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归纳文化记忆演变历程和发展脉络，以国内外地理学1 527篇重点文献为支撑，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关键词共现聚类、主题路径演化及研究趋势分析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通过综述当前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前沿热点，以期建构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改进文化记忆研究方法，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应用和多学科融合提供借鉴与参考。从分析结果看，国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1）日常生活景观的记忆表征研究；2）记忆中的政治与仪式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集体、社会记忆中的文化与地方研究；2）空间承载的城市与乡村记忆研究；3）文旅推动下的遗产记忆再现研究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对于纪念性景观、遗产建筑、仪式庆典、战争创伤、民族记忆等的关注度增高，但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文化记忆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而对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媒介转换机制、空间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研究的内容及趋势来看，西方学者更注重对移民、权利、自由意志、女性、权力政治、战争创伤的研究；对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感与权利空间。国内地理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去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研究多以明显的政策导向为主，战争遗址、红色旅游地、传统村寨、特色民俗与节庆仪式等成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地理学研究应将文本、仪式、语言等实践过程通过非表征手段进行刻画，以物态化的方式将记忆重新引入人类研究的视野；同时应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以影像数字化手段将遗产、移民与旅游作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新主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客栈语言景观作为旅游地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是折射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的窗口。运用半结构访谈与GIS空间分析方法，以2002—2020年云南双廊古镇景区客栈名称为研究对象，探讨客栈语言景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互动关系，揭示客栈语言景观的演变过程、特征及其逻辑。研究发现：1）在时间维度上，客栈语言景观经历了从逐渐丰富到衰减再到趋于平稳的发展历程，其中，景观元素范畴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维度上，其呈现为较不均衡的空间结构类型，海街、天生营、老渔港此类临海特征显著的区域是客栈语言景观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2）双廊客栈语言景观除受市场影响呈现典型听众设计特征外，也受客栈经营者身份的影响而呈现自我意识表达的典型特征。3）在现代性与流动性的综合影响下，双廊古镇景区客栈语言景观的时空演变紧密镶嵌在旅游地营建与消费过程中，客流量的增多、游客对双廊的浪漫想象及旅游移民对自我的思考推动客栈语言景观不断生产出多元范畴；而独特的山水自然环境、有限的生活空间及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推动着客栈语言景观的空间演变。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

流动商贩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效治理流动商贩问题需要全面调查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空间聚集信息。然而，传统方法在大规模流动商贩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空间分布）的自动调查存在不足。文章提出一种基于街景影像和深度学习目标识别模型的流动商贩空间分布自动调查方法。按城市路网的固定间隔距离采集街景影像，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选取1 957张包含一个或以上商贩的图像建立流动商贩标签数据。构建基于YOLO v4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目标检测模型识别街景影像库中的流动商贩，模型的平均F₁值为0.77、mAP为0.67。精度能满足覆盖城市主要道路的流动商贩数量和位置调查的需要，进而应用核密度分布模型评估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广州市的街头流动商贩为案例，通过所建立的自动调查模型在3 339 062幅街景影像中识别出26 119名街头商贩，结果表明，流动商贩在中心城区以多中心聚集模式分布，主要集中在地铁站、城中村附近等人流量大的区域，随着道路等级的下降其数量上升，而且流动商贩偏好分布于租金中等的地区。文章提出的方法有助于实现高效、低成本和城市尺度的街头摊贩分布制图，所得结果有助于制定和实施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治理政策，并进一步为街景图像丰富且开放的城市的空间治理政策的改进和实施提供建议。识别结果可用于对从业者的区位偏好分析、“邻避效应”探究以及疏导区的划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文章基于武夷山地区不同海拔人为干扰较少的76个表土孢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探讨武夷山不同海拔表土孢粉组合特征及其与现代植被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主要孢粉种类的空间散布规律及气候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武夷山脉表土孢粉组合整体上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对应的现代植被群系及其垂直分布特点，优势的孢粉种类包括松属、柯属-栲属、常绿栎属、杉科、木荷属、芸香科、冬青属、蔷薇科、禾本科和蒿属等，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孢粉组合特征，并且自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孢粉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低海拔地区（0~450 m）孢粉组合以栲属-柯属、常绿栎属、山茶科、木荷属、冬青属、禾本科和芒萁为主；中海拔地区（450~1 850 m）常见栲属-柯属、松属、杉科、铁杉属和常绿栎属；高海拔（1 850~2 200 m）山顶的优势孢粉种类为松属、禾本科和芒萁等。2）RDA和聚类分析能较好地将表土孢粉样品划分至各自群落，年均温（MAT）、年均相对湿度（MAH）、年均降雨量（MAP）、最冷月降水（Mpco）和最热月降水（Mpwa）是影响武夷山地区现代花粉分布特征的重要气候因子。3）花粉代表性分析显示，栲属-柯属、松属、常绿栎属和蒿属均具有超代表性，代表性较低的属种主要有铁杉属和禾本科。4）武夷山山麓地区植被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花粉种类较少，孢粉组合以具有相对较高含量的松属、禾本科和芒箕等种类为主要特征。上述结果揭示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表土孢粉在垂直植被带上具有显著差异，孢粉散布规律主要受研究区植被组成、生境、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空间正义”问题进入中国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视野后，在多种现实问题的折射下，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利用CiteSpace对2000—2021年WOS中的1 516篇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聚类、核心作者群及研究机构等知识图谱，揭示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研究表明：1）国外文献发文量呈现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分为探索期、稳定期和爆发期3个阶段。2）国外空间正义研究呈现3个方面热点：①以青年与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方兴未艾；②环境正义研究蓬勃发展，内容不断分化延伸；③随着空间正义价值追求转向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成为研究热点。3）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尺度综合和主题扩展是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国外空间正义研究日趋成熟，对中国空间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前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并真正贯彻到当前的空间实践中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南方季风气候夏热冬冷的特殊性，让人们意识到城市在夏季应加强自然通风，冬季则需抵御寒冷的冬季风，而构建城市通风廊道不仅有利于缓解城市夏季的热岛效应、减轻大气污染，还能减少冬季风的侵袭。当前城市风环境研究一般选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其可实现不同情境下的城市风环境模拟研究；但也存在短板，特别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等大尺度的设计方案初期，受计算机性能限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县城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规则建模的方法建立城市3D模型，并利用ArcGIS空间叠加构建城市空间封闭度综合评价模型。通过该方法计算出城市的潜在通风廊道，并与PHOENICS模拟的风速云图进行验证，结果基本吻合，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在设计初期阶段应考虑城市风环境变化，选择规则建模不仅有利于方案的快速建模，还能快捷构建规划方案的通风廊道；城市通风廊道的构建需要考虑多项城市要素，根据风道的不同作用空间在规划方案中构建了8条一级通风廊道和14条二级通风廊道，并比较PHOENICS的风速云图和综合评价结果，证明了由建筑、路网、水体、绿化系统所构建的廊道系统能较好地与通风廊道相重叠，并证明了风口、开敞空间、水域、道路和建筑的优化措施能有效改善规划方案的通风能力；对比单因子与多因子的评价结果，进一步论证了单一标准评价的局限性，而多因子评价更适合复杂的城市风环境；空间封闭度模型不仅考虑了地形高差，还考虑了建筑环境因子（天空开阔度、绝对粗糙度、迎风面积密度、平均高度、建筑密度），为城市通风廊道构建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有效的新方法，有利于城市的绿色低碳建设。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多源城市时空数据使得智慧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成为可能。文章以“生态优先、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构建一个总体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与数据应用框架，并以广州为案例，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4个维度，探究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如何赋能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监督。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应用于构建美丽国土空间，可提高“双评价”、“三区三线”划定的精确性、科学性；应用于存量空间治理，为空间功能优化配置、空间载体分类施策和提质增效提供科学依据；应用于人本化城市建设，助力城市空间需求差异性的深入挖掘，促进城市服务品质整体提升；应用于国土空间动态规划管理，通过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数据集成，为国土空间的监测、评估、预警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保障。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未来应建立规范化的数据渠道与应用标准、加强多源数据整合及“一张图”平台建设、充分吸收跨领域理论与技术，以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耦合情景框架下，结合以洪水风险规避为导向的城市扩张策略，模拟未来城市扩张空间格局，并对比多种情景下的洪泛区城市扩张水平以及年期望损失，以对不同策略下的灾损减缓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在SSP5-RCP8.5的自然扩张情景下，珠三角地区2080年的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为1 633 km²（相当于2021年广州、佛山和中山的建成区面积总和），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31.5%；洪水年预期损失达23 413亿元。若通过减排使未来发展为SSP2-RCP4.5的自然扩张情景，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059 km²（-35.1%），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9.8%；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14 165亿元（-39.5%）。若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加入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即在SSP5-RCP8.5的洪灾风险规避情景下，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358 km²（-16.8%），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6.2%；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20 010亿元（-14.5%）。从评估结果看，减排以及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可以有效减缓未来洪水风险。

采用CiteSpace计量分析和文献综述等方法，梳理与分析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相关研究已涉及区域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多个领域，受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关注。2）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研究对象从泛化的留学归国人才不断聚焦海归创业者、海归高管、海归教师等类型的留学归国人才，其影响领域由技术进步、科技创新逐渐转向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等，并进一步转向社会结构、社会认知等，各领域的研究逐步系统化。3）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主要源于海外经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国际社会资本，在回流区域相对欠发达的背景下，对区域创新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该影响呈现由区域、组织到个体的多尺度特征。

探讨改革开放近40年来深圳海岸线的变化有利于揭示其时空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可为岸线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文章筛选1979—2019年16景深圳区域Landsat遥感影像，基于遥感（R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进行岸线提取，在保证配准精度以及提取精度达到研究要求的基础上，对深圳岸线演变时空特征、速率及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40年间深圳海岸线长度呈现持续增加趋势，总长度增加41.52 km，平均每年增加1.04 km。其中，自然岸线总降幅达56.61%，人工岸线所占比例持续上升。2）海岸线类型主要由早期的粉砂淤泥质和砂质岸线向围垦养殖和工程建设岸线转变。3）海岸线变化经历了起始、加速和合理约束3个阶段，岸线扩张显著的地区分布在宝安国际机场、前海合作区、后海深圳湾、盐田区和龙岐湾近岸。西岸的岸线最高端点变化速率（EPR）达到422.19 m/a，出现在2004—2008年蛇口半岛的向海扩建时期；东岸的EPR最高达到449.65 m/a，出现在1994—1998年的盐田港开发建设期间。4）人类活动、特区政策和自然因素是深圳岸线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密切相关，阐释其增长的地方性动因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基于2015—2019年县级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甄别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特征。结果表明：1）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差异，发展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2）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驱动因子影响力具有显著空间特征，产业创新为首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呈现东高西低；政府投入为次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空间强度与经济基础一致，为西南高东北低；商业文化作用呈南高北低格局，作用强度较弱；3）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因子空间作用差异存在多组合特性，总体形成企业-消费者主导、政府-企业主导、政府-消费者主导的数字经济地域发展类型，本质是市场（消费者）与创新（企业）共同驱动，企业、市场拓展受消费者需求带动，政府承担规范市场角色。为此，数字经济赋能发展应充分重视欠发达地区在政府带领下育成生态、旅游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路径。

通过梳理中国铁路发展和投融资政治经济环境演化，试图分析不同阶段铁路建设与多层级国土空间发展的关系演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及融入全球化进程，铁路发展事权下移，中央和地方在铁路建设目标和利益导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决定了铁路投融资结构、线路安排和站点区位选择，影响了铁路发展的空间效应。新中国成立以来，铁路建设与国土空间发展关系可分为4个阶段：铁路建设适应国土空间发展（1949―1978年）、铁路建设滞后国土空间发展（1978―2004年）、铁路建设追随国土空间发展（2004―2013年）、铁路建设引领国土空间发展（2013年至今）。各时期铁路发展主体、建设模式及其空间效应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从建设普通铁路以满足区域物质运输、人口流动，到规划高铁来引领多尺度空间重构的发展趋势。近10多年来高铁建设成为铁路发展的主要形式，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导的国家骨干网为基础，推动国家级发展轴线与城市群建设；以省市政府为主导的城际网络为基础，推动都市圈和同城化发展的多层级格局。展望未来，高铁建设需要加强站点与城市空间的协同发展，提升高铁效应在不同尺度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空间协调发展。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解析城市隐形消费空间格局与影响因子是推动城市线上线下商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促进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文章以长沙市为例，以POI数据、高德开放平台商业信息数据为基础，在识别城市隐形消费空间的基础上，采用Getis-Ord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对互联网不同渗透程度的隐形消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长沙市隐形消费空间以体验型服务消费为主；2）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一主一副一带多中心”的结构形态；3）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流空间分布特征，向地块内部渗透，朝建筑内部纵向扩散，形成弱区位而非“无区位”的场所演化。其与非互联网渗透的传统隐形消费空间相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及较弱空间依赖性，其倾向聚集于商业氛围成熟、道路交通便利、租金性价比高、住宅区集中的区域。

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原住民这一旅游供役地权利人（弱势群体）的主位感知视角，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以洱海西岸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及参与正义维度3个维度共13个测量指标进行表征；2）村民对洱海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处于中立范畴；3）破解湖滨旅游地空间不正义症结，关键在于对湖泊及其湖滨区旅游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并通过建立向旅游经营者开征“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并经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在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与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通过对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Dota2国际邀请赛和CS：GO Major三大国际性电竞赛事中参与战队成员信息的采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索跨国电竞战队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引力模型方法从多维邻近性和国家属性2个维度揭示影响电竞赛事合作网络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全球电竞合作网络的空间演化总体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和低密度、弱关联、强动态性的网络特征，节点数量快速增多的同时网络密度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2）全球电竞合作网络呈现较为明显的社团化特征，5大社团规模差异悬殊且处于不断分裂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国电竞战队的网络中心性不断提升但尚未占据中心位置；3）社会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是推动电竞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而科研支出、电竞收入和电竞实力则是影响国家在电竞合作网络中重要性的关键要素。

广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下蜀黄土，是反映中国南方第四纪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重要载体。下蜀黄土地层记录的多个古土壤条带与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密切相关，然而古土壤形成的气候动力学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对长江中下游位于老山山麓的2处下蜀土剖面的239个样品的磁化率进行分析，并充分结合已有的下蜀黄土年代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研究，将2个新剖面与长江中下游广泛分布的下蜀黄土进行地层学比对，揭示了中更新世以来古土壤层的气候学意义。2个新剖面与已有研究的泰山新村剖面，在最近30万年发生的3个古土壤发生层（S1、S2和S3）上相对应，与镇江大港剖和江南老虎山剖面也十分相似，说明S1、S2和S3可作为下蜀土的标志层。基于地层磁化率与镇江大港剖面的比较，确立了地层年代控制点，进而分析古土壤层的厚度。结果显示，古土壤层厚接近甚至超过了下伏黄土。古土壤的沉积速率（6.2 cm/ka，n=19）大于黄土层（5.1 cm/ka，n=17）。这与中国北方黄土高原明显不同。结合已有对下蜀土的物源研究，古土壤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江搬运作用以及河漫滩堆积过程有关。通过Sadler沉积动力模型检验，古土壤与黄土层在冰期和间冰期尺度上沉积连续，物源贡献并未间断。经过沉积速率校正，近50万年以来磁化率校正值曲线清晰显示了地球轨道偏心率10万年周期。全球冰量在轨道尺度上的变化很可能是古土壤形成的关键控制因素。

以中日两国规划体系发展历程为背景，基于“发展”和“空间”两大视角，对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6点异同：1）中日两大湾区在近代工业化、城市制度构建和城市群规划体系建设等方面皆发挥了引领作用，但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面临的关联制度存在差异；2）地方分权下，东京湾区的部门机构设置及命名相对灵活，且通过“协议会”的形式进行综合性规划编制；除港澳外，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体系由发展类规划、国土空间类规划、城乡建设类规划三大板块构成，且主管部门的设置在形式上是整顿、明晰、上下一致的；3）纵向传导体系方面，东京湾区的中央级规划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但都县级规划比较自由，且上位规划不具有绝对强制性；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规划的上下位关系相对明晰，但区域级规划在执行时又具有一定弹性；4）横向协同体系上，东京湾区建立了两大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区域治理及规划编制的协调，规划对城市职能的定位弱化；粤港澳大湾区针对各类问题也建立了强度各异的合作机制，同时规划对城市功能进行定位的特征依旧明显；5）规划性质上，东京湾区的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已合并为综合规划，且空间规划部分具有明显的存量规划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则仍具有发展、空间、城乡的三维特征，处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过渡阶段；6）公众参与上，东京湾区已突破传统规划范式，开始涉及个人价值等微观领域，公众参与程度高；粤港澳大湾区近年不断丰富规划内容，在公众参与的机制建设和意识培养上也取得进步，但仍有提升空间。

闽江下游流域处于陆-海-气三者相互作用的场所，是对环境演变响应的敏感地带，是东南沿海考古研究的热点区域。探明古人类活动范围，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化，对理解和把握人地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GIS成本距离，生成各遗址点的不同成本面，结合遗址域理论和方法，综合分析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青铜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及土地利用格局，重建区域各时期的潜在人口规模。研究表明：新石器时期壳丘头文化至青铜时期黄土仑文化，闽江下游流域聚落遗址的遗址域面积，可获取土地面积及实际利用土地面积不断增多。随着文化发展进程的递进，区内史前人类对涉足地域内的土地利用强度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不同遗址间古人类的交流频率与之相反，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这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有关。重建结果显示，区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较大增幅出现在昙石山下层-昙石山和黄瓜山-黄土仑转换期，推断人口压力与文化演替有一定关系。

以广东省2012—2020年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发明专利数据为基础，利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等方法，将互联网化分为信息互联网化和应用互联网化2种互联网化类型，分析广东省企业互联网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企业的互联网化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高互联网化水平企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同时广东省企业的信息互联网化水平普遍高于应用互联网化水平；2）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在不同创新水平上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呈“U”型，并且互联网化可以通过改善研发投入的规模和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能有效降低负外部性；3）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化形式的创新驱动作用表现出不同特征，信息互联网化的创新影响见效快、成本低，且能有效改善研发投入，应用互联网化的运用成本较高，更适用于大型企业。

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的研究扩展到旅游情境下，对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进行了探索，以游客对地方餐饮品牌的评论文本为研究素材，借助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法，提炼出真实性具有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4个维度；通过量化研究证实了4个维度的合理性，并通过检验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维度与品牌认同、推荐意愿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验证其法则效度，结果表明：持续性维度是旅游者认可品牌的重要外部线索，但并不影响推荐意愿，而关联性维度对品牌推荐有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品牌认同，可信赖维度部分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独特性维度完全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在此基础上，将餐饮品牌真实性认知的3个层次的范畴统合起来，建立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电商村的快速发展。大源村地处广州城乡接合部，现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电商村之一。对大源电商村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挖掘城乡接合部数字产业的演化机理。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大源电商村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的网络演进和异议消除过程。结果表明，1）大源电商村经历了电商集聚、电商产业规范化和电商转型3个演进阶段，其网络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分别由传统电商商户、地方政府以及新兴电商商户为核心行动者引导形成；2）大源村由传统城中村发展为传统电商村，进而转型为新型电商村，这一过程体现了村庄发展中本地动员和全球参与的同时升级，提高了村庄的发展韧性；3）在异质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大源电商村的人才储备由匮乏走向充足，社会交往由隔离走向融合，营商管理由缺位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