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部分农村住房处于一种无规划的自发性建设状态。这种无序扩张是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尤其是耕地资源，因此需要通过对农村住房监测来规范农房建设，同时保护耕地资源。而中国目前的农村住房监测手段主要以全国土地调查人工巡查为主，该方法收集到的信息缺乏实时性和可靠性。针对该问题，文章提出一个基于深度学习和数学形态学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住房智能识别模型，该模型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和PaddlePaddle框架，创新性地引入数学形态学的膨胀腐蚀方法，并与MobileNetV2进行松散耦合，其在农村住房识别监测中的平均精度达到84.5%，且具有一定的泛化性。与ResNet34模型进行对比，该模型平均识别精度比ResNet34模型高10.6%，对地类边界的提取效果更精细，对农村住房轮廓的识别效果更好。
中国幅员辽阔且农村房屋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乡村地区低成本、广覆盖的信息采集和建模一直是乡村信息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简易的农村三维建筑建模方式，即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农村建筑智能识别与三维建模方法，并以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河村为研究对象，建立精细化三维建筑模型。该方法分为粗模生成和深化建模2个阶段。首先，在粗模生成阶段，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Mask R_CNN技术识别建筑物，确定房屋位置并拉伸生成基础白模；在深化阶段，外业采集员根据实际情况，基于农村建筑模型库将基础白模替换为更精细的、参数化的白模；然后，通过简单的手机拍摄及纹理处理，实现建筑立面纹理的补充；最后，通过坐标匹配、影像地形融合、三维轻量化等技术形成真实的、可存储和可交换的三维建筑模型，可支撑乡村调查、乡村规划、乡村建设、共同缔造等应用。该方法简单易用，降低了常规建模在数据采集、处理等技术方面的高要求，为农村地区提供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大众化”建筑三维重建方法。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中国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已有较多成熟的相关研究和工作利用遥感、人工调查方法对其进行划定。然而，传统生态评估方法忽略了动态要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目前仍缺乏一套生态保护红线的日常监测体系。文章从生态声景观视角出发，先制定一份面向日常监测的声景观要素分类标准，并构建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得到基于声景观智能识别的分类模型；再利用该模型在共成水库保护区结合传统GIS方法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评估，并分析影响生态声景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参考“三生空间”制定了一份面向日常监测的声景观要素分类标准，并构建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得到分类模型的训练精度为89.88%；2）利用训练好的深度学习模型对案例地收集的声景观进行智能识别，利用生态声景观要素占比作为衡量生态受侵扰程度的指标，实现了生态保护红线的日常监测评估；3）利用回归模型分析生态易受侵扰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夜间灯光强度对生态受侵扰的影响最大，随后依次是距离居民点的距离、空间中心性、距道路距离。
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城市更新领域中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冲突机理与协调机制也是城市提升可持续能力的重要议题。而村级工业园改造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类型更多样、利益分化更频繁及利益冲突更激烈。因此，文章以城市政体理论的利益相关者视角作为研究切入点，在构建多尺度多主体的“利益相关者识别－利益冲突分析－利益机制协调”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广东省鹤山市村级工业园现实问题的考察，识别鹤山市村级工业园改造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然后结合典型园区改造案例探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村集体和村民等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过程，进而揭示该过程中多元利益联盟形成、多样化目标达成、多主体利益协调的演化路径及其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各方利益相关者话语权不对等、权力不正义参与、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不合理是村级工业园改造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珠三角经济欠发达地区通常采取“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模式，发挥财政局、国资委等政府金融组织的力量，联合村集体和村民与开发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形成政村联盟、政企联盟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及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共同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样化目标。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村庄规划受到越来越多重视，其核心内容之一是道路规划。以村庄作为规划单元，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模糊层次分析法量化影响村庄道路规划的自然、社会、人口等因素及其权重，采用加权叠加分析形成多要素叠加的村庄全域综合成本栅格，构建一个流程化的村庄道路规划GIS工具，采用最小成本路径算法自动生成综合成本最小的村庄道路网。并以广州市花都区的港头村为例，验证方法、技术流程和GIS工具的可行性，高效生成了村庄全域综合成本栅格。根据居住区、耕地、历史古迹、公共设施和对外道路出入口等要素，自动提取村庄规划道路的共5类7个起点16个终点，自动生成多起点到多终点的4级村庄道路，包括主干道路4条、次干道路2条、生产型支路9条、生活型支路13条和环村路1条。验证结果表明，文章提出的村庄道路规划方法能生成符合要求的多类型多等级村庄道路，不仅建设成本最小，且具有较好的连通性和实用性，以期提升村庄道路规划智能化水平以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时代，农产品“直播带货”成为乡村振兴的新手段，在推动乡村经济转型的同时也深化了村民主体权利与身份的双重生产。文章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视角，基于乡村女性参与农产品直播带货的实践过程，探讨直播经济如何实现乡村女性的身份重构及其生产、生活空间的再生产。并以广东省信宜市钱排镇典型乡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话语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揭示女性在乡村空间转型中的增权契机、赋权过程以及赋权成果。研究发现，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为原本进城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妇女带来新的增权动力，推动她们从“进城务工者”到“返乡创业者”、从“知识接收者”到“文化传播者”这一自我身份的重塑。直播场所“家庭化”打破女性生产和生活空间的边界，有助于实现家屋空间经济化、私域空间社会化的转变，进而对重塑乡村生产和生活空间产生影响。同时，女性的数字创业实践有助于提升自我价值认同、转变传统农村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提升其在家庭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深入认识直播经济对乡村女性及其生产、生活空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从数字技术赋权女性的微观视角解读乡村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
基于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行政村电商配送点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与最小二乘法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地区电商配送水平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以及农村物流配送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农村物流配送水平呈现高低值交错分布，局部区域高值区与低值区存在省域同质分布特征。2）整体上，中国四大区域农村物流配送均处于较低的平均水平，但地级尺度上仍存在区域差异，高高集聚区域集中分布于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空间变异特征看，市域层面电商配送村比例的提升比单纯数量的增加更具实践价值。3）不同因素对各个地区农村电商配送建设水平产生差异性影响，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特征可以提升农村电商配送水平，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民族特征不影响农村电商配送设施发展。中西部地区道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对农村物流配送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山地行政村越多，物流配送建设水平越差，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尤其突出。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房日益现代化。因农村地区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关于全国农房现状及农村居民对农房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为展现当前中国农房的基本状况及地区差异，了解影响农房满意度的因素，文章采用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乡村建设评价工作中的村民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房的结构与功能变化和农村居民对农房的主观满意度2个方面入手，分析农房基本情况及农村居民对农房的认知，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房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当前农房已由传统农房向现代农房转变，农房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但农房内部设施仍较为落后，农房设施现代化水平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单栋农房建筑面积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农房建成时间呈现“中西新、东部旧”的空间特征；水冲式厕所和淋浴设施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这也是农房区域差异最大的2项设施；独立厨房、天然气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2）农房的功能设施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对于农房的满意度，性别、年龄、家庭收入等个人特征亦是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素。3）未来农房建设应更加注重农房功能设施配套，农房建设与村庄建设相互衔接的问题，还应建设更适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居住需求的现代农房。
在界定可持续乡村内涵与系统构成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共性问题和个性特征2个方面对长沙市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可持续乡村建设模式与路径。结果显示：1）可持续乡村是可以持续为本地乡村居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居住、出行、医疗、教育、养老、交往等服务，也能不断为周边城市居民提供健康的农产品、良好的生态产品和文旅体验的乡村系统，包括可持续的农村产业、可持续的农村环境以及可持续的农民生活三大内容；2）长沙市乡村地区存在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主体老弱化、乡村吸引力不明显、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偏低、韧性不强、内生动力不足、居民满意度一般等共性问题，此外，旅游型乡村的旅游吸引力不强，农业型乡村的带农机制不足，传统型乡村的传统文化功能有所衰退、一般型乡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等个性问题突出；3）提出了生态休闲旅游模式、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特色保护模式和融合发展模式等4种针对性的可持续乡村优化模式，生态休闲旅游模式通过结合生态化、低碳化和乡土化的发展理念，设计休闲、娱乐、度假、体验、教育等多样化的乡村旅游活动，持续提升乡村生态旅游吸引力；高效生态农业模式通过利用生态化、智慧化技术，促进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与小农户生产有机结合的方式，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与农业生态景观功能；特色保护模式主要依托乡村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结合乡村田园风光、农事体验活动和生态环境等乡村特有资源，适度发展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主要凭借城市及周边村镇资源，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实现村镇联动发展。
以广州市远郊从化区的221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地理空间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乡村发展活力指数、乡村活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分别测算2020年从化区各乡村的发展活力和多维活化价值，采用等级赋值及组合矩阵方法划分乡村活化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活化路径。研究发现：1）发展活力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的乡村占62.89%，乡村发展较滞后，空间上呈“十”字形分布格局，高及较高水平的乡村紧邻所在镇（街）的中心，低水平的乡村多分布在从化区西部和北部。2）乡村多维活化价值分异显著，资源活化价值水平总体偏低，生产和生活活化价值处于中等水平，生态活化价值处于优良水平，综合活化价值以中等级及以上为主，活化潜力较大，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3）乡村活化类型以优先活化型为主（42.99%），活化策略为加强乡村产业融合及实施规划设计；其次是生态引领型（28.96%），活化方向是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生态乡旅；强化提升型乡村占比最低（28.05%），活化重点是激活乡村物业出租经济、促进农用地流转及完善生活保障。
以广东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650个乡村休闲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借助GIS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分析，探讨了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整体表现为“两条轴带，多个增长极”的分布模式，且各邻域乡村休闲旅游地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2）整体乡村休闲旅游地特征空间尺度为118.36 km，各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特征空间尺度表现出一定差异，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其中历史遗存类区位布局的空间范围最大；其次是民俗文化类和聚落建筑类，两者较为接近，但前者的集聚强度高于后者；自然景观类和产业融合类受自身数量及资源禀赋等因素制约，空间分布的范围相对较小。同时，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各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集聚程度均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3）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景区辐射作为供给因素，是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布局发展的基础；人口经济、客源市场作为需求因素，是影响布局的关键；政策支持、发展规划是管理因素，为布局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创新因素驱动乡村休闲旅游的转型与升级。供给、需求、管理、创新4个维度共同调节，影响乡村休闲旅游空间格局的形成。
基于地方志等文献，对建制镇的功能演变进行讨论，并采用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乡村建设评价中村民问卷调查数据，辅以实地调研，对当前广东省翁源、阳西两县的建制镇在县-镇-村体系中所承担的功能与角色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县-镇-村空间模式与建制镇作用的演变。研究发现，当前建制镇日益成为综合服务功能空间，在市场交易、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医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等级+网络”的县-镇-村空间结构中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不同类型功能的服务体系在县-镇-村空间模式中呈现中心地结构与县城中心结构的差异。因此，未来在建制镇建设中，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应考虑不同类型建制镇与功能的人口规模与服务门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以广州市黄埔村创新创意空间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情感地理的视角探讨城市更新背景下创新创意空间对地方意义的重构，尤其是情感在地方认同中的塑造作用。研究表明，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通过物质环境、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重塑，对多元主体的地方情感和空间意义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物质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情感认同和地方依恋，具有现代性的产业形式在文化价值上未能形塑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身份，但提升了创客及租客群体基于创意及文化氛围的地方认同。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互动与联系，形成以产业为联系纽带的社会网络关系，建构起共同的情感依恋与地方认同，并将传统的居住空间转变为具有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多元空间。
以长沙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对街道空间的现状微气候环境做分析，然后基于ENVI-met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并将研究区3种典型的街道空间的绿化优化方案的微气候数值模拟结果与基准方案的差值进行比较，进而阐释绿化优化方案的热环境调控程度。结果表明：1）随着太阳辐射逐时的变化，研究区域的热环境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在水平空间分布上呈“高温低湿”“低温高湿”特征。2）热环境质量与下垫面状况、风环境和建筑布局等因素的有关。3）3种街道空间提高街区绿地面积均可大幅降低街区平均辐射温度，乔灌+立体（水体）复合型绿地类型的热环境优化调控作用在白天均要优于乔灌、乔草方案。在绿地率一定的情况下，商业空间绿地布局中由于绿化均匀分散布局产生的树荫面积覆盖街道空间的范围最大，热环境优化调控程度的排序为分散>平行>集中，而居住空间和广场空间受建筑布局影响，绿地布局在降温增湿同时应兼具良好通风效应，因此热环境优化调控程度最大为集中布局。
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对1983—2020年CNKI中文总库中有关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研究的6 003篇文献，从发文趋势、阶段划分、核心作者与机构网络、主题演变与历史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相关研究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可以划分为起步、摸索、蓬勃、深耘4个时期。2）研究机构从以中山大学为核心的华南院校逐步扩展形成全国性的合作网络，学者网络从偶有合作扩展形成机构内部和跨机构多种合作网络。3）在知识演进中，重点关注经济区、农村城镇化、城市群、农民工、粤港澳大湾区、新型城镇化、创新等研究主题，也依次出现经济区、科学发展观、新型城镇化、粤港澳大湾区等热点。4）研究呈现以政策和实践为导向、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展、理论研究由滞后到超前再到同步等特点。同时也面临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后，本土化理论建构稍显不足，缺乏人本主义城镇化理论的新模式建构等问题。5）目前，珠三角城镇化进入转型发展新时期，都市圈和城市群成为主体形态，创新成为新驱动力，内涵集约、品质导向和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成为新发展目标。未来应从粤港澳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本土化与人本化的城镇化理论和路径探索等方面重点展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