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北部少数民族自治邦,包括掸邦和克钦邦,构成全球第二大非法毒品生产地的金三角核心区。通过借助历史档案和学术文献,聚焦缅甸北部,基于政治地理的视角,理清缅甸北部毒品贸易的历史起源,探讨了自缅甸1948年独立后毒品贸易给该国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以及相应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外部干预。文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有：为什么毒品贸易能够在缅北扎根?毒品贸易如何影响缅甸政府在其北部山区的主权完整和领土控制?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毒品成为缅甸国内破碎主权和外部势力干预的原因和结果,毒品贸易以及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已经渗入缅北,严重危害了缅甸的主权完整。毒品贸易也为外部势力介入缅甸国内事务提供了契机。由于主体民族缅族控制的中央政府同缅北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民族和解缺乏基础,也无法为全面禁毒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因而,缅北的毒品贸易和缅甸的国家建设相互影响,导致国家主权破碎化和外部干预,导致缅北成为亚洲最贫穷落后的地区。文章分析以毒品为核心的开源权力机制与非正式或者非法全球化,丰富了Agnew有关主权的理论,在实践方面有助于认识中缅边境安全的复杂性,促进云南同东南亚的跨国区域化。
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国内政治性行为主体影响国家政局的分析框架,然后从“民意”“民意政治”“政治性民意”的视角,依据各民意集团的构成主体、利益诉求、行为方式等要素对缅甸国内的政治性民意集团进行梳理和划分,分析了缅甸政治性民意集团形成的时空环境,并对其形成的过程与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缅甸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背景下,形成了基于利益诉求而相互博弈的六大主要的政治性民意集团。各政治性民意集团或采取平等协商签订协议,或软硬兼施诱使妥协,或使用强力打击迫使接受等手段、方式进行权利博弈,成为缅甸国内主要的政治性行为主体。各政治性民意集团的借力博弈对缅甸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意集团之间冲突的实质是其集团利益超越国家利益,这是缅甸国内长期冲突的主要致因。从“民意”“民意政治”的视域来研究一国内部的民主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冲突问题是富有尝试性和探索性的,缅甸的实证研究也为研究特定国家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参考借鉴。
通过系统梳理缅北局势发展历程,剖析冲突各主体的诉求,分析缅北局势对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具体影响,并从第三方介入构建缅军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之间双方认可的《全国全面停火协定》的视角提出应对的机制和措施。结果显示：目前,缅北局势呈现出冲突规模随时间推移持续上升的趋势,冲突从果敢爆发后向南北方向扩散并高度集中于中间区域;受地缘环境复杂和大国利益交汇影响,缅北冲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缅军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之间的冲突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冲突各方缺乏平等对话的平台与和谈共识,持续性冲突将是缅北的常态。缅北局势影响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致使中缅经济走廊的投资项目无法有效推进,阻滞“人字形”走廊的通畅,并有损中国政府及企业在缅形象。针对缅北局势的影响,中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等应认真调研和精确把握双方诉求和缅甸的局势,积极协助缅甸冲突双方、为主要政党搭建对话平台、构建平等的协商机制、促进和谈有效推进。经济走廊建设既要注重硬环境的建设,更要加强软环境的投资等,这些将是保证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有效推进的关键。因此,以缅甸为突破口,在中国周边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探讨落实倡议的有效路径,总结各类经验。
采用文本分析和空间可视化方法,对1900年以来世界主要大国不同时期地缘战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时空演变呈现欧亚大陆主导、集中于边缘新月形地区和环中国周边分布的空间特征;2）交汇区形成了从分散到集中、陆海兼备、部分区域稳定和“低政治化”趋势的演变规律;3）国家利益、资源需求、地区历史和复杂宗教问题以及国际体系的变迁是地缘战略交汇区形成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加强海军建设,弱化地缘战略交汇区域集中趋势,在地缘战略交汇区内集中经济竞争等建议,为中国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提供参考。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基于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和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SATP）所收录的印度暴力袭击事件数据,借助统计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法,对1980—2017年印度暴力袭击事件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印度国内的暴力袭击事件频发,1980年以来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从空间上看,印度国内的暴力袭击事件具有自西到东、从北到南以及由边境地区向内地发展的扩散特点,展现出局部集中、面上扩散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以西北部的查馍-克什米尔地区和旁遮普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曼尼普尔邦、中部的恰蒂斯格尔邦和东部的贾坎德邦、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为主的四大集聚中心;形成以印度河上游—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一线为横轴,东高止山脉及其北部山区为纵轴的“T”字形空间格局。印度暴力袭击事件的时空演变受到身份认同、经济问题、历史问题和利益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通过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民族分离主义组织、武装革命主义组织推动以及行动主体之间的互相作用,推动了暴力袭击事件的时空演变。要从根本上解决印度国内暴力袭击事件频发的态势,需要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施策。
通过文本分析和档案分析的方法,立足文学地理学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分析了香港70年代、过渡时期、后殖民时期三部文学界热门且公认具代表性的作品——《我城》《烦恼娃娃的旅程》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解构了作品中“本土”“国家”和“全球”3个空间维度下再现的地理物象、空间想象、人物活动、地方文化,窥探其内部隐含的文化认同与身份意识问题。结果发现,由于香港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断变迁等原因,香港的文化和身份意识处于不断重塑的状态。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香港文学作品中最早萌芽的是“本土”意识。西西的《我城》被认为是本土意识的发轫之作,其在港英政府和回不去的家这一夹缝中在“城”这一空间尺度上勾勒出浓浓的地方意识。其次,在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这一背景下,《烦恼娃娃的旅程》这一极具回归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深刻地刻画了香港人在身份认同尺度升级过程中的迷惘。最后,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通过“食物”为线索讲述了回归后的香港故事,为读者认识后殖民时期多元文化混杂下的香港社会提供了细致的观察。通过对三部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港人经历了由殖民统治时期本土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到回归过渡阶段身份意识的尺度升级及其不适,再到回归后多元文化的交织和协商,不仅在尺度上实现了由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化的身份意识塑造,而且在结构上存在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不断协商与冲突的三重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地理视角的讨论,发现这样的文化和身份意识不是属于某个群体的特有特征,而是根植于香港社会的每一寸肌肤,不仅反映了小说作者对香港社会的细致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本身所面临的文化和身份困扰。
工业区是越南经济增长的主要阵地,也是中越共建“一带一路”和深度实施产能合作的关键载体。通过收集和整理越南工业区基础数据,采用GIS、SPSS分析技术,运用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相关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分析了越南工业区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产业集聚特征,并探究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越南工业区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极化,两翼集聚,中间凹陷的分布格局。2）越南工业区空间分布呈现区域交通导向和社会经济发展导向,历史缘由、自然地形、宏观指引、区域交通设施、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越南工业区空间分布的主要原因。3）越南工业区产业呈现南翼以轻工业为主导,北翼以加工型重工业为主导,中部以采掘型、原料加工型重工业为主导的分布特征。4）越南工业化起步晚、水平低,是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主要原因;南北分治、政府宏观引导,是造成南翼、北翼、中部产业格局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国同巴基斯坦的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空间呈逐渐扩大之势;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如何进行有效的区位选择,是文章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从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力、辅助竞争力3个维度,计算了巴基斯坦2000—2018年整体投资环境。结果显示：整体投资环境年均增长率36.05%,其中基础竞争力年均增长率28.32%,最为显著;表明巴基斯坦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适合中国企业投资。其次,梳理了现有中国企业进入巴基斯坦投资的区位选择。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企业在信德省和旁遮普省的投资项目较多。最后,分别从趋于经济中心区、边界地区、社会联系密切区和安全形势良好区4个角度,分析了该国的主要省区和城市投资区位。结果表明,从趋于经济中心区的角度,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存在经济上的优势;从趋于边界地区的角度,开伯尔-普什图省和瓜达尔港具有优势;从趋于社会联系密切地区角度,卡拉奇、拉合尔和伊斯兰堡具有优势;从趋于形势安全的角度,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存在投资安全的优势。
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合作为中韩两国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主要探讨韩国“新北方政策”的内涵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进展、机遇与挑战,得出双方对接的合作机遇主要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4个方面,同时也存在着制度性风险、地缘风险和投资合作风险的三大挑战。在具体对接过程中,产业、金融、物流3个领域可能成为突破口。
作为国际河流长期合作开发的重要保障,国际河流流域组织这一联合制度安排备受关注,但参差不齐的绩效表现致使其可行性与有效性引发学者质疑。我国拥有众多国际河流,与之相关的合作开发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抓手,但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未能得到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回顾、梳理了国际河流流域组织的定义与类型,然后重点研判其制度设计特征和有效性,并指明已有研究所面临的方法困境,最后为解开“流域组织如何促进国际河流有效合作”这一难题提出以下研究建议：1）整合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效性评价指标并进行全球范围的评价;2）探明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制度类型所适用的范围与条件;3）厘清不同国际河流流域组织制度设计特征与治理有效性的关系;4）基于过程视角探求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有效性达成路径;5）采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6）立足地缘文明激发国际河流流域组织成员国的文化认同。
通过梳理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上已有的旅游地缘政治相关研究,按照研究尺度,将旅游地缘政治研究分为国家尺度、跨尺度研究2种类型,此外,还有旅游的地缘政治要素一个单独的主题,归纳总结了目前旅游地缘政治的主要研究议题。总体来说,目前相关研究仍然以国家尺度为主,案例地国家选择呈现出3个主要特征,即倾向于选择受全球地缘政治变动影响较大的区域、面临国内外地缘政治压力的区域和主权尚存争议或主权定义模糊的区域。但逐渐出现了一些跨尺度的研究,考察旅游对国家和游客相互建构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旅游地缘政治可深入探究的4个主题,包括国家间政治关系对旅游的影响、旅游签证制度和国家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旅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边境旅游的多尺度研究。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