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危机时代”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2）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基础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东部城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部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则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信息服务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最为显著，商务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其他行业弱。
利用1998—2020年百度资讯中关于时间银行成立的新闻报道，通过人工判读，提取其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分析时间银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银行在中国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数量上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第三个时期增幅最大；2）在城乡分布上，时间银行大多集中分布于城镇地区，并逐步向乡村地区发展；在省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省份均已进行过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其中以江苏、湖北、浙江、广西等4省（区）数量最多；3）在空间分布上，时间银行最初呈现小范围零星分布，后逐渐发展为长三角、中原地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基本集中于胡焕庸线以南，总体为“东南密-西北疏”；4）在空间关系上，时间银行从最初的空间发散逐步发展为空间集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且趋于稳定，空间均质性逐渐增强，异质性逐渐减弱；5）时间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养老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志愿队伍建设以及数字技术水平等，其中第一个时期养老建设水平较为重要，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最后，建议加大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指标的依赖，从而为其在农村、西北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平衡发展提供可行性路径；也应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引导多方参与，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以广东省为例，采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然后采用自相关分析法、基尼系数分析医疗与养老设施的适老化及均等性，最后运用Spearman相关系数对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及均等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更能准确反映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珠三角地区老年人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相对较好，东、西部沿海经济区相对较差；但珠三角地区养老设施医疗可达性在四大区域中最差。2）广佛都市区、梅州市北部等地区的医疗与养老设施适老化不足，广东省医疗与养老设施可达性存在较大的不均等。3）路网密度、人口密度、人均GDP、公共财政支出与广东省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显著相关，平均海拔、生态环境状况指数、面积、路网密度、人口密度、人均GDP、公共财政支出与广东省老年人医疗、养老设施可达性的均等性显著相关。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基于县域尺度下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综合指数，利用泰尔指数、空间错位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从匹配性角度探讨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协调关系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系数与老年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呈现从中心城区到主城新区由内至外增加的圈层结构特征；2）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空间分布不均衡，中心城区形成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评价高地，主城新区形成养老服务资源配置评价低值环；3）2020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存在空间错位现象，中心城区资源过剩与主城新区资源不足的矛盾突出；4）政府政策、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对养老服务资源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家庭规模的缩小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未能有效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协调发展。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运用昆明市老年公交爱心卡和常规地铁刷卡数据，考虑老龄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剖析老年群体的地铁出行特征，并从活动空间的视角重点解析和对比低龄老年群体和高龄老年群体的地铁日常出行和活动模式。结果显示：1）同非老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移动性更低，出行时刻集中于早高峰时段，活动范围相对集中于市中心。2）随年龄增长，老年群体的移动性进一步降低，活动空间收缩，但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性增强。相较于低龄老年群体（60~69岁），高龄老年群体（≥70岁）具有“出行频次高、活动空间范围小”的出行特征。3）低龄老年和高龄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其中高龄老年群体的活动空间向居住密集区聚集，且出行在较大程度上受建成环境的制约。
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类型社区中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休闲频率最高，公租房社区最低；大部分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为每周≥3 d，且以散步、跳广场舞、打牌等低强度活动为主。2）在感知建成环境变量中，对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感知与单位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社区治安的评价仅对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表现出积极影响；居住在公租房社区中的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与其日常休闲行为间存在正相关。3）在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与老年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关系在单位房社区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公租房社区呈现负相关；离最近公交站距离越远，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频率越低；交叉路口的密度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负向影响仅表现在单位房社区。4）建成环境对不同休闲频率的老年人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单位房社区中，社区治安、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负向影响，对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正向影响，而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区中，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与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负向关联，与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正向关联，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与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公租房社区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与社区交通便捷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而中等休闲频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仅受到社区交通便捷度的积极影响。
利用Landsat系列遥感数据，通过目视解译的方式分析了南流江近30年的采砂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效应，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南流江采砂点数量在1988—2008年快速上升，2018年的采砂点数量出现大幅下降；各时期均为下游采砂点最多，中游次之，上游最少。采砂点时空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流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快速扩张，2018年采砂点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相关部门加强对非法采砂活动的监管。采砂活动是南流江含沙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南流江水质下降的重要原因；采砂活动使得南流江采砂区域面积在1988—2018年总共减少了7.24 km2；目前河口三角洲岸线并没有因为采砂活动的加剧输沙量减少而发生明显的蚀退。
选取降雨丰沛、降雨径流突出的热带海岛城市海口美舍河市区河段，使用室内分析与野外采样结合的方法开展降雨径流汇入后受纳水体可溶态Ni和As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降雨径流的汇入直接对受纳水体中Ni和As的固液分配产生干扰，且其对受纳水体Ni和As的输入贡献主要依赖悬浮态，可溶态Ni和As输入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降雨径流汇入前受纳水体可溶态Ni和As占总质量浓度的比例分别达到55.67%和94.77%。降雨径流汇入后，受纳水体Ni和As发生一系列动态变化，排水口处可溶态Ni和As占比分别达总质量浓度的20.97%和76.92%，可溶态占比明显下降，变化较为剧烈；排水口下游可溶态Ni和As占比也均下降，分别为47.23%和88.38%。对不同降雨情境下的数据分析发现：当降雨量≤10 mm时，雨前干燥期长短是受纳水体可溶态Ni和As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当降雨量在10~30 mm时，雨前干燥期长短、雨强峰值出现时间及其大小是受纳水体可溶态Ni和As对降雨径流响应时间及响应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当降雨量≥30 mm时，雨强峰值出现时间是受纳水体可溶态Ni和As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降雨径流对受纳水体可溶态Ni和As的影响存在差异，当干燥期短、且存在最大雨强值过高现象时，受纳水体可溶态As受降雨径流影响小，而可溶态Ni受降雨径流影响明显。
基于长江流域148个气象站1980—2017年的蒸发皿观测数据，将旋转经验正交函数（REOF）和模糊C均值聚类（FCM）相结合，对流域蒸发皿蒸发量（PE）进行分区，然后运用Modified Mann-Kendall检验和多元逐步回归等方法，分析各子区域PE的变化特征并识别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REOF的前4个空间模态显示流域PE存在5个主要的异常敏感区，基于这4个空间模态，流域PE在空间上可划分为9个子区域。2）在年尺度上，各区PE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其中中部盆地区上升速率最大（111.28 mm/10 a），西部高原区上升速率最小（12.5 mm/10 a）；而在季节尺度上，秋、冬季流域PE呈显著上升趋势，春、夏季PE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部分地区PE为下降趋势。3）影响PE变化的主要因子因地而异，但大多子区域的PE变化与平均气温和饱和水汽压差的变化显著相关。
截取武汉解封前后共1个月的微博数据，探讨因疫情带来的共情、目的地形象变化对后疫情时期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和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武汉的共情以积极情绪为主，占比85.09%，武汉的目的地形象要素除了“热干面”和“樱花”，还因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顽强精神及巨大牺牲，被赋予新的“英雄”形象；总的来说，人们对武汉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疫情本身转化为一种特殊吸引物。假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共情能直接影响旅游意愿，但在目的地形象加入模型后，共情对旅游意愿的作用被完全中介，其效应量为0.191。综合来看，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需要做好积极情绪引导，对旅游业而言，积极情绪意味着较高的旅游意愿，但是，在共情和旅游意愿之间，需要重视目的地形象的完全中介作用，其在联通情绪与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为充分把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的行为变化，利用网络游记，基于旅游进展的时间逻辑构建乡村旅游行为模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浙江省乡村旅游者的行为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行为包括行为动机、体验行为、评价感悟行为3个阶段，其框架可从行为时间、行为环节、行为内容、行为层次4个方面组织；2）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乡村旅游造成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下催生出包括疫情压抑反弹、逃离疫情阴霾、门票特价诱惑、寻求安全区域、出行时间限制和出行空间限制在内的六大新兴乡村旅游动机；3）旅游实际体验中，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游客体验行为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体现在交通选择行为、拥挤感知程度、消费行为、管理体验行为上，景区游客数量、景区管理措施、景区消费场所的改变能相应地影响旅游者行为；4）疫情下出行需求与现实矛盾激烈影响旅游者的情感，游客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