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量土地再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新增价值（增值空间）分配的合理性，成为影响土地再开发运行效率的关键。从尺度重构视角，构建土地再开发增值空间分配研究框架，以广州海珠湾枢纽地区为例，对自主改造、土地征收和土地整备3种再开发模式，进行尺度跃迁观察，并剖析相应的增值空间分配成效及再开发项目推进情况。研究表明，柔性跃迁的自主改造与刚性跃迁的土地征收，均是基于经济平衡进行的增值空间分配，容易挤压为社会共享的单元增值空间，导致再开发工作难以推进。而中间跃迁的土地整备，通过权力与空间的适配调整，以“储改结合”促进多方合作改造，以“单元”社会平衡为原则，促进增值空间分配的“显性化”，保障为社会共享的单元增值空间。基于此，提出土地再开发增值空间分配合理化的路径，包括：构建上级政府权威的土地整备统筹机制，构建成片连片的土地整备单元载体，构建社会平衡的显性化分配机制。
利用CiteSpace文献可视化软件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分析1979—2020年CNKI期刊数据库中国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研究的662篇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其研究动态和发展脉络。结果发现：1）国土空间用途分区成果不断涌现，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总体可划分为土地用途分区（1992—2006年）、自然生态空间用途分区（2007—2017年）和国土空间用途分区（2018年至今）3个阶段，发文作者之间合作密切，形成具有规模的科研集群，“土地利用”这一关键词具有0.28的高中心性。2）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研究政策导向性强，内容不断深化。分区理论、分区体系不断优化；研究方法从定性或定量转变为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分区管制研究大多集中于现存问题发现、国外经验启示和分区实践研究3个方面。针对已有研究内容较为传统，科学验证研究不深，理论总结升华不够，以及对多学科融合和大数据的运用不足等问题，提出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开展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相关理论研究，深化生态空间、海洋空间与乡村建设空间用途分区研究，结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构建需求拓宽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研究视角，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方法与技术的创新应用等4个方面。
弹性空间的提出和划定是创新国土空间管控模式、提高空间规划科学性、适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变化形势的现实需求，但相关研究仍处于理论初探和个例实证阶段，系统性和理论支撑不足。利用CiteSpace 5.6对“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中共计800余篇弹性空间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总结国内外近30年来该领域的前沿研究特点和相关研究进展，并探析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1）国际文献载文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国内文献载文量先增后减，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适宜性等研究成为最新动向；2）相关科研单位合作网络密度仅为0.004 2，呈现以中国科学院、昆士兰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的分块式合作关系网络；3）概念与内涵、技术方法和管控措施是热点知识群组，内涵上强调土地预留、混合利用和空间置换等特征，方法上重视空间优化和适宜性评价，决策支持系统和基于主体的模型是重要技术支持，而管控上突出“刚弹结合”相关措施；4）未来需要加强理论框架构建，以多学科理论为支撑，深化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研究，拓展弹性空间的应用领域，以进一步提高科学性和实用性。
如何坚持陆海统筹，实现全域全要素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主要面临陆海统筹规划编制方法差异、陆海资源评价方法单一和海岸带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文章结合不同层级管理事权，提出了“保护、利用、特色”三位一体的陆海统筹模式、基本原则和管控思路，以及陆海统筹规划编制和空间管控体系等。从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角度入手，以广东省为例，通过对陆海统筹重点区域管控对象、管控内容、管控手段和实施效果的全面梳理，提出应该以生态保护和底线管控优先，创新陆海统筹区线管控机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海岸带重点资源项目库、陆海使用权立体分层等管控方法。
建立科学清晰的传导体系是保障规划治理效力的重要前提。随着全国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改革的推进，空间规划体系雏形初显，明确各级、各类规划编制内容、管理权限和传导路径，已成为各级政府十分关切的问题。文章基于广州国土空间规划试点的编制实践，针对原有规划体系中指标分解难、控制线管控标准不一、用地管控尺度和精度不一、设施管控缺乏分级等问题，以全域全要素管控为目标，提出了广州建立“四级三类”规划传导体系及实施评估监督的建议，认为一是要在纵向传导上，强化规划编制和“市—区—街道”行政管理体系的衔接，构建“市域—区—单元—地块”4个纵向传导层级，重点围绕“目标战略、底线管控、功能与用地管控、设施管控”4类核心管控内容明确各层级编制内容和深度；二是要在横向传导上，构建专项规划与各层级规划的“联系-反馈”机制，推进专项规划与总体层面规划同步编制，达成管控要求、核心指标等方面的共识，并加强详细规划层面的设施评估反馈，细化详细规划在指标、名录、位置、结构4个方面的传导要求。
后单位时代社区公共性的式微是经济制度转型的社会特征，探究后单位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社区治理具有参考意义。文章桥接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结构和布迪厄的4种资本类型，建立基于场域理论实践观上的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并以徐矿社区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分析从“一元连续型网络结构”到“多元离散型团体结构”的多维空间生产过程。结果表明：1）单位到后单位社区转型的空间生产差异机制一方面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制度变化所形塑，另一方面受现代性的自由流动和管制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影响。2）后单位社区行动者在居民构成和权力关系的重组中调适惯习，在争夺社区资本的过程中，伴随制度空间的重构、物质空间的改造、社会空间的异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3）以居委会为代言的政府话语在空间实践中采取规训策略构建理想的社区空间，与潜在的居民抵抗形成彼此连接但不融通的整体关系。4）后单位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老旧小区改造的地方政策响应、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博弈与倾斜、单位路径依赖累积与动能缺失、以及现代性流动下的熟人社会松动4种动力驱使。制定以居民为核心的治理目标与对策，促进社区权力的共同享有是未来可持续社区治理的重要导向。
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为案例地，以“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情感地理视角，通过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农户情感重构及其重构机制。结果表明：1）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主要包括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5个维度的重构，这些维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2）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脱贫村农户地方归属感上升，幸福感增强，风险厌恶感下降。然而，扶贫力度的不均衡导致农户间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传统文化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使得农户产生失落感。3）在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过程中，农户认知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动起主导作用，企业行动发挥辅助作用。政府和企业行动通过重构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刺激乡村地域主体即农户认知转变，继而引发情感的重构。
通过对111篇国际SCI和SSCI期刊内陆港（Inland Port）文献的分析，结果发现：1）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内陆港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自2016年以来，文献数量增长迅速。研究者的地区分布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最多，研究主题多与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结合，表明内陆港已经成为交通运输体系和供应链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概念至今尚未统一。其概念探讨主要集中在不同地理背景下对内陆港功能和作用、与海港的便捷交通链接，以及随经济发展延伸出来的附加功能方面。2）内陆港的空间布局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供应链导向型布局和产业集群型布局，腹地经济基础、交通基础设施与地方政策因素等都影响内陆港的选址和布局。3）内陆港对区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城市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和就业以及降低能耗和减排、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产生持续的空间效应、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4）内陆港的运营和管制需要特别关注港口规划与各管理主体之间及其与管理制度的关系，以实现内陆港高效、持续、健康的发展。文章最后着眼于全球内陆港研究新趋势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对内陆港发展实践需求，指出未来内陆港研究需要重点关注概念再界定与评价实证、空间布局与规划、区域影响与港城关系研究、开发投资与潜在效益之间的风险关系研究等方面。
通过改进引力模型和地缘系数，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先行政治、经济增长极的引力，探究潜在增长极的时空演化格局。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在发展城市中心性分布不均，湖南、湖北、江西省分别呈“高值均衡化”“双核心化”“单核心化”特征。2）绝对地缘系数区域差异显著，湖南、江西两省具有“中心低、四周高”的特点，3个城市子群内部联系更多，存在省域行政切割现象；最佳地缘系数呈“双峰”型，受城市地缘政治引力影响较大的城市发展情况稍好于受经济引力影响较大的城市。3）潜在增长城市“边缘性”特征明显，集中于城市群周边，重心在西南方。结合城市发展潜力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株洲、襄阳和九江3个一级增长极以及衡阳、宜昌和新余3个二级潜在增长极。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4座展览业最活跃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为案例地，构建由展览业活力、经济实力和接待能力组成的城市展览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4市2013—2019年展览业竞争力系统的耦合协调性，探讨城市展览业竞争力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子系统间的互动协调机制。结果表明：1）4市展览业竞争力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广州、深圳已步入良性共振的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较高；而东莞、中山仍处于比较粗放的发展阶段，耦合协调度较低。2）城市展览业竞争力系统的协调作用机制是展览业活力、经济实力和接待能力子系统同步同向紧密结合的过程，子系统在达到一定高度的同时，其相互作用力形成顺时针和逆时针2个方向上的循环。其中，展览业活力是核心，接待能力是基础，经济实力是发展要素。3）不同类别的城市展览业竞争力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同。对于一线城市而言，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比经济实力更为重要，这关系到城市展览业服务的市场范围大小；而对于非一线城市而言，在服务业整体欠发达的情境下，经济实力往往决定着服务本土的城市展览业能否有持续的增长动力来源。
恐惧景观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景观，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恐惧景观在生物系统中有巨大的生态效应，同样在人-地系统中深刻影响物质景观和集体记忆等各个方面。景观知觉、景观态度以及景观与人类的互动影响是当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对恐惧景观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文章对恐惧景观的概念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并探讨其在旅游地理学中的应用。主要结论包括：1）恐惧景观在生态学研究中已经形成恐惧生态学，相比而言，其他学科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2）生态学对恐惧景观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是动物的捕食风险感知，在其他相关研究学科上则主要从人与地方/空间之间的恐惧景观的呈现形式和景观感知进行研究。3）从恐惧景观、游客及情感三者的关联看，可以发现恐惧景观在旅游地理学的应用主要集中于情感地理、黑色旅游和情感特性3个方面。最后，提出未来可以跨学科多角度、情感心理及以黑色旅游为切入点对恐惧景观进行探索，深化旅游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内容。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
旅游地意象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旅游者具身化意象认知结果对旅游地行为忠诚、满意度及旅游资源开发至关重要。借助蕴含旅游者记忆与叙事信息的网络游记文本及图片位置数据，采用质性与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发现：1）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由线性意象、色彩意象、地方意象、审美意象和情感意象五维类属建构而成。2）皖南“川藏线”旅游者在场体验过程中的情感评价积极情感占主导地位，消极情感占比相对较少，其中高度积极情感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高度消极情感。3）旅游者皖南“川藏线”意象要素感知特征呈现动静结合、线性体验与感知兼具两个层级。其中，动静特征通过静态景观与动态体验共同展现，线性体验更多强调旅游者产生的刺激、惊险、震撼的驾驶乐趣及情感升华。4）皖南“川藏线”线性意象热点集中于桃岭公路及六道湾周边，色彩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和红杉林两地，审美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青龙湖、红杉林沿线，地方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桃岭公路和水墨汀溪一带。
基于已有的贵州陆生贝类标本数据，结合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对贵阳、荔波和习水等地的调查结果，整理得出贵州陆生贝类2亚纲4目20科76属316种及亚种（含13个未定种）。从种类组成看，贵州陆生贝类以环口螺科（Cyclophoridae）种类最丰富，有16属71种；巴蜗牛科（Bradybaenidae）次之，有15属61种；树螺科（Helicinidae）和槲果螺科（Cochlicopidae）均为1属1种；优势种为洞穴恰里螺（Kaliella cavicola）、同型巴蜗牛（Bradybaena similaris）、弯倍唇螺（Diplommatina herziana）、缝合倍唇螺（Diplommatina consularis）、矮小双边凹螺（Chamalycaeus nanus）和假穴环肋螺（Plectotropis pseudopatula）。从分布上看，贵州陆生贝类以黔中中亚热带湿润溶丘山原区种类最为丰富，有17科54属170种；黔南中亚热带湿润山原斜坡中低山区和黔西南亚热带半湿润丘原中山区次之，分别有18科56属152种、17科57属150种；黔东温热湿润中低山丘陵区最少，仅有10科18属27种。贵州省不同区域物种相似性分析表明，黔南中亚热带湿润山原斜坡中低山区、黔北中亚热带湿润山原斜坡中低山区、黔西南亚热带半湿润丘原中山区陆生贝类物种组成比较相似，黔东温热湿润中低山丘陵区与其他区域种类组成相差较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