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的社会建构议题较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既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也鲜有涉及具体城市政府的行动和策略。为此,文章采取政策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作为弥补上述问题的文献空白。研究发现,佛山把区域身份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核心城市,从战略统一上确定了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策略和行动方向。佛山与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形成不同尺度作用下的区域合作地域载体。表现为3个方面：1）在城市尺度上,佛山与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城市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为地域载体,将松散的资源重新盘整,进一步提高统筹地区发展和聚集资源要素的能力,培育新的地方增长极以保持竞争优势。2）在区域尺度上,佛山与广西和贵州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佛山西站枢纽新城为地域载体,连接西南地区,把粤桂黔高铁经济合作带作为其经济腹地。3）在全球尺度上,佛山与德国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中德工业服务区为地域载体,创造地方—全球尺度的连接渠道,嵌入全球的市场经济。佛山案例展示了区域作为不同尺度上多个行动者的节点汇合,如何把区域资产与国家和跨国经济联系起来,从而生产与再生产新国家空间。文章回应了新区域地理学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审视区域发展问题,也回应了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最新呼吁。在实践中为其他城市如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以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为代表,选取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为例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分别探讨了以粤内、粤港与粤澳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在协作式河流规划治理中的协作异同。结果发现：1）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分别是以多级政府部门管理决策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和政府政策主导的协作机制。2）协作过程均存在规划目标不一致、囿于双边协作、公众协作意识薄弱和未形成可持续的协作机制等问题。3）行政体制是影响跨界河治理的表面因素,内在因素为参与主体达成伙伴关系的不同,最终通过协作模式、规划信息以及机制设计等差异影响治理结果。最后对建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管理协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从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经济发展导向的增长主义模式向生活质量导向的后增长主义模式的转型。后增长主义时期,公共性建设成为重要话题。文章简要回顾了公共性的基本内涵,重点从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发展需求、区域文化的反思、区域舆论氛围的倒逼等3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性建设的必要性展开分析,然后聚焦香港和上海在公共性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香港经验包括香港的社会组织具有相对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香港的社区建设具有多元参与、专业引领的基本特征。上海经验包括：在实体公共空间方面,上海强调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在虚拟公共空间方面,上海注重搭建议题广泛、宽容理性的公共舆论平台环境。最后,文章认为步入后增长主义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要学习和借鉴香港和上海的公共性建设思路,即香港社会导向的公共性建设和上海政府导向的公共性建设。
以2000—2018年国内外期刊数据库合作论文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结构指数法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知识网络格局由广州的“一家独大”逐渐演变为广州、深圳、香港“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香港虽然处于知识网络的核心位置,但受行政壁垒的影响,主要与广州、深圳高等级的城市建立紧密的知识合作联系。2）粤港澳大湾区知识联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西部地区知识联系远低于东部地区,虽然研究期内湾区的知识网络的极化特征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不均衡性仍然显著。3）湾区知识活动主体的自身需求是促进城市间知识合作的内在驱动力,知识环境和知识联系通道是区域知识合作网络外在推动力,在内生作用和外生作用的共同影响下,知识合作产出得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网络得以发展。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基于时空影像融合模型（STI-FM）,提出大区域多源LST（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影像融合拼接模型（Multi-source Image Fusion Stitching Model, MI-FSM）,消除时间不同、天气差异的影响,生成覆盖大湾区的中高分辨率地表温度数据。首先,应用STI-FM融合MODIS LST与Landsat LST,将不同时相的多幅Landsat LST合成为具有统一特定时相的LST影像。然后,对合成的LST影像进行镶嵌处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多幅Landsat8 LST图像的拼接。为了验证STI-FM在研究区的适用性,选取研究区中心“夏-夏、冬-夏”2组Landsat 8 LST图像,将合成的Landsat LST与验证数据进行对比与评价,结果表明：STI-FM在研究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对精度进行评价,验证模型的可靠性,结果表明：不同时相MODIS LST图像间拟合程度较高,其回归分析的确定系数（R 2）均在0.6~0.9之间,RMSE均<1.5;最后对整体以及局部细节的目视分析表明：融合拼接的成果较为理想。
通过梳理17世纪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粤港澳大湾区适应洪涝环境的地域开发典型模式,发现该地区根据洪水和潮水不同作用特点形成3种模式：1）北部肇庆、高要、清远、三水一带的低塱地区,以洪水影响为主,利用西江洪水期旺发的鱼苗资源进行涡塘养殖,发展种植耐涝的深水稻和经济水生植物;2）中部南海、顺德、高明洪潮叠加区普遍开发为连片桑基鱼塘,发展一套防洪抗涝与利用洪水期潮水排灌的技术体系;3）中山、番禺、东莞、新会一带的沿海口门区以潮水作用为主,当地通过沿岸浅滩大量投石修筑小型丁坝、种植水草等技术措施加速滩涂泥沙淤积,围、垦开发。滩涂开发过程中创造性地利用洪潮加速潮滩植物群落演替,以及排灌、改良培肥水稻土、选种适生作物。这3种开发模式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地域开发中变害为利的具体实践,总结其人水和谐的经验,可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在中国制度差异显著与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下,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相结合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系统地梳理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的关系发现,经济地理学与制度在历史上存在先分离后融合的情况,并且目前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研究结合态势不容乐观,制度研究在本体论、方法论、时间维度、空间尺度、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理论应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进行建构,并提出了建构的方向：1）以系统论、层级观为指导,注重构建制度的层级结构;2）以反还原论为基础,寻求方法论的突破;3）借助演化的思想与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在制度系统中的作用;4）加强对各空间尺度的制度研究;5）注重工具方法的借鉴与创新。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熵,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轨道交通周边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有助于缓解城市财政压力,推动公交都市建设。结合国外实施溢价归公的政策和实践模式,以东莞市为例,在资料收集、政策分析、文本和案例解读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城市政府在规划和建设轨道交通中,以土地溢价归公反哺轨道交通融资的政策安排和实施效果。结果表明：1）溢价归公的本质是以特定方式实现正外部效应的内部化,由于土地制度和税收体系的差异,欧美地区溢价归公主要依赖多样化的土地税收体系,而中国城市的实践主要借鉴了“轨道+物业”的联合开发模式;2）东莞市溢价归公策略的形成是综合开发规划编制和审批、沿线土地控制和储备、土地发展权转移、土地增值分配等核心环节有效协调的结果;3）东莞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能形成可观的财政收益,潜在土地收益占轨道资金总需求的比例超过20%,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较大困难。东莞市案例能为其他城市轨道交通融资、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的政策体系编制和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针对远海岛礁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无法满足环境要素实时监测与智能处置需求,在分析现有环境要素感知与智能危机应对技术的基础上,融合虚拟现实和物联网技术,研发了远海岛礁地理环境实时监测系统。该系统依据传感器类型设计存储表格,以支持多源异构传感器数据统一组织与管理;利用物联网技术采集远海岛礁水体、土壤、气象、植被等地理环境数据,实现了感知数据的无线传输、接入与远程数据存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在远海岛礁三维场景建模的基础上,实现了场景漫游与互操作,并结合物联网技术实现了虚实一体化的智能感应设备的远程控制。基于该系统,管理人员不仅能获取远海岛礁实时地理环境数据,还能远程操作智能感应设备（如植被浇灌水阀）,解决了以往需要人工往返岛礁的管理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了解析群体间认同差异以及掌握群体认同的转变特性,首先从遗产认同的概念出发,从主客体的视角提出其操作化的定义,并构建了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随后在此理论框架下,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案例地进行理论演绎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运用话语分析法清洗资料。研究发现：1）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客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本身被生产、被界定、被再利用以及被破坏等的产物。即中央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场所,是被认定的各级遗产,是解决居民生计和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工具,亦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2）老司城遗产认同的主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即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眼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源;专家学者用以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考古点;居民眼中增强族群凝聚力且带来生活改善的历史遗留;游客用以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群体的遗产认同表现出了非均质性。3）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和主体都具有转变性,这是由在遗产化过程中遗产本身的功能以及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利用所决定的。因此,根据遗产化进程制定相应的遗产发展战略,引导不同群体形成积极认同,正确展示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利用、遗产地治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借鉴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企业成长的概念,以宏村为案例地,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旅游小企业成长的量和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宏村旅游小企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总体上是量的增长和质的改善不断优化的过程,实现了其在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成长。2）旅游市场环境、景区管理体制、企业家精神、地方传统文化、企业成长战略和企业竞合互动共同促进了宏村旅游小企业的创办和成长。宏村游客数量的快速增长和旅游需求的提升,旅游公司和地方政府对景区的管理和建设,本地企业主的始创和模仿创新精神,外地企业主的个人特质和改革创新精神,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旅游小企业成长;传统的徽商文化、宗族文化和邻里文化等是旅游小企业成长的社会文化支撑,并强化了旅游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模仿创新、连锁扩张和抱团发展等企业成长战略,促进了旅游小企业的一体化、多元化和联合成长。同时,低层次的产品同质竞争促进了旅游小企业更高层次的质的成长,多群体旅游小企业主之间的合作交流,强化了企业间信息交换、资源共享,极大地推动着旅游小企业成长。
以杨眉河小流域为研究区,通过土壤水分采样,选取辅助变量,采用普通克里金、协同克里金、回归克里金3种地统计学方法对土壤水分数据进行空间插值。结果表明：1）回归克里金对研究区土壤水分估算误差最小,其次为协克里金,普通克里金的误差最大;2）普通克里金生成的土壤水分表面最为平滑,而回归克里金最大程度反映了研究区实际的土壤水分空间变化;3）对于协同克里金,以湿度指数（WI）样点数据作为辅助变量的估算误差小于将WI栅格数据作为辅助变量的估算误差。总之,在可获得有效辅助变量的条件下,回归克里金对研究区土壤水分估算的效果优于协同克里金与普通克里金。
基于广州市居民食品购物行为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交叉频数、卡方检验和对应分析,通过网购食品者同不网购食品者、不同区位网购食品者、不同网购食品频率者的对比,分析了网络购物影响下广州市居民购买食品行为的一般特征和空间特征。结果发现：1）网络购买食品的接受度总体不高,传统实体购物模式仍占主导,网络购买食品对实体店购买食品有一定的替代效应。2）网络购买食品对居住地周边商店负面影响较大,对商业区影响很小,超市和百货公司休闲零食、地方特产类食品销售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生鲜类商店所受影响较小。3）不同区位居民网购食品的频率差异较小,单次花费、时间和网购原因空间差异较大,实体购物条件差的居民更倾向于网络购买食品,验证了Anderson等提出的“效率假说”。4）网购食品者的实体购物出行目的休闲性增加,周末购物出行更频繁,网购食品频率高的居民购物出行时间更短。
通过搜集与计算得到江浙沪地区各城市淘宝男装、女装、童装及服装店铺整体的信用等级,同时借助集中程度分析、位序—规模法则及回归分析,探讨了该地区淘宝服装店铺信用等级的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除童装外,江浙沪地区淘宝服装店铺整体及男装、女装店铺,其信用等级的位序—规模分布满足齐夫法则;2）江浙沪地区淘宝服装店铺信用等级的空间分布形态满足对数正态分布模式;3）淘宝服装店铺信用等级的无标度区涵盖了江浙沪地区绝大部分城市,其规模分布结构相对优化;4）淘宝服装店铺的信用等级受信息化水平、物流指数、基础规模实力、文化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优势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当地服装产业的工业集中度未能影响淘宝服装店铺的信用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