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岗复杂的地形及其动态发育过程是崩岗监测关注的重点和难点。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具有高精度、非接触性、穿透性、快速性等特点，能够突破传统监测手段的空间限制，有效获取崩岗地形的细部特征。在介绍基本原理和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利用Leica ScanStation 2三维激光扫描仪，对广东五华县莲塘岗崩岗进行连续3 a共6次实地监测。选择2011-06-03和2012-05-12两次监测结果，通过ArcGIS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莲塘岗崩岗体积侵蚀量为1 007 m3/a，年侵蚀量为1 380 t，侵蚀模数为269 268 t/（km2·a），崩岗中下部位侵蚀强度高于上部。侵蚀最强烈地带出现在中下部海拔高度为111~116 m和116~121 m的崩积锥分布部位，侵蚀量分别为202和178 m3/a，崩积锥土体松散，极易在片流和股流作用下出现侵蚀，崩积锥快速侵蚀导致崩壁加高，使得崩岗呈现出越高越陡的态势。此外，在崩岗下部96~101 m和101~106 m两个区段的侵蚀作用也比较强烈，侵蚀量分别为151和157 m3/a，这一高程区为多条支沟汇合后的主沟道段，每年雨季水力侵蚀十分强烈，沟道侧蚀加宽和下切加深，进一步加速崩岗的重力侵蚀过程，致使莲塘岗崩岗仍处于快速侵蚀和崩壁加高变陡的壮年期阶段。三维激光扫描连续监测结果的对比分析，不但能够定量得到崩岗侵蚀量及地形的变动信息，还可进一步探究侵蚀泥沙的来源及其精细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崩岗监测较为理想的先进技术。
元谋干热河谷潜蚀地貌发育，是造成当地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陷穴属于潜蚀地貌的一种，因此有必要了解陷穴特征及演化过程。2009―2013年，通过多次现场测定陷穴形态特征、陷穴发育地地形地貌、周边植被特征等，并对土壤进行取样分析。结果表明：1）元谋陷穴主要发育于元谋组地层，土壤具有易崩解性、湿陷性等特征；2）陷穴主要分布于冲沟中上游沟底及支冲沟沟头部位；3）元谋陷穴形态规模总体不大，早期多呈近圆形，中晚期多为椭圆形，直至消失后成为沟中之沟；4）陷穴一般呈单个和串珠状分布，较少出现集群现象；5）演化过程遵循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分为萌芽期、年轻期、成熟期、消亡期４个阶段；6）陷穴发育过程与冲沟、土桥、淘洞等地貌密切相关。
基于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调查的江西铜钹山自然保护区贝类资源，研究保护区内贝类的物种多样性，以及在不同生境类型下的分布规律和区系与动物地理组成，探索该地区内贝类物种组成和栖息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共采得贝类42种及亚种，分别隶属于2纲4目16科28属。其中，淡水贝类15种，分别隶属于2纲3目7科10属；陆生贝类27种，分别隶属于1纲3目9科18属，其中有3种为江西的新记录：小柱倍唇螺（Diplommatina paxillus）、三重真卷螺（Euplecta trifilaris）和小石环肋螺（Plectotropis calculus）。淡水贝类优势种为放逸短沟蜷（Semisulcospira libertine）和小土蜗（Galba pervia），陆生贝类优势种为扁恰里螺（Kaliella depressa）、弗氏巴蜗牛（Bradybaena fortunei）和灰尖巴蜗牛（Bradybaena ravida ravida）。贝类动物地理区系组成以东洋界为主，共22种，占总种数的52.38%。采用Margalef丰富度指数dMA、Shannon-Wiener（1949）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SW对在不同生境类型下的贝类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灌丛生境陆生贝类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最高，针阔混交林生境的均匀度指数最高。根据Jaccard公式计算并比较铜钹山与邻近自然保护区陆生贝类物种相似性系数发现：铜钹山自然保护区陆生贝类物种较丰富；与阳际峰自然保护区陆生贝类物种相似系数较高，为23.33%，与湖南莽山自然保护区物种相似性系数较低，为6.45%，并对其相似性差异进行了原因分析。
通过对广东省湛江市湖光岩玛珥湖晚全新世沉积物中叶蜡烷烃（n-C29，n-C31，n-C33）及其碳同位素（δ13C）进行分析，探讨该湖区约3.5 ka BP以来的植被变化历史，重点讨论了人类活动对该区域植被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叶蜡烷烃δ13区C3植物占绝对优势，表现为典型的C在1.7 ka BP以前偏轻，例如长链烷烃碳同位素在1.78 ka BP为-33.27 ‰，表明湖C3型生态系统；在1.7 ka BP之后碳同位素明显快速偏重，在1.63 ka BP为-28.26‰，指示了C4植物出现和C4比例上升的过程。C4植物的出现通常指示气候的干旱化，但是烷烃Paq和ACL指数（平均链长）则显示湖区气候可能在1.7 ka BP后变湿润。通过与研究区甘蔗的同位素和ACL指数的比较分析，推测这一矛盾现象可能与湖区开始有一定规模的甘蔗种植活动有关。
在中国南亚热带人工林生态系统中，大面积的林下层被密集的蕨类植物芒萁所占据。作为森林土壤最重要的养分来源，很多冠层树种的凋落物在到达地表之前，会被芒萁拦截。通过调查南亚热带4种人工林林下芒萁层对冠层树种叶片的拦截量与拦截比例，发现林下芒萁层对凋落物的拦截量排序为湿地松＞厚荚相思＞尾叶桉＞红椎，而林下芒萁层对尾叶桉叶片的拦截比例最高，达99.8%，其次分别为厚荚相思（73.5%）、湿地松（56.3%）和红椎（27.0%）；所有人工林林下芒萁的下半层（0~50 cm）拦截了更大比例的凋落叶，最大为尾叶桉（64.7%），最小为红椎（23.1%）。林下芒萁层的凋落物拦截效应可能会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地上过程和地下过程，进而影响整个森林的碳循环等生态系统功能。通过凋落物拦截实验，开展林下层植物对人工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的相关机理研究，有助更好地理解在生态系统水平上林下植被对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以贵州典型喀斯特峡谷和高原盆地区为研究对象，以5期卫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运用“3S”技术，辅以其他参考图件获得研究区不同时段石漠化图，通过对研究区石漠化状况及工程治理后动态变化特征作对比分析，探讨不同地貌类型区石漠化及其变化特征的差异性。研究表明：石漠化发生与演变和地貌类型存在一定相关性，花江喀斯特峡谷区和清镇喀斯特高原盆地区石漠化发生率分别为67.4％和31.6％，花江喀斯特峡谷区石漠化面积、石漠化发生率、石漠化强度明显地高于清镇高原盆地区。2000―2010年，花江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和清镇喀斯特高原盆地区石漠化面积分别减少2.79和5.04 km2，石漠化年变化率分别为-0.91%和-2.78%，清镇喀斯特高原盆地区石漠化减少更明显。在监测时段内，花江喀斯特高原峡谷区石漠化年变化率先增加后逐渐减少，而清镇喀斯特高原盆地区则一直保持较高的石漠化年变化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石漠化越严重，治理越难，治理成效越不明显。当前开展的石漠化治理专项工程应根据不同地貌类型差异合理布设治理工程，先易后难，重点做好轻、中度石漠化地区的石漠化治理工作。
基于浙江省1984―2007年发生的40个台风数据及历史灾情数据，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和防灾减灾４个方面选取影响因子，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直接经济损失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率，相关性系数达到0.806；基于3次台风过程数据进行模型验证和误差分析得知其模拟值与实际统计值基本一致，模拟误差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模型能够较好地评估一次台风灾害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政府部门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具有实际意义。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会给全球稳定和地缘格局带来影响。到目前为止，地缘政治学发展了4个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即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者根据自身所处国家现实、地缘格局和地理冲突而提出的。面对中国崛起、海外贸易激增、周边矛盾冲突不断，为了实现国家和平崛起，中国需要相应的地缘理论指导。通过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文本的解读，文章首先归纳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2个视角，即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其次结合英国、美国不同时间段地理冲突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从空间冲突和实力变迁2个方面对以上2个视角作历史佐证，并据此进一步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例分析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缺陷，即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此外，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还存在现实和理论2个方面困境，现实困境是指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产物，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求；理论困境是指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过于强调物质因素，忽视非物质因素。最后指出对发展中国新地缘政治理论的3点启示，并结合西方政治地理学新发展讨论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方向问题。
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地区创新过程的影响已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研发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与深入访谈，对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及引致其模式变迁的本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本地研发人员比例逐步提高，开始构建包含本地创新主体在内的多渠道技术获取网络；调整新产品发布策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增加对研发资源的投入，“独立”和“辅助”母公司技术研发的职能显化，开始将本土企业纳入创新链条等。市场规模扩张、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增加导致的市场推力和珠三角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规制是引发跨国资本研发模式演变的主体因素。
以钢铁产业、石化产业、汽车制造产业为对象，分析和对比其空间分布特征。以这3类产业的大中型企业为样本，依据企业选址的实际数据，构建离散选择模型，基于模型中效用函数系数，研究这3类临港产业选址行为的差异，尤其是偏好“选址临港地区”程度的差异。同时，从原材料来源、海运方式分担率、产品需求分布等方面分析3类产业临港偏好程度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1）石化产业靠近沿海沿江区域的现象最明显，其离散程度介于钢铁产业和汽车制造产业之间；钢铁产业除选址在沿海沿江地区外，还有部分选址在离矿山较近的内陆地区，其离散程度最大；而汽车制造产业选址靠近沿海区域的现象不显著，其离散程度最小。2）产业选址效用随到港口、原材料供应地、产品市场可达性的提高而增加，随地价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减少。3）从标定的选址效用函数的各项系数看，3类产业选址时对主要影响因素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这可以反过来解释各产业临港偏好程度的差异性。4）临港产业临港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产业运输成本驱动，表现在利用海运方式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以及就近服务于产品需求地以降低内陆运输成本2方面。经比较发现石化产业的综合运输成本高于钢铁产业，因此石化产业表现出最强的临港偏好程度。
通过对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游客的问卷调查，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探讨了旅游解说对于游客形成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检验3种主流解说效果评价模式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研究表明：解说效果与吸引物的类型及其保护和利用目的密切相关；游客解说有助于游客形成国家认同，可增进游客对历史的认知，增强其爱国意识和情感。文化遗产类吸引物的解说遵循着效果结构模式，其对游客的影响依循着知识获得―情感（态度）转变―行为调整的顺序渐进。同时，解说也会对游客的行为产生即时的直接影响。在文化遗产类吸引物的解说中，认知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解说的效果，解说手册和多媒体讲解系统对于帮助游客获得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遗产旅游地除了配备相应的人员解说外，还应当重视非人员解说系统的建设和青少年游客的解说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口向珠三角盆地聚集，不断增加的人口负荷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给珠三角盆地国土承载力带来挑战。以中国珠三角盆地和日本关东盆地作为研究区，选取2地2000和2010年普查人口和国土面积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和对比，认为用可居住的平地人口密度才能真实反映区域人口压力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关东盆地人口增长率从1995年开始已降到0.5%，人口承载力接近饱和。以人口承载力接近饱和的日本关东盆地为参考对象，对比中国珠三角盆地和日本关东盆地的平地人口密度，2000年时中国珠三角盆地的平地人口密度低于日本关东盆地，珠三角盆地还有一定吸纳人口的能力；2010年时中国珠三角盆地的平地人口密度已超过日本关东盆地，其人口规模已经接近其国土承载力极限，进一步集聚人口的能力已经非常有限。依靠人口集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洪水资源化是解决喀斯特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的有效途径。文章在贵州省喀斯特地区选取40个流域作为研究样区，利用面向对象技术的监督分类型方法，提取典型喀斯特地貌类型；分析流域样区特征，利用系统聚类法，将其划分为6种流域类型，即是：喀斯特低中山型（Ⅰ）、峰丛谷地型（Ⅱ）、混合型（Ⅲ）、峰林盆地（溶原）型（Ⅳ）、峰丛洼地型（Ⅴ）和峰林地貌型（Ⅵ）；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地貌空间配置对洪水径流特征的影响，探索地貌空间配置对洪水的分配与承载规律，从流域结构角度研究地貌空间配置对洪水资源化的实现。研究表明：1）洪水径流模数、径流系数及其Cv值曲线呈现“双峰型”分布，且分别在峰丛谷地型流域（Ⅱ）和峰丛洼地型流域（Ⅴ）达极大值；2）不同流域类型实现洪水资源利用总量，从大到小排序为：Ⅴ（6.22×108 m3）>Ⅰ（2.88×108 m3）>Ⅵ（1.49×108 m3）>Ⅱ（1.34×108 m3）>Ⅳ（1.25×108 m3）>Ⅲ（0.55×108 m3）；3）除峰丛谷地型（Ⅱ）和混合型（Ⅲ）流域外，所有流域类型的地下洪水资源总量大于地表洪水资源总量。喀斯特流域的洪水资源化，深受喀斯特地表的起伏及其流域侵蚀基准面和溶蚀基准面的控制。
以教育、医疗和文体设施为例，采用Kernel密度分析和通径分析，研究了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城乡聚集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呈核心―边缘圈层结构格局，其中老城区为核心区，新开发区为过渡区，而广大农村区则为边缘区；2）不同类型设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各具特色，医疗设施密集程度最高，教育设施次之，文体设施最低；3）区际空间分布不均，行政区划烙印明显，越秀、海珠和荔湾区核密度最高，与增城、从化差异显著，行政边界成为Kernel密度等值线连续向外扩展的割裂线；4）通径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决定公共服务需求，是影响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防止人口过于集中分布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是解决广州市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分布不均最有效的方法。
近年来，碳排放研究已被世界广泛重视，其核算方法直接影响到碳排放数据的可靠性。文章针对近年来碳排放领域的核算研究，从理论上讨论了IPCC和中国关于碳排放项目清单，对比分析了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和实测法3种主要碳排放核算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对象；从实践上将核算清单项目与方法细化到国家/省区、城市、住区、单体建筑和家庭5个空间尺度单元。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出了碳排放研究的范式与框架。综述发现：1）碳排放研究已形成以IPCC为主导、各方积极参与的局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范式清晰、方法成熟、使用范围广泛、与时代紧密结合的研究领域；2）IPCC提出的排放清单与核算方法在各空间单元尺度开展实践，并在解决城市问题过程中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3）碳排放核算仍然存在尺度关注不均衡，中观尺度研究较少，以及核算方法的自身缺陷，数据获取的外部限制等问题；4）中国形成了适合本国的碳排放清单，在历史碳排放、碳排放区域差异以及自然系统碳排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存在理论创新少、方法探索不多、数据获取受限等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文章根据国内外近十多年来的相关文献，总结了国内外失地农民城市融合及保障制度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国外学者利用社会学模型和质性研究方法，对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和创建救助组织的融合策略建议。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失地农民个人属性、就业培训、户籍、生活空间等因素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提出政府和失地农民个人都需进行改变以促进失地农民的全面融合。未来失地农民城市融合及保障制度问题的研究应注重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综合运用，建立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测量模型，将理论与实际联系得更加紧密，改善失地农民的生存与生活质量。
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过程与自然过程综合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系统耦合理论，文章将具有城市化特征的各类城市人文要素的集合与组成生态环境的各类自然要素的集合视为2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影响的系统，分别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梳理并总结了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中国学者不仅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和演化规律认识上取得了成果，而且在定量评价与测度两大系统各要素及系统之间的耦合机制方面积累了经验，也提出了实现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相互协调的对策。综合而言，目前国内研究在内容上的多维性特征、方法上的多元化特征和研究对象上的区域性特征明显，但同时还存在理论基础薄弱、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缺乏以及研究的滞后性和被动性等问题，今后应围绕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系统作用观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及预警机制、城市生态空间扩展与优化的模式与方法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