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湾区治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构建包括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3个维度的湾区治理制度环境比较研究框架，运用文本/桌面分析法，系统总结了大湾区与旧金山和东京湾区的治理框架，比较分析了3个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研究认为，湾区治理的模式特征及其效果与由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构成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权力结构影响着治理的灵活弹性，粤港澳大湾区权力结构呈现非对称和碎片化特征，总体较为封闭集中，导致治理模式单一，始终以政府为主导；法律结构影响着治理的交易成本，粤港澳大湾区尚未形成统一高效的法律体系结构，导致治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较高；社会资本结构影响着治理的多元参与和湾区凝聚力，粤港澳大湾区正向社会资本相对薄弱，多元参与治理不足，湾区自下而上的凝聚力不强。最后建议大湾区治理宜从权力、法律和社会资本结构入手，探索三地各自优势下的制度空间灵活重构；在制度环境建设中，引导非政府主体稳定有序参与治理，以提升大湾区凝聚力；在保证中央和省政府的权威方针基础上，适时探索大湾区地方政府的放权自治。

“共享单车+地铁”的多模式组合出行被认为能较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大都市区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的建设和发展。以中国大都市区之一的深圳市为案例，基于ofo停车位置大数据挖掘“共享单车+地铁”的接驳使用，应用全局回归分析（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建成环境与“共享单车+地铁”接驳使用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揭示建成环境影响的空间性。研究发现，SGWR比GWR和OLS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建成环境对驶入接驳的影响，但SGWR并不适用于驶出接驳的建模。模型分析表明，建成环境对不同接驳类型（驶入和驶出接驳）的影响不尽相同，人口密度、主干道和进站客流3个正向因子以及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和交叉路口3 个负向因子对驶入接驳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差异；相比之下，办公用地、公园广场、公交站点以及出站客流在大部分地铁站点对于驶出接驳的影响表现出正相关，而居住用地、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及 CBD 距离则表现出负相关。

碳达峰碳中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域海岛可持续管理均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海南东南海岸带近年来因自然因素、人为干扰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碳汇功能明显下降。其生态质量的下降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的定位要求明显不符，基于碳储存的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亟需开展。文章以海南岛东南海岸带为例，基于InVEST模型的碳储存模块，结合研究区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估算研究区碳储量，划分“碳汇、碳源区”，评价其碳储存功能，识别近20年来研究区碳损失状况，明晰碳损失严重区域，划分生态修复功能区。结果表明：2000—2020年，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明显，林草地面积削减；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碳储量持续下降，20年降低了0.11 Gt；碳储量低的区域沿着海岸带环线向内陆延伸，万宁市区域单位栅格碳密度值最低，三亚市区域单位栅格碳密度降低最多；碳源区面积始终大于碳汇区面积，碳储存功能为差和极差的区域面积分别为39.84和27.31 km²，主要分布于北部万宁市和乐镇、南部蜈支洲岛上方、西南部三亚市右侧等区域；基于碳损失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级细分了自然修复区、人工辅助区、重建修复区和适度开发区，并针对性、差异化地提出包括退养还湿、岸线修复、湿地重建、加强监管等修复策略。

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团圆系统”配套制度建设。

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和建设者，其话语的国际传播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严重威胁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安全。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全社会亟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国际战疫共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基于地缘政治学与共同体的视角，笔者从科学内涵、历史演进和时代价值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理论解析；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国内抗疫实践、中国抗疫方案、西方抗疫实践方面，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抗疫中的应用，并论证其在传播与实践中的双重价值及困境问题；最后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后疫情时代治理与担当，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在诸如促进全球合作、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防止全球衰退、消除疫情次生衍生灾害、变革全球治理以及重构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通过对111篇国际SCI和SSCI期刊内陆港（Inland Port）文献的分析，结果发现：1）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内陆港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自2016年以来，文献数量增长迅速。研究者的地区分布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最多，研究主题多与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结合，表明内陆港已经成为交通运输体系和供应链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概念至今尚未统一。其概念探讨主要集中在不同地理背景下对内陆港功能和作用、与海港的便捷交通链接，以及随经济发展延伸出来的附加功能方面。2）内陆港的空间布局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供应链导向型布局和产业集群型布局，腹地经济基础、交通基础设施与地方政策因素等都影响内陆港的选址和布局。3）内陆港对区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城市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和就业以及降低能耗和减排、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产生持续的空间效应、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4）内陆港的运营和管制需要特别关注港口规划与各管理主体之间及其与管理制度的关系，以实现内陆港高效、持续、健康的发展。文章最后着眼于全球内陆港研究新趋势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对内陆港发展实践需求，指出未来内陆港研究需要重点关注概念再界定与评价实证、空间布局与规划、区域影响与港城关系研究、开发投资与潜在效益之间的风险关系研究等方面。

选取新加坡和深圳的3个城中村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文化身份的理论视角切入，剖析移民城市的城中村更新的文化塑造过程；指出要理解文化身份的内涵与本质，需要理解地方蕴含的全球性与在地性、过去与现在这两组关系。在解读宏观文化政策的内在政治和经济推动力的基础上，基于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资料，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比较探讨典型移民城市城中村的更新模式、政策机制及社会影响。结果发现，2座城市在对待文化身份尤其是移民文化的态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更新效果。新加坡案例以实际生活在此的移民群体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塑造地方特色，并提供公屋政策支持，因而能够在发展展示经济的同时保有社区的延续性。深圳案例则是人为选择和指定某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作为特色加以强调，发展文化旅游经济，这种方式塑造的文化身份与原有社区和住民的关系不大，最终导致地区的高档化，使得大部分移民群体被驱逐、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研究认为，文化身份的选定本质上是对文化资本的使用，代表的是城中村更新主导方的价值取向。而身份认同在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代表了群体对城市空间的社会权利。因此，文化导向的城中村更新应从当地社区居民的角度出发，关注其长期积淀的社会关系和特定人群需求，而非物质空间的表面意向，才能实现更为公正、包容且可持续的城市复兴。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

红树林是一种高效率的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准确估算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对研究碳循环和气候变化十分重要，获取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将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遥感技术便捷高效、观测范围广，能够服务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监测。文章使用基于GEDI星载激光雷达反演的森林冠层高度数据和基于异速生长原理构建的红树林“树高-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估算2019年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进而分析其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2019年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总量和均值分别约为1 974 827 t和73.0 t/hm²；红树林分布的各省份（地区）的地上生物量均值在53.3~92.1 t/hm²，其中海南省的红树林地上生物量均值最高，达到92.1 t/hm²；中国红树林地上生物量的累积和分布受纬度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能够为后续红树林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核算提供数据基础和技术参考，也将有助于中国沿海红树林生态恢复和保护措施的制定，以及控制碳排政策的出台实施。

“遗产时代”已经开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探索，学界积累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然而，富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地理学对该话题的关注和贡献仍有待提高，文章希望从实践回顾、话题梳理、国家战略推进等3个方面促进地理学者为建构非遗跨学科研究体系贡献力量。首先，从“非遗”概念的诞生以及民间文化的复苏入手，回顾了中国历年有关非遗的保护实践，总结出非遗研究的“特性与意义的构建”“传承与制度的反思”和“开发与社区能动性”3个重点议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积极借鉴西方批判性遗产研究学术成果上所着力构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非遗研究体系。其后，将非遗放置在乡村振兴、城市发展和文化强国3个国家战略中给予考量，指出非遗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已被纳入到国家政治和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最后，在总结归纳非遗研究话题与进展的基础上，对地理学在非遗领域可以开展的工作进行讨论，以期启发和深化相关研究。

文章反思了当代消费现实，将品牌原产地文化与在地消费文化作为品牌资产前置因素创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已有的跨地方餐饮品牌重塑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拓展，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品牌重塑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品牌资产的持续提升促成了品牌跨地方的重塑过程。原产地形象对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和感知质量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地消费文化只影响品牌知名度，对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度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地消费文化可以通过品牌知名度作用于感知质量，影响品牌忠诚度，而后决定购买意愿。跨地方品牌重塑的案例实践说明当代饮食消费主义的务实性回归。虽然原产地形象的光环效应仍然存在，但是良好的品牌质量感知成为顾客品牌忠诚度和购买意愿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城中村更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拆迁重建，另一种是就地整改；两种方式均难以满足城市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成为制约城市更新进程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引入可持续性科学理论，并借鉴管理学中“对象-主体-过程”的三维分析框架，以社区及单个项目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构建了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模式的研究框架。该模式强调：在对象维度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多目标可持续发展；在过程维度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合作治理。通过长沙后湖黄鹤村政府总体统筹、企业承包、村社筹房协作的多方合作更新模式的实证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迁而不拆+整体开发+综合整治”的更新路径进行了评析。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式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保护村落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不涉及农民自建房产权性质的变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在更新过程中所涉及的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化、农民生计风险等历史遗留问题。本研究是一次运用可持续性科学理论解读城市更新实践的尝试，为促进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提供一种新思路，可为中国城中村更新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

以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的研究数据为基础，运用地学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东南亚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及其参与组织的社会网络关联解析，得出以下结论：1）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波动增长，在空间上表现为明显的集聚性，由2000－2013年的两极集聚中心转变为2014－2018年的三级集聚中心。2）东南亚恐怖主义组织众多，恐怖组织类型复杂，各恐怖组织及独狼型恐怖主义之间通过情报、资源及人员交流等方式进行联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跨地区恐怖组织网络；以伊斯兰祈祷团（JI）为代表的东南亚恐怖组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利用域外组织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横跨多国、分工明确的4M活动网络，并利用此活动网络进行资金筹集、人员培训、策划活动等。3）东南亚恐怖主义迅速发展有其深层次原因，既有地区内部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又有区域外恐怖主义势力的干预。

饮食符号是旅游目的地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方特色饮食为基础的旅游餐饮也是旅游地的重要经济活动。文章以阳朔啤酒鱼为例，分析旅游地饮食符号经济的特点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地饮食符号的形成既是对地方特色的营销与建构，也是特定饮食产品生产与消费集聚的路径依赖结果。2）从饮食生产的角度，就地取材、利润高、制作工艺简单等特点使啤酒鱼餐饮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地发展；从饮食消费的角度，啤酒鱼既具有地方特色又能够被大众口味所接受，同时满足游客的符号性和支持性的餐饮体验。3）消费性服务业的集聚能够营造良好的氛围并产生累积吸引力，使得啤酒鱼的营销成本更低、销量更高，从而形成正反馈机制。

利用文献收集和数据整合的方法，对广东省不同红树林群落和地区的碳储量及碳埋藏速率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广东省红树林的面积为9 106.21 hm²，土壤碳储量为1 542.02 Gg C，土壤碳密度为0.23 Gg C/hm²。广东省内红海榄（Rhizophora stylosa）和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群落的土壤碳密度最高，分别是0.27和0.23 Gg C/hm²，而秋茄（Kandelia candel）群落土壤碳密度最低，仅为0.13 Gg C/hm²。广东13个沿海地市的红树林土壤碳储量按大小顺序为湛江（894.5 Gg C）>阳江（195.4 Gg C）>江门（97.7 Gg C）>珠海（91.0 Gg C）>茂名（59.6 Gg C）>汕头（51.4 Gg C）>中山（49.2 Gg C）>惠州（36.1 Gg C）>广州（35.1 Gg C）>深圳（18.3 Gg C）>汕尾（10.8 Gg C）>东莞（2.8 Gg C）>潮州（0.11 Gg C）。基于²¹⁰Pb测年法，广东省各地区红树林的平均沉积速率为13.5 mm/a，淇澳岛的沉积速率最高，为31.5 mm/a；其次是镇海湾16.5 mm/a，深圳福田15.9 mm/a；雷州湾的沉积速率最低，仅为7.3 mm/a。碳埋藏能力方面，广东省碳埋藏能力约为19.72 Gg C/a，其中雷州半岛的碳埋藏能力最高为6.05 Gg C/a，而深圳福田的碳埋藏能力最低，仅为0.66 Gg C/a。综上，目前广东省红树林碳储量相对较低，但具有较高的固碳潜力，加强对当地红树林的保护和重建，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红树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以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数据来源，借助情感挖掘、语义网络分析以及扎根理论等方法探究食物景观对社会记忆的表征内容和塑造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从情感分析结果来看，个体对食物景观的情感倾向总体呈现积极趋势，不同年龄、复杂的社会经历以及多元的社会角色是影响个体情感变化的重要因素，人们的情感认同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框定了社会记忆的发展方向；2）从个体对食物景观的认知诉求来看，食物味道、饮食文化以及家庭环境是个体内心最深刻的记忆点，人们通过各种与之相关的身体实践和仪式风俗构筑记忆空间；3）食物景观对社会记忆的表征内容具体区分为环境性记忆、功能性记忆和情感性记忆。其中，环境性记忆起基础性作用，功能性记忆是最主要的表征维度，情感性记忆占据主导地位，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石芝珊瑚（Fungiidae）作为珊瑚礁生态系统框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以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独特的移动性和对环境变化的强适应性，在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稳定中起重要作用。文章综述了国内外对石芝珊瑚的研究进展，包括：1）物种多样性；石芝珊瑚可起源于白垩纪中期，现共有17属、约55种，具有多样化的进化分歧与丰富的物种多样性。2）生活史（繁殖、营养模式、生长发育与移动性）；石芝珊瑚具备独特的生活史策略，双向性别转换（bidirectional sex conversion）可增强石芝珊瑚种群的繁殖成功率与环境适应性，而成体移动性（adult mobility）则能够有效拓宽石芝珊瑚生态位，并提高其种群的竞争力与恢复力。3）空间分布模式（跨大陆架分布、珊瑚礁地貌带分布与纬向分布）及影响因素；石芝珊瑚是全球性的珊瑚物种，其能够在岩石、沙地、淤泥等多样化的生境中存活，具有广阔的生物地理分布范围。基于目前石芝珊瑚的研究进展，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1）基于形态学与分子分类，厘定南海石芝珊瑚科的谱系，阐明南海石芝珊瑚物种多样性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2）依托宏观生态调查，揭示石芝珊瑚在南海不同纬度、岛礁、地貌带的分布特征与优势类型；3）利用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方法，从南海石芝珊瑚种群历史动态与遗传联通性的角度探讨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深汕特别合作区是莲花山断裂带的主要展布区，2条大型韧性剪切带从深汕区南北两侧穿过。2015年以来，区内韧性剪切带内（简称“带内”）产生了大量的浅表滑塌，发生密度远高于周边山体。因为深汕特别合作区地质灾害风险区划的需要，有必要查明带内浅层滑塌的特征与分布规律，分析其成因机制，预测其发展变化趋势。文章通过地面调查与遥感解译，查明了带内浅层滑塌的单体规模为小型，滑塌主要沿基岩面产生，滑塌体主要是土体与全风化岩体；利用信息量模型分析浅层滑塌规律，得出滑塌密度与韧性变形程度（强烈→中等→弱）、距脆性断裂的距离（近→远）、地形坡度（高→低）呈正相关，其分布密度与地貌单元、坡向、原岩类型、斜坡类型也有较强的关联。结合区域地质、勘探、气象等资料，分析得出带内浅层滑塌是在以剪切为主的多期构造作用影响形成的较弱本底条件下，在山区地块现今缓慢上升的背景下，在台风迭加暴雨的诱发下产生的，其发展变化具有迁移性、自愈性、扩展性的特点；带内斜坡在经历了2015年“彩虹”台风期间普遍性滑塌事件后，产生浅层破坏的敏感性下降，需要较长时间孕育才能进入下一次爆发期。

从防灾减灾角度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社会脆弱性，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策略。首先，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定量评价模型，计算珠三角城市群社会脆弱性指数，分析各城市社会脆弱性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韧性视角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2010—2020年，各大城市的人口脆弱性增加，经济脆弱性呈先增后减趋势，基础设施脆弱性增加，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降低，社会脆弱性呈先增后降趋势；广州、珠海和深圳社会脆弱性相对较低，肇庆和江门相对较高；经济脆弱性和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是影响整个城市群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应从科学制订城市空间规划、开展城市韧性水平科学评估、推进城市韧性系统建设、促进蓝/绿/灰防灾基础设施融合、构建城市群防灾韧性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升韧性城市建设，以整体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城市韧性水平。

为充分把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的行为变化，利用网络游记，基于旅游进展的时间逻辑构建乡村旅游行为模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浙江省乡村旅游者的行为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行为包括行为动机、体验行为、评价感悟行为3个阶段，其框架可从行为时间、行为环节、行为内容、行为层次4个方面组织；2）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乡村旅游造成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下催生出包括疫情压抑反弹、逃离疫情阴霾、门票特价诱惑、寻求安全区域、出行时间限制和出行空间限制在内的六大新兴乡村旅游动机；3）旅游实际体验中，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游客体验行为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体现在交通选择行为、拥挤感知程度、消费行为、管理体验行为上，景区游客数量、景区管理措施、景区消费场所的改变能相应地影响旅游者行为；4）疫情下出行需求与现实矛盾激烈影响旅游者的情感，游客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

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珞珈一号辐射亮度数据和高精度土地类型数据融合，在区县级行政区划上构建分区逐步回归模型，获得大湾区2020年500 m人口格网数据并进行精度验证，从人口数量和密度、空间方向性和空间集聚分散等角度分析2020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与土地类型数据的融合提高了人口空间化精度；2）大湾区人口数量与密度具有高度协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存在五大人口集聚区，分别是广州天河、越秀、海珠、荔湾和白云西南部组成的集聚区；东莞内部环形集聚区；深圳西、中和北部集聚区；港澳集聚区和肇庆端州集聚区，边缘城市人口稀疏；3）人口分布沿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方向性显著，说明经济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人口集聚特征明显，68%的人口分布聚集在27.64%空间范围内，人口热点区位于东莞、深圳和香港一带，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肇庆和江门内部。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