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利用战略耦合，分析大湾区各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发展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与分工的差异，以深入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研究发现：1）粤港澳三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和演变过程均存在本质差异，从属于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香港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及后来的“前店后厂”的过程中，经历了2次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金融业上形成互惠耦合模式；而澳门在制造业上经历了2次从依附耦合到解耦的过程，在博彩业上形成了吸收耦合模式。2）珠三角各个城市战略耦合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各城市通过不同的主导产业嵌入到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3）在上述2个尺度的战略耦合差异的影响下，大湾区的区域经济没有逐步走向协同，而是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各个城市早期由于耦合模式不同而协同较弱，中期由于战略耦合嵌入相同的GPN中而走向协同，后期由于解耦的出现而协同趋势衰减。文章的核心论点认为战略耦合的模式差异，导致各个城市嵌入到经济周期、生产系统、技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因此难以实现区域整体协同。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文章基于流空间视角，提出了城市群协同发展双重内涵，从流动性、连通性与互补性3方面剖析了要素空间流动与区域功能协同的内在关联。并选取旧金山湾区为实证案例，梳理国际湾区城市群从单中心走向功能协同、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及驱动机制。研究认为，要素流驱动下的旧金山湾区经历了从发育到成熟的3个阶段：1）要素流动强化旧金山与奥克兰双城联系，功能互补促进双城共生发展阶段；2）要素南汇促成三足鼎立，要素对流与功能互惠助推多中心联动发展阶段；3）要素分流促成泛网络空间结构，错位互补发展强化区域环流，湾区实现功能协同发展阶段。文章结论可为构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国际湾区协同发展带来如下启示：应顺应要素流动的客观规律，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要素流动破除障碍；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提升区域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连通性，为要素流动和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奠定基础；探索区域协商机制，制定功能互补与联动的区域发展战略，引导要素合理分流与高效配置，实现区域功能联动发展。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通过构建“城市+城市+旅游”的数据收集方法，从"百度中文"与"谷歌英文"搜索引擎中获取粤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旅游信息的共现频率，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角度探讨城市旅游信息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的异同点。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紧密并走向一体化，国内旅游市场更加稳定。功能分工和市场影响力出现分化，以佛中莞珠惠等第二梯队城市集聚引领的旅游合作模式主导国内旅游市场，以港广深澳等第一梯队城市分别带动其他城市的旅游联动模式主导国际旅游市场。互联网反映的城市群旅游关系更像是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旅游功能组织体系。互联网这一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第二梯队城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逆风翻盘”，第一梯队城市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强者恒强”的状态同时并存，从虚体空间层面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差异性。
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全球航运网络航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关指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港口吞吐量占比变化、港口群内部结构变化、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八大区域航运网络格局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总吞吐量增长率达到32.3%，并且在2020年总吞吐量达到7 294万TEU，占全球的9.2%，占中国的28.3%。其中，深圳港、广州港增长速度较快；2）在参与全球航运网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出现以深圳港、香港港为核心参与全球八大航运区域的层级结构，湾区整体与东亚、东南亚区域联系最为紧密，与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的航线联系则局限于区域核心港口间的直接联系；3）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三港鼎立，主要业务错位化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港香港港、外贸港口深圳港与内贸综合大港广州港以及区域其他支线港珠海港、东莞港等港口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亟待以港口群为整体，积极参与到全球航运网络的建设中，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未知的机遇和挑战。
以粤港澳大湾区水路客运班线为数据来源，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水路客运网络的基本特征，评估其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征，分析各节点的重要性，测试其鲁棒性与脆弱性，结果发现：1）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基本健全，节点之间能够自由流动，但网络的层级单一，可达性较低的节点占据多数；2）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部分小世界网络特性和无标度特性，节点分布呈现马太效应；3）深圳蛇口港在复杂网络中的综合重要性最为突出，比较重要的节点还有香港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珠海九州港、澳门外港；4）大湾区南部的水路客运网络相比北部发达，东部比西部发达，空间发展不均衡；5）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鲁棒性，生存能力较强，但网络发育不够完善，稳定性较差，难以经受蓄意攻击。整体上，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还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应加大核心节点保障能力，增强边缘节点的连通性，提升大湾区北部的水路客运能力。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湾区治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构建包括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3个维度的湾区治理制度环境比较研究框架，运用文本/桌面分析法，系统总结了大湾区与旧金山和东京湾区的治理框架，比较分析了3个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研究认为，湾区治理的模式特征及其效果与由权力结构、法律结构和社会资本结构构成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权力结构影响着治理的灵活弹性，粤港澳大湾区权力结构呈现非对称和碎片化特征，总体较为封闭集中，导致治理模式单一，始终以政府为主导；法律结构影响着治理的交易成本，粤港澳大湾区尚未形成统一高效的法律体系结构，导致治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较高；社会资本结构影响着治理的多元参与和湾区凝聚力，粤港澳大湾区正向社会资本相对薄弱，多元参与治理不足，湾区自下而上的凝聚力不强。最后建议大湾区治理宜从权力、法律和社会资本结构入手，探索三地各自优势下的制度空间灵活重构；在制度环境建设中，引导非政府主体稳定有序参与治理，以提升大湾区凝聚力；在保证中央和省政府的权威方针基础上，适时探索大湾区地方政府的放权自治。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21世纪区域合作的核心动因，跨边界合作议题备受学界关注。欧盟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方面有丰硕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指引，二者均涉及到跨制度、边界的协作和权力的尺度重组。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了1993—2020年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动向。结果发现：1）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区域互动、跨边界合作模式、跨边界合作领域、跨边界合作障碍等方面；2）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互动互信、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协调和合作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然而在双边差异、跨边界可达性、移民和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3）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增强价值与文化认同，创设特殊制度安排，构建多尺度合作空间与多维度治理体系是实现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文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的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以拓展国内区域环境治理研究，对认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深入发展以来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矛盾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所启示。文章回顾了20多年以来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治理模式与影响效应3个重点议题。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层面环境问题的应对已成为环境治理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各主体之间采用了由国家政府或者地方行动者主导的协调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区域层面的环境参与受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资源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文章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政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的组织框架，实施环境治理的地域因素、影响效应，探索促进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
通过梳理国内外场景理论的发展脉络，对场景内涵及要素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与分析，构建了包含场景要素、场景层级特征和场景规划方法在内的场景规划理论体系，从场景识别、场景构建、场景评价和场景应用视角实现了对场景规划工具的全新探索，用于指导在不同领域开展场景实践工作。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为例，基于场景规划方法挖掘湾区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目标，识别出代表未来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方向的重要场景。最后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廊道构建为应用示例，初步应用场景规划方法进行场景要素分析，为下一步开展场景评价及场景应用示范等实践探索工作提供基础。
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城镇化地区广州市的流溪河—西航道—前航道为研究对象，分别于2020年7月和2021年1月开展野外调研采样活动，收集40个地表水水样样品，通过室内分析，利用水化学和同位素（δ15N-
从“水－能源－粮食”3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价，利用珞珈一号夜光数据修正生态阻力面，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并优化湾区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源地总面积为9 626.1 km2，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西部的山地、丘陵地区，对应位于江门市、惠州市中部和肇庆市；2）生态廊道共计38条，总长度为2 023.09 km，其中最短为11.76 km，最长为304.99 km，集中于植被覆盖较好的山地丘陵地区，中部无廊道分布；3）生态源地辐射区面积为28 929.5 km2，达到湾区总面积的51.88%，若要实现60%的覆盖率，则需要至少新增生态源地辐射面积4 524.856 km2；4）为了更好地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提出在惠州市北部和南部新增两处生态源地辐射区，并构建以“一带、一轴、四组团”为核心的生态安全格局优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