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建设用地错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建设用地错配测度模型和错配机制计量模型，重点探讨中国2001－2016年城市建设用地错配时空特征、驱动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建设用地错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和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建设用地错配及其影响因素呈现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但空间关联效应有减弱态势；3）土地财政依赖、产业结构优化、市场发育完善对建设用地错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政府腐败和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错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建设用地错配普遍存在且有上升态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政府腐败治理力度、完善市场机制和区域一体化建设能够有效缓解区域建设用地错配。
基于对城市功能映射于城市网络的理论认识，以城市间航空客流为中介，借助百度地图慧眼位置信息服务（LBS）大数据，采取比较广州、深圳航空客流来源地城市的功能特征，以及来自北京、上海两座特大型城市的广州、深圳航空客流在北京、上海两市中就业地所在城区的功能特征等两种途径，反向判断广州、深圳在中国城市网络中体现的总体功能特征倾向。结果表明：1）广州表现出行政管理、商贸等功能特征倾向；2）深圳的科技创新、金融与高新制造功能特征相对显著；3）深圳较广州在基于生产者服务业的中国城市网络中具有更高等级节点地位。文章采用的利用人口定位大数据从城市网络中灵活提取城市功能特征的方法，可作为对以经济产业类为统计数据进行城市功能研究的补充。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基于知网1996—2019年的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对中国城镇开发边界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系统梳理研究动态和发展脉络。结果表明，中国开发边界研究逐渐繁荣，学者彼此间合作呈现“整体分散，局部紧密”的局面，相关研究机构合作不足，研究热点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并受政策导向影响明显。结合国家政策法规和时区图谱，将中国开发边界研究划分为理论初探、认识深化、划定探索、划管结合4个阶段，反映了中国开发边界研究经历了从控制城市蔓延、保护耕地、保障生态安全到塑造美丽国土、控制城市形态、促进城市转型、兼顾平等发展权以及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最后从生态补偿机制、边界划定精度、多样化的管控模式、边界试行期制度、人的需求5个方面提出城镇开发边界的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传销犯罪数据及与城市建成环境相关的POI数据，以传销高发城市武汉市为例，采用最近邻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探测器对武汉市2012—2019年传销犯罪点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武汉市传销犯罪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呈现“市中心聚集”和“多中心”的特点，形成了东西湖区、黄陂区及洪山区3个明显的犯罪高发区；2）2012—2019年武汉市传销犯罪的集中区从前期的数量较少且不断转移转变为后期的数量较多且相对稳定的态势，稳定集中于城乡结合部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或高校周边人流较大且较复杂的地方，而且具有随着城市的扩张由市中心向外围迁移的趋势；3）武汉市传销犯罪点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与体育休闲、购物卖场、公司企业、商务住宅等建成环境要素的分布高度相关。最后提出武汉市传销整治工作有效开展的对策建议。
融合遥感影像、社会开放大数据、统计资料等多源数据，以长沙市为例，围绕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等8个方面构建城市体检指标体系，运用归一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城市自然本底和运行体征展开计算评估，结果发现：1）长沙市人居环境整体良好，城市生态宜居和整洁有序度较高，交通便捷和安全韧性建设亟需加强，风貌特色、健康舒适、创新活力、多元包容等仍有改善空间。2）各区县专题发展水平不均，在保留区域功能特色的基础上，应该着重解决发展的短板。3）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万车死亡率等指标达到最高水平，但在便民服务设施完整覆盖度、住宅建筑更新和开发、群体包容等方面与城市发展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根据多源数据城市体检结果可知，长沙市未来需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精准治理“城市病”，努力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归属感。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自然环境、经济产业及交通路网等公开数据，运用城镇体系金字塔、城镇规模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1）规模结构方面，城镇规模分布较集中，表现为“大城市化”与“小城市化”并重的特征，中间级别城市发展滞后，城镇人口金字塔大致呈现沙漏形态；空间结构方面，整体呈现分异与整合共存的局面，一方面形成东密西疏的城镇密度格局以及各具特色的省级城镇体系，另一方面东南—西北地区城镇空间结构呈现整合趋势，沿东南—西北形成卡拉奇—拉合尔—伊斯兰堡及拉瓦尔品第都市区—白沙瓦“7”型城镇发展轴线；职能结构方面，形成3个全国性中心，2个地区性中心和多个重要工业、交通节点城市。2）城镇体系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交织影响下形成。内生因素方面，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形成东密西疏城镇空间格局的基础条件，经济产业因素决定城镇体系的基本格局；地形与交通的共同作用改变城镇间的时空距离，造成东西部城镇体系的差异；各省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和行政因素造成各省城镇体系的分异。这个过程受国际投资与贸易、地缘政治和中巴经济走廊等外生因素的间接影响。3）中巴经济走廊将促进“7”型城镇发展轴转变为“两纵三横”城镇发展轴体系。
基于上海市2006—2018年电竞企业的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分析等方法，探讨上海市电竞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竞产业可以划分为2006—2010年的起步阶段，2010—2014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14—2018年的爆发增长阶段；2）电竞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由双核心聚集发展为多核心聚集，具有整体上中心聚集、同时向外扩展的特征，南北方向是企业扩展的主要方向；3）高资本电竞企业主要向软件园区和高等院校聚集，呈现出4个高资本热区，这些热区未来更有机会出现更具竞争力的电子竞技企业；4）政府政策规划对电竞产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高质量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周边电竞市场环境、交通便捷性是企业聚集的基础力量；与传统产业相比，由于电子竞技产业具有体育性的竞技特征，其竞技水平和赛事举办也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广州市城乡过渡带边界，利用基于sDNA模型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空间交互强度，分析其空间演进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1）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总体呈扩大趋势，以北偏东方向发展为主，破碎区块逐渐演变为连续区域；2）广州市城乡过渡带之间的空间交互网络结构呈现“多方向化”趋势，从最初的西南侧单线网络结构逐步发育成多方向闭合网络联结结构，目前演变为南北两支、东西向的强空间交互态势，以白云区为代表的北部区域和以番禺区为代表的南部区域是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重要战略节点地域；3）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社会经济优势度呈现出由内向外的3个空间层级结构，并由城市核心区辐射带动，向北、东北与东南3个方向推动发展为城乡过渡带；4）各城乡过渡带的发展速度不均衡现象仍较明显，广州市应结合本区域优势产业和自然资源，走联合与互补发展并存的道路，重视城乡过渡带区域发展引擎，增强其与周边地区联系的潜力。
通过构建城乡居民客观发展指数、主观幸福感指数和福祉差异系数，分析了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及其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空间差异，探讨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城乡居民福祉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城镇和乡村居民福祉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665 3、0.570 4提高至2015年的0.761 5、0.683 0，上中下游由低到高的梯度变化明显。2）城镇居民福祉水平略高于乡村，城乡居民福祉差距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福祉差异系数由2005年的1.166 3降低至2015年的1.114 8，下游缩小幅度相对较大。3）经济因素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及差距的主要因素，且乡村居民福祉受经济因素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4）城乡居民福祉水平除经济因素外，还与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社会管理、基本住房、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地区福祉水平并不一定高于经济水平低的地区。5）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迅速提升，在缩小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GW相关分析、EOF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基于2005－2018年的航空客运业和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区域内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动状况的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之间互动关联呈现逆“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特征。受上海“虹吸效应”影响，位于长三角核心圈层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的总体互动关联程度要低于长三角外围圈层的黄山、衢州、徐州、金华、温州等城市；长三角地区18个城市航空客运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关联有一定的滞后性。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的两年时间里出现了波动变化，互动关联程度降低；相比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程度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反映程度更加强烈。
基于2018年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影响模型对社会经济指标空间化，探讨安徽省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对地形的响应。结果表明：1）空间化模型预测的人口和经济密度能够反映实际状况，并将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划分为超前型、滞后型和协调型3种类型。皖南山区以滞后型为主，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皖北地区以协调型为主，人口和经济发展处于平衡状态；皖中地区以超前型为主，经济集聚大于人口集聚；2）随着地形因子的变化，地形对人口的影响强于经济。海拔＞100 m，坡度＞6°，地形起伏度＞50 m的区域，属于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的重点关注区域，主要分布在金寨县、霍山县、岳西县和太湖县等大别山核心区和池州市、黄山市和宣城市境内等皖南山区；3）人口－经济空间关系与地形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随着海拔升高、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增大，超前型面积占比越来越低，滞后型面积占比越来越高，协调型面积占比基本处于稳定。这可能是由于高低起伏的地表特征不仅对农业机械化产生显著的阻隔效应，使第一产业发展受限，且对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布局有显著影响，弱化了地区经济优势。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综合运用产业集中度、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产业重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演变特征，以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呈现扩张态势，可分为急剧增长期（1978－1991年）、低速增长期（1992－2000年）、稳步增长期（2001－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华东地区，具有“北冷南热”的空间结构。柑橘生产空间在省域尺度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呈现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且集聚呈现先急剧下降，其后再波动上升的变化过程。自2000年起，生产空间重心持续性向西南向迁移，“西移南扩”的迁移趋势明显。中国柑橘生产空间从最初的自然驱动，逐步转向为“自然－社会”驱动。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着中国柑橘生产的基础空间，社会经济因素是柑橘生产空间变迁的重要原因。在市场区位因素中，道路运输、水果消费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路网密度提高，提升了产区的经济区位，居民收入的提高扩大了柑橘消费需求，因此每提高1%，柑橘面积分别增加0.192%和0.107%。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投入、水利灌溉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正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分别增加0.934%和0.094%。在社会经济因素中，非农就业机会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失，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强烈的负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减少1.365%。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品种、新技术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正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增加0.058%。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向效应，间接效应为正向效应，意味着在分配有限土地资源的博弈中，本地土地首先要满足粮食安全，因此抑制柑橘面积增加。而邻近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通过粮食流通能够满足本地粮食安全，促进柑橘面积增加。
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基于元阳县自然资源局的土地利用的空间矢量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取2013-2018年元阳县与梯田核心景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信息，分析梯田耕作时空演变的总体特征和变化趋势，选取级差地租理论解释梯田耕作的演化逻辑，并通过实地调研说明政府的外力干预效果。结果表明：1）梯田核心区的耕地比例大于整个元阳县的耕地比例，且不同于元阳县内旱地面积大于水田面积，核心区内的水田面积为旱地面积的一倍，表明核心区的水田比非核心区保护得更好；2）在没有外力干预的自然情况下非核心区与核心区水田分别呈现改旱和撂荒趋势，民族内部的文化力量难以可持续抗衡这种变迁。而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调控机关，在遗产保护任务和政治利益激励的诉求下，干预了核心区的梯田演变过程，通过提高级差地租Ⅱ实现核心区的土地增值，集中加大对核心区的资源要素投入，从而有效延缓了梯田遗产消失或变更的进程；而非核心区由于缺乏政府有力的干预，梯田正呈现逐渐消失的趋势。
选取湛江市霞山区观海长廊红树林湿地为研究区域，运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定红树林表层土壤及红树植物根、枝、叶中重金属（铜Cu、锌Zn、铅Pb、镉Cd、铬Cr、镍Ni、砷As）的质量分数；运用Ha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评估红树林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风险水平，结合相关性分析和聚类分析探讨重金属的影响因素及来源；应用生物富集系数（BCF）、转运系数（TF）分析重金属在土壤-植物中的富集和迁移能力。结果表明：1）研究区表层土壤7种重金属分布规律为Zn（57.48 mg/kg）>Cr（29.31 mg/kg）>Pb（19.23 mg/kg）>Cu（16.62 mg/kg）>Ni（8.18 mg/kg）>As（6.00 mg/kg）>Cd（0.20 mg/kg）。7种元素平均质量分数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pH≤5.5）风险筛选值；Cu、Zn、Cd和As平均质量分数分别为广东省土壤背景值的2.08、2.74、6.75和1.11倍。2）重金属中Cd的潜在生态风险系数最高，潜在生态风险程度为很强，其余元素潜在生态风险程度为轻微。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程度为中等。重金属与有机质、黏土、粉砂呈正相关关系，与pH、砂呈负相关关系。3）Zn、Cr和Cu在红树植物体内质量分数较高，Pb、Ni和As次之，Cd质量分数最低。除无瓣海桑Zn的根-叶转运系数＞1外，重金属在桐花树、木榄和无瓣海桑中的生物富集系数和转运系数均＜1，说明桐花树、木榄和无瓣海桑对重金属的富集和转运能力不强，大部分有毒元素主要积累在根部，降低了有毒重金属通过食物链传递的风险。
基于1960－2016年东平水道三水、紫洞、澜石、浮标厂月均潮差、余水位数据及三水、马口站月均流量数据，以1993年三水－马口分流比突变为切入口，探讨余水位坡度及潮波衰减率等径－潮动力改变下，东平水道水面线与余水位曲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平水道在1993年三水分流比剧增之后，1）余水位坡度或潮波衰减率与流量的双累积曲线斜率下降，即余水位坡度或潮波衰减率对流量的依赖性减弱；2）东平水道水面坡度整体下降且上游（紫洞－三水河段）降幅最大，不同季节坡度的变化率介于-67%~-4%，水面线由下凹转为上凸，即曲率由正转负。同时，曲率波动幅度明显减弱，1993年前曲率波动介于2×10-10~5.48×10-10，而1993年后波动介于-0.9×10-10~-0.07×10-10。上述曲率变化在冬季较夏季显著；3）上述水面线异变的主要原因为，东平水道中上游河道挖沙导致河床地形大幅下切、水位下降、来水量增大，且同时期的航道疏浚加剧这一变化；下游主要受滩涂围垦影响，河道淤浅。以上地形变化导致河道中游径、潮流量增大，径－潮双向顶托使水面线转变为上凸型。受北江上游飞来峡水库调蓄影响以及过水断面宽深比、海平面变化等季节性调节作用，东平水道冬季水面线及曲率变化较夏季显著。
以烟台市的芝罘岛风砂沉积剖面为研究对象，分析色度特征，并结合光释光测年探讨末次间冰期该地区的气候。结果表明：1）色度参数L*均值为52.13，在整个剖面表现为黄土层L*高于古土壤层，指示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a*、b*、C*、h*均值依次为11.18、25.03、27.43和0.421，其值均表现为古土壤层高于黄土层，指示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2）各色度参数在剖面垂直方向上呈现峰谷交替的3个旋回，反映该地区末次间冰期的气候变化经历由夏季风占主导，气候暖湿，降水较多（MIS5e：118.5—124.9 ka）→夏季风势力减弱，冬季风增强，气温下降（MIS5d：105.2—118.5 ka）→夏季风影响明显，气候湿热（MIS5c：94.7—105.2 ka）→冬季风增强，气温下降（MIS5b：83.4—94.7 ka）→开始转向暖湿（MIS5a：70.18—83.4 ka）→再转向干冷（MIS4：62.85—70.18 ka）的冷暖震荡。
以广东省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析潜在生态廊道，通过增加河流与高速公路廊道形成综合生态网络（CEN），并利用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和成本比对CEN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由潜在生态廊道构成的基础生态网络（BEN），α、β、γ指数分别为0.54、2.02和0.70，说明其能使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结构复杂化并形成有效链路；将河流廊道加入BEN形成河流生态网络，其结构更加完善，但因河流本身是两岸基质连通阻力较大的因素，其α、β、γ指数均比基础生态网络有所降低，分别只有0.33、1.64和0.55；由自然保护区、潜在生态廊道、河流廊道、道路廊道、生态节点组成的综合生态网络，α、β、γ指数分别达到0.68、2.34和0.79，说明道路生态廊道的加入，可以弥补河流生态网络的弱点，使网络形成良好回路，对生态网络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在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背景下，建议建设、修复生态廊道47条、生态节点52个，以改善自然保护区孤岛化，促进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物种交流，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为广东省的生态修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核心框架。
以三亚为例，基于对256位候鸟旅游移民的实地调研，采用因子分析及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候鸟旅游移民迁移驱动力的结构、强度及群体差异。结果表明：1）三亚候鸟旅游移民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但也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2）三亚候鸟旅游移民迁移驱动力由风景环境、社会资本、社会象征、城市服务、生活方式、家庭氛围及健康养生等7个因子组成，其中，健康养生居得分最高，城市服务得分最低；3）与国外主要对“美好生活”的积极追求不同，三亚候鸟旅游移民多受年龄增长带来的健康问题所驱使；4）文章揭示了“旅游休闲—日常生活”这一动力连续体，反映了三亚候鸟旅游移民迁移驱动力的复杂性；5）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年龄、旅居时间的三亚候鸟旅游移民迁移驱动力具有一定差异，尤其是不同文化程度及年龄，意味着收入水平、消费观念及健康状况的不同，对其驱动力影响较大，在社会资本方面区别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