孢粉学分析是古生态与古气候定量重建的重要指标之一，建立现代表土孢粉与植被之间的定量关系是利用地层孢粉准确解释古生态与古气候变化的前提条件。基于华南亚热带中部山地垂直植被带采集的113个现代表土和苔藓孢粉样品，采用典型对应分析方法（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探讨研究区不同海拔表土孢粉种类散布规律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华南亚热带中部地区现代表土孢粉组合中乔木类以壳斗科栲属、常绿栎属、松属、杉木属和大戟科等种类占绝对优势，草本植物花粉以禾本科、蒿属、菊科和莎草科为主，蕨类孢子以三缝孢子、芒萁属、水龙骨科和单缝孢子为主。2）研究区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孢粉组合呈现以下变化规律：低海拔地区（0~702 m）孢粉组合以栲属、常绿栎属、松属、野桐属、枫香属、茜草科以及禾本科花粉为主；中海拔（703~1 299 m）山坡的优势孢粉为栲属、杉木属、松属和常绿栎属；高海拔地区（1 300~1 600 m）以栲属、常绿栎属、水青冈属、杜鹃花科以及松属花粉最为丰富，表土孢粉组合变化过程与现代植被群落优势种类有较好的一致性。3）CCA分析结果显示，控制研究区域主要表土孢粉分布的气候因子为年均降雨量（MAP）、最热月降水（Mpwa）和最热月温度（Mtwa）；松属、杉木属、栲属、常绿栎属、山茶科、水青冈属和落叶栎属等高百分比含量的花粉所对应的气候特征较为明显。4）低海拔地区的优势种属栲属、常绿栎属等以及相对高海拔的松属、杉木属和水青冈属等能较好地反映气候因子对植被空间分布的影响。因此，文章揭示了华南亚热带中部地区表土孢粉在垂直植被带上具有明显差异，孢粉散布规律可能与研究区植被组成、生境、花粉形态与传播媒介等因素有关，能为利用化石孢粉数据进行古生态与古气候定量重建提供参考资料。
海洋大气粉尘是海气相互作用的桥梁。由于现代大气粉尘沉积在时空尺度上具有广泛性和可观察性，使其成为研究海洋海气相互作用的重要基础和手段。而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翼的东北印度洋，是全球海洋生产力最强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然而，关于海洋现代粉尘的研究还未见相关的报道。文章通过对东北印度洋2020年9―11月的大气粉尘进行走航收集，分析大气粉尘样品沉积通量，利用空气粒子模型模拟粉尘传播途径，对粉尘石英颗粒进行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再结合全球遥感数据，首次对东北印度洋大气粉尘沉积的现代过程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东北印度洋大气粉尘沉积通量变化在221~1 221 mg/cm2/d之间，研究期内粉尘日沉积通量最高值出现在冬季风盛行的11月中旬，而最低值则在夏季风控制的9月下旬，前者通量约是后者6倍；粉尘沉积通量变化主要受粉尘源区距离的影响，而粉尘粒径大小和风力强度有关。空气粒子模拟结果显示，粉尘的传播过程受大气环流系统的季节性和区域性控制，结合大气气溶胶数据可进一步探讨粉尘的源汇过程。此外，现代粉尘石英颗粒表面结构具有明显的风成环境沉积特征，石英颗粒磨圆度较好，具有蛇曲脊或“U”型坑，明显区别于水成环境下石英颗粒磨圆度差，具有贝壳状断口及“V”型坑等特征，可作为在沉积物中区分不同搬运动力组分的依据。
近年来，教育资源分化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不断加深，“学区房”社区尤其是老城区的优质“学区房”社区以其高房价与破旧物质景观、优质教育与低劣居住品质的显著对比，对个人、家庭、社群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方式产生强烈的拉扯与撕裂作用，成为社会-空间矛盾凸显的典型空间之一。文章借用“异化”这一哲学术语，基于对南京的调查，对“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特征、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老旧“优质学区房”社区普遍存在外在空间环境与内在社会价值的强烈反差，社会空间关系发生扭曲进而表现出社会-空间异化的现象和特征；2）“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的异化是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学区制、东方文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社区社会-空间辩证统一关系受到冲击激发学区房角色不断衍变，最终引致社会-空间分离对立与自我否定的结果；3）社会-空间异化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空间影响，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居住空间分异的程度，而且将增加学区房社区的治理复杂性和更新难度。
以文化城市群为角度、潮汕文化为切入点、粤东文化城市群为案例，系统梳理其城市群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粤东城市群的空间形态随潮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呈现从西北逐渐向东南拓展的特征，单个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精细化、密布局的特征，城市群空间格局则经历了“带状—人字状—梳状—圈层式”的演变；2）“精细、重商、外向、融合”等潮汕文化要素分别在粤东城市群发育的4个阶段发挥着不同影响力，其中，“精细”和“重商”深刻影响着城市群个体化发展阶段的空间特征，“外向”和“融合”引领城市群集团化发展结构；3）文化城市群的演变实际是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时代复合型新文化等多种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实现梯度式推演的结果；4）在不同时期，文化要素作用尺度从微观建筑建设层面逐渐扩大至中观城市景观层面，最终形成基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城市群层面。
基于沿海港口物流企业数据，运用世界城市网络分析、社会网络理论分析、QAP分析等研究方法，以2009、2014、2019年为时间节点，分析近10年来中国沿海港口物流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9—2019年，中国沿海港口物流网络空间规模与联系强度均显著增强，但网络整体联系仍处于弱联结状态。2）网络联系空间保持核心—边缘结构，其中上海稳定保持核心联系城市，辐射天津、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构成核心网络；而边缘城市主要通过连接核心城市加入网络，且边缘城市间互动性较弱。3）沿海港口物流网络层级结构明显，依据网络中城市地位差异，呈现核心—次核心—一般—边缘4级圈层网状联系结构，且圈层间联系强度随圈层等级降低而逐渐减弱。其中，核心圈层由单核心（上海）向双核心（上海、宁波）发展。4）沿海港口物流市场规模、港口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环境、港口物流企业总部规模的差异化发展对沿海港口物流网络发展具正向作用，而信息基础水平差异化发展对港口物流网络发展具有反向作用。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构建具身节奏的旅游研究框架，以广东省清远市的漂流旅游者为样本，采用定性方法探究了其身体作为“节奏反映器”在日常世界、旅游世界以及两者间转换的节奏状态，并重点分析了旅游情境中个体的具身节奏周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漂流者的旅游动因主要是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奏的失衡。2）进入漂流旅游情境的个体通过身体来感知多重节奏并在与其互动中形成自我的具身节奏，且该具身节奏具有周期性，分为适应期、沉浸期、痛苦期、留恋期；此外，影响漂流旅游者具身节奏体验的因素包括景区自然环境要素、景区人工环境要素、旅游者机能要素、旅游社区要素。3）旅游情境的具身节奏与日常世界的日常节奏具有互构动力，漂流旅游活动通过营造异质空间镜像，让个体在旅游活动中克服焦虑、担忧等与工作生活节奏失衡中相似的负面情绪，进而实现自身活动内外的节奏平衡与自我认知的重塑、提升。
以中小学生自然教育研学旅游作为具体情境，基于539份家长问卷数据阐释研学旅游动机与价值感知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成本感知和风险感知探讨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家长感知的研学旅游动机越强烈，越容易感知到研学旅游产品所传递的价值，验证了研学旅游情境下动机对价值感知的积极影响，也形成了对动机与价值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补充。并且，这一动机除了直接作用于价值感知外，还会通过成本感知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价值感知，揭示了中国家长对于教育价值的重视会削弱其对“利失”的感知。此外，进一步验证了风险感知的积极影响，即家长感知研学旅游的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动机对价值感知的积极影响越明显，且会抑制成本感知对价值感知的负向作用，但风险感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其对成本感知与价值感知间的抑制作用将不显著。因此，面向需求设计打造产品，突出产品价值、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把控活动安全、合理制定价格，获取家长群体的认同接受，将是研学旅游进一步拓展市场的重要考量。
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理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回答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否促进当地居民获得幸福感及如何促进幸福感获取的问题。研究表明，知识越丰富的旅游地居民越容易获得生活、工作、心理与人际等方面的幸福感，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对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且证明了主客互动能够在地方性知识与幸福感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的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居民幸福感形成中的作用，且从主客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地方性知识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实践上，强调培养地方性知识和提高主客互动质量在提升遗产地居民幸福感中的重要性。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广州“5·21”新冠肺炎疫情是境内首起由新冠病毒“德尔塔”（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本土疫情。以广州“5·21”疫情感染者为对象，采用统计分析、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本土境外输入关联疫情的统计特征、扩散网络与防控管理。研究结论主要有：1）广州“5·21”疫情感染者以老年人居多，感染者潜伏期较短，病毒传播速度快。核酸检测筛查可将病毒传播的风险精准控制在已知范围；行程轨迹可以辅助及时厘清病毒传播链条，切断传播途径。2）感染者所在区和镇街、重点防控区域、分级分类防控管理区域呈片状和点状分布，感染者在少数镇街呈集聚分布特征，疫情传播以接触扩散为主、兼具跳跃扩散的特征。3）疫情扩散传播网络以“簇状”和“链状”为主，网络整体呈现一定“小世界”特征；网络节点层面指标值较高的节点处于疫情接触扩散传播网络的关键路径，是疫情分级分类防控管理的重点对象。4）疫情分级分类防控管理应做好出入管理、社区管控、居家隔离、需求保障、生活垃圾处理、环境消杀、健康监测和服务、核酸检测、宣传引导和管控解除等工作。
为研究襄阳市区春节期间空气污染时空规律及烟花爆竹禁放效果，利用密集空气质量监测微型站、稀疏国控站以及气象站等数据，借助高频率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浓度特征比较等方法，研究了局地尺度下襄阳市区春节期间空气污染时空变化，评估了历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止燃放举措的实施成效。结果表明：1）2018年新春佳节期间襄阳市区天气总体平稳，空气质量整体较差，受市区外围周边地区在除夕至初一燃放烟花爆竹影响，空气质量由除夕轻度转成初一重度污染；从除夕夜T 19:00开始，PM2.5和PM10质量浓度逐步上升，初一T 00:00过后直线升高，至初一早上T 08:00达到春节期间峰值，该时段SO2和NO2质量浓度也有明显升高。2）新春佳节期间局地尺度下襄阳市区PM2.5和PM10日均质量浓度空间分布整体较为一致，在除夕、初二至初五均呈现以汉江与唐白河为界、“南高北低”的中度以上污染态势，而初一、初六则呈现污染连绵成片、大范围覆盖等特点。3）市区外围周边地区烟花爆竹燃放是造成春节期间襄阳市区除夕夜至大年初一空气污染突变严峻并持续至初四的主要原因；交通尾气、道路扬尘、居住商业餐厨油烟等也是春节期间襄阳市区空气污染的重要源头；独特地理环境是襄阳频繁遭受空气污染的基底因素。4）近些年襄阳市区空气污染整体有所改善，这与持续采取大气污染防治举措密切相关；各年份空气污染均具有明显“春节效应”，受烟花爆竹燃放影响一般会持续3 d轻度以上污染，初四逐渐转为本地污染排放影响主导；因此，适度扩大禁鞭区域，加强精准防控监管，可有效改善春节期间襄阳市区整体空气质量。文章揭示了通过高密度站点监测网络结合高时间分辨率空间分析进行污染物空间格局刻画，可用于局地尺度空气污染时空变化的精准识别和过程推导，并为特殊时期和污染天气下大气污染防控治理提供更可靠的参考依据。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 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
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 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采用工程地质钻探、物探、地质测绘及室内试验等技术方法探讨飞鹅山Ⅲ号滑坡形成机理与防治技术。结果表明：1）滑坡体主要岩性为泥质粉砂岩，飞鹅山滑坡属于新形成的深层中型牵引式滑坡，在平面上呈圈椅状。2）滑坡属于双层滑面滑坡，主滑面以中型深层滑坡为主，主滑体上部发育中型中厚层滑坡。3）滑坡产生的原因为：①泥质粉砂岩倾向与坡向基本一致，且岩层倾角为中等倾角；②人工开挖使坡脚形成高陡临空面，抗滑力大为降低；③雨水沿层面及节理裂隙入渗至坡体深部，大大增加岩土体容重，同时泥质粉砂岩遇水软化，抗剪强度显著降低。4）结合该滑坡区地质环境条件，采用坡面削坡+锚杆（索）+格构梁+双排预应力锚拉抗滑桩+三维网植草绿化+截排水+毛石挡墙的综合治理方法进行防治，监测结果显示该滑坡变形及位移已得到有效控制，整治效果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