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

通过不均衡指数、空间聚类检验、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农业企业品牌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受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业企业品牌在华东地区分布最多，山东、河南、江苏等省是农业企业品牌数量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从密度看，呈现西北最低、中部次之、东部沿海最高的三级阶梯，并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北地区形成高-高集聚和热点区域，在西部地区形成高-低集聚、低-低集聚和冷点区域；2）区域品牌数、第一产业产值、农业专利和创新园区数、三农主播数与农业企业品牌数呈显著正相关，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与农业企业品牌数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在建设农业企业品牌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区域品牌的建设、创新力的培育和流动以及新型营销的发展。

采用数理量化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识别耕地非粮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上，2000－2019年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均呈波动增加趋势，其增幅分别为4.40%、13.53%，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面临较大压力；2）空间上，成都平原34个区县耕地非粮化面积呈多中心分散分布态势，非粮化率呈中部高、东北和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且非粮化面积空间分布集聚区域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临近城市；3）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率、耕地保护政策是影响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最主要的因素。基于此，提出划定耕地保护红线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加强部门协同管理以形成耕地保护合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以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加大耕地保护政策宣讲以提高粮食安全意识的建议。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对遗产地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后对遗产地的经济影响还未得到较为准确的刻画。文章以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以潮安区和饶平县为研究区，从总量变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比较了遗产地潮安区和对照地区饶平县在2010—201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中断时间序列（ITS）定量分析了遗产认定前后两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差异及其显著性。结果表明：1）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遗产地潮安区的旅游业迅速发展，旅游收入显著增加，茶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2）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有效带动了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增强了单丛茶的品牌优势，推动了遗产地的茶旅融合，使地方得到了良好的政策支持，进而促进了遗产地的经济增长。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利用海南岛市县级面板数据，探讨橡胶种植面积占本地区国土面积的比例，及其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1992—2002年，海南岛橡胶种植以国有农场为主，种植面积占比对本地区农民收入影响较小；2003—2013年民营胶园迅速扩张，有效地提高了主产区农民收入，但之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橡胶种植强度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负相关，2014—2020年尤为显著。2）橡胶种植强度与职工人数占比、非农就业劳动力人员占比以及人口城镇化率均是负向关联，橡胶种植对城乡就业结构的反向作用随时间发展逐渐减弱，但其对人口城镇化率的负向影响则是加强的。橡胶种植强度与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提高幅度从东往西递减。3）在天然橡胶价格上涨期间，农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对橡胶种植与非农就业的负向关系有缓和作用，但2003年后加剧橡胶种植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负相关程度。4）基于相邻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矩阵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显示，橡胶种植对海南岛人口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为负面，但橡胶种植也有一定的地区间正向溢出效应，促进临近地区非农就业。缓解橡胶种植强度对海南人口城镇化的负面效应，关键在于提高天然橡胶劳动生产率、延伸产业链，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协调推进人口城镇化。

基于云南省1989―2018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LMDI分解法、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研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演化格局，并探究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薯类）生产的变化差异；进一步采用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波动系数等指标分析粮食安全水平。研究发现：1）近30年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表现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总产量增长率高达97%，且各作物单产量的增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全省粮食总产量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稻谷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在30年内分别下降了16%和36%，总产量和单产量变化不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及单产量的增长率最明显；稻谷和玉米在1989—1998年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均为单产量的增加，而1999―2018年3种谷物增产则均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变化；薯类在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增加了228%，这一变化是由种植面积变化导致的。2）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规律，最多的地区为曲靖市，最少的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粮食生产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稻谷产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小麦产量高值区由四周向中部聚拢；玉米和薯类发展较快，高产区均主要分布在滇东北。3）近30年云南省人均粮食增长了111.56 kg，粮食生产能力有所提升，目前处于自给自足型；但70%以上年份的波动系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供给较不稳定，粮食供需矛盾问题依然突出。

基于广州都市农业的4个实践案例（花城农园、一方乐田、都市锦田和艾米稻香小镇）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和基本模式。研究发现：1）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市农业具有新技术、新机制、新功能和新形态“四新”内涵。2）广州4个都市农业案例由城市中心到外围的区位布局依次归纳为立体农业（新形态）、休闲农业（新功能）、田园综合体（新技术）以及共享农业（新机制）4种基本模式，不同模式的创新做法、空间形态和实施效果各有差异。3）广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强化农业资源转化和多重功能价值；发展多元途径、创新融合多种发展形态并以模式创新为抓手；科技与人工智能共同赋能于都市农业发展；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政-企-校”智库联合机制；制度保障助力都市农业项目落地。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以2022年5—8月对广州市主要荔枝产区360户荔枝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对荔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荔农的年龄、兼业情况与园地面积显著负向影响荔农绿色生产行为实施；2）安全生产认知、环境认知和政策认知能有效促进荔农采纳绿色生产行为；3）村规民约、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认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政府满意度、参加培训、增加农业收益均显著正向影响荔农的绿色生产行为；4）4类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认知特征、外部环境、家庭经营特征和个人特征。据此，文章认为政府应在尊重荔农主体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措施，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实现收益与补贴的可视化，实行市场监督，适当扩大种植规模，构建多元宣传、培训体系，打造品牌的优质形象，全面提高荔农绿色生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