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研究进展，可深化生态空间研究的系统性认知，揭示生态空间研究如何从孤立保护走向系统治理，进而为国土空间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文章基于“三生”协同视角，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借助CiteSpace分析2000—2024年国内外相关研究热点，结合传统综述方法，梳理其研究进展，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国内外发文量增幅相异但趋势相似，研究重心从单一的生态空间识别逐渐转向多功能生态空间的集成管理；2）生态空间内涵呈现从格局认知到功能统筹、人地协同的演变趋势，但关于协同机制缺少系统研究，未能有效缓解空间功能冲突；3）生态空间的研究方法持续优化，从要素、功能、过程和人地关系维度推动了生态空间研究体系的不断完善，然而多源数据异质性导致动态监测和多尺度分析存在一定均值误差；4）生态空间优化研究强调“三生”空间统筹，通过刚弹结合调控逻辑，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推动生态功能向生产、生活价值转化，但在复杂人地系统的应用中，统筹生态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动态建模仍需优化。未来应聚焦多源数据融合处理、人地系统互馈模拟及智能决策平台构建，强化生态空间保护修复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度衔接，为协同区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正深入推进，野生动物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关系成为实现绿色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议题。然而，保护政策的严格实施与社区发展诉求之间呈现出显著张力。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引发的人兽冲突加剧，而社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亦可能对栖息地造成干扰，导致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益凸显。为回应这一现实困境，汇聚了地理学、管理学、风景园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从自然解决方案、超越人类视角、空间正义、多物种伦理等理论维度，系统剖析自然保护地内人兽冲突的成因、互动机制与治理路径。通过山西华北豹、祁连山荒漠猫、广西北海布氏鲸、亚洲象国家公园、朱鹮保护等典型案例，揭示了从传统生计冲突到新兴业态调适的渐进式空间互动谱系，并指出当前治理中存在的权利失衡、补偿机制错配与参与不足等结构性困境。保护地治理应从“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社会-生态系统治理”，通过构建差异化协调机制、创新生态补偿与社区共管模式、融入科技赋能与地方性知识，在空间正义与多物种共生的框架下探索协同路径，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高质量建设与乡村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文章以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为引导，从融合的基础设施、社会主体、外部环境及成效构建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测度分析2012—2022年中国31省市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呈“星星之火”全域发展趋势，但发展水平较低，仅上海、北京、四川、安徽4省市处于“双高”状态；区域融合水平由高到低呈“东中西，南中北”过渡性特征，且地区间显现“追赶效应”；2）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主要差异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中西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间差异显著；3）整体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较为稳定，表现出4类“俱乐部趋同”现象，其中“低水平”“高水平”趋同明显，存在“马太效应”；不同区域存在稳定性差异，向邻近类型转移概率大于非邻近类型概率，一般不会出现跨类型跃升。

探测城中村内部用地结构有助于把握城中村的空间发育特征。文章通过选取广州市5个城中村，采用基于功能导向的城中村内部用地分类体系，调查了5个城中村内部的用地特征及其结构差异。结果表明，1）土地分类体系能清晰地测算城中村内部用地的功能特征，5个城中村内部用地结构呈现较明显的空间梯度变化。2）城中村内部用地以生活功能为主导，越靠近城市中心表现越突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潜在功能则与之相反。3）城市经济活动对城中村内部用地空间结构的影响明显，居住用地细小破碎，集中于城中村中心区域，空间排列密集，是城中村最重要的用地类型；商业用地相对规整且面积大，多临街分布，多形成经济活跃地块的热点区。4）城中村在城市空间中的发育处于发展非正规经济下多方因素的竞争态势，越靠近城市中心，形成时间越长，城中村内部用地的空间重构难度越大。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期，生态保护与人类福祉的协同优化成为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关键命题。文章以广东省为典型区域，综合运用InVEST模型、修正通用水土流失方程（RUSLE）和光能利用率模型（CASA）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构建人类福祉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揭示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呈整体下降趋势，固碳服务衰退显著，平均固碳量下降了11.31%；空间异质性呈现“北高南低”格局，珠三角城市群生态退化与粤北生态屏障形成鲜明对比，而人类福祉受创新驱动持续提升；2）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转向良好协调，但广佛地区核心城区仍呈“经济-生态”失衡特征，粤北山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人地系统的良性共振发展特点；3）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子呈现阶段性演进特征：快速城市化阶段主要受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高质量发展阶段则转向土地集约利用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且影响因子间为交互非线性增强的复杂关系。研究为经济发达地区破解人地系统冲突，优化国土空间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盗掘古墓葬犯罪严重威胁文化遗产安全，亟需精准有效的防控策略。为契合基层网格化治理需求，文章以B市“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深入分析了该犯罪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揭示，盗掘古墓葬犯罪在空间上呈现“广域覆盖、局部集聚”的特征：虽有超过4成乡镇有过发案记录，但高发乡镇（占比不足20%）则集中于文物富集的中、东部地区。宏观层面的核密度分析显示犯罪热点邻近文保单位密集区，而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SHAP）的微观分析进一步发现，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避开防控较好的文保单位核心区域、转向选择周边田野中防护薄弱目标的倾向。具体而言，犯罪目标选择受到低人口密度、地理偏远及交通不便等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水域分布对犯罪有显著抑制作用，农田与森林影响不明显，且公安机关与文物局的地理位置分布对犯罪目标选择的影响有限。文章进一步运用SHAP分析改进了脆弱性区域指数方法，据此绘制的乡镇级防控脆弱性地图可直接服务于网格化治理，为提升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效能提供科学支撑。

虚拟城市空间作为电子游戏的核心组成，探索其与现实城市场景的互动路径，思考面向该互动情况的规划启示，对数字时代城乡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原神》《模拟城市》等典型游戏案例，发现虚拟城市与现实空间的交互呈环状路径，现实→虚拟→现实过程历经感知、再组织、再认识、反馈4个阶段，其中感知、再组织阶段对应城市意象理论；再认识、反馈阶段在规划教学实践中被广泛讨论；从规划视角出发，建议构筑人居环境学者与游戏设计师的交流桥梁，探索在游戏世界中传播建成环境内涵的新路径，同时结合游戏强互动性、高参与性特点，提升市民对城市动态系统的再认识，打造基于游戏平台的参与式规划路径，实现规划多主体参与的目标。

国民对儿童教育与健康成长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父母+儿童”“母亲+儿童”等组合已成为亲子旅游的主要形式。然而关于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研究尚未得到关注和深入探讨。对此，文章采用复杂网络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以成都为研究区域，旅游景区为节点，分析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网络具有显著的等级层次性，武侯祠、锦里、宽窄巷子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2）不同群体类型亲子旅游流网络总体较为松散，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其中，“父母+儿童”旅游流网络的小世界特征最为明显；3）各个群体类型亲子旅游流网络社团发育程度偏低，属于弱社团结构；4）旅游资源集聚度、旅游知名度是亲子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父亲+儿童”旅游流网络结构受旅游资源集聚度的影响最大，“父母+儿童”旅游流网络结构受旅游知名度的影响最大。最后，文章从构建多元化旅游线路体系、打造亲子旅游集聚区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与建设，近些年中国对非洲投资持续增多，贸易规模不断提升。然而，非洲武装冲突事件频发，其已成为威胁中国在非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风险，因而亟待加以防范与应对。文章基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ACLED），采用核密度分析、热点分析法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了1997—2024年间非洲武装冲突事件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其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现阶段，非洲武装冲突主要集中于苏丹、肯尼亚、索马里、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以及刚果（金）东部、摩洛哥、突尼斯等地区，构成多点并发的格局。2）1997—202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空间布局呈现从“多点分散”向“相对集聚”转变趋势。3）非洲地区涉中国武装冲突事件在非洲武装冲突形势严峻的地区之上进一步集聚，且波及范围有所扩大。在刚果（金）、肯尼亚、布隆迪、索马里和乌干达等热点投资国，频发的武装冲突已对中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冲突活跃国家的投资规模有限，但由于当地冲突形势严峻，相关投资项目面临突出的安全风险。长期来看，若非洲地区武装冲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将动摇中国投资信心，导致海外布局收缩、投资项目延缓等，进而阻碍“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建设。

在加速社会中，城市青年对疗愈景观的需求更为凸显。文章以广州社区中的一处疗愈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解读这处景观的疗愈性构建过程与城市青年的感知。结果发现为：1）景观的疗愈性产生于共栖共生的认识论。栖居视角认为人文和自然并不是二分的，人与自然互动并在时间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变化是栖居意义的重要认识论立场。在疗愈景观构建与感知过程中，这种立场贯彻始终。2）身心实践与景观时间性共同构建与感知疗愈景观。具身心灵与具心身体是英格尔德对栖居实践二位一体的解读。这种融合身心的实践活动是疗愈景观得以构建与感知的关键，栖居意义在身心合一、并与环境互动的实践中产生。景观时间性中的任务场景促进城市青年在与人与物的共鸣中获得疗愈性。城市青年不是疗愈景观被动感知的对象，他们在认识上与实践上都主动参与，是疗愈景观的共同构建者。基于共栖认识论与共建实践，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将认识论与时间性纳入疗愈景观讨论中，打破“被动”疗愈，以更互动的角度解读城市青年抵抗异化的积极行动。

沙地作为一种特殊的风沙地貌类型，兼具景观多样性与生态敏感性，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具有重要潜力。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内陆沙地，对海岸沙地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系统性评估仍较薄弱，尤其在区域异质性识别、主控因子筛选与模糊信息处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为此，文章以福建平潭岛5个典型海岸沙地为研究对象，从资源要素价值、环境条件与开发条件3个维度构建包含25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要素价值是影响潜力分异的主导维度（权重达0.620 9），其中沙地规模、沙丘类型丰富度与沙滩舒适度为关键因子。2）坛南湾与长江澳岸段因沙地规模较大、沙丘类型丰富且沙滩舒适度高，被评为一级开发潜力；流水镇和山岐澳分别受限于沙丘地规模不足和沙丘类型单一，被评为三级开发潜力；白犬山因资源禀赋较弱，被评为四级开发潜力。3）评价结果揭示了“资源驱动—环境保障—开发制约”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差异化开发策略。文章在理论上完善了海岸沙地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可为中国海岸沙地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分区管理提供依据。

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依据地理哲学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整体规律、思想启发以及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哲学是支撑地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底色，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2）在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地理学以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总是在实践中动态存在，探索实践中的动力和过程，更能理解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对地理学阶段性差异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才能体现地理哲学的有效功用和终极诉求。3）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复杂发展和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具有融合不同时空维度智慧的综合性眼光，并根据时代变化与诉求，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极推动地理哲学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缅甸是中国重要的周边邻国，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家。在新冠疫情导致中缅边境封控之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依旧突飞猛进。然而这种态势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依然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首选。这显然是对缅甸自2000年以来的国别地缘环境变化理解不足。文章借助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通过阐述缅甸基本国情、主要关系与矛盾，揭示在内外因素跨尺度、多领域、多元地缘体互动等共同作用下缅甸地缘环境的演变，即2000—2010年外压内稳和2011—2021年外斗内乱。缅甸整体地缘环境变化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地缘环境视角论证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战略定位。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新认识，且为大力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民族地理学发展的简要回顾和近30年民族理论探讨地理取向的梳理表明：1）中国民族地理学发展存在由“显学”逐渐演变为“显而不扬”学术领域的过程；2）当代地理色彩浓厚的民族理论探讨强调了“地理”于民族发展、整合、认同的意义，但对“地理”的理解复杂多样，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民族地理理论探讨方向；3）作为独立学术领域的狭义民族地理学，仍然缺乏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结合现当代地理学思想，地理学介入民族理论探讨有望增强民族地理学领域整体性、促进地理学学科间融合。其现实路径包括：1）以“国家-区域-地方”尺度框架来整合广义民族地理学理论体系；2）以自然、社会、人文3个学科传统来对接民族阐释维度，形成“自然-社会-人文”民族阐释体系；3）在狭义理论层面，聚焦强调联系性、流动性、转换性的地理性民族理论探讨，从而增强民族的地理性理解，而不仅是地理的解释。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探究城际出行网络的时间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对推动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分工协同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利用PPML（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重力模型和交互项检验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城际出行网络特征，并挖掘城际出行时间异质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际出行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工作日城际出行强度最低，周末倾向短途出行，节假日城际出行强度最高的特点；2）城际出行受到推拉力和中间障碍的影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个体出行诱因等推拉力要素对城际出行具有促进作用，出行成本和行政文化壁垒等中间障碍因素对城际出行具有阻碍作用，推拉要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时段具有差异性。

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竞争力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以及对车外环境和替代出行方式关注不足等问题，文章通过出行链视角，结合武汉市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和街景数据，利用百度地图模拟出行路径，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全面分析了出发地、目的地和车外路段建成环境对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细化出行阶段并考虑替代小汽车的公交出行方式，可增强分析深度和模型精度；2）建成环境是影响2种交通方式选择倾向的关键因素，其中车外环境与出发地、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同等重要；建成环境因素与交通方式选择倾向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部分因素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影响有所差异；3）建成环境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可分为弹性调整、有限支撑和直接驱动3种类型。

文章从理论上辨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范围，并围绕海南环岛高铁展开实证研究，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揭示了不同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结果表明：1）海南环岛高铁各站点建设运营后，其周边建设用地均出现了扩张；2）海南环岛高铁24个站点中有20个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集中在0.5~3.5 km内，且该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主要呈现“高铁―主城区”“高铁―城镇中心”“高铁―旅游景区”3种方向；3）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强度差异主要与高铁站点自身属性以及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呈“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所处区位条件>高铁站点自身属性>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手机信令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获取成本低、时空精度较高、稳定实时追踪等优势，能够有效识别大规模人群的空间活动和出行特征，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交通大数据类型之一。文章在手机信令数据的分类和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在职住空间关系和交通出行行为研究中的技术应用，随后结合上述应用成果和已有文献对其在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和场景进行了探讨，最后总结了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出行行为和交通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框架、应用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研究内容与技术创新方向。目前，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空间领域中的应用包括职住地识别、职住关系和通勤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在出行行为领域中的应用包括驻留-出行识别、出行方式和路径识别，以及人群移动普适规律解析。以上技术应用能够有效服务交通碳排放领域研究，为交通碳排放测算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居民出行行为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关注长时序动态追踪、大范围对比分析以及人口和交通新现象研究，并注重多源数据的融合、传统方法与机器学习的结合以及数字孪生模型的构建。

基于高速公路交通客流数据，采用社会网络与GIS空间分析法，以客流联系视角探讨重庆市与毗邻地区的城镇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重庆中心城区为网络的绝对核心，长寿、江津、璧山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涪陵、璧山、长寿在网络中通达性明显，涪陵、黔江、江津、万州的中介作用突出；2）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客流网络呈现三级轴线联系，整体网络呈现明显的放射性特征，部分地区联系突破省级行政边界，网络层级按照“4+15+18”分布；3）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凝聚子群表现出高度的地理邻近性，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未来重庆中心城区需进一步加强与四川东部地级市的辐射能力与交通联系，进一步培育与成都双城联系的发展轴，在远期发展中考虑纳入遵义市等地区更好融入重庆都市圈。

文章基于公交IC刷卡数据，构建收入法模型评估厦门市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客流换乘的时间成本，与政策规定所减免的费用进行对比，根据乘客的换乘时间评估换乘优惠政策实施后乘客出行的整体效益，将换乘客流划分为换乘零成本客流、换乘额外费用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成本客流、换乘额外时间+费用成本客流4类，并从站点、线路、交通小区、OD点密度、通勤与非通勤5方面分析了各类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站点以岳阳小区为中心的区域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线路以24路为主聚集大量不同类型的客流；交通小区以地铁及岛内BRT线路周边的交通小区聚集大量不同类型客流；OD点密度以轨道一号线各站点和BRT各站点作为起点或讫点，聚集大量换乘客流；通勤时各类客流的活动范围较小，跨距较短，跨岛客流相对较少，非通勤时客流呈较明显的跨岛趋势，且跨距普遍较长。文章量化乘客的换乘时间成本以直观反映换乘的实际损耗，为进一步提升公交用户体验，降低乘客出行成本，制定科学有效的换乘优惠政策提供依据。

文章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乡镇街道尺度的流空间视角，利用网约车出发地―目的地（OD）出行数据等多源数据，结合复杂网络模型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网约车流的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依赖性和层级特征，网络关联强度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耦合；2）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形成南部发展均衡性高，北部单点发展能力强的格局；3）长三角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在乡镇街道与城市尺度上呈一定差异，部分交通网络中的高层级乡镇街道在城市层面未能充分发挥带动作用；4）乡镇街道间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活力、城市建设水平、行政区划归属和地理区位差异对乡镇街道间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行政区划归属差异影响最重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增强了城市间通达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文章从高铁网络通达性切入，采用最短出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通达性指数、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铁网络通达格局演化与其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高铁网络提高城市通达性水平，缩小城市间通达水平差距，弱化圈层结构，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高铁网络产生显著的时空收敛效应，核心与边缘城市的时空收敛效应表现为不同模式，边缘城市2 h等时圈面积变化更显著；3）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使区域经济联系强化，非核心城市吸引力水平差距减小，但各要素趋向核心城市聚集，双核现象增强；4）邻地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会促进本地第三产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邻地第三产业经济水平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发展，呈现虹吸效应，说明成渝地区发展处于虹吸阶段。

以马来西亚新山国际城为例，基于推拉理论，分析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的动机对旅居体验、旅游体验和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第二居所群体不同，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的旅游和旅居体验以及美好生活的实现主要受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推力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在所有拉力因素中，目的地国家的自然旅游环境、文化生活氛围、基础服务设施和经济因素对旅游体验和旅居体验都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如物价和生活成本）有影响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跨国第二居所群体在马来西亚旅游和旅居的体验都会显著影响其总体生活满意度，且旅居体验更为重要。

在不确定性成为交通运行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在抑制风险的前提下，提升城际出行韧性，掌握需求侧城际出行波动的时空格局对韧性交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界定了城际出行韧性内涵，基于长时间序列城际出行数据和扰动事件一般属性构建了城际出行韧性测度模型，并以COVID-19扰动为案例，揭示了COVID-19三年以来的城际出行适应性格局与韧性时空格局规律。研究表明：1）兼顾季节性与节假日趋势所构建的城际出行韧性评估方法可以很好地揭示扰动事件影响下的城际出行波动时空格局。2）COVID-19疫情对城际出行的影响程度表现为全国大流行高峰期>奥密克戎高峰期>多点波动高峰期。城际出行强度随距离增加呈线性衰减趋势，每增加50 km的距离，3个阶段的城际出行分别要多损失0.86、1.03、1.15个百分点。3）全国大流行、多点波动和奥密克戎3个阶段居民城际出行平均距离分别缩短了52.55、65.31、105.16 km。4）城际出行韧性呈现多点波动时期＞奥密克戎暴发时期＞全国大流行时期，在时序上表现出城际出行韧性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3阶段的城际出行韧性在空间上亦明显呈现出差异化空间分异和区域集聚特征。

地铁重塑了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拓展了他们接触各类资源的机会。然而，现有文献往往忽略地铁所带来的资源接触机会拓展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文章以“15 min生活圈”概念为基础，以成都市为案例地，采用网络分析对居民的活动空间进行划定，将资源配置划分为邻里层面和跨区域层面，并构建极限梯度提升（XGBoost）模型，分析地铁可达性特征、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1）最近地铁站接近中心性对住宅价格贡献率达14.26%，成为住宅价格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2）邻里层面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的贡献率分别为34.60%和19.55%，表明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但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地铁可达性特征、邻里层面资源配置和跨区域层面资源配置与住宅价格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不同层面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呈现不同的趋势。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

以海南热带雨林地区3种典型林分——橡胶林、原始林和次生林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其凋落物储量、持水量、持水率及凋落物吸水速率，探究热带雨林不同林分凋落物储量及持水特性。结果表明：1）原始林的凋落物储量（2.791 t/hm²）最大，显著高于次生林（2.077 t/hm²）和橡胶林（1.660 t/hm²，P<0.05）。2）对于凋落物持水量和持水率，原始林和次生林均随着浸水时间的变化而增大，原始林的凋落物持水量和持水率高于次生林，随后趋于相对平稳，而橡胶林凋落物持水量和持水率随着浸水时间无明显趋势。整体而言，各林分凋落物吸水速率与浸水时间之间的关系呈较好的幂函数关系。3种林型最大持水量表现为：原始林（8.041 t/hm²）>次生林（6.251 t/hm²）>橡胶林（4.896 t/hm²）；3）对于吸水速率和失水速率而言，失水率表现为：橡胶林>次生林>原始林；最大失水量表现为原始林（5.225 t/hm²）＞次生林（4.626 t/hm²）＞橡胶林（4.079 t/hm²），而最大失水率表现为：橡胶林（246.319%）＞次生林（222.649%）＞原始林（189.748%）；4）因原始林凋落物储量最大，其最大拦蓄量和有效拦蓄量均表现为原始林＞次生林＞橡胶林；最大拦蓄率和有效拦蓄率均表现为原始林≈橡胶林＞次生林。综上，不同林分凋落物储量和持水性存在显著差异，原始林凋落物相比于其他2种林分具有较高凋落物储量和凋落物持水量以及较低的失去率，表明热带原始林凋落物的累积对于调节森林水量和减弱地表径流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