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口市为案例，利用MGWR模型，揭示了2002—2020年乡村聚落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海口市乡村聚落面积在近20年间增加了53.5%，人均聚落面积由120.59 m²/人增长至166.79 m²/人，总体表现为北增南减、聚落景观零散化以及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2）各因素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平稳性及尺度效应差异，带宽介于69~10 482之间，位置、到道路的距离、到房地产开发区的距离和高程因素的作用为微观尺度，城镇化率和坡度因素的作用为中观尺度，到中心城区的距离、人口变化率、到河流的距离、路网密度和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因素的作用为全局尺度。3）中心城区带动和房地产开发对乡村聚落演变具有最重要影响，并且聚落越来越向海拔低、坡度小、离中心城区近、离房地产开发区近、城镇化水平高、路网密度高的地区扩展，到河流的距离、人口变化率、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却对乡村聚落演变没有显著影响。4）转变房地产业为纲的发展思路，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是有效遏制乡村聚落无序扩张的重要举措。

在乡村旅游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外部市场活动频繁介入到传统村落场域，村落敏感性和脆弱性加剧。基于产业系统风险构成，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按照“风险扰动—适应过程—适应结果”的纽带因果关系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设定高、中、低3种风险模拟情景，预测分析不同情景下传统村落的风险适应机制，结合关键驱动因子探讨适应优化的决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歙县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大多处于中高等级，空间上呈现一定的优势集聚；2）低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生态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利用，应对能力和学习自组织能力作用较大，建议现状低风险村落发挥内外联动机制，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3）中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表现为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组织基础稳定，学习自组织能力和缓冲能力影响较大，建议现状中风险村落完善各项设施配套，激活可持续内生动力；4）高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产业发展面临困境，风险应对机制和再生产逻辑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建议现状高风险村落将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预。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评估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可加深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风险适应主体多元化、过程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动态化的认识，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和风险长效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理论借鉴。

“乡村权”概念是近年空间正义研究在乡村地域进行理论延伸与实践检验的新领域，其通过揭示以土地为空间媒介的乡村权利剥夺现象，批判性分析乡村空间资源分配和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非正义问题。延续激进地理学视角，文章聚焦“乡村土地”与“村民身份”两大问题，基于突尼斯、印度、黎巴嫩等南方国家，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北方国家的案例，揭示村民在生产、生活及意识层面所处的非正义境况（即“被迫非农化”），并探寻村民为寻求空间正义所采取的个人或集体抗争方式（即“自发再农化”）。通过案例比较发现：1）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乡村案例表现出的被迫非农化现象具有共性，其本质都是资本剥削导致的乡村土地和村民身份被剥夺；2）南方和北方国家的自发再农化手段存在差异，南方国家的村民主要采取法律途径或极端方式，北方国家则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保障与自下而上的地方能力建设。进而，归纳出乡村权三大内涵，即“占有权（拥有农地并进行农业生产）”“定居权（以村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乡村）”“参与权（自主决定是否非农化）”。最后，建议在中国乡村振兴中，通过科学知识共享、社区学习与合作等方式提升村民自身能力，实现村民在乡村空间占有、定居、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回应国家提升“农民主体地位”的号召。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

以广州ZX镇为例，基于2010—2019年农地流转数据，总结农地流转的空间变化特征，并结合镇级特征数据测度镇域10年农地生产效率，对生产效率及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协调关系进行耦合分析，并提出ZX镇农地流转空间格局优化建议。结果发现：1）ZX镇农地流转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总体格局呈集聚态势且不断增强，阶段性特征明显；聚类空间地域差异性显著，东南部和东北部的流转集聚高值区逐渐形成。2）镇域农地生产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与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耦合协调态势由拮抗失调趋于稳定协调，高水平流转率、流转空间高集聚度状态下生产效率的增幅作用凸显。3）结合生产效率模型的优化方案与流转格局的成因分析，提出了生产效率导向下的农地流转空间格局综合优化策略，即以效率产出为导向，增强高值区流转集聚效应，培育特色农业种植，促进农业高端产业升级；扩张一般区流转密度，整合农地资源，借力发展休闲旅游空间；稳固低值区流转规模，探索新型产销模式，拓展非物质供给功能。

以国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乡村地区为例，采用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进行行政区划内部格网尺度的精准识别，在此基础上探究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基于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的重庆市城乡差异显著，乡村区域面积达79 752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96.82%。城市部分面积为2 616 km²，占区域总面积的3.18%。2）重庆市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并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递减的格局。3）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均与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4）交通站点密度与教育投入是影响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主导因子，二者与各项因子的交互叠加作用增强效果显著；影响机制上，地形起伏度与坡度是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限制条件，社会经济是基础，交通是关键，教育投入是核心。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