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共享单车+地铁”的多模式组合出行被认为能较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大都市区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的建设和发展。以中国大都市区之一的深圳市为案例，基于ofo停车位置大数据挖掘“共享单车+地铁”的接驳使用，应用全局回归分析（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建成环境与“共享单车+地铁”接驳使用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揭示建成环境影响的空间性。研究发现，SGWR比GWR和OLS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建成环境对驶入接驳的影响，但SGWR并不适用于驶出接驳的建模。模型分析表明，建成环境对不同接驳类型（驶入和驶出接驳）的影响不尽相同，人口密度、主干道和进站客流3个正向因子以及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和交叉路口3 个负向因子对驶入接驳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差异；相比之下，办公用地、公园广场、公交站点以及出站客流在大部分地铁站点对于驶出接驳的影响表现出正相关，而居住用地、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及 CBD 距离则表现出负相关。

碳达峰碳中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域海岛可持续管理均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海南东南海岸带近年来因自然因素、人为干扰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碳汇功能明显下降。其生态质量的下降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的定位要求明显不符，基于碳储存的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亟需开展。文章以海南岛东南海岸带为例，基于InVEST模型的碳储存模块，结合研究区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估算研究区碳储量，划分“碳汇、碳源区”，评价其碳储存功能，识别近20年来研究区碳损失状况，明晰碳损失严重区域，划分生态修复功能区。结果表明：2000—2020年，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明显，林草地面积削减；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碳储量持续下降，20年降低了0.11 Gt；碳储量低的区域沿着海岸带环线向内陆延伸，万宁市区域单位栅格碳密度值最低，三亚市区域单位栅格碳密度降低最多；碳源区面积始终大于碳汇区面积，碳储存功能为差和极差的区域面积分别为39.84和27.31 km²，主要分布于北部万宁市和乐镇、南部蜈支洲岛上方、西南部三亚市右侧等区域；基于碳损失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级细分了自然修复区、人工辅助区、重建修复区和适度开发区，并针对性、差异化地提出包括退养还湿、岸线修复、湿地重建、加强监管等修复策略。

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团圆系统”配套制度建设。

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

红树林是一种高效率的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准确估算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对研究碳循环和气候变化十分重要，获取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将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遥感技术便捷高效、观测范围广，能够服务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监测。文章使用基于GEDI星载激光雷达反演的森林冠层高度数据和基于异速生长原理构建的红树林“树高-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估算2019年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进而分析其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19年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总量和均值分别约为1 974 827 t和73.0 t/hm²；红树林分布的各省份（地区）的地上生物量均值在53.3~92.1 t/hm²，其中海南省的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均值最高，达到92.1 t/hm²；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的累积和分布受纬度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能够为后续红树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核算提供数据基础和技术参考，也将有助于中国沿海红树林生态恢复和保护措施的制定，以及控制碳排政策的出台实施。

利用文献收集和数据整合的方法，对广东省不同红树林群落和地区的碳储量及碳埋藏速率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广东省红树林的面积为9 106.21 hm²，土壤碳储量为1 542.02 Gg C，土壤碳密度为0.23 Gg C/hm²。广东省内红海榄（Rhizophora stylosa）和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群落的土壤碳密度最高，分别是0.27和0.23 Gg C/hm²，而秋茄（Kandelia candel）群落土壤碳密度最低，仅为0.13 Gg C/hm²。广东13个沿海地市的红树林土壤碳储量按大小顺序为湛江（894.5 Gg C）>阳江（195.4 Gg C）>江门（97.7 Gg C）>珠海（91.0 Gg C）>茂名（59.6 Gg C）>汕头（51.4 Gg C）>中山（49.2 Gg C）>惠州（36.1 Gg C）>广州（35.1 Gg C）>深圳（18.3 Gg C）>汕尾（10.8 Gg C）>东莞（2.8 Gg C）>潮州（0.11 Gg C）。基于²¹⁰Pb测年法，广东省各地区红树林的平均沉积速率为13.5 mm/a，淇澳岛的沉积速率最高，为31.5 mm/a；其次是镇海湾16.5 mm/a，深圳福田15.9 mm/a；雷州湾的沉积速率最低，仅为7.3 mm/a。碳埋藏能力方面，广东省碳埋藏能力约为19.72 Gg C/a，其中雷州半岛的碳埋藏能力最高为6.05 Gg C/a，而深圳福田的碳埋藏能力最低，仅为0.66 Gg C/a。综上，目前广东省红树林碳储量相对较低，但具有较高的固碳潜力，加强对当地红树林的保护和重建，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红树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石芝珊瑚（Fungiidae）作为珊瑚礁生态系统框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以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独特的移动性和对环境变化的强适应性，在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稳定中起重要作用。文章综述了国内外对石芝珊瑚的研究进展，包括：1）物种多样性；石芝珊瑚可起源于白垩纪中期，现共有17属、约55种，具有多样化的进化分歧与丰富的物种多样性。2）生活史（繁殖、营养模式、生长发育与移动性）；石芝珊瑚具备独特的生活史策略，双向性别转换（bidirectional sex conversion）可增强石芝珊瑚种群的繁殖成功率与环境适应性，而成体移动性（adult mobility）则能够有效拓宽石芝珊瑚生态位，并提高其种群的竞争力与恢复力。3）空间分布模式（跨大陆架分布、珊瑚礁地貌带分布与纬向分布）及影响因素；石芝珊瑚是全球性的珊瑚物种，其能够在岩石、沙地、淤泥等多样化的生境中存活，具有广阔的生物地理分布范围。基于目前石芝珊瑚的研究进展，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1）基于形态学与分子分类，厘定南海石芝珊瑚科的谱系，阐明南海石芝珊瑚物种多样性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2）依托宏观生态调查，揭示石芝珊瑚在南海不同纬度、岛礁、地貌带的分布特征与优势类型；3）利用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方法，从南海石芝珊瑚种群历史动态与遗传联通性的角度探讨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深汕特别合作区是莲花山断裂带的主要展布区，2条大型韧性剪切带从深汕区南北两侧穿过。2015年以来，区内韧性剪切带内（简称“带内”）产生了大量的浅表滑塌，发生密度远高于周边山体。因为深汕特别合作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划的需要，有必要查明带内浅层滑塌的特征与分布规律，分析其成因机制，预测其发展变化趋势。文章通过地面调查与遥感解译，查明了带内浅层滑塌的单体规模为小型，滑塌主要沿基岩面产生，滑塌体主要是土体与全风化岩体；利用信息量模型分析浅层滑塌规律，得出滑塌密度与韧性变形程度（强烈→中等→弱）、距脆性断裂的距离（近→远）、地形坡度（高→低）呈正相关，其分布密度与地貌单元、坡向、原岩类型、斜坡类型也有较强的关联。结合区域地质、勘探、气象等资料，分析得出带内浅层滑塌是在以剪切为主的多期构造作用影响形成的较弱本底条件下，在山区地块现今缓慢上升的背景下，在台风迭加暴雨的诱发下产生的，其发展变化具有迁移性、自愈性、扩展性的特点；带内斜坡在经历了2015年“彩虹”台风期间普遍性滑塌事件后，产生浅层破坏的敏感性下降，需要较长时间孕育才能进入下一次爆发期。

从防灾减灾角度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社会脆弱性，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策略。首先，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定量评价模型，计算珠三角城市群社会脆弱性指数，分析各城市社会脆弱性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韧性视角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2010—2020年，各大城市的人口脆弱性增加，经济脆弱性呈先增后减趋势，基础设施脆弱性增加，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降低，社会脆弱性呈先增后降趋势；广州、珠海和深圳社会脆弱性相对较低，肇庆和江门相对较高；经济脆弱性和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是影响整个城市群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应从科学制订城市空间规划、开展城市韧性水平科学评估、推进城市韧性系统建设、促进蓝/绿/灰防灾基础设施融合、构建城市群防灾韧性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升韧性城市建设，以整体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城市韧性水平。

为充分把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的行为变化，利用网络游记，基于旅游进展的时间逻辑构建乡村旅游行为模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浙江省乡村旅游者的行为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行为包括行为动机、体验行为、评价感悟行为3个阶段，其框架可从行为时间、行为环节、行为内容、行为层次4个方面组织；2）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乡村旅游造成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下催生出包括疫情压抑反弹、逃离疫情阴霾、门票特价诱惑、寻求安全区域、出行时间限制和出行空间限制在内的六大新兴乡村旅游动机；3）旅游实际体验中，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游客体验行为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体现在交通选择行为、拥挤感知程度、消费行为、管理体验行为上，景区游客数量、景区管理措施、景区消费场所的改变能相应地影响旅游者行为；4）疫情下出行需求与现实矛盾激烈影响旅游者的情感，游客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

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珞珈一号辐射亮度数据和高精度土地类型数据融合，在区县级行政区划上构建分区逐步回归模型，获得大湾区2020年500 m人口格网数据并进行精度验证，从人口数量和密度、空间方向性和空间集聚分散等角度分析2020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与土地类型数据的融合提高了人口空间化精度；2）大湾区人口数量与密度具有高度协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存在五大人口集聚区，分别是广州天河、越秀、海珠、荔湾和白云西南部组成的集聚区；东莞内部环形集聚区；深圳西、中和北部集聚区；港澳集聚区和肇庆端州集聚区，边缘城市人口稀疏；3）人口分布沿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方向性显著，说明经济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人口集聚特征明显，68%的人口分布聚集在27.64%空间范围内，人口热点区位于东莞、深圳和香港一带，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肇庆和江门内部。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

利用1998—2020年百度资讯中关于时间银行成立的新闻报道，通过人工判读，提取其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分析时间银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银行在中国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数量上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第三个时期增幅最大；2）在城乡分布上，时间银行大多集中分布于城镇地区，并逐步向乡村地区发展；在省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省份均已进行过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其中以江苏、湖北、浙江、广西等4省（区）数量最多；3）在空间分布上，时间银行最初呈现小范围零星分布，后逐渐发展为长三角、中原地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基本集中于胡焕庸线以南，总体为“东南密-西北疏”；4）在空间关系上，时间银行从最初的空间发散逐步发展为空间集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且趋于稳定，空间均质性逐渐增强，异质性逐渐减弱；5）时间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养老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志愿队伍建设以及数字技术水平等，其中第一个时期养老建设水平较为重要，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最后，建议加大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指标的依赖，从而为其在农村、西北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平衡发展提供可行性路径；也应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引导多方参与，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以中国2017年公映的305部“院线电影”和上线的1 025部“网络电影”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维度比较分析了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差异，并运用计量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测度了互联网对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互联网没有带来地理终结。两类电影企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都高达0.9以上，皆存在高度聚集，但网络电影企业空间分布相对略微分散。2）相对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产业网络联系的规模和平均最短路径皆更大，连通度和中心势皆更小。3）计量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集聚的电影生产企业更多，尤其能对网络电影企业产生更强的吸引。QAP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建立产业网络联系，尤其是建立“网络电影”生产的分工联系。

为了解广州南沙湿地鸟类迁徙规律，揭示鸟类整体迁徙动态变化，于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连续在每月下旬日落前3 h采用样点法和样线法对南沙湿地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2014—2018年共记录到鸟类139种，以冬候鸟为主。2）鸟类物种数年际波动较大，丰富度年际变化不明显，即鸟类种类在逐渐增加的同时，个体数量趋于稳定。3）鸟类月度变化呈现明显的候鸟迁徙规律，越冬期急速上升，繁殖期平缓。越冬水鸟迁飞时间有提前的趋势，且在富有食物来源的浅水滩涂地和在无瓣海桑等高大茂盛的红树林群落有更多种类与数量的水鸟分布。最后，建议在注重绿化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保护和管理鸟类的栖息环境，适当扩大滩涂地面积，增加红树林种植面积以及合理地围垦，科学维持浅水滩涂和红树林种植面积比例，吸引更多越冬候鸟。

选取珠海市1986－2021年7个年份的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使用MNDWI结合人工目视解译提取其瞬时水边线，对珠海市海岛各时段的岸线长度变化以及海岛面积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综合LCI与ACI将海岛分为岸线变化轻微海岛和岸线变化显著海岛，借助DSAS和多源数据探讨影响海岛岸线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近35年珠海市各海岛岸线长度变化分异明显，各海岛面积变化趋势不一。2）岸线变化显著海岛在近35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其各时段LCI在1.1~2.2区间，ACI在1.1~3.3区间；岸线变化轻微海岛由于海岛自然条件决定的开发劣势以及海岛保护政策，海岛开发程度较低，各时段LCI与ACI均在0.9~1.1区间。3）人类活动是影响海岛岸线变化直接驱动因素，具体表现形式为连岛工程、填海造陆、新建码头等。岸线变化的间接驱动因素宏观上为海岛开发是珠海市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抓手，产业发展带来的人类活动影响岸线变化，微观上则是相关海岛具备开发相关产业的潜力或含有亟需保护的珍稀生态种群，其带来的填海连岛等工程措施或城市规划政策影响了海岛岸线变化。

运用昆明市老年公交爱心卡和常规地铁刷卡数据，考虑老龄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剖析老年群体的地铁出行特征，并从活动空间的视角重点解析和对比低龄老年群体和高龄老年群体的地铁日常出行和活动模式。结果显示：1）同非老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移动性更低，出行时刻集中于早高峰时段，活动范围相对集中于市中心。2）随年龄增长，老年群体的移动性进一步降低，活动空间收缩，但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性增强。相较于低龄老年群体（60~69岁），高龄老年群体（≥70岁）具有“出行频次高、活动空间范围小”的出行特征。3）低龄老年和高龄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其中高龄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向居住密集区聚集，且出行在较大程度上受建成环境的制约。

以巴渝地区形态结构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梯田区域遥感图像为研究对象，结合史料分析和田野调查，采用可视化的景观图式语言，对单一的梯田水利技术及其时空组合模式以及梯田人居环境3方面的营建特征进行分析，构建巴渝梯田人居系统的景观图式体系。研究发现：1）响应巴渝山地地貌及“春旱夏涝”降雨特征，形成秋水春用的冬水田、夏季排洪的冲冲田以及四季关水的囤水田等系列在地性梯田水利技术；2）巴渝梯田水利技术在时间上形成适应春旱夏涝的“秋蓄-冬沃-春耕-夏排”水资源管理模式，在空间上形成顺应地貌的“高囤-低灌”组合模式；3）梯田人居环境响应地貌影响下水安全差异性，呈现交叉汇聚梯田基底与涵养林为基底嵌套咬合散点型民居斑块的“有机分散型”低山丘陵区梯田人居模式，和涵养林为基底边缘渗透单向跌落梯田与集中型聚落斑块的“大面集中型”中高山沟谷区梯田人居模式。综上，巴渝梯田水利技术类型、组合方式以及梯田人居在山地地貌的建构模式是契合巴渝特有地理地貌和水文条件的经验集成，对城乡低影响开发建设以及传统营建智慧的保护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在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针对陆域和海域，探索构建了“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3大功能导向下的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多源遥感数据及相关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实证开展了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结果表明：1）海岸带地区84%左右陆域面积、超过1/2县（市、区）的海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均以可载为主要特征，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整体良好；2）生态保护功能导向下60.05%的陆域以及14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主要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东西两翼；3）农业生产功能导向下的陆域农业承载情况较为严峻，以临界超载为主，而海域农业生产下可载县（市、区）数量相对较少；4）与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功能相比，城镇建设功能下可载区域面积分布最广，86.93%的陆域和29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仅3.01%的陆域以及10个县（市、区）的海域呈超载状态。

为深入了解北热带海拔梯度各山地土壤带及典型土地利用类型（次生林、香蕉园、橡胶林）土壤有机质（SOM）、综合肥力（SIF）分布特征，以云南省金平县蝴蝶谷地区为例，区分表层（0~20 cm）和亚表层（20~40 cm），测定SOM、pH、全氮、全磷、全钾和速效氮磷钾，采用修正内梅罗指数法评价SIF，分析限制SIF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海拔与SOM、SIF呈显著正相关，6个山地土壤带表层和亚表层SOM、SIF排序为棕壤带＞黄棕壤带＞黄壤带＞红壤带＞赤红壤带＞砖红壤带（P＜0.05）。无论表层还是亚表层，SOM和SIF均以次生林最大，香蕉园次之，橡胶林最小，次生林SOM显著大于香蕉园和橡胶林（P＜0.05），SIF则无显著差异。随着海拔升高，限制SIF的因素由速效氮、速效磷转变为速效磷和速效钾，且pH的限制逐渐加强，而维持和限制低海拔不同土地利用类型SIF的因素与同海拔段内自然土壤基本一致。未来山地开发利用过程中低海拔区域应该注重补充氮肥和磷肥，中高海拔区域注重补充磷肥和钾肥，同时调节适宜的pH更有助于土壤养分释放和植物吸收利用。综上，海拔梯度和土地利用类型深刻影响北热带山地SOM含量和SIF空间分异，而人类活动干扰是SOM和SIF下降的重要原因。

文章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资源保障需求，基于200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水体淹没频率数据库，利用空间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近20年来大湾区各类水体范围、特征及水体淹没频率的时空变迁规律，识别区域水体变迁的热点区域，探讨水体分布变迁的驱动因素，为强人类活动干扰区水资源综合管理、洪涝灾害防控等工作提供依据与指导。研究表明：1）近2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地表水体范围及淹没频率均呈萎缩趋势，最大、平均及季节性水体面积分别以50、31与11 km²/a速率衰减，大量季节性水体转化为永久水体与易涝区；2）粤港澳大湾区水面率变迁的时空差异、城乡差异均显著，东翼水面率略有增长，其余地区均大幅萎缩，城区水面率相对较低且下降幅度较大，城市扩张区永久水体衰减率达到90%；3）从水体类型看，基塘系统大量流失，上游大中型湖库面积略有增长；4）区域水体变迁的主导驱动因素为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其对年平均总体水体及基塘水体面积贡献率超过80%，湖库水体面积扩张则主要受降水驱动。

基于人类干扰评估和生态网络构建，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划定生态源地修复区、生态廊道修复区和踏脚石修复区，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湾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强度高、影响范围广，高干扰和较高干扰区域占湾区总面积的48.65%，集中分布于湾区中部；2）湾区生态网络整体呈现“两横四纵”的特征，包括北部连绵山体生态屏障、南部近岸海域生态防护带、东部和西部陆域廊道以及中部水域廊道；3）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包括生态源地4 687.42 km²，生态廊道1 362.71 km，踏脚石833.82 km²，主要分布于肇庆市、惠州市、江门市，从生态网络功能与结构完整的角度，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4）湾区亟待突破区域本位主义理念，凝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同处置的共识，组建跨域协同治理机构，主导跨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文章基于武夷山地区不同海拔人为干扰较少的76个表土孢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探讨武夷山不同海拔表土孢粉组合特征及其与现代植被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主要孢粉种类的空间散布规律及气候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武夷山脉表土孢粉组合整体上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对应的现代植被群系及其垂直分布特点，优势的孢粉种类包括松属、柯属-栲属、常绿栎属、杉科、木荷属、芸香科、冬青属、蔷薇科、禾本科和蒿属等，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孢粉组合特征，并且自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孢粉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低海拔地区（0~450 m）孢粉组合以栲属-柯属、常绿栎属、山茶科、木荷属、冬青属、禾本科和芒萁为主；中海拔地区（450~1 850 m）常见栲属-柯属、松属、杉科、铁杉属和常绿栎属；高海拔（1 850~2 200 m）山顶的优势孢粉种类为松属、禾本科和芒萁等。2）RDA和聚类分析能较好地将表土孢粉样品划分至各自群落，年均温（MAT）、年均相对湿度（MAH）、年均降雨量（MAP）、最冷月降水（Mpco）和最热月降水（Mpwa）是影响武夷山地区现代花粉分布特征的重要气候因子。3）花粉代表性分析显示，栲属-柯属、松属、常绿栎属和蒿属均具有超代表性，代表性较低的属种主要有铁杉属和禾本科。4）武夷山山麓地区植被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花粉种类较少，孢粉组合以具有相对较高含量的松属、禾本科和芒箕等种类为主要特征。上述结果揭示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表土孢粉在垂直植被带上具有显著差异，孢粉散布规律主要受研究区植被组成、生境、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利用1976—2021年共6期遥感影像获取了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不同年代的湿地数据，基于转移矩阵、问卷调查和主成分分析，剖析了45年来保护区红树林的变化及其与周边社区的关系。结果显示：1）保护区内红树林面积由1976年的1 395.84 hm²增至2021年的1 589.28 hm²，期间呈“骤减缓升”之势。除1976—1985年红树林面积有减少外（减少了250 hm²，减少幅度为18%），其余时段红树林面积均为增长态势。2）1976—2021年保护区红树林转出对象分别是淤泥质海滩（34.32 hm²）、河流（25.81 hm²）、海水养殖场（21.06 hm²）、其他用地（10.58 hm²）和洪泛湿地/内陆滩涂（8.26 hm²）；转入为红树林的对象主要是淤泥质海滩（177.41 hm²）、河流（38.18 hm²）、其他用地（28.21 hm²）、三角洲/沙洲/沙岛（22.15 hm²）、洪泛湿地/内陆滩涂（21.79 hm²）和水田（6.34 hm²）。3）周边社区居民的捕捞收入与养殖、毁林挖塘面积、保护意识与红树林面积变化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周边社区居民问卷调查中的捕鱼方式、捕捞收入、捕捞月数、捕捞量和保护态度在红树林面积变化主成分分析中指标代表性值（cos2值）＞0.6，其中捕鱼方式和捕捞收入的主成分指标cos2值＞0.8。居民捕捞频率下降与家庭收入来源、职业结构由捕捞养殖向外出打工和服务业转变相互应证，居民的保护意识与保护态度有所提高，红树林面积从破坏严重向破碎化程度减少转变；淡水养殖场、常住人口、中学数量、村庄到红树林的距离因子的贡献率均大于10，与红树林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识别及其胁迫因素的分析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提供了有效途径。当前研究大多将物种多样性及其受威胁状况结合起来确定需优先保护的热点区域，缺乏在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基础上对其胁迫状况的深入分析。文章基于广东省动植物物种、生态系统林分类型、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利用植物物种多样性、动物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构建陆地生物多样性热度指标，进而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受胁迫程度及主导胁迫因子。结果表明：1）广东省陆地生物多样性热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人类干扰相对较小的山区，基于热度值分区识别出云雾山、南岭、罗浮山、莲花山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总面积达59 931.82 km²，占广东省陆域面积的33.58%。2）热点区域内各类保护区面积合计6 594.39 km²，约为广东省所有陆域保护区面积的61.33%，涉及广东省全部204个陆域保护区中的122个。热点区域内保护区的面积仅为热点区域总面积的11.00%，生物多样性仍有大量潜在的保护需求。3）在4个热点区域中，云雾山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到中度至重度胁迫，主导胁迫因子为经济发展强度；其他3个热点区域生物多样性广泛受到轻度至中度胁迫，最主要的胁迫因子均为地质灾害风险。

基于云南省1989―2018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LMDI分解法、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研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演化格局，并探究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薯类）生产的变化差异；进一步采用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波动系数等指标分析粮食安全水平。研究发现：1）近30年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表现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总产量增长率高达97%，且各作物单产量的增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全省粮食总产量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稻谷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在30年内分别下降了16%和36%，总产量和单产量变化不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及单产量的增长率最明显；稻谷和玉米在1989—1998年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均为单产量的增加，而1999―2018年3种谷物增产则均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变化；薯类在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增加了228%，这一变化是由种植面积变化导致的。2）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规律，最多的地区为曲靖市，最少的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粮食生产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稻谷产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小麦产量高值区由四周向中部聚拢；玉米和薯类发展较快，高产区均主要分布在滇东北。3）近30年云南省人均粮食增长了111.56 kg，粮食生产能力有所提升，目前处于自给自足型；但70%以上年份的波动系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供给较不稳定，粮食供需矛盾问题依然突出。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源于时代之变而构筑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尺度空间输出理论与劳动地域大分工的“叠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泉。为了揭示这种影响，首先将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这2个城镇化发展动力外生变量内生化，构建基于“四维驱动力模型+创新力+制度力”的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框架，结合主成分回归模型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并据此引入波特的“钻石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思考。结果表明：1）纳入动力因子体系的创新力和制度力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其中创新力表现最为明显。2）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是“六维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市场力和行政力依然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其次是创新力、内源力和外向力，其中创新力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效应已在阶段2（2010—2018年）超越行政力的作用效应；最后是制度力；间接反映重庆市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内生作用的过程，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前瞻性。3）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指出：重庆市存在增长极体量小、市场购买力不足、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据此从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创造统一的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通过“扩内需、调结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市场需求，促进城市发展，培育与发展主导产业及其配套产业，抓住机遇“走出去”和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6个维度对其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展开具体对策与建议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