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传统地理教学中抽象概念可视化难、高风险/高成本实践受限等核心挑战，文章构建了基于AIGC与元宇宙协同的“场景沉浸—智能引导—评估优化”闭环实验教学模式。为验证该模式的有效性，以“危岩体空间信息采集与风险评估”实验为例，开展准实验研究。通过实验成绩、学习行为数据、系统日志等多维度数据，对传统教学模式与“AIGC+元宇宙”协同模式的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AIGC+元宇宙”组在空间分析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综合任务能力等核心能力指标上均取得明显提升，其中测量精度平均分提升28.57%，操作规范性平均分提升12.5%，综合成绩平均分提升11.25%。研究证实，该协同模式通过沉浸式场景与智能反馈机制，有效地破解了传统教学的核心矛盾，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能力赋能”的范式转型。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提升地理教育教学效率、拓宽知识传递渠道的同时，亦对传统教学模式、考核体系及人才培养目标形成强烈冲击。为应对此挑战，文章汇聚多所高校学者的教学实践与研究思考，系统剖析人工智能对地理教育的深层影响及学科特殊性，探索AI赋能下地理教育的转型路径，并凝练核心共识如下：其一，兼具自然科学严谨性与人文关怀属性的地理教育，在AI驱动下进入转型关键期，虽可借AI提升教学效率、拓展实践场景、优化个性化教学，但需明确AI的工具属性，应规避过度依赖引发的学生能力退化、思维受阻及学术伦理争议等风险；其二，地理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AI难以替代的空间思维、地方感知、辩证分析与人文关怀；转型关键是借“技术赋能+能力导向+虚实融合”新模式，强化学生自然规律认知与实操能力、培育系统思维与实证素养，提升人文素养并推动跨学科融合与社会实践，助力地理学专业筑牢根基、融入前沿技术；其三，地理教育工作者需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思维引导者与育人实践者，通过重构课程体系、革新教学评价机制，引导学生从“会用AI”向“善用AI”进阶，培养兼具技术素养、人文温度、空间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地理人才。

在人工智能（AI）日益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背景下，如何科学测度AI技术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演化趋势，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现有的识别方法在语义有效性、识别精度以及覆盖广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为此，文章以广东省2001—2021年约120万条授权发明专利摘要为基础，引入BERT大语言模型，构建基于语义理解的AI授权发明专利识别方法，识别出约20万条AI发明专利文本。在此基础上，结合BERTopic主题建模方法，进一步揭示AI发明专利在广东省的关注领域与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2001—2021年广东省AI发明专利数量整体经历了缓慢增长和快速扩张2个阶段，AI发明专利占比则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AI技术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空间分布方面，AI发明专利在大湾区高度集聚，深圳和广州2市占全省AI发明专利的75.1%，珠海和东莞两地在AI发明专利占比上亦显示出较强活力。在合作网络方面，广东省AI发明专利合作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城市间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差异明显。3）在技术内容上，广东省AI发明专利主要聚焦于数据与图像处理、机器人与自动化装置、智能交通与故障检测、智能家居与环境控制和生物模拟与图像分析五大主题，不同主题的演化节奏存在差异，其中图像处理技术最为活跃，机器人和智能交通等领域近年来快速增长。此外，广东省内不同城市在AI发明专利布局上也各具特色，形成了差异化的技术优势。

以新基建赋能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升级转型，是构筑城市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以2011—2022年中国149个智慧城市试点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将新基建视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重要路径，通过三阶段数据包络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测度了新基建视角下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最后使用多期马尔科夫模型从时间演化和空间溢出2方面对数字孪生城建潜力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第一阶段全国综合技术效率基本保持上升趋势，其中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效率值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而东部地区的效率值始终处于低位。2）在第三阶段，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项后发现，效率值在空间上的聚集性得到提升，高值地区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鲁东地区及省会城市，对比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效率值发现，东部地区效率值实现了反超，表示其在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方面具备优势，而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效率值有所下降。3）基于传统马尔科夫模型发现，数字孪生城建潜力存在发展惯性，随着跨期数的增加，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梯度升级趋势增强；基于空间马尔科夫模型发现，数字孪生城建潜力的发展会受邻域地区的影响，空间上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

AI（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人类社会，对学术研究也产生巨大冲击。智能化时代的地理学需要创建新理论。AI与人的关系有工具、伙伴、朋友、灵魂4种状态。在人机融合的进程中，地方、身体、情感是AI无法替代的三大关键向量。文章结合哲学、地理诗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运用网络自我民族志方法，对叶超与AI共创并发布在个人微信视频号“叶深寻”的122首歌曲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个体书写与人机协同的创作特点，总结其大众传播效应，创新性地提出“生命诗学”理论。新时代生命诗学区别于地理诗学之处在于：创作主体从独立作者转变为人机共创，表达形式从单一文本扩展为多感官激发，媒介传播从单向输出演化为多元交互。歌曲样本风格和题材多样，反映出情感、地方与AI交互的特点，凸显新的地理书写与表达在智能化时代的重要性。在传播效应上，通过对文本的Top ten分析发现：地理学背景受众多关注地方与生活的互构，其他受众则侧重于情感共鸣，《光尘纪》等超现实作品具有跨领域的未来导向性。智能化时代的生命诗学不仅延续和深化了地理学的人文传统，也为数字艺术、媒介地理学等交叉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生命诗学的表达、展演及其公共传播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文章以艺术与地理的共生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个由“数据媒介-算法生成-多元感知”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用以探讨数字时代艺术地理作品的生成逻辑与感知机制。文章聚焦于城市视觉记录、具身环境表达与人工景观再构3类主要创作议题，分析6件代表性数字艺术作品，揭示出当代艺术地理的关键特征：地理空间数据被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物质媒介，算法生成成为空间重构的核心手段，而虚实交织的多感官体验则促使观众在现实世界与数字生态系统之间形成新的栖居方式。数字艺术地理的发展推动了从静态再现到动态生成的范式转型，也促使地理空间被重新理解为数据流、算法逻辑与身体经验的交互过程。这一框架有助于揭示数字艺术中技术与感知、生态与政治的内在关联，说明艺术创作已成为理解数字时代空间生产与人类栖居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不仅为数字艺术的地理解读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思路，也拓展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地理批判视野，对数据权力、算法透明性以及生态复杂性被简化等问题提出了反思与回应。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传统社会空间治理正经历从“数字治理”向“智能治理”的范式跃迁。聚焦这一变革背景，通过辨析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驱动的演进特征，结合上海“量子城市”与杭州“城市大脑”等典型案例，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多维主义模式的拓展与实践逻辑。第一，治理空间维度由“物理-社会-数据”三元结构拓展为“物理-社会-数据-算法”多维连接。算法赋能数字孪生空间，使其具备了主动推演与决策能力，实现了从静态映射到动态预测的转变。第二，治理主体结构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关系拓展为“政府-市场-社会-智能”多维协同，AI主体性逐渐显现，从工具逐渐演变为具有自主学习与决策能力的协同治理主体。第三，面对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需要构建虚实协同的空间秩序，确立人机协同共治机制，并坚持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推动社会空间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AI）时代，大语言模型是公众认知城市空间的重要信息媒介，AI话语也成为建构城市空间的力量。文章以广州为案例，构建城市消费空间幻觉评估问题集，在“话语—权力”框架下，用幻觉测试分析DeepSeek、ChatGPT中外AI模型在空间话语生产中的异同，解释AI幻觉话语对城市消费空间的构建。主要结论为：1）AI话语响应主流空间话语，对揭示城市复杂、多元、矛盾的真实面貌表现不足；ChatGPT采用通用框架描述城市消费空间，DeepSeek空间叙事遵循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2）通过对政府、媒体与商业机构特定话语的整合与再生产，AI作为新型权力主体建构多元“现实”，使权力得以“合理”运行。3）AI幻觉话语建构空间，为用户设定位置，用户在认同并接纳这些位置后，承载特定知识进而开展消费空间实践，产生的新数据用于同一套话语的再生产。由此，特定知识体系和权力得以维系与运行。

了解非正式住区的位置规模、分布规律和未来土地需求对于减少贫困、优化土地利用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影像、OpenStreetMap数据和建筑轮廓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分类等方法识别非正式住区，进而探究其空间分布规律和趋势。结果表明：1）在3种机器学习算法中，随机森林算法在非正式住区提取上的总体表现优于逻辑回归和支持向量机，Kappa系数达85%；建筑物特征对分类的总贡献度超过50%，起最关键作用。2）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正式住区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64%和21.69%，2个城市各识别出7个明显的集聚区，人口规模分别为3.47万~31.35万人、2.93万~129.41万人。非正式住区主要分布在缓坡、主要道路和水系沿线地区，且多位于城市中心区5 km以外，但在工业指向性上内罗毕显著高于达累斯萨拉姆。3）内罗毕非正式住区人均建筑面积仅为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半，其人口拥挤和房屋紧凑程度更为严重。预计至2050年，2座城市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资源紧张困境与住区正规化挑战。因此，非正式住区的改造与升级亟待立足长远，采取前瞻性策略加以推进。

文章以南京市中学生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日常生活的空间环境与时间利用对青少年放松与思考、场地活动和观察自然3种自然接触模式的影响，并引入时空交互项探究其复合效应。研究发现，青少年与自然接触的频率和时长总体不足；不同模式自然接触受到差异化因素的影响，放松与思考型自然接触受学校环境、感知环境和时间利用的影响较大；场地活动型自然接触受客观环境、时间利用和个体属性的综合影响；以观察自然为代表的有意接触比偶然接触更依赖个体差异，受空间限制较小；时空交互表明日常生活的绿色空间与弹性时间协同影响青少年自然接触。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原动力，研究其地理集聚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文章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及细分领域的地理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东部地区绿色专利的数量与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节能减排技术增速最快，主导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绿色技术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绿色技术整体及细分领域均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中高值区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低值区扩散至西部且连片分布。3）绿色技术创新受资源投入、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等4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支持力度和创新人力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领域绿色技术的驱动因素各异，对其作用差异的识别有助于找到区域绿色技术差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后疫情时期，原本具备“反日常”性质的露营渗入城市生活空间，成为流行的休闲方式，并形塑了区别于传统露营的城市休闲景观。文章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实地观察与访谈法调查露营的日常化现象，基于时间景观的概念框架，分析露营日常化的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并探讨其与居民日常休闲时间和空间的联系。研究发现：1）露营的日常化受到社交媒体与城市公园绿地管理的共同引导与定义，被塑造为以特定时空（非工作日、近距离城市公园绿地为主）与社交模式（以家庭、朋友社交为主）主导的休闲实践。2）城市露营塑造的时间景观由短时间、快节奏与模式化的露营准备、慢速露营体验的时间框架以及露营与过去、未来的联系3个相互关联的时间维度构成。其中，短-快-模式化的露营准备为慢速露营体验创造了时间条件，而休闲者过去经历与未来的预期影响其当下休闲模式的选择。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厘清其空间管治机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新区域主义理论，以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解构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空间管治机制，结果表明：1）空间尺度维度上，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实现了从“边缘口岸”向“国际节点”的跃迁，其空间结构呈现由邻近化向网络化和加速化发展的趋势；2）治理演化维度上，合作区经历了从“地方主导试验”到“国家战略统筹”再到“跨国嵌套协同”的递进式转型。通过政策试错、制度调适与规则固化，逐步形成了时序嵌套的治理机制，推动跨境治理实现由行政分割向制度整合的根本性转变；3）多元主体维度上，合作区的治理模式由单一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互动，跨境治理体系日益多样化，组织间的合作与互动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动态性；4）发展效应维度上，合作区通过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和资源的高效配置，进一步强化其在国家与国际网络中的枢纽地位，逐步发展成为连接区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

数字技术应用业是实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支撑，研究影响其产业网络演化的因素对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为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2013—2022年数字技术应用业的产业网络演化特征，并借助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对网络演化的内外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整体结构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规模与密度逐年提升并且呈现典型“小世界”特征，网络结构由初期的单中心星型结构发展为多中心网状结构。影响因素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存在闭合性效应，且网络演化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组织邻近性3个要素对网络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效应。通过解析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演化的整体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研究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是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探究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有效治理耕地撂荒问题，文章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测算农业资本对劳动力的边际替代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要素替代对耕地撂荒的作用效应及其区域约束性。结果发现：1）农业资本对劳动力的边际替代效应逐年增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投入减少对耕地撂荒的负面影响；2）在种植结构约束下，高经济作物区的要素替代调节效应显著强于低经济作物区；在地形约束下，平原地区的要素替代对耕地撂荒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丘陵地区效应不显著。3）资本对劳动力替代的调节作用存在双重门槛特征，在不同替代率区间呈非线性调节效应，说明要素替代对撂荒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边界性。未来应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农业资本投入，优化种植结构，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提升不同区域农业要素替代能力，从而有效遏制耕地撂荒现象。

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友谊镇中21户跨国婚姻家庭为对象，运用深度访谈方法，探讨了跨境婚姻中越南新娘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对自我身份建构的理解。研究发现：1）通过具身化实践，越南新娘逐步嵌入边境村庄的社会交往空间，获得象征性的地方认同与社会归属，打破了对“外来女性”边缘化的刻板印象。2）越南新娘在家庭空间中展现出对物质环境的主动改造，通过重构家居布置与文化象征，实现了对家庭权力结构的协商与文化身份的表达。3）在国家制度性治理框架下，越南新娘面临身份合法化的现实困境，其空间流动与社会可见性受到多重约束，但也在地方层级的制度调适中展现出一定的协商与重构可能。

当前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使得军事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地缘关系和国际博弈的重要变量，深入探析地缘军事影响力的空间态势和形成路径对军事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指标体系构建、标准差椭圆和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地缘军事影响力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基于军事实力、军事合作和军事威慑这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其作为世界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全球地缘军事影响力呈现以“一超多强”的稳定格局，美国始终是最具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俄罗斯和英国呈现下降态势。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动态消长促使其重心呈现向东南方向移动的态势，中国成为地缘军事影响力重心移动最主要的动力。3）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形成路径可划分为军事实力与军事合作协同型路径、军事合作引领型路径和综合型路径，多条件综合组态效应构成强大的地缘军事影响力，在核心条件缺失和仅辅助条件存在的状态下均难以产生地缘军事影响力。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代传承的航海手册，其中有大量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文章采用田野调查、文献梳理以及地名学考据等方法，以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从民间记忆到国家符号的认同建构轨迹。研究发现，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以功能性、口述传承与文化隐喻为命名原则，承载着海洋生存智慧与海洋家园认同，是海南渔民集体记忆的活态载体。随着国家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化，南海诸岛琼人俗名逐步从民间经验转变为疆域治理的符号工具，其承载的历史性权利通过司法转化与国际传播，成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关键证据。从民间记忆载体到国家主权符号，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演变，既展现了地方性知识的生命力，也为当代海洋治理提供了“记忆―认同―主权”的实践范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今天，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在南海主权维护、海洋强国建设、边疆治理与文化自信等多个领域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空间智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总体而言，空间智能是空间感知、空间推理与空间行动的有机整体。当前，空间智能领域取得了多重进展，集中体现在：空间感知从一维静态迈向三维动态，空间推理从既定规则迈向灵活预测，空间行动从情境适配迈向空间共创。但与此同时，空间智能在发展过程中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空间重构效应，包括数字鸿沟的加剧、隐私泄露的频发、法律标准的滞后等问题。未来，在推动空间智能技术跨学科融合、打造新型智能架构体系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强技术的公平性、安全性和规范性建设，充分释放空间智能的普惠效应，构建智能社会新形态。

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正受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就业不稳定化的挑战。文章引入不稳定性（precarity）概念，构建就业不稳定性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揭示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就业状态，以就业身份、合同性质、职业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等4个维度综合测得的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度为0.466，总体上处于中度不稳定水平。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影响收入稳定性、居住稳定性、社会保障水平、本地社会网络、本地社会参与、居留意愿、落户意愿等物质、社会和主观精神因素而间接制约社会融合水平，该间接制约效应占总制约效应的77.49%。文章探明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认为在当前就业不稳定化的发展背景下，需要通过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联动来积极应对就业不稳定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盗掘古墓葬犯罪严重威胁文化遗产安全，亟需精准有效的防控策略。为契合基层网格化治理需求，文章以B市“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深入分析了该犯罪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揭示，盗掘古墓葬犯罪在空间上呈现“广域覆盖、局部集聚”的特征：虽有超过4成乡镇有过发案记录，但高发乡镇（占比不足20%）则集中于文物富集的中、东部地区。宏观层面的核密度分析显示犯罪热点邻近文保单位密集区，而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SHAP）的微观分析进一步发现，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避开防控较好的文保单位核心区域、转向选择周边田野中防护薄弱目标的倾向。具体而言，犯罪目标选择受到低人口密度、地理偏远及交通不便等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水域分布对犯罪有显著抑制作用，农田与森林影响不明显，且公安机关与文物局的地理位置分布对犯罪目标选择的影响有限。文章进一步运用SHAP分析改进了脆弱性区域指数方法，据此绘制的乡镇级防控脆弱性地图可直接服务于网格化治理，为提升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效能提供科学支撑。

虚拟城市空间作为电子游戏的核心组成，探索其与现实城市场景的互动路径，思考面向该互动情况的规划启示，对数字时代城乡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原神》《模拟城市》等典型游戏案例，发现虚拟城市与现实空间的交互呈环状路径，现实→虚拟→现实过程历经感知、再组织、再认识、反馈4个阶段，其中感知、再组织阶段对应城市意象理论；再认识、反馈阶段在规划教学实践中被广泛讨论；从规划视角出发，建议构筑人居环境学者与游戏设计师的交流桥梁，探索在游戏世界中传播建成环境内涵的新路径，同时结合游戏强互动性、高参与性特点，提升市民对城市动态系统的再认识，打造基于游戏平台的参与式规划路径，实现规划多主体参与的目标。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与建设，近些年中国对非洲投资持续增多，贸易规模不断提升。然而，非洲武装冲突事件频发，其已成为威胁中国在非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风险，因而亟待加以防范与应对。文章基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ACLED），采用核密度分析、热点分析法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了1997—2024年间非洲武装冲突事件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其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现阶段，非洲武装冲突主要集中于苏丹、肯尼亚、索马里、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以及刚果（金）东部、摩洛哥、突尼斯等地区，构成多点并发的格局。2）1997—202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空间布局呈现从“多点分散”向“相对集聚”转变趋势。3）非洲地区涉中国武装冲突事件在非洲武装冲突形势严峻的地区之上进一步集聚，且波及范围有所扩大。在刚果（金）、肯尼亚、布隆迪、索马里和乌干达等热点投资国，频发的武装冲突已对中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冲突活跃国家的投资规模有限，但由于当地冲突形势严峻，相关投资项目面临突出的安全风险。长期来看，若非洲地区武装冲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将动摇中国投资信心，导致海外布局收缩、投资项目延缓等，进而阻碍“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建设。

依据地理哲学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整体规律、思想启发以及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哲学是支撑地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底色，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2）在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地理学以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总是在实践中动态存在，探索实践中的动力和过程，更能理解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对地理学阶段性差异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才能体现地理哲学的有效功用和终极诉求。3）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复杂发展和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具有融合不同时空维度智慧的综合性眼光，并根据时代变化与诉求，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极推动地理哲学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缅甸是中国重要的周边邻国，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家。在新冠疫情导致中缅边境封控之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依旧突飞猛进。然而这种态势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依然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首选。这显然是对缅甸自2000年以来的国别地缘环境变化理解不足。文章借助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通过阐述缅甸基本国情、主要关系与矛盾，揭示在内外因素跨尺度、多领域、多元地缘体互动等共同作用下缅甸地缘环境的演变，即2000—2010年外压内稳和2011—2021年外斗内乱。缅甸整体地缘环境变化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地缘环境视角论证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战略定位。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新认识，且为大力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民族地理学发展的简要回顾和近30年民族理论探讨地理取向的梳理表明：1）中国民族地理学发展存在由“显学”逐渐演变为“显而不扬”学术领域的过程；2）当代地理色彩浓厚的民族理论探讨强调了“地理”于民族发展、整合、认同的意义，但对“地理”的理解复杂多样，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民族地理理论探讨方向；3）作为独立学术领域的狭义民族地理学，仍然缺乏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结合现当代地理学思想，地理学介入民族理论探讨有望增强民族地理学领域整体性、促进地理学学科间融合。其现实路径包括：1）以“国家-区域-地方”尺度框架来整合广义民族地理学理论体系；2）以自然、社会、人文3个学科传统来对接民族阐释维度，形成“自然-社会-人文”民族阐释体系；3）在狭义理论层面，聚焦强调联系性、流动性、转换性的地理性民族理论探讨，从而增强民族的地理性理解，而不仅是地理的解释。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和澳门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探究城际出行网络的时间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对推动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分工协同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百度迁徙数据，利用PPML（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重力模型和交互项检验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城际出行网络特征，并挖掘城际出行时间异质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际出行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工作日城际出行强度最低，周末倾向短途出行，节假日城际出行强度最高的特点；2）城际出行受到推拉力和中间障碍的影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个体出行诱因等推拉力要素对城际出行具有促进作用，出行成本和行政文化壁垒等中间障碍因素对城际出行具有阻碍作用，推拉要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时段具有差异性。

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竞争力有待提升的现实背景，以及对车外环境和替代出行方式关注不足等问题，文章通过出行链视角，结合武汉市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和街景数据，利用百度地图模拟出行路径，使用随机森林模型全面分析了出发地、目的地和车外路段建成环境对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出行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细化出行阶段并考虑替代小汽车的公交出行方式，可增强分析深度和模型精度；2）建成环境是影响2种交通方式选择倾向的关键因素，其中车外环境与出发地、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同等重要；建成环境因素与交通方式选择倾向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部分因素在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影响有所差异；3）建成环境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可分为弹性调整、有限支撑和直接驱动3种类型。

文章从理论上辨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范围，并围绕海南环岛高铁展开实证研究，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揭示了不同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不同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结果表明：1）海南环岛高铁各站点建设运营后，其周边建设用地均出现了扩张；2）海南环岛高铁24个站点中有20个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范围集中在0.5~3.5 km内，且该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主要呈现“高铁―主城区”“高铁―城镇中心”“高铁―旅游景区”3种方向；3）20个高铁站点对周边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强度差异主要与高铁站点自身属性以及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有关，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力大小呈“所处社会经济环境>所处区位条件>高铁站点自身属性>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