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考察了传统风水地理学，在对中国风水地理哲学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了从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的模式图。《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之所以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它由“天人合一”思想的功能所决定。现代风水地理学实践赋予了“天人合一”新内涵，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现代风水地理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天人合一”观与“人地关系”密切相关。“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也是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文章系统梳理了“人地关系”理论模式，为风水地理研究人地关系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传统风水地理学含有大量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必须进行哲学科学批判，必须进行革新，引入相关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从定性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从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
基于中国宗教场所数据，以市为研究单元，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研究对象，应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以宗教场所为代表的中国宗教版图分布的时空变化，揭示了中国主要宗教的分布规律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宗教场所发展不平衡，不同宗教间、不同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宗教采取的扩张模式和扩张策略有所不同，主导了宗教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化，优势宗教区域空间格局变化明显；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景观；不同宗教存在过度集聚和急剧扩张现象；不同区域的不同宗教亦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最邻近指数以及核密度等分析方法，并基于点与面2个方面对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企业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点的方面，中国民族乐器企业及其分类别的民族乐器企业的空间分布均呈显著集聚状态，且集聚度较高，其中吹奏乐器企业集聚度最低，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以及滇、豫等区域是其重要的集聚区；基于面的方面，中国民族乐器企业及其分类别民族乐器制造企业分布均呈弱集聚状态；其热点区数量均很少，且分布与基于点的集聚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而全国绝大部分的城市为冷点区域。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企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以及集聚经济效应3个方面。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两抢一盗”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并剖析街道环境与犯罪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生活、工作的作息周期相关，街道空间使用频率高的时段犯罪相对高发；犯罪的昼夜分布差别与地区岗位、商业场所等环境的空间分布有关；2）在案发部位分布上，各部位的案件构成受到人流活动强度、自然监视的力度及逃逸便捷程度的影响；3）在宏观地理分布上，盗窃案件在浦东新区内以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一带为核心呈自西向东圈层递减分布，而“两抢”案件的高发区呈带状和点状分布的格局，较为分散在市区与镇区的各居民集中区附近；4）回归分析表明，交叉口是影响盗窃和“两抢”案件分布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交叉口数量及密度均分别对“两抢”和盗窃量有正向影响。最后以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犯罪防控措施。
合理界定初始排放权并进行排放权交易是实现减排目标和减排资源最优配置的关键。对低碳试点省广东进行减排目标地区分解，既能明确减排责任，又能使碳交易变得更加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设定广东碳减排目标的假设情景，以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最优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引入兼顾人均平等和历史责任的“碳预算”思路，对广东省减排目标进行地区分解，计算各市排放权配额并测算未来时期排放权的盈亏格局，初步模拟广东省各市之间“碳交易”基础。结果表明：1）1985―2020年全省累积碳排放配额区间为524 659.185 5~542 518.565 2万t，人均碳排放配额区间为57.065 5~59.008 0 t/人。人均碳排放配额、人口数量和实际碳排放量是影响各市排放权配额的重要因素。2）预计到2020年7个城市将出现“碳预算”赤字，主要分布于珠三角；14个城市拥有“碳预算”盈余，集中分布在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
以中国31个省域单元为例（未涉及港、澳、台地区），从城市投入和产出2个基本维度上建立效率指标体系，应用改进DEA模型计算2000―2012年的省际城市化效率；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效率重心模型等方法对转型期中国省际城市化效率格局演变及成因展开实证探讨。研究表明：1）2000年以来中国省际城市化效率区域不均衡性显著，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技术效率驱动模式，而中西部地区表现为规模效率驱动模式；2）2000―2012年省际城市化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全局上均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而局部上综合效率及规模效率具有相似集聚演化特征；城市化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的重心主要向东南方向偏移，而规模效率的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偏移；3）区位条件及禀赋、产业结构差异、区域发展政策及其市场化水平是影响转型期省际城市化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成因。
基于1985―2010年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数据，利用ArcGIS和空间统计的方法，分析了1985、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6个时间节点沿海城市人口密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0年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6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70%，平均人口密度在640人/km2左右。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集中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大，南通市以北地区大部分沿海城市的人口密度小于南通市以南的沿海城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城市地位与功能、国家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历史等是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口迁入已成为影响人口密度时空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力。为进一步促进沿海城市人口的合理分布，建议加强引导沿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注重提高环境的承载力，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高速公路建设有利于缩短地区间的交通里程并节约旅行时间，改善区域间的可达性并有利于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的增强。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1992、1998、2004和2010年的公路交通网络数据，采用节点平均交通里程、节点平均迂回系数、节点平均旅行时间和区域平均旅行时间等空间和时间距离指标对长三角地区选定年份的交通可达性及其变化进行测算与比较。研究表明：1）各县市平均交通里程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缩短，节点平均迂回系数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降低，但不同县市在不同时期的改善幅度存在较大差距，2004―2010年各县市平均交通里程改善幅度最大，尤其是跨江和越海通道建设使长江和杭州湾沿岸县市的迂回度获得了较大幅度的降低；2）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各节点平均旅行时间和区域平均旅行时间均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边远地区改善幅度更大，但受交通建设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限制，可达性的改善幅度不断减弱。
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各县市城市人口数据，结合ArcGIS和SPSS等分析工具，采用城市首位指数、分形等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金字塔”趋于合理；2）城市间人口规模的相对差距在扩大，绝对差距在缩小，城市等级规模趋于合理；3）城市首位度较高，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城市分布；4）城市规模分维数较小且下降明显，大城市发展快于中小城市，城市发展总体处于集聚效益加速凸显阶段；5）城市规模空间体系演变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圈层集聚性以及轴线指向性等特征。最后指出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存在特大城市数量过少、城市规模偏小、城市人口发育南北差距过大等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赣北鄱阳湖地区沙山南部近南北向的芙蓉―周溪断面上，分布由FZ-01、FZ-02~FZ-05和FZ-06~FZ-12三部分组成的下蜀土剖面，粒度分析结果表明：1）下蜀黄土砂粒组分自北往南变化为27.29%、1.94%~7.23%和0.45%~7.27%；粉砂组分质量分数大，且存在差异变化，分别为68.23%、81.71%~87.20%和66.9%~79.39%；黏土组分自北向南质量分数增加，变化为4.48%、8.46%~16.35%和18.13%~32.07%，总体表现为砂黄土―黄土―黏黄土等相态的逐渐过渡；2）粒度三组分、粒度参数散点图等均表现为从北而南的阶段性系统渐变特征；3）各种粒度参数与距长江的远近，均服从对数函数变化关系。这些特征初步揭示研究区的下蜀黄土是风成的，并可能与同样是风成堆积的沙山的形成存在某种联系，属于区域性风沙-风尘堆积体系。
广西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是贵州荔波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拓展地。环江喀斯特地貌发育演化受岩性、地质构造、断层、节理、裂隙和地下水文系统等因素影响。岩层由纯度较高的石灰岩和白云岩等可溶性碳酸盐岩构成，地壳运动使该地抬升，岩层受力发生褶皱并隆起断裂，断层节理发育；降雨、较高的温度以及地表-地下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侵蚀-溶蚀作用，使侵蚀基准面下降，河流下切，地表因长时间受剥蚀和溶蚀，地貌演化由幼年期经青年期进入壮年晚期。发育成峰丛谷地、洼地、峡谷及峰林洼地、谷地、盆地和多层洞穴等为主的形态多样的锥状喀斯特地貌景观。环江喀斯特自寒武纪以来经历了形成山间盆地和石炭系巨厚碳酸盐岩的沉积成岩阶段及喀斯特化作用，地貌发育演化经过3个主要阶段，即褶皱断块山地―盆地形成阶段、喀斯特峰丛―峰林发育阶段和喀斯特峡谷形成阶段。演化模式遵循峰丛洼地→峰丛谷地→峰丛峡谷→峰林洼地→峰林谷地地有序正向演替规律。揭示了热带-亚热带锥状喀斯特地貌发育主要阶段及演化过程。
以广东省内第四纪红色黏土、玄武岩和花岗岩母质发育的土壤为研究对象，采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水田、旱地、林地、果园/草地）下表层（0~15 cm）和亚表层（15~30 cm）土壤，研究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腐殖质碳、易氧化有机碳）、土壤团聚体及其稳定性，分析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与土壤团聚体及其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类型、成土母质等影响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3种母质发育的土壤中，各腐殖质组分占有机碳的比例是胡敏酸碳（HAC）＜富里酸碳（FAC）＜胡敏素碳（HMC），第四纪红色黏土母质发育土壤腐殖酸碳（HAC＋FAC）以草地最高、水田最低；玄武岩、花岗岩母质发育土壤腐殖酸碳以果园最高。土壤中易氧化有机碳所占比例均高于惰性态，第四纪红色黏土母质发育土壤易氧化有机碳占有机碳比例以草地最高、旱地最低；玄武岩、花岗岩为果园最高、林地最低。3种母质发育土壤团聚体（湿筛）主要以＜0.25 mm微团聚体为主，表层土壤＞0.25 mm团聚体所占比例、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MWD）、团聚体破坏率（PAD）大于亚表层。土壤有机碳各组分均随着有机碳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加，＞0.25 mm团聚体质量分数和团聚体MWD随着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大；PAD随着土壤易氧化碳组分质量分数增加而降低，易氧化有机碳组分有利于土壤中形成较大的团聚体，并增加团聚体水稳性。
通过对2010―2011年在广西防城港海域表层沉积物所取样品进行粒度实验，并利用二维沉积物粒径趋势分析模型进行了粒径输运趋势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海域底质沉积物类型主要为砂、粉砂质砂、砾石质砂、砂-粉砂-黏土、黏土质粉砂和砂质粉砂等6种。粒度参数在空间分布上，沿岸和西部海域中值粒径较粗，分选中等或较好，偏态呈正偏或极正偏，在海湾口处呈负偏或极负偏；东南部海域粒径较细，分选系数差，偏态呈负偏或近对称。根据沉积物输运趋势方向不同，将研究海域分为3个区：沿岸海域主要离岸输送，方向由北向南；东南部海域的沉积物输运趋势向中间汇聚，形成一个沉积中心；西南部海域，沉积物输运方向偏北。
基于2011年8月―2012年6月的实地监测数据，文章报道了川东北楼房洞溶洞系统气温、相对湿度（RH）、CO2体积分数、水体电导率（EC）和pH值等为期近1年的监测结果，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楼房洞洞穴系统环境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化和季节变化：1）洞穴内的气温变化幅度比洞穴外小，洞穴内夏季气温比冬季高出3~5℃；2）在洞穴内，相对湿度在地下河附近小于在水池附近，显示了地下河对洞穴环境的显著影响；3）洞内监测点SLPB和QCMY处的相对湿度与空气温度出现明显相反的变化趋势，反映主要受气温控制的特点；4）雨季期间SLPB、QCMY和LZLY处的CO2体积分数出现峰值，是较强的生物呼吸作用、“泵”效应和较弱的通风效应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5）pH值的变化趋势在洞穴内外各监测点一致，原因可能是夏秋季节基岩溶蚀较强所致。6）洞内各监测点的EC值也是夏秋季节高于冬春季节，反映了气候变化导致的化学溶蚀作用可能是影响离子含量的主要因素。
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其中以暴雨洪涝灾害表现最为明显。文章基于灾害系统理论及风险评估原理，利用基础地理数据、气象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历史灾情数据等，分别从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易损性、防灾减灾能力4个评价指标，建立基于评价因子的暴雨洪涝风险评估模型，并指出区县级暴雨洪涝风险评估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包括数据空间化、气象数据的序列延长、参数的确定等。最后以暴雨洪涝多发地区福建省石狮市（县级市）为研究区，利用GIS技术生成100 m×100 m分辨率的致灾因子危险性空间分布图、孕灾环境敏感性空间分布图、承灾体易损性空间分布图、防灾减灾能力空间分布图、暴雨洪涝风险评估空间分布图。结果显示：风险最高地区主要位于湖滨街道和凤里街道；其次是祥芝镇东部和西部，灵秀镇大部份地区、蚶江镇中南部、宝盖镇中南部和锦尚镇大部分地区；风险较低的地区主要是蚶江镇北部、宝盖镇北部和永宁镇大部分地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提供的资料和其他以关于印度史地为主的文献，按类型归纳印度世界遗产的地域与分布特征。截止2013年，印度入选的世界遗产包括24项文化遗产和6项自然遗产，无属于混合类型的双重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具有自然地理的整体性和差异性特征，而文化遗产的宗教特征比较普遍。自然遗产主要分布于印度次大陆的边缘地区；而文化遗产主要以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外来势力的统治中心、海陆交通枢纽和环境适宜为分布取向；其中，各类宗教性遗产呈南北向地域分异。这些特征是在印度地缘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地形和炎热多雨的气候，以及悠久但发展极不平衡且以分裂为主的历史、外来势力、经济发展和本土文化基底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地处全球变化敏感地区的海岸沙地的利用变化及其环境效应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通过对海岸沙地利用及其变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海岸沙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案例与技术方法，海岸沙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生物环境等方面的环境效应研究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对国内外海岸沙地利用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海岸沙地利用变化未来发展的情景模拟、海岸沙地利用演变驱动机理的定量分析、海岸沙地利用的整体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海岸沙地防护林地的合理开发与布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