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归纳文化记忆演变历程和发展脉络，以国内外地理学1 527篇重点文献为支撑，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关键词共现聚类、主题路径演化及研究趋势分析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通过综述当前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前沿热点，以期建构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改进文化记忆研究方法，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应用和多学科融合提供借鉴与参考。从分析结果看，国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1）日常生活景观的记忆表征研究；2）记忆中的政治与仪式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集体、社会记忆中的文化与地方研究；2）空间承载的城市与乡村记忆研究；3）文旅推动下的遗产记忆再现研究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对于纪念性景观、遗产建筑、仪式庆典、战争创伤、民族记忆等的关注度增高，但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文化记忆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而对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媒介转换机制、空间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研究的内容及趋势来看，西方学者更注重对移民、权利、自由意志、女性、权力政治、战争创伤的研究；对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感与权利空间。国内地理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去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研究多以明显的政策导向为主，战争遗址、红色旅游地、传统村寨、特色民俗与节庆仪式等成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地理学研究应将文本、仪式、语言等实践过程通过非表征手段进行刻画，以物态化的方式将记忆重新引入人类研究的视野；同时应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以影像数字化手段将遗产、移民与旅游作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新主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解广州南沙湿地鸟类迁徙规律，揭示鸟类整体迁徙动态变化，于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连续在每月下旬日落前3 h采用样点法和样线法对南沙湿地公园鸟类群落多样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2014—2018年共记录到鸟类139种，以冬候鸟为主。2）鸟类物种数年际波动较大，丰富度年际变化不明显，即鸟类种类在逐渐增加的同时，个体数量趋于稳定。3）鸟类月度变化呈现明显的候鸟迁徙规律，越冬期急速上升，繁殖期平缓。越冬水鸟迁飞时间有提前的趋势，且在富有食物来源的浅水滩涂地和在无瓣海桑等高大茂盛的红树林群落有更多种类与数量的水鸟分布。最后，建议在注重绿化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同时，保护和管理鸟类的栖息环境，适当扩大滩涂地面积，增加红树林种植面积以及合理地围垦，科学维持浅水滩涂和红树林种植面积比例，吸引更多越冬候鸟。

以西双版纳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采用热点分析法提取出生态源地，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修正地物赋值的阻力系数，基于MCR模型识别出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和优化西双版纳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重要生态源地20个，总面积为7 709.56 km²，占西双版纳州面积的40.33%。2）与夜间灯光数据校正的阻力面相比，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修正的景观阻力面空间分异更加显著，且在廊道空间分布、避开人类活动冲突区、网络连接度和廊道对比验证上效果较好，说明基于景观破碎化校正的阻力面在夜间灯光数据较弱的区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3）生态廊道包括631.73 km的潜在廊道和278.59 km的关键廊道，呈现大半环和小环状相结合的空间形态；生态节点包括20个资源战略点、4个生态战略点、27个生态暂歇点和24个生态断裂点。4）在现有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生态格局，优化出“一带一廊四组团”的生态空间结构布局。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客栈语言景观作为旅游地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是折射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的窗口。运用半结构访谈与GIS空间分析方法，以2002—2020年云南双廊古镇景区客栈名称为研究对象，探讨客栈语言景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互动关系，揭示客栈语言景观的演变过程、特征及其逻辑。研究发现：1）在时间维度上，客栈语言景观经历了从逐渐丰富到衰减再到趋于平稳的发展历程，其中，景观元素范畴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维度上，其呈现为较不均衡的空间结构类型，海街、天生营、老渔港此类临海特征显著的区域是客栈语言景观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2）双廊客栈语言景观除受市场影响呈现典型听众设计特征外，也受客栈经营者身份的影响而呈现自我意识表达的典型特征。3）在现代性与流动性的综合影响下，双廊古镇景区客栈语言景观的时空演变紧密镶嵌在旅游地营建与消费过程中，客流量的增多、游客对双廊的浪漫想象及旅游移民对自我的思考推动客栈语言景观不断生产出多元范畴；而独特的山水自然环境、有限的生活空间及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推动着客栈语言景观的空间演变。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利用文献收集和数据整合的方法，对广东省不同红树林群落和地区的碳储量及碳埋藏速率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广东省红树林的面积为9 106.21 hm²，土壤碳储量为1 542.02 Gg C，土壤碳密度为0.23 Gg C/hm²。广东省内红海榄（Rhizophora stylosa）和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群落的土壤碳密度最高，分别是0.27和0.23 Gg C/hm²，而秋茄（Kandelia candel）群落土壤碳密度最低，仅为0.13 Gg C/hm²。广东13个沿海地市的红树林土壤碳储量按大小顺序为湛江（894.5 Gg C）>阳江（195.4 Gg C）>江门（97.7 Gg C）>珠海（91.0 Gg C）>茂名（59.6 Gg C）>汕头（51.4 Gg C）>中山（49.2 Gg C）>惠州（36.1 Gg C）>广州（35.1 Gg C）>深圳（18.3 Gg C）>汕尾（10.8 Gg C）>东莞（2.8 Gg C）>潮州（0.11 Gg C）。基于²¹⁰Pb测年法，广东省各地区红树林的平均沉积速率为13.5 mm/a，淇澳岛的沉积速率最高，为31.5 mm/a；其次是镇海湾16.5 mm/a，深圳福田15.9 mm/a；雷州湾的沉积速率最低，仅为7.3 mm/a。碳埋藏能力方面，广东省碳埋藏能力约为19.72 Gg C/a，其中雷州半岛的碳埋藏能力最高为6.05 Gg C/a，而深圳福田的碳埋藏能力最低，仅为0.66 Gg C/a。综上，目前广东省红树林碳储量相对较低，但具有较高的固碳潜力，加强对当地红树林的保护和重建，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红树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空间正义”问题进入中国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视野后，在多种现实问题的折射下，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利用CiteSpace对2000—2021年WOS中的1 516篇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聚类、核心作者群及研究机构等知识图谱，揭示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研究表明：1）国外文献发文量呈现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分为探索期、稳定期和爆发期3个阶段。2）国外空间正义研究呈现3个方面热点：①以青年与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方兴未艾；②环境正义研究蓬勃发展，内容不断分化延伸；③随着空间正义价值追求转向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成为研究热点。3）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尺度综合和主题扩展是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国外空间正义研究日趋成熟，对中国空间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前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并真正贯彻到当前的空间实践中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针对陆域和海域，探索构建了“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3大功能导向下的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多源遥感数据及相关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实证开展了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结果表明：1）海岸带地区84%左右陆域面积、超过1/2县（市、区）的海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均以可载为主要特征，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整体良好；2）生态保护功能导向下60.05%的陆域以及14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主要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东西两翼；3）农业生产功能导向下的陆域农业承载情况较为严峻，以临界超载为主，而海域农业生产下可载县（市、区）数量相对较少；4）与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功能相比，城镇建设功能下可载区域面积分布最广，86.93%的陆域和29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仅3.01%的陆域以及10个县（市、区）的海域呈超载状态。

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文章基于武夷山地区不同海拔人为干扰较少的76个表土孢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探讨武夷山不同海拔表土孢粉组合特征及其与现代植被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主要孢粉种类的空间散布规律及气候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武夷山脉表土孢粉组合整体上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对应的现代植被群系及其垂直分布特点，优势的孢粉种类包括松属、柯属-栲属、常绿栎属、杉科、木荷属、芸香科、冬青属、蔷薇科、禾本科和蒿属等，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孢粉组合特征，并且自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孢粉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低海拔地区（0~450 m）孢粉组合以栲属-柯属、常绿栎属、山茶科、木荷属、冬青属、禾本科和芒萁为主；中海拔地区（450~1 850 m）常见栲属-柯属、松属、杉科、铁杉属和常绿栎属；高海拔（1 850~2 200 m）山顶的优势孢粉种类为松属、禾本科和芒萁等。2）RDA和聚类分析能较好地将表土孢粉样品划分至各自群落，年均温（MAT）、年均相对湿度（MAH）、年均降雨量（MAP）、最冷月降水（Mpco）和最热月降水（Mpwa）是影响武夷山地区现代花粉分布特征的重要气候因子。3）花粉代表性分析显示，栲属-柯属、松属、常绿栎属和蒿属均具有超代表性，代表性较低的属种主要有铁杉属和禾本科。4）武夷山山麓地区植被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花粉种类较少，孢粉组合以具有相对较高含量的松属、禾本科和芒箕等种类为主要特征。上述结果揭示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表土孢粉在垂直植被带上具有显著差异，孢粉散布规律主要受研究区植被组成、生境、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深汕特别合作区是莲花山断裂带的主要展布区，2条大型韧性剪切带从深汕区南北两侧穿过。2015年以来，区内韧性剪切带内（简称“带内”）产生了大量的浅表滑塌，发生密度远高于周边山体。因为深汕特别合作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划的需要，有必要查明带内浅层滑塌的特征与分布规律，分析其成因机制，预测其发展变化趋势。文章通过地面调查与遥感解译，查明了带内浅层滑塌的单体规模为小型，滑塌主要沿基岩面产生，滑塌体主要是土体与全风化岩体；利用信息量模型分析浅层滑塌规律，得出滑塌密度与韧性变形程度（强烈→中等→弱）、距脆性断裂的距离（近→远）、地形坡度（高→低）呈正相关，其分布密度与地貌单元、坡向、原岩类型、斜坡类型也有较强的关联。结合区域地质、勘探、气象等资料，分析得出带内浅层滑塌是在以剪切为主的多期构造作用影响形成的较弱本底条件下，在山区地块现今缓慢上升的背景下，在台风迭加暴雨的诱发下产生的，其发展变化具有迁移性、自愈性、扩展性的特点；带内斜坡在经历了2015年“彩虹”台风期间普遍性滑塌事件后，产生浅层破坏的敏感性下降，需要较长时间孕育才能进入下一次爆发期。

基于人类干扰评估和生态网络构建，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划定生态源地修复区、生态廊道修复区和踏脚石修复区，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湾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强度高、影响范围广，高干扰和较高干扰区域占湾区总面积的48.65%，集中分布于湾区中部；2）湾区生态网络整体呈现“两横四纵”的特征，包括北部连绵山体生态屏障、南部近岸海域生态防护带、东部和西部陆域廊道以及中部水域廊道；3）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包括生态源地4 687.42 km²，生态廊道1 362.71 km，踏脚石833.82 km²，主要分布于肇庆市、惠州市、江门市，从生态网络功能与结构完整的角度，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4）湾区亟待突破区域本位主义理念，凝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同处置的共识，组建跨域协同治理机构，主导跨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耦合情景框架下，结合以洪水风险规避为导向的城市扩张策略，模拟未来城市扩张空间格局，并对比多种情景下的洪泛区城市扩张水平以及年期望损失，以对不同策略下的灾损减缓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在SSP5-RCP8.5的自然扩张情景下，珠三角地区2080年的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为1 633 km²（相当于2021年广州、佛山和中山的建成区面积总和），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31.5%；洪水年预期损失达23 413亿元。若通过减排使未来发展为SSP2-RCP4.5的自然扩张情景，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059 km²（-35.1%），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9.8%；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14 165亿元（-39.5%）。若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加入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即在SSP5-RCP8.5的洪灾风险规避情景下，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358 km²（-16.8%），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6.2%；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20 010亿元（-14.5%）。从评估结果看，减排以及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可以有效减缓未来洪水风险。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造成极大的冲击。在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展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这为研究中小企业经济韧性重塑提供了契机。结构和能动性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两种因素，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结构因素的作用，对于不同经济主体在危机中的能动性则关注较少。通过对东莞市43家中小制造企业的访谈，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能动主体的响应与行动，运用能动性视角对较短时期内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并构建“结构-能动性”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影响经济韧性重塑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经济韧性并不是经济主体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其形成过程从冲击发生开始先后经历认知―适应―重塑3个阶段；重塑经济韧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得到发挥，也受到产业经济、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基于揭示能动性因素在塑造短期经济韧性关键作用，总结出3个方面的理论启示：注重短期适应与长期变革的转换；强调能动性对结构因素的塑造；关注能动主体与外部联系的耦合。

利用1976—2021年共6期遥感影像获取了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不同年代的湿地数据，基于转移矩阵、问卷调查和主成分分析，剖析了45年来保护区红树林的变化及其与周边社区的关系。结果显示：1）保护区内红树林面积由1976年的1 395.84 hm²增至2021年的1 589.28 hm²，期间呈“骤减缓升”之势。除1976—1985年红树林面积有减少外（减少了250 hm²，减少幅度为18%），其余时段红树林面积均为增长态势。2）1976—2021年保护区红树林转出对象分别是淤泥质海滩（34.32 hm²）、河流（25.81 hm²）、海水养殖场（21.06 hm²）、其他用地（10.58 hm²）和洪泛湿地/内陆滩涂（8.26 hm²）；转入为红树林的对象主要是淤泥质海滩（177.41 hm²）、河流（38.18 hm²）、其他用地（28.21 hm²）、三角洲/沙洲/沙岛（22.15 hm²）、洪泛湿地/内陆滩涂（21.79 hm²）和水田（6.34 hm²）。3）周边社区居民的捕捞收入与养殖、毁林挖塘面积、保护意识与红树林面积变化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周边社区居民问卷调查中的捕鱼方式、捕捞收入、捕捞月数、捕捞量和保护态度在红树林面积变化主成分分析中指标代表性值（cos2值）＞0.6，其中捕鱼方式和捕捞收入的主成分指标cos2值＞0.8。居民捕捞频率下降与家庭收入来源、职业结构由捕捞养殖向外出打工和服务业转变相互应证，居民的保护意识与保护态度有所提高，红树林面积从破坏严重向破碎化程度减少转变；淡水养殖场、常住人口、中学数量、村庄到红树林的距离因子的贡献率均大于10，与红树林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采用CiteSpace计量分析和文献综述等方法，梳理与分析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相关研究已涉及区域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多个领域，受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关注。2）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研究对象从泛化的留学归国人才不断聚焦海归创业者、海归高管、海归教师等类型的留学归国人才，其影响领域由技术进步、科技创新逐渐转向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等，并进一步转向社会结构、社会认知等，各领域的研究逐步系统化。3）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主要源于海外经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国际社会资本，在回流区域相对欠发达的背景下，对区域创新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该影响呈现由区域、组织到个体的多尺度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红树林是一种高效率的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准确估算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对研究碳循环和气候变化十分重要，获取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将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遥感技术便捷高效、观测范围广，能够服务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监测。文章使用基于GEDI星载激光雷达反演的森林冠层高度数据和基于异速生长原理构建的红树林“树高-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估算2019年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进而分析其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19年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总量和均值分别约为1 974 827 t和73.0 t/hm²；红树林分布的各省份（地区）的地上生物量均值在53.3~92.1 t/hm²，其中海南省的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均值最高，达到92.1 t/hm²；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的累积和分布受纬度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能够为后续红树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核算提供数据基础和技术参考，也将有助于中国沿海红树林生态恢复和保护措施的制定，以及控制碳排政策的出台实施。

多源城市时空数据使得智慧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成为可能。文章以“生态优先、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构建一个总体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与数据应用框架，并以广州为案例，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4个维度，探究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如何赋能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监督。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应用于构建美丽国土空间，可提高“双评价”、“三区三线”划定的精确性、科学性；应用于存量空间治理，为空间功能优化配置、空间载体分类施策和提质增效提供科学依据；应用于人本化城市建设，助力城市空间需求差异性的深入挖掘，促进城市服务品质整体提升；应用于国土空间动态规划管理，通过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数据集成，为国土空间的监测、评估、预警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保障。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未来应建立规范化的数据渠道与应用标准、加强多源数据整合及“一张图”平台建设、充分吸收跨领域理论与技术，以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共享单车+地铁”的多模式组合出行被认为能较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大都市区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的建设和发展。以中国大都市区之一的深圳市为案例，基于ofo停车位置大数据挖掘“共享单车+地铁”的接驳使用，应用全局回归分析（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建成环境与“共享单车+地铁”接驳使用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揭示建成环境影响的空间性。研究发现，SGWR比GWR和OLS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建成环境对驶入接驳的影响，但SGWR并不适用于驶出接驳的建模。模型分析表明，建成环境对不同接驳类型（驶入和驶出接驳）的影响不尽相同，人口密度、主干道和进站客流3个正向因子以及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和交叉路口3 个负向因子对驶入接驳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差异；相比之下，办公用地、公园广场、公交站点以及出站客流在大部分地铁站点对于驶出接驳的影响表现出正相关，而居住用地、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及 CBD 距离则表现出负相关。

源于时代之变而构筑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尺度空间输出理论与劳动地域大分工的“叠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泉。为了揭示这种影响，首先将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这2个城镇化发展动力外生变量内生化，构建基于“四维驱动力模型+创新力+制度力”的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框架，结合主成分回归模型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并据此引入波特的“钻石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思考。结果表明：1）纳入动力因子体系的创新力和制度力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其中创新力表现最为明显。2）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是“六维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市场力和行政力依然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其次是创新力、内源力和外向力，其中创新力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效应已在阶段2（2010—2018年）超越行政力的作用效应；最后是制度力；间接反映重庆市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内生作用的过程，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前瞻性。3）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指出：重庆市存在增长极体量小、市场购买力不足、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据此从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创造统一的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通过“扩内需、调结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市场需求，促进城市发展，培育与发展主导产业及其配套产业，抓住机遇“走出去”和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6个维度对其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展开具体对策与建议的思考。

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理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回答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否促进当地居民获得幸福感及如何促进幸福感获取的问题。研究表明，知识越丰富的旅游地居民越容易获得生活、工作、心理与人际等方面的幸福感，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对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且证明了主客互动能够在地方性知识与幸福感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的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居民幸福感形成中的作用，且从主客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地方性知识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实践上，强调培养地方性知识和提高主客互动质量在提升遗产地居民幸福感中的重要性。

通过梳理中国铁路发展和投融资政治经济环境演化，试图分析不同阶段铁路建设与多层级国土空间发展的关系演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及融入全球化进程，铁路发展事权下移，中央和地方在铁路建设目标和利益导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决定了铁路投融资结构、线路安排和站点区位选择，影响了铁路发展的空间效应。新中国成立以来，铁路建设与国土空间发展关系可分为4个阶段：铁路建设适应国土空间发展（1949―1978年）、铁路建设滞后国土空间发展（1978―2004年）、铁路建设追随国土空间发展（2004―2013年）、铁路建设引领国土空间发展（2013年至今）。各时期铁路发展主体、建设模式及其空间效应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从建设普通铁路以满足区域物质运输、人口流动，到规划高铁来引领多尺度空间重构的发展趋势。近10多年来高铁建设成为铁路发展的主要形式，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导的国家骨干网为基础，推动国家级发展轴线与城市群建设；以省市政府为主导的城际网络为基础，推动都市圈和同城化发展的多层级格局。展望未来，高铁建设需要加强站点与城市空间的协同发展，提升高铁效应在不同尺度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空间协调发展。

流动商贩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效治理流动商贩问题需要全面调查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空间聚集信息。然而，传统方法在大规模流动商贩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空间分布）的自动调查存在不足。文章提出一种基于街景影像和深度学习目标识别模型的流动商贩空间分布自动调查方法。按城市路网的固定间隔距离采集街景影像，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选取1 957张包含一个或以上商贩的图像建立流动商贩标签数据。构建基于YOLO v4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目标检测模型识别街景影像库中的流动商贩，模型的平均F₁值为0.77、mAP为0.67。精度能满足覆盖城市主要道路的流动商贩数量和位置调查的需要，进而应用核密度分布模型评估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广州市的街头流动商贩为案例，通过所建立的自动调查模型在3 339 062幅街景影像中识别出26 119名街头商贩，结果表明，流动商贩在中心城区以多中心聚集模式分布，主要集中在地铁站、城中村附近等人流量大的区域，随着道路等级的下降其数量上升，而且流动商贩偏好分布于租金中等的地区。文章提出的方法有助于实现高效、低成本和城市尺度的街头摊贩分布制图，所得结果有助于制定和实施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治理政策，并进一步为街景图像丰富且开放的城市的空间治理政策的改进和实施提供建议。识别结果可用于对从业者的区位偏好分析、“邻避效应”探究以及疏导区的划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基于Doe Network平台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美国1996―2021年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美国失踪多发生在青少年（13~18岁）与成年时期（19~59岁），且失踪人口数量随年龄增长呈先增后减的趋势；男性失踪人数多于女性，但失踪高发年龄略滞后于女性；各种族中黑人面临着最大的失踪风险。2）时间上，自1996年以来，失踪人口的年际变化数量先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2017年达到峰值后大幅下降；受气温和节假日影响，夏季6―8月和冬季12月为失踪高发期，2―4月为失踪的低谷期。3）空间上，失踪人口在州尺度上呈由沿海边境地区向内陆递减的特征，失踪高发区域随时间推移，自东、西沿海地区与南部美墨边境同时向美国内陆推进；县尺度上呈边缘集中成片，内部零星分散的特征。4）失踪人口数量变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地区人口流动性、人均GDP、生育率以及易失踪人群基数影响，人口环境因子与经济、社会因子结合后对美国失踪人口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增强，达到80%以上。5）人口失踪可用“社会失范理论”解释，社会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导致社会失范，进而诱发越轨行为，导致人口失踪概率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