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地铁”的多模式组合出行被认为能较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大都市区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的建设和发展。以中国大都市区之一的深圳市为案例，基于ofo停车位置大数据挖掘“共享单车+地铁”的接驳使用，应用全局回归分析（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建成环境与“共享单车+地铁”接驳使用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揭示建成环境影响的空间性。研究发现，SGWR比GWR和OLS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建成环境对驶入接驳的影响，但SGWR并不适用于驶出接驳的建模。模型分析表明，建成环境对不同接驳类型（驶入和驶出接驳）的影响不尽相同，人口密度、主干道和进站客流3个正向因子以及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和交叉路口3 个负向因子对驶入接驳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差异；相比之下，办公用地、公园广场、公交站点以及出站客流在大部分地铁站点对于驶出接驳的影响表现出正相关，而居住用地、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及 CBD 距离则表现出负相关。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选取珠海市1986－2021年7个年份的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使用MNDWI结合人工目视解译提取其瞬时水边线，对珠海市海岛各时段的岸线长度变化以及海岛面积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综合LCI与ACI将海岛分为岸线变化轻微海岛和岸线变化显著海岛，借助DSAS和多源数据探讨影响海岛岸线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近35年珠海市各海岛岸线长度变化分异明显，各海岛面积变化趋势不一。2）岸线变化显著海岛在近35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其各时段LCI在1.1~2.2区间，ACI在1.1~3.3区间；岸线变化轻微海岛由于海岛自然条件决定的开发劣势以及海岛保护政策，海岛开发程度较低，各时段LCI与ACI均在0.9~1.1区间。3）人类活动是影响海岛岸线变化直接驱动因素，具体表现形式为连岛工程、填海造陆、新建码头等。岸线变化的间接驱动因素宏观上为海岛开发是珠海市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抓手，产业发展带来的人类活动影响岸线变化，微观上则是相关海岛具备开发相关产业的潜力或含有亟需保护的珍稀生态种群，其带来的填海连岛等工程措施或城市规划政策影响了海岛岸线变化。

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文章基于武夷山地区不同海拔人为干扰较少的76个表土孢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探讨武夷山不同海拔表土孢粉组合特征及其与现代植被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主要孢粉种类的空间散布规律及气候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武夷山脉表土孢粉组合整体上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对应的现代植被群系及其垂直分布特点，优势的孢粉种类包括松属、柯属-栲属、常绿栎属、杉科、木荷属、芸香科、冬青属、蔷薇科、禾本科和蒿属等，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孢粉组合特征，并且自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孢粉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低海拔地区（0~450 m）孢粉组合以栲属-柯属、常绿栎属、山茶科、木荷属、冬青属、禾本科和芒萁为主；中海拔地区（450~1 850 m）常见栲属-柯属、松属、杉科、铁杉属和常绿栎属；高海拔（1 850~2 200 m）山顶的优势孢粉种类为松属、禾本科和芒萁等。2）RDA和聚类分析能较好地将表土孢粉样品划分至各自群落，年均温（MAT）、年均相对湿度（MAH）、年均降雨量（MAP）、最冷月降水（Mpco）和最热月降水（Mpwa）是影响武夷山地区现代花粉分布特征的重要气候因子。3）花粉代表性分析显示，栲属-柯属、松属、常绿栎属和蒿属均具有超代表性，代表性较低的属种主要有铁杉属和禾本科。4）武夷山山麓地区植被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花粉种类较少，孢粉组合以具有相对较高含量的松属、禾本科和芒箕等种类为主要特征。上述结果揭示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表土孢粉在垂直植被带上具有显著差异，孢粉散布规律主要受研究区植被组成、生境、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云南省1989―2018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LMDI分解法、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研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演化格局，并探究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薯类）生产的变化差异；进一步采用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波动系数等指标分析粮食安全水平。研究发现：1）近30年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表现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总产量增长率高达97%，且各作物单产量的增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全省粮食总产量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稻谷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在30年内分别下降了16%和36%，总产量和单产量变化不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及单产量的增长率最明显；稻谷和玉米在1989—1998年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均为单产量的增加，而1999―2018年3种谷物增产则均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变化；薯类在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增加了228%，这一变化是由种植面积变化导致的。2）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规律，最多的地区为曲靖市，最少的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粮食生产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稻谷产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小麦产量高值区由四周向中部聚拢；玉米和薯类发展较快，高产区均主要分布在滇东北。3）近30年云南省人均粮食增长了111.56 kg，粮食生产能力有所提升，目前处于自给自足型；但70%以上年份的波动系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供给较不稳定，粮食供需矛盾问题依然突出。

以中日两国规划体系发展历程为背景，基于“发展”和“空间”两大视角，对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6点异同：1）中日两大湾区在近代工业化、城市制度构建和城市群规划体系建设等方面皆发挥了引领作用，但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面临的关联制度存在差异；2）地方分权下，东京湾区的部门机构设置及命名相对灵活，且通过“协议会”的形式进行综合性规划编制；除港澳外，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体系由发展类规划、国土空间类规划、城乡建设类规划三大板块构成，且主管部门的设置在形式上是整顿、明晰、上下一致的；3）纵向传导体系方面，东京湾区的中央级规划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但都县级规划比较自由，且上位规划不具有绝对强制性；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规划的上下位关系相对明晰，但区域级规划在执行时又具有一定弹性；4）横向协同体系上，东京湾区建立了两大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区域治理及规划编制的协调，规划对城市职能的定位弱化；粤港澳大湾区针对各类问题也建立了强度各异的合作机制，同时规划对城市功能进行定位的特征依旧明显；5）规划性质上，东京湾区的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已合并为综合规划，且空间规划部分具有明显的存量规划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则仍具有发展、空间、城乡的三维特征，处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过渡阶段；6）公众参与上，东京湾区已突破传统规划范式，开始涉及个人价值等微观领域，公众参与程度高；粤港澳大湾区近年不断丰富规划内容，在公众参与的机制建设和意识培养上也取得进步，但仍有提升空间。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以海口市为案例，利用MGWR模型，揭示了2002—2020年乡村聚落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海口市乡村聚落面积在近20年间增加了53.5%，人均聚落面积由120.59 m²/人增长至166.79 m²/人，总体表现为北增南减、聚落景观零散化以及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2）各因素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平稳性及尺度效应差异，带宽介于69~10 482之间，位置、到道路的距离、到房地产开发区的距离和高程因素的作用为微观尺度，城镇化率和坡度因素的作用为中观尺度，到中心城区的距离、人口变化率、到河流的距离、路网密度和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因素的作用为全局尺度。3）中心城区带动和房地产开发对乡村聚落演变具有最重要影响，并且聚落越来越向海拔低、坡度小、离中心城区近、离房地产开发区近、城镇化水平高、路网密度高的地区扩展，到河流的距离、人口变化率、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却对乡村聚落演变没有显著影响。4）转变房地产业为纲的发展思路，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是有效遏制乡村聚落无序扩张的重要举措。

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6、14和15，构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4个目标和42个指标。引入“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概念，采用常数替代弹性函数和Combined Compromise Solution（CoCoSo）模型，评价2020年“海丝”沿线国家关于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1）“弱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普遍高于“强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指标分数间的不均衡性是导致目标分数存在差异的原因。2）“海丝”沿线国家总体上在目标6.3、6.4、6.5、14.1、14.4、14.5、14.a、15.1和15.6表现不佳。3）葡萄牙、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在任一SDG均名列前茅，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则位列倒数。4）葡萄牙、克罗地亚和希腊的综合排名最高，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吉布提的综合排名最末。区域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由高到低依次是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有关。5）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在资源利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制定针对性投资与合作策略。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视角表征土地利用冲突空间范围和强度，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进行区域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变化较为剧烈，其中耕地面积减少了1 440.90 km²（减幅为8.20%），而城镇用地面积增加了1 649.92 km²（增幅为28.01%）。2）研究期间区域碳固定、土壤保持和产水量服务呈上升趋势，而食物供给和生境质量服务则呈下降趋势。其中，粮食供给和碳固定的高增益区以及产水量与土壤保持的高减损区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南部和西北部。3）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冲突指数为1.05，土地利用冲突较强。主要原因是研究区权衡服务类型较多，且权衡关系较强。各分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自然或半自然区域（1.10）>半自然-半人工区域（0.97）>人工区域（0.77）>半自然区域（0.45）。4）空间分布特征方面，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范围以弱冲突和中等冲突区域为主，但局部区域土地利用冲突较为剧烈。冲突等级从研究区外围到中部整体呈中等—弱—中等的空间分布结构。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扰动，保持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成为高新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引入韧性理念，探讨了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特征，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演化过程，从抵抗力、吸收力、恢复力和转型力4个维度构建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以湖南省46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维持原有特性、原有功能和进一步成长的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尺度关联性和可调节性等特征。2）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断演化，呈现出开发、存储、释放、更新4个阶段，并与所在城市、区域以及内部企业共同作用，构成多尺度嵌套的自适应循环。3）2012―2020年湖南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扰动的能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各维度指标看，转型力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吸收力和抵抗力，恢复力增长幅度最小，成为系统整体韧性提升的短板；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韧性较高的高新区集聚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以及岳阳、郴州、常德等城市，较低的分布在湘西地区，近年来，空间分异程度逐渐缩小。

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耦合情景框架下，结合以洪水风险规避为导向的城市扩张策略，模拟未来城市扩张空间格局，并对比多种情景下的洪泛区城市扩张水平以及年期望损失，以对不同策略下的灾损减缓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在SSP5-RCP8.5的自然扩张情景下，珠三角地区2080年的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为1 633 km²（相当于2021年广州、佛山和中山的建成区面积总和），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31.5%；洪水年预期损失达23 413亿元。若通过减排使未来发展为SSP2-RCP4.5的自然扩张情景，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059 km²（-35.1%），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9.8%；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14 165亿元（-39.5%）。若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加入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即在SSP5-RCP8.5的洪灾风险规避情景下，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358 km²（-16.8%），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6.2%；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20 010亿元（-14.5%）。从评估结果看，减排以及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可以有效减缓未来洪水风险。

“空间正义”问题进入中国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视野后，在多种现实问题的折射下，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利用CiteSpace对2000—2021年WOS中的1 516篇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聚类、核心作者群及研究机构等知识图谱，揭示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研究表明：1）国外文献发文量呈现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分为探索期、稳定期和爆发期3个阶段。2）国外空间正义研究呈现3个方面热点：①以青年与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方兴未艾；②环境正义研究蓬勃发展，内容不断分化延伸；③随着空间正义价值追求转向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成为研究热点。3）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尺度综合和主题扩展是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国外空间正义研究日趋成熟，对中国空间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前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并真正贯彻到当前的空间实践中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探讨改革开放近40年来深圳海岸线的变化有利于揭示其时空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可为岸线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文章筛选1979—2019年16景深圳区域Landsat遥感影像，基于遥感（R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进行岸线提取，在保证配准精度以及提取精度达到研究要求的基础上，对深圳岸线演变时空特征、速率及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40年间深圳海岸线长度呈现持续增加趋势，总长度增加41.52 km，平均每年增加1.04 km。其中，自然岸线总降幅达56.61%，人工岸线所占比例持续上升。2）海岸线类型主要由早期的粉砂淤泥质和砂质岸线向围垦养殖和工程建设岸线转变。3）海岸线变化经历了起始、加速和合理约束3个阶段，岸线扩张显著的地区分布在宝安国际机场、前海合作区、后海深圳湾、盐田区和龙岐湾近岸。西岸的岸线最高端点变化速率（EPR）达到422.19 m/a，出现在2004—2008年蛇口半岛的向海扩建时期；东岸的EPR最高达到449.65 m/a，出现在1994—1998年的盐田港开发建设期间。4）人类活动、特区政策和自然因素是深圳岸线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为揭示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时空变化及烈度分布，基于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所收录的南亚的冲突数据，进行数据整合，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空间热点探测分析等地理统计方法对南亚区域冲突及其烈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数量有所增长，但伤亡人数呈减小趋势；从空间看，区域冲突分布在“南亚外环”，聚集中心形成了“梯形”格局，克什米尔—信德省一线为梯形上底，达卡—切蒂斯格尔—泰米尔奈德—科伦坡一线为梯形下底；南亚区域冲突烈度分布范围先扩大后缩小，烈度热点先向俾路支省进行扩散，而后向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转移，于2020年形成了以克什米尔地区和切蒂斯格尔邦为中心的2个热点区域，无冷点聚集；南亚区域冲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源头为认同差异，被国家行为体、民族分离组织、宗教极端组织等行为体推动，其中权力因素起主导作用，身份认同为难以解决的痼疾。

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归纳文化记忆演变历程和发展脉络，以国内外地理学1 527篇重点文献为支撑，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关键词共现聚类、主题路径演化及研究趋势分析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通过综述当前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前沿热点，以期建构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改进文化记忆研究方法，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应用和多学科融合提供借鉴与参考。从分析结果看，国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1）日常生活景观的记忆表征研究；2）记忆中的政治与仪式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集体、社会记忆中的文化与地方研究；2）空间承载的城市与乡村记忆研究；3）文旅推动下的遗产记忆再现研究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对于纪念性景观、遗产建筑、仪式庆典、战争创伤、民族记忆等的关注度增高，但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文化记忆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而对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媒介转换机制、空间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研究的内容及趋势来看，西方学者更注重对移民、权利、自由意志、女性、权力政治、战争创伤的研究；对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感与权利空间。国内地理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去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研究多以明显的政策导向为主，战争遗址、红色旅游地、传统村寨、特色民俗与节庆仪式等成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地理学研究应将文本、仪式、语言等实践过程通过非表征手段进行刻画，以物态化的方式将记忆重新引入人类研究的视野；同时应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以影像数字化手段将遗产、移民与旅游作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新主题。

传统的遥感与CFD方法在定量评价及优化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时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规划师缺少精细化管理城市热环境的定量方法。基于局地气候分区（Local Climate Zone, LCZ）体系，梳理规划控制要素与城市热环境的关联，定量分析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发现不同LCZ的热岛强度存在差异，调整规划控制要素可以对热岛强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广州中心城区的实测数据，对简化数值模拟方法（Urban Weather Generator, UWG）预测热岛强度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该方法的精度（R²=0.956，RMSE=1.10 ℃，MBE=-0.28 ℃）较好，计算速度快，适用于城市地块热岛强度精细化评估。2）研究选取与规划控制要素相关的11个参数进行全局敏感性分析，发现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功能及占比是影响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关键性因素，对热岛强度的控制可在规划初期介入，UWG和LCZ相结合是快速准确评估热岛强度的定量化工具。3）通过合理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容量与建筑建造，引导城市设计，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优化城市热环境。

闽江下游流域处于陆-海-气三者相互作用的场所，是对环境演变响应的敏感地带，是东南沿海考古研究的热点区域。探明古人类活动范围，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化，对理解和把握人地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GIS成本距离，生成各遗址点的不同成本面，结合遗址域理论和方法，综合分析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青铜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及土地利用格局，重建区域各时期的潜在人口规模。研究表明：新石器时期壳丘头文化至青铜时期黄土仑文化，闽江下游流域聚落遗址的遗址域面积，可获取土地面积及实际利用土地面积不断增多。随着文化发展进程的递进，区内史前人类对涉足地域内的土地利用强度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不同遗址间古人类的交流频率与之相反，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这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有关。重建结果显示，区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较大增幅出现在昙石山下层-昙石山和黄瓜山-黄土仑转换期，推断人口压力与文化演替有一定关系。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台风和强降雨等导致的洪涝灾害频发。如何在沉积记录中有效识别洪水事件，对于查明洪水频发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粤北小流域的河漫滩沉积断面（秀丰断面）的沉积物进行了系统的粒度分析和磁性测量，深入分析洪水期沉积层和平水期沉积层不同的粒度和磁学特征，试图为沉积记录的古洪水识别提供新途径。结果表明：1）沉积物粒度组成主要为粉砂，从洪水期沉积层往平水期沉积层有变细的趋势。其中，洪水期沉积层识别出3层含砂量和平均粒径（Mz）表现为较高峰值的洪水事件记录。2）不同沉积层中磁性矿物的组成和来源基本一致，以磁铁矿为主，含有部分赤铁矿。矿物来源除流域内母质自然风化产物外，还包含大宝山尾矿库的输入。3）沉积物主要为悬浮沉积，前汛期持续的长期高水位有利于沉积物分选和沉积，导致处于洪水期沉积层的磁性矿物偏细；随着水动力的增强，洪水期沉积层中识别出的3个洪水事件记录中细粒磁铁矿和赤铁矿含量从河漫滩中部向顶部方向依次增加，同时磁性颗粒粒径变粗。因此，结合磁性参数与对磁性矿物组分的分析能更准确地识别洪水事件。研究区域细颗粒磁铁矿和赤铁矿对饱和等温剩磁的贡献高值叠加粗颗粒磁铁矿贡献降低的磁学特征可作为识别洪水事件及水动力加强的指标。

基于广州都市农业的4个实践案例（花城农园、一方乐田、都市锦田和艾米稻香小镇）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和基本模式。研究发现：1）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市农业具有新技术、新机制、新功能和新形态“四新”内涵。2）广州4个都市农业案例由城市中心到外围的区位布局依次归纳为立体农业（新形态）、休闲农业（新功能）、田园综合体（新技术）以及共享农业（新机制）4种基本模式，不同模式的创新做法、空间形态和实施效果各有差异。3）广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强化农业资源转化和多重功能价值；发展多元途径、创新融合多种发展形态并以模式创新为抓手；科技与人工智能共同赋能于都市农业发展；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政-企-校”智库联合机制；制度保障助力都市农业项目落地。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广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下蜀黄土，是反映中国南方第四纪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重要载体。下蜀黄土地层记录的多个古土壤条带与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密切相关，然而古土壤形成的气候动力学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对长江中下游位于老山山麓的2处下蜀土剖面的239个样品的磁化率进行分析，并充分结合已有的下蜀黄土年代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研究，将2个新剖面与长江中下游广泛分布的下蜀黄土进行地层学比对，揭示了中更新世以来古土壤层的气候学意义。2个新剖面与已有研究的泰山新村剖面，在最近30万年发生的3个古土壤发生层（S1、S2和S3）上相对应，与镇江大港剖和江南老虎山剖面也十分相似，说明S1、S2和S3可作为下蜀土的标志层。基于地层磁化率与镇江大港剖面的比较，确立了地层年代控制点，进而分析古土壤层的厚度。结果显示，古土壤层厚接近甚至超过了下伏黄土。古土壤的沉积速率（6.2 cm/ka，n=19）大于黄土层（5.1 cm/ka，n=17）。这与中国北方黄土高原明显不同。结合已有对下蜀土的物源研究，古土壤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江搬运作用以及河漫滩堆积过程有关。通过Sadler沉积动力模型检验，古土壤与黄土层在冰期和间冰期尺度上沉积连续，物源贡献并未间断。经过沉积速率校正，近50万年以来磁化率校正值曲线清晰显示了地球轨道偏心率10万年周期。全球冰量在轨道尺度上的变化很可能是古土壤形成的关键控制因素。

流动商贩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效治理流动商贩问题需要全面调查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空间聚集信息。然而，传统方法在大规模流动商贩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空间分布）的自动调查存在不足。文章提出一种基于街景影像和深度学习目标识别模型的流动商贩空间分布自动调查方法。按城市路网的固定间隔距离采集街景影像，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选取1 957张包含一个或以上商贩的图像建立流动商贩标签数据。构建基于YOLO v4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目标检测模型识别街景影像库中的流动商贩，模型的平均F₁值为0.77、mAP为0.67。精度能满足覆盖城市主要道路的流动商贩数量和位置调查的需要，进而应用核密度分布模型评估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广州市的街头流动商贩为案例，通过所建立的自动调查模型在3 339 062幅街景影像中识别出26 119名街头商贩，结果表明，流动商贩在中心城区以多中心聚集模式分布，主要集中在地铁站、城中村附近等人流量大的区域，随着道路等级的下降其数量上升，而且流动商贩偏好分布于租金中等的地区。文章提出的方法有助于实现高效、低成本和城市尺度的街头摊贩分布制图，所得结果有助于制定和实施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治理政策，并进一步为街景图像丰富且开放的城市的空间治理政策的改进和实施提供建议。识别结果可用于对从业者的区位偏好分析、“邻避效应”探究以及疏导区的划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以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对象，融合野外地质地貌调查和ALOS DEM数字地形分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阐述区内地形分异、地貌格局与发育演化等特征。结果表明：1）保护区基本地貌类型以大起伏中山（57.45%）为主，其次为大起伏亚高山（30.66%）和中起伏中山（11.17%），海拔、起伏度、坡度、面积-高程积分值等定量地形指标的平均值从三江口片区至朝天马、海子坪片区逐渐降低，夷平剥蚀面级数逐渐减少；2）保护区及附近地区共发育7级夷平剥蚀面，其中Ⅰ~Ⅲ级为山顶面和残余夷平面，Ⅶ级为金沙江侵蚀阶地面，Ⅳ~Ⅵ级为剥蚀面，与区域3次构造旋回相对应；3）保护区面积-高程积分值在0.197~0.815之间，平均为0.503，超过80%的区域处于地貌演化的壮年阶段，表明区域地表侵蚀动力较强，在人类活动增强背景下存在较大的生态风险，未来的保护规划应考虑各个基本地貌类型区的地表动力差异。综合而言，独特、丰富的地貌结构使得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所依附的生态环境要素得以保存，加强地貌多样性研究有助于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实现保护区资源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通过梳理中国铁路发展和投融资政治经济环境演化，试图分析不同阶段铁路建设与多层级国土空间发展的关系演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及融入全球化进程，铁路发展事权下移，中央和地方在铁路建设目标和利益导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决定了铁路投融资结构、线路安排和站点区位选择，影响了铁路发展的空间效应。新中国成立以来，铁路建设与国土空间发展关系可分为4个阶段：铁路建设适应国土空间发展（1949―1978年）、铁路建设滞后国土空间发展（1978―2004年）、铁路建设追随国土空间发展（2004―2013年）、铁路建设引领国土空间发展（2013年至今）。各时期铁路发展主体、建设模式及其空间效应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从建设普通铁路以满足区域物质运输、人口流动，到规划高铁来引领多尺度空间重构的发展趋势。近10多年来高铁建设成为铁路发展的主要形式，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导的国家骨干网为基础，推动国家级发展轴线与城市群建设；以省市政府为主导的城际网络为基础，推动都市圈和同城化发展的多层级格局。展望未来，高铁建设需要加强站点与城市空间的协同发展，提升高铁效应在不同尺度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空间协调发展。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筛分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近百篇并对其梳理与分析，将研究阶段与理论模式进行划分，厘清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机遇。结果发现，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自1980s以来经历了理论提出、区域拓展、深入研究3个发展阶段。理论模式从单一的概念模式发展为不同尺度概念下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式，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野外测绘和海图测深资料发展到野外实地观测、室内风洞试验、3S技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扩展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海岸。同时，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区域的海岸沙丘动力地貌系统难以总结出一个具有普适应的理论模式；微观尺度内，已有的理论内容难以完全的揭示波浪、潮汐水动力与碎波带/海滩和风动力与海滩—沙丘地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机理；中观尺度内，整个碎波带、海滩与沙丘系统对风暴的响应与反馈机理还需要进一步观测与深入研究，且建立事件尺度内的动力与地貌响应过程和中期地貌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长时期的实地观测与模型改进；宏观尺度内，海平面抬升引起海岸变化的预测模型需要多时空的实地观测数据支持与验证。未来可结合历史资料、实地观测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综合分析各环境要素与碎波带、海滩、沙丘地形地貌之间的动力过程与形态响应关系，采用数值模拟技术揭示不同时空尺度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关系机理，进一步完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理论内容。

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DBSCAN算法，探索2019―2021年银行退出网点在不同尺度上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退出金融银行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五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银行网点大量退出，但退出数量呈减少趋势；农村金融银行则面临巨大的关停压力。2）银行退出网点的数量呈东中西递减规律，但银行退出网点在西部的地理集中度却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同时，其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群，且集聚特征逐渐增强。从城市内部看，银行退出网点主要集中于资本、人口及技术等要素密集的区域，其聚类数量也呈东中西递减态势。3）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银行网点退出，主要表现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率高，使用人群更多，即使具有良好的经营效益，银行网点的退出依然受市场外部因素的影响；劳动力经营成本和市场竞争也是银行网点退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