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基于中国744家有机畜牧业企业基本数据，对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进行分析，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功能区位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有机畜牧业企业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具有较强的共聚现象；2）有机畜牧业企业生产功能区位和服务功能区位受饲料产量、环境质量、政策效益等多种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其中自然资源和传统畜牧产业发展水平对其影响较大；3）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导致有机畜牧业企业影响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但囿于有机畜牧业企业功能部门自身的区位偏好差异，同一影响因子对于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的作用程度具有一定的异同性。最后，提出2点建议：1）通过提升与强化地区综合性环境条件因子与环境承载力，增强不同层面空间单元的要素优势，引导有机畜牧业企业根据不同功能部门需求向其功能区位优势聚集区布局；2）地方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新生有机畜牧业企业在资源环境条件优越地区集聚，并鼓励和引导传统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向有机农业生产方式转换。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高房价使住房租赁需求日益增加。人口、经济与住房租赁市场相互影响，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构建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及空间误差模型，探讨2018—201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人口、经济和住房租赁市场作为3个社会系统，彼此相互影响。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应是人口合理流动、经济运行良好与住房租赁市场平稳运行，三系统共赢共荣。2）35个大中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水平整体有所上升，但住房租赁市场综合水平稍有下降。3）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各城市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变大，其中划入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同时，东部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其中上海市和北京市已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他城市基本为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水平；西部城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水平。4）经济结构、人口规模、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与教育资源是提高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
基于2020年12月福州市橘园洲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结果与48 h活动日志，结合时间地理学理论，采用GIS 95%标准置信椭圆、点密度与叠置分析方法，从微观个体角度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工作日与休息日的工作、购物、休闲3类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对附近空间的利用情况，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案例社区居民在工作日与休息日的活动空间差异较大，休息日居民内部差异大于工作日。2）从不同活动类型看，工作日活动内部差异性较小，整体呈现通勤距离短、依赖社区周边的特性；购物与休闲活动在工作日依赖社区周边，而在休息日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拓展，且出行人数呈距离衰减。3）居民工作日活动受通勤距离、年龄与收入的显著影响，休息日活动受收入、家庭结构与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4）与一线城市保障性住房选址在城市边缘集中的趋势不同，福州市仍有足够的空间使保障性住房的选址相对均衡。
以长沙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Getis-Ord Gi*指数等方法识别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结构，并借助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空间因子对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已形成“多中心”的集聚形态，呈现“一主一副两带多组团”结构，形成以湘江以东的芙蓉广场为主中心，以长沙火车站为副中心的中央商务区，湘江以西暂未形成副商务区。2）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的主导影响因素是商业空间中的购物服务、酒店等；交通条件次之，平均影响程度依次为：公交＞主干道＞对外交通＞地铁；休闲、居住职能空间中除公园绿地的正向推动作用仅次于主干道外，其余因素均较弱，其中风景名胜和住宅区的整体抑制作用明显。3）各因素总体表征为“中心―外围”的圈层影响模式，商业空间、主干道、地铁、公园绿地在中心圈层推动作用较大，影响强度与距中心的距离成反比；在外围圈层受住宅区、公交吸引形成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组团。
基于中国金融业企业网络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在解析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金融网络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中心性体系呈现空间指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链接关系呈现纵深关联和层级分化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呈现逐渐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关键资源、空间距离、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择优链接、地理邻近和空间集聚是金融网络生长发育的动力机制。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支持城市在金融网络中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金融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供给引导功能，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
随着西方地理学的情感转向，以人为本的“情地关系”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基于文献计量法与可视化对1992—2020年主题为“情感地理”的265篇外文文献与248篇中文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凝练出情感地理的研究热点、内涵和意义。结果发现，国内外情感地理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主题与内容不断拓展：国外侧重教育、政治、社会性别、儿童的情感地理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则侧重旅游和居民的地方感研究；研究内涵方面，国外学者不同学术领域专家对情感地理有不同的诠释，教育地理学家侧重教学互动关系，人类地理学家注重情感空间特征，文化地理学者强调情感与文化的联系。国内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情感地理是揭示人、情感与地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着力研究不同地理空间的自然和人文特征对情感的影响；情感地理突出情感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研究，关注人地关系“情地关系”、人际关系“情感传递”，将有温度的情感融入空间或区域，赋予地方新的使命。情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在教育、政治、社会性别、儿童、旅游和居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广东省为例，基于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的路段车流数据，建立包含I~IV类客车和I~VI类货车在内的全样本、高精度碳排放计量模型，并采用地理空间分析法探索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空间差异性。结论主要有：1）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主要来自于货车，货车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57.1%；客车占42.9%。其中，中小型机动车，如I类客车（即小汽车）、I类和III类货车等是高速公路主要碳排放源。2）在高速公路网络中，碳排放高值路段具有集中于国家级高速公路、邻近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区、邻近机场和港口等空间特征。客车碳排放高值路段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区域，沿广州市向外呈放射状分布；货车碳排放高值路段主要分布在国家级高速公路，且货车载货量越小，碳排放空间分布越集中。3）广东省高速公路碳排放较高的地市多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广州市城市首位效应突出。县区尺度下，高速公路碳排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显著，碳排放较高的县区多为广州市和佛山市下属县区。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以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保护区外2 km邻近区为研究区，选取1986―2019年7期Landsat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遥感解译，并基于GIS与R语言空间统计方法分析近35年土地利用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保护区土地利用以林地为主，邻近区林地和耕地面积占比最大。2）邻近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比非核心区更剧烈；二者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变化均呈现升高－降低－不变的波动趋势，表明保护区建立后人为干扰的下降有助于土地利用格局的稳定。3）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频率为邻近区向非核心区递减，表明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可以有效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4）保护区非核心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重心总体上向东北方向迁移；邻近区建设用地与耕地重心总体上都为向西方向迁移，表明已有建设用地扩张对保护区周围的土地利用空间动态变化有重要影响。5）保护区的管理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保护区内部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内部建设用地的缓慢增加与资源的不合理生产开发，仍然对保护区的生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生活美学时代，旅游与生活交织在一起，旅游者的需求和行为正在从匆忙的景观凝视向多元的生活方式转变。生活风格是一种整体偏好，塑造个体的生活模式和行为习惯。旅游活动呈现强烈的情感消费特征。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SEM），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选择西安大唐芙蓉园为案例地，探讨生活风格通过情感中介变量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生活风格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旅游仪式感和自我认同感的中介作用下，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产生重要间接影响。2）生活风格对游客的旅游仪式感、真实性感知和自我认同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仪式感、自我认同感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活风格和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真实性感知对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未在生活风格和游客旅游照片分享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基于台风“苏迪罗”（1513）影响前后南京实时高频监测的水汽稳定同位素数据，并结合再分析资料、HYSPLIT后向轨迹模型分析了大气水汽δ18O与天气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大气水汽过量氘所指示的水汽来源。结果表明，1）整个台风影响过程水汽δ18O先保持基本不变后一直下降的趋势，而水汽过量氘则呈现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2）根据台风“苏迪罗”影响前后南京水汽δ18O变化特征，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Ⅰ阶段水汽δ18O较高与南京地区较为稳定的大气条件相对应，水汽过量氘值较低指示南京地区主要受海洋水汽影响；Ⅱ阶段台风环流及其残压和北方南下冷空气相互作用造成南京地区强降水，水汽凝结和降雨蒸发的共同作用导致水汽δ18O不断贫化，较高的水汽过量氘表明南京地区主要受海洋和局地混合水汽的影响；Ⅲ阶段可能是中尺度下沉气流导致南京地区极端偏负的δ18O和高水汽过量氘。
采用2010—2021年深秋初冬时节（11—12月）ECMWF细网格2 m温度预报资料，以及实况地面气压场、综合观测资料、卫星资料与NCEP/NCAR提供的FNL再分析资料，对滇黔静止锋减弱北抬期间贵州境内84个国家观测站72 h内逐日最高温、最低温进行检验评估。结果发现，滇黔静止锋活动期间相对于平均状态，其预报准确率均显著降低而平均均方根误差明显增加，其中2014年ECMWF预报准确率不足20%，几乎丧失预报能力。为此，以2014年发生的19次滇黔静止锋减弱北抬个例进行合成分析，发现各层环流和要素场特征较平均状态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200 hPa上，静止锋摆动期间较平均状态急流入口有所东移，其南北界区域总体变窄，急流中心平均强度由65.0 m/s下降到60.0 m/s；500 hPa上，中高纬两槽一脊形势变得更加不明显，冷空气势力减弱，环流纬向度增大；要素场上，相对平均状态，0℃线均位于600 hPa附近，中低层气温呈现明显增温状态，700~850 hPa逆温状态变弱甚至消散，在低层风场上表现为南风增强、涡度增大。因此，当滇黔静止锋发生减弱北抬时，其环流和要素场特征相对平均状态均发生强度和位置上的变化，在预报工作中，可以此特征判断静止锋是否减弱北抬，更好地进行地方预报与服务。
开展非均质条件下潮汐湿地中地下水流动特征研究，成为深入揭示潮汐湿地水循环及物质循环过程的重要前提。以广州南沙区的河畔潮汐湿地为对象，基于放射性氡同位素示踪技术考察含水层非均质情况下地下水的流动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介质干容重、介质孔隙度和介质氡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