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带地理》创刊40年之际，基于CiteSpace软件对其1980—2019年的2 938篇有效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每10年为间隔，分时段对相应文献作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突现性检测、作者共现分析及机构共现分析，以探究《热带地理》的研究主题演变、历史热点、核心作者及核心机构的合作关系。结果表明，在前20年，《热带地理》研究主题及研究区较为集中，多聚焦于华南地区及其资源开发利用；核心作者间的合作较弱，整体分散，且期刊主要报道的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等广州地区的研究成果，机构间合作较少。自2000年后研究主题明显增多，形成多元研究热点，研究区范围有所扩大，但仍集中于中国南部；核心作者间形成较多合作团队，团队间合作交流明显增强；高校与其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所占比重大幅增加，机构间合作大大加强。
以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古镇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句法理论轴线模型对2002、2008、2017年3个年份的城市形态进行建模分析。结果表明：1）从沙湾古镇整体形态看，古镇经历了由“单核内聚”到“轴带生长”，再到“发散蔓延”的3个发展阶段，古镇核心不断扩大，形态趋于完善；2）古镇空间形态外拓方向和集成核中心的扩展方向一致，古镇新商业中心转移与空间形态演变呈同步性；3）古镇集成核与商业中心发展不同步的现象，与现代城市的正交网格形态以及传统古镇相对密集复杂的空间肌理有关。文章揭示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发展规律，并提出未来古镇的空间设计应适当遵循空间同构、合理规划交通道路、理性控制旅游开发，从而保护与延续古镇原有的空间特质的建议，为传统村落新空间设计，继承与重构空间发展结构和秩序提供有益借鉴。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从城市异质性视角，以一线城市上海和二线城市南京为例，基于2013年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和南京市住房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剖析了两地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两个城市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与南京相比，上海青年居民的住房获得存在更大的区位和制度壁垒，受城市区位、户口、制度因素影响更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流动性等市场因素以及年龄、是否育有子女等生命历程因素的影响较小。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户口制度仍然处于精准严控阶段，落户门槛相对较高，另外住房价格高企，上海的青年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中同时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严苛考验。而在二线城市南京，户口政策相对较为宽松，青年群体的住房产权获得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较小，而市场因素更加主导。
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刻画餐饮业空间格局，并构建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探究餐饮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餐饮业空间分布呈块状聚集、多中心发展的格局。其中，西餐业高度集中于内环线以内，呈东西向延伸；快餐业在中心城区和高校集聚的城郊结合部大规模集聚。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餐饮业分布受到人口、经济、交通、空间4类要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规模大、交通优越、相关业态丰富会促进集聚，而周边业态的混合度过高则会抑制集聚，城市空间结构也会影响餐饮业分布，商圈、中心城区的餐饮业密度更高；中餐、西餐、正餐、快餐4类餐饮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西餐企业倾向于分布在地价较高的地区，中餐企业对交通可达性有更高的需求，正餐企业的分布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快餐企业的分布与各类文娱公共设施的分布有密切联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嵌入性理论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以永福镇台资高山茶产业为例，采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法，通过构建关系视角下的产业嵌入性分析框架，分析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嵌入过程及机理，结果显示：1）永福镇台资高山茶企业的嵌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分为社会嵌入、网络嵌入和地域嵌入3个方面。2）行动者—制度、行动者网络—组织间网络、地方—全球三重关系交织于永福镇台资高山茶企业的嵌入过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嵌入过程与结果。此外，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及中介机构在促进企业发展和网络重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本土配套企业的培育与成长，同时应进一步鼓励企业间的交流，促进网络融合，不断提升台资高山茶企业的“嵌入”程度。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为探讨加权光滑样条算法（sspw）在多云雨地区重构高质量NDVI的效果，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对其范围内2005—2015年MOD13Q1 NDVI数据进行重构。为证实sspw在重构多云雨地区NDVI的优势，选取多云雨样区的重构影像进行对比，并将未加权滤波［普通光滑样条（ssp）、Savitzky-Golay（SG）滤波］与加权滤波（sspw、加权SG滤波）重构的NDVI时序曲线进行对比。结果发现：1）sspw能有效重构多云雨地区NDVI。2）与未加权滤波相比，在质量权重的辅助下，加权滤波重构的NDVI数据时间序列曲线更接近原始NDVI上包络线，加权滤波重构的NDVI与原始NDVI线性相关性更强，误差更小；而加权滤波中，sspw比加权SG（Savitzky-Golay）滤波更能抑制图像中的噪音。总体来说，sspw重构的数据误差更小，与原始高质量数据相关性更强，重构效果更好，更适合多云雨地区。
基于太湖流域1960—2017年逐日降水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R/S分析等方法，分析太湖流域不同等级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不同等级降水对年降水的影响。结果表明：1）近60年来，流域小雨发生率最高，为73.55%；年总降水量中，中雨量所占比例最大，为32.05%。小雨发生率呈显著减少趋势，暴雨贡献率呈显著增加趋势。2）太湖流域大雨、暴雨的降水量和降水日数都呈显著增加，小雨日数显著减少，小雨强度、年总降水强度显著增强。3）不同等级降水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小雨日数与年总降水日数，以及小雨强度与年总降水强度的变化趋势空间格局相一致。中雨日数、大雨日数、暴雨日数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与其对应的降水量变化趋势的空间格局相似。4）R/S分析结果显示，小雨、暴雨、年总降水相关指标（小雨量除外）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相一致。5）近60年来，太湖流域年总降水量、降水日数、年总降水强度的变化，分别受中雨量、小雨日数、暴雨量的影响较大。在旱年流域年降水量偏少受大雨量减少的影响较大，而涝年年降水量偏多受暴雨增加的影响较大。
赣江下游阶地上断续发育着系列沙丘砂－砂质古土壤序列，有助于探讨亚热带地区粒度分维特征对古环境的指示意义。在多次综合考察的基础上，选择南昌市新建区的厚田剖面开展工作，在OSL年代和粒度测试基础上，采用分形理论中的幂指函数关系法分析了粒度分维特征，并将其与黏粒体积分数、平均粒径、冬夏季风敏感粒径、南京葫芦洞石笋氧同位素进行对比。结果表明：1）厚田剖面的沙丘砂－砂质古土壤序列主要形成于末次冰期（14.9—77.0 ka），其中沙丘砂的分维值为2.04~2.62（平均值2.34），砂质古土壤为2.24~2.70（平均值2.51）。2）分维值与夏季风强度敏感粒径呈正相关性，与冬季风强度敏感粒径呈负相关性，且与粒度分选性密切相关，标准偏差越小则分维值越小，反之则越大。3）分维值在垂向上呈现峰谷交替旋回，峰值分别对应MIS2早期、MIS3c和MIS3a阶段，该时期夏季风强盛，气候暖湿，砂质古土壤发育；谷值分别对应MIS2晚期、MIS3b和MIS4阶段，该时期冬季风强盛，气候干冷，沙丘砂发育。说明厚田沙地在末次冰期发生了3次气候冷暖旋回，其中还明显记录了H5、H6的极端寒冷事件。由此可见，鄱阳湖地区的风沙沉积序列基本同步于区域乃至全球性气候变化事件。
基于西双版纳18个样本村、612个农户、跨时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测度了2012—2014和2014—2018年2个阶段“投入—产出”结构之间的拟合程度，分析了橡胶主产区农户橡胶依赖的变化情况；并通过构建Tobit模型分析了橡胶路径依赖的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橡胶主产区的橡胶依赖呈下降趋势。2）橡胶依赖符合自增强机制假设。橡胶产出依赖程度具有传递效应，表明橡胶依赖可以逆势调控，可以利用政策补贴等手段增强投入激励，提高本期橡胶依赖，进而提高下一期橡胶依赖。3）收益递增并不必然导致橡胶依赖。农户更加看重未来的期望收益，提升期望收益才能保障农户种植橡胶的积极性。4）橡胶依赖表现为土地依赖。土地种植橡胶后具备了“专用资产属性”，转变种植结构需要付出较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5）橡胶依赖还表现为海拔依赖。主要供给橡胶的低海拔地区，农户调整橡胶种植规模的时间成本较高海拔地区小，更容易毁弃胶林，应将低海拔地区做为橡胶产业政策的关注点。
为进一步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探索更有效的空间管控方法，从各类生态环境敏感性的形成机理出发，通过选取代表性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模型，综合评估了海南省临高县海岸带生态环境敏感性和地质灾害风险性，并将其与国土规划相结合，对研究区进行了深度空间管控分区分析。结果表明：1）土地荒漠化、土地盐渍化、暴雨洪涝、赤潮、海岸侵蚀均以轻度敏感为主，土壤侵蚀、台风灾害以中度敏感为主，特殊生境、风暴潮和灾害性海浪以高度敏感为主。综合敏感性轻度、中度、高度与极度敏感区面积分别为10 651.28、9 682.11、3 275.29和983.88 hm2，其中高度敏感区以调楼镇分布面积最大，极度敏感区以博厚镇分布最广；2）地质灾害以地震、崩塌、滑坡、地面沉降、砂土液化为主，除地震风险分为风险大区与中等区外，其余4种均只有中等风险区和风险小区，综合风险则有大、中等和小3个分级，其中风险大区主要分布于博厚、东英、波莲与皇桐镇的断裂带两侧各15 m范围区内，总面积为118.86 hm2；3）集生态敏感性、地质灾害风险与国土规划多元视野的海岸带深度空间管控分区，可较好地识别重要保护对象与关键保护区域，并使海岸带获得充分开发与利用。
文章关注于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要素的作用关系，建构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框架，并以海南省为案例区开展应用研究。该框架首先对区域产业重要性进行评价并分级，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其次解析了区域产业、人口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强度，最后，基于产业评价结果设定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情景，结合产业和人口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强度评价不同产业结构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即产业和人口的规模上限。结果表明：2016年海南省的经济规模并未超载，产业有进一步发展空间。其中土地资源成为海南省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其次是水环境；海南经济效益较高的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多为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亟需加强水资源的集约利用，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为提升经济发展规模上限，需要培育低能耗、低排放的产业。文章建构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将产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联系，其评价结果政策意义更为明确，可为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控制产业及人口发展规模提供决策参考。
利用2010年海南的政策实践作为自然实验，基于1996—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测度了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合成控制法能够很好地拟合国际旅游岛建设实施前海南省的经济增长路径，通过对比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经济变量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证实国际旅游岛建设能够有效推动海南地区经济增长；2）国际旅游岛建设确实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和投资路径以及供给侧的第三产业发展路径对海南的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服务于中国海岛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实践。
以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为例，基于1960—2019年全国756个气象站点的逐日气象数据集，采用净等效温度（客观评价）与随机问卷调查（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方法，综合比较不同客源市场对该旅游区“热环境”的感知（即热感压力）差异。在此基础上，引入“中性状态”偏差理论，细致刻画客源地长/短期“气候记忆”对游客热感压力偏差的影响。结果发现：1）热感压力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明显；2）随着年龄的增长，高热感压力的比例整体上呈极显著的线性下降趋势；3）热感压力风险的“两极分化”现象说明客源地长期“气候态”与热感压力在空间上相关性较弱；4）同一气候条件下，9 d短期“气候记忆”导致的“中性状态”偏差最为显著。文章细化了气候因素对热带海滨旅游的影响，揭示了短期“气候记忆”才是影响游客热感压力偏差的重要因素，由此建议针对热感压力低风险客源地（II类，14个省份）加大对淡季旅游宣传力度，并根据年龄和性别设计旅游产品，从短期的观光型旅游向度假型的中长期旅游转变，为优化当地旅游淡季景区经营管理和营销策略提供重要的实践导向。
政策是保障和推动风景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措施、手段、依据和基本准则。文章围绕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这一主线，从演进背景、政策类型、政策主体、政策主题、政策手段等5个方面，深入剖析其百年演进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和识别其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历经“萌芽酝酿”“起步探索”“成长发展”“转型变革”4个时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历史过程，标志性政策的出台促进与推动政策变迁迈入新的进程；2）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受社会文明与思潮、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交通建设和旅游需求、风景道自身发展等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3）法案、技术指南和研究报告“三位一体”，共同促进美国风景道政策演进；4）历经百年变迁，美国已形成由交通部门主导、多部门跨部门联合、注重公众参与的政策制定主体格局；5）美国已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风景道政策体系，涉及“建管养运”各方面。最后，基于美国经验，结合中国风景道政策现状和问题，提出未来中国应遵循风景道政策演进规律，考虑内、外影响因素，进一步丰富政策类型、设立风景道主管或牵头部门、关注“建管养运”全过程等。
文章首先基于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界定了城市功能更新的概念内涵，进而围绕城市功能更新背景与演替轨迹、城市功能更新类型与组织模式、城市更新空间模拟识别与评价、城市功能更新驱动机理与规划调控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城市功能更新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所处阶段紧密相关，更新运作模式体现为政府、私有部门和社区等多元合作倾向，更新判定趋于多源数据融合辨识，更新策略的制定受政策调控力、经济驱动力、市场机制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基于此，伴随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转型调整，城市功能更新研究更加重视对更新实践的科学性认知、空间治理能力的精细化转向、治理理念的人本化回归，并主要聚焦城市功能更新理论体系与实操框架的构建、功能业态演替特征的精细考量、更新调控的因地施策等新时期研究热点。但既有研究主要从城市与区域宏观尺度上对单一功能类型的更新模式进行定性描述，对微观视阈下精细功能业态演替的多时相认知与客观评价仍显不足。为此，提出未来中国城市功能更新应重视加强微观空间尺度下功能业态更新模式的多维度量化解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融入系统学研究思想及其综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