2种模型，并开展协同特征重要性分析并筛选最优特征组合。随后将已有的实际样地数据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经过协同训练不断增加伪样本数据，并以海南岛东寨港为研究区，评估提出的方法在少样本条件下的反演效果。结果表明：1）本方法在实际样地数量少于传统方法的情况下，仍获得决定系数R2=0.85的反演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方法至少需70个实地样本以维持较高的反演精度，进一步减少样本数量将导致伪样本质量下降并显著影响模型性能。2）根据文章的方法结果，2022年东寨港红树林AGB总量为201 389 t，平均密度为112.86 t/hm2，其中南部区域高于北部，与东寨港的现有研究结果一致。3）半监督协同回归方法受实地样本的影响。当缺少某类的训练样本时，方法无法生成对应的伪样本，方法精度会降低。
MaxEnt模型的红树林生长适宜性评估应用已相对成熟，然而现有研究侧重于关注自然环境因子，对人类干扰的考量仍显不足。文章旨在将人类活动干扰因子与自然环境因子相结合，以提升该模型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文章提出了“自然约束−人类胁迫”双轨评价体系，构建了顾及人类活动的红树林生长适宜性指数（HMSI），选择湛江高桥和珠海淇澳岛红树林保护区2个典型区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改进后高桥和珠海淇澳岛红树林保护区的MaxEnt模型评价精度（AUC值）均有所提高，前者从0.826提升至0.887，后者0.875提升至0.918；2个地区的HMSI主导因素有所差异，高桥受自然环境因子主导，淇澳岛受人类活动干扰因子主导；高桥的高适宜区和中适宜区面积占比分别为5.22%和3.03%，均高于淇澳岛的同类区域面积占比（高适宜区0.48%，中适宜区2.74%）。
海陆交互带作为陆海统筹的关键节点以及科学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的战略要地，当前其面临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PPCPs）污染的问题亟需关注。文章以华南海陆交互带为对象，旨在揭示其地下水中PPCPs的时空分布特征。选取珠海唐家湾作为研究区，分别于2021年9月、2022年10月和2023年3月共采集了60个地下水样品，综合运用实验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样品及数据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丰水期（4月至10月）和枯水期（11月至次年3月）分别检出6种和5种PPCPs，前期累积降雨量的变化是造成PPCPs质量浓度呈现季节性差异的主要原因；2）咖啡因是地下水向海排放的主要PPCPs污染物，其质量浓度自补给区至排泄区呈下降趋势；3）部分采样点地下水氚同位素值低于2 TU，指示地下水年龄可达30年左右；地下水中卡马西平和咖啡因的质量浓度随地下水年龄的增加呈降低趋势，整体变化与年降水量相趋势一致。
岩溶作用通过固定大气 CO2 并调控陆地—河流—海洋无机碳通量，在全球碳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华南亚热带地区不同植被类型和土壤深度下碳酸盐岩溶蚀特征及其控制机制仍缺乏系统认识。文章采用溶蚀试片法，对粤北典型岩溶区2种植被覆盖下的不同埋放位置（地上30 cm、地表0 cm、土下20 cm、土下50 cm）的碳酸盐岩溶蚀速率展开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常绿阔叶林下碳酸盐岩平均溶蚀速率[204.4±238.7 g/（m2·a）]高于针叶林[27.5±20.1 g/（m2·a）]，阔叶林和针叶林下岩溶作用产生的碳汇强度分别为54.6±63.8 g C/（m2·a）和7.3±5.4 g C/（m2·a）。此外，碳酸盐岩溶蚀速率随着土壤深度增加而增加，其中土下50 cm处溶蚀速率达282.4±313.2 g/（m2·a），为地表0 cm[57.5±57.5 g/（m2·a）]的5倍。植被类型和土壤温度是调控小区域尺度溶蚀速率的关键因子，其中土壤温度与溶蚀速率呈显著负相关（P<0.01）。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土壤温度呈下降趋势，表明在华南地区温度上升会抑制岩石风化。
在全球珊瑚岛礁面临生存困境的情况下，针对真实海底地形开展了关于多孔排柱式防波堤对复合坡度岛礁规则波水动力影响的物理试验研究，分析了单排多孔柱式生态友好型防波堤在不同自身结构（壁面开孔率
构建生态网络是确保区域生态安全与提升人类生态福祉的有效手段。贵州省作为中国受地灾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和主要的喀斯特山地旅游目的地，亟需构建生态网络来整合区域零散分布的生态资源与空间，促进区域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文章以贵州省关岭县为实证研究对象，结合区域喀斯特地貌特征，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景观连通性分析和电路理论，构建关岭县生态网络并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关岭县分布有28个生态源地（总面积587.58 km2），是生态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供给区，然而其分布离散且源地四周地灾点密集，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部和西部；2）关岭县共有生态廊道60条（全长102.14 km），其中位于研究区北部和东南部的廊道周围滑坡、泥石流等地灾点分布密集，降低了生态廊道的连通性；3）36个生态夹点和38个生态障碍点对维持区域生态流动至关重要，其分布离散且存在部分重叠，需要优先保护与修复。针对研究区突出的生态问题，结合岩性与地灾的分布特征，提出“三区两带一体”的空间优化布局，并分区制定精准修复策略，为喀斯特区域生态修复规划维护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示范区”，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于2020年正式建成。基于城市植被结构及固碳功能对该示范区开展生态恢复工程成效评估，在深化区域生态治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空间网络（Ecological Spatial Network, ESN）视域，文章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固碳功能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探讨了生态源地上叶面积指数（Leaf Area Index, LAI）与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 GPP）耦合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辨识城市生态工程绿化结构与固碳功能的协同格局及其时空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森林城市群建设显著优化了生态网络结构，节点与廊道数量增加，网络连通性提升；2）森林城市群的LAI与GPP整体呈增长趋势，但生态屏障区与缓冲区呈现LAI与GPP未同步提升的现象；生态建设源地GPP提升显著，自然发展源地则在LAI高值的高绿化区表现出更强的碳汇潜力与稳定性；3）随机森林与SHAP值的定量分析表明，生态建设源地GPP-LAI耦合度受降水量、生态网络模块化等因素主导，自然发展源地则更依赖GPP水平及网络接近中心性。
批判地名学作为人文地理学与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旨在揭示地名命名、更名与使用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问题。通过系统梳理中西方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脉络，文章揭示了二者在理论框架、研究重点与实践路径方面的本质差异。研究发现，西方研究根植于殖民历史与自由主义城市语境，历经“权力批判—文化记忆—数字化”的演进脉络，强调通过社会运动解构地名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中国本土化探索嵌入其独特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形成“制度嵌入性—文化根植性—价值导向性”的研究取向，并力求通过协同治理平衡发展与保护、市场与文化、多元与统一、数字与传统等矛盾。文章最后从理论基础、研究焦点、方法论创新与实践模式4个维度构建本土化研究框架，并立足该框架引出前沿议题，包括少数民族语地名在国家标准化要求下的存续机制、乡村空心化问题中乡土地名群落的存续机制、边缘群体在地名知识生产中的话语权保障机制、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