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厘清地理学在遗产研究领域的具体贡献，基于CNKI、CSSCI、WOS等数据库，运用知识图谱工具，对1990—2020年1 172篇地理学科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1）地理学关于中国遗产的研究阶段性特征明显。自2005年文献数量快速增长，并在近10年出现3次高峰。发文量呈“之”字型发展态势，关键词呈“橄榄型”发展特征。地理学科30年遗产研究经历了以“世界遗产”研究为主的起步阶段（1990—2004年），以“农业遗产”等众多主题展开的多元探索阶段（2005—2012年），注重实践和理论的深耕阶段 （2013—2020年）。2）学者合作网络呈“小集聚、大分散”格局。即以数量众多独立学者为基底，合著作者小群零星分布，并出现一个规模较大、联系紧密的大聚集群体，其核心作者发文数首位度高。3）文化遗产研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内容主要涉及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等六大板块；农业遗产研究处于国际前沿，热点聚焦于乡村与农业文化遗产。4）对198篇高引用论文分析得出，已有研究表现出强调现实与实践导向、侧重主客体关系、重视空间分析等特点。未来地理学科应巩固农业遗产研究前沿地位，促进理论输出，并在建构遗产研究学术共同体，拓展遗产研究多视角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遗产时代”已经开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探索，学界积累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然而，富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地理学对该话题的关注和贡献仍有待提高，文章希望从实践回顾、话题梳理、国家战略推进等3个方面促进地理学者为建构非遗跨学科研究体系贡献力量。首先，从“非遗”概念的诞生以及民间文化的复苏入手，回顾了中国历年有关非遗的保护实践，总结出非遗研究的“特性与意义的构建”“传承与制度的反思”和“开发与社区能动性”3个重点议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积极借鉴西方批判性遗产研究学术成果上所着力构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非遗研究体系。其后，将非遗放置在乡村振兴、城市发展和文化强国3个国家战略中给予考量，指出非遗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已被纳入到国家政治和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最后，在总结归纳非遗研究话题与进展的基础上，对地理学在非遗领域可以开展的工作进行讨论，以期启发和深化相关研究。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基于非表征理论和启动效应范式实验方法，以广东省江门市启明里的地方品牌为例，通过对比居民与非居民内隐感知差异、本地居民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分析人们内隐感知对于地方品牌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受到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本地居民与非本地居民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的内隐感知存在差异，二者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建构起不同的意义，本地居民将日常生活的记忆和体验融入其中，而非本地居民仅将其视为城市更新的工程；2）本地居民对启明里地方品牌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表明启明里地方品牌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只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和自我表达的工具，缺乏情感、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3）地方品牌化不能只关注符号性景观构建，而需要重视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内隐的、非表征的空间邂逅的作用，这有助于为地方品牌注入可持续的价值提升动力，增进本地居民对品牌的认同和自信。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活态遗产地演变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揭示其特征与逻辑对于活态遗产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表达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要素——传统、地点、生活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相耦合构建TSL（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探讨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结果发现：1）古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空间生产，即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2）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古城核心使用功能演替，引发生活、地点、传统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3）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是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大逻辑。活态遗产地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时空连续体，TSL模型为揭示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为解决乡村振兴中乡镇政府如何选择正确产业和如何制定合理产业政策2个重要问题，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分析并提出乡镇“有为政府”产业政策演化的逻辑框架：1）选择产业，依据“两步六轨法”选择具备相似资源禀赋、约束条件的产业。2）政策制定，针对筛选出的产业制定合理的政策内容、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以支持产业发展。以该逻辑框架为依据分析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罕镇的产业现状、目标乡镇比较优势产业，发现勐罕镇领先型产业为菠萝种植业，应通过引进菠萝深度加工企业，建设营销网络、运输网络，提供市场信息支持产业发展；转进型产业为传统种植业和特色养殖业，应通过建立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培训农户种养能力，提高农户市场参与度；“弯道超车型”产业为酒类制造和傣药生产等，应通过联合农户开发制造技术体系，协助注册品牌商标，建设生产和成品制造基地等促进产业发展，从而完成了逻辑框架的实践检验。总体上，因势利导逻辑框架既结合实际又着眼未来，为乡镇政府的产业政策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选取社会经济、配套产业发达且相近的苏南、浙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地图API中的地点检索服务获取民宿点地理信息，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探究两地民宿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两大地区民宿均呈显著集聚状态，分布在地势低平且水系发达区域，依托高禀赋旅游资源和交通干线集聚。2）在两地区别上，苏南民宿表现出集聚程度上的市域差异，浙北则分布相对均衡且集聚范围较广；空间集聚态势差异性显著，前者呈“四核集聚，次级中心团状布局”，后者表现出“西东中梯度格局”。3）消费能力、客源市场与通达程度是影响两地民宿分布的重要共性因子，两两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对民宿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4）浙北民宿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弱，水系环境与景区依赖是两大地区间的区别因子。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以广东省农村地籍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利用、结构、空间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农村宅基地房屋以一层、砖结构和混合结构为主，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同时层高与结构间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相关性，低层与砖、混合结构房屋主要分布在粤北及粤西等偏远地区，高层与砼结构房屋多集中在珠三角地区。2）研究区内农村宅基地房屋空置、闲置现象普遍，平均空置率和闲置率分别为6.75%和5.66%，且农村空心化现象显著，50.87%的区县村庄处于中度空心化程度以上。此外，研究区内存在一定的一户多宅与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现象。3）研究区内农村房屋利用特征受到人文、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差异及珠三角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最为显著。广东省农村宅基地房屋利用特征与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且存在一定的闲置宅基地资源，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应当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建设用地优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