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识别及其胁迫因素的分析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提供了有效途径。当前研究大多将物种多样性及其受威胁状况结合起来确定需优先保护的热点区域，缺乏在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基础上对其胁迫状况的深入分析。文章基于广东省动植物物种、生态系统林分类型、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利用植物物种多样性、动物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构建陆地生物多样性热度指标，进而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受胁迫程度及主导胁迫因子。结果表明：1）广东省陆地生物多样性热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人类干扰相对较小的山区，基于热度值分区识别出云雾山、南岭、罗浮山、莲花山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总面积达59 931.82 km2，占广东省陆域面积的33.58%。2）热点区域内各类保护区面积合计6 594.39 km2，约为广东省所有陆域保护区面积的61.33%，涉及广东省全部204个陆域保护区中的122个。热点区域内保护区的面积仅为热点区域总面积的11.00%，生物多样性仍有大量潜在的保护需求。3）在4个热点区域中，云雾山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到中度至重度胁迫，主导胁迫因子为经济发展强度；其他3个热点区域生物多样性广泛受到轻度至中度胁迫，最主要的胁迫因子均为地质灾害风险。
文章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资源保障需求，基于200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水体淹没频率数据库，利用空间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近20年来大湾区各类水体范围、特征及水体淹没频率的时空变迁规律，识别区域水体变迁的热点区域，探讨水体分布变迁的驱动因素，为强人类活动干扰区水资源综合管理、洪涝灾害防控等工作提供依据与指导。研究表明：1）近2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地表水体范围及淹没频率均呈萎缩趋势，最大、平均及季节性水体面积分别以50、31与11 km2/a速率衰减，大量季节性水体转化为永久水体与易涝区；2）粤港澳大湾区水面率变迁的时空差异、城乡差异均显著，东翼水面率略有增长，其余地区均大幅萎缩，城区水面率相对较低且下降幅度较大，城市扩张区永久水体衰减率达到90%；3）从水体类型看，基塘系统大量流失，上游大中型湖库面积略有增长；4）区域水体变迁的主导驱动因素为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其对年平均总体水体及基塘水体面积贡献率超过80%，湖库水体面积扩张则主要受降水驱动。
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珞珈一号辐射亮度数据和高精度土地类型数据融合，在区县级行政区划上构建分区逐步回归模型，获得大湾区2020年500 m人口格网数据并进行精度验证，从人口数量和密度、空间方向性和空间集聚分散等角度分析2020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珞珈一号夜光遥感数据与土地类型数据的融合提高了人口空间化精度；2）大湾区人口数量与密度具有高度协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存在五大人口集聚区，分别是广州天河、越秀、海珠、荔湾和白云西南部组成的集聚区；东莞内部环形集聚区；深圳西、中和北部集聚区；港澳集聚区和肇庆端州集聚区，边缘城市人口稀疏；3）人口分布沿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方向性显著，说明经济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人口集聚特征明显，68%的人口分布聚集在27.64%空间范围内，人口热点区位于东莞、深圳和香港一带，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肇庆和江门内部。
基于GEE和ArcGIS平台，以1985—2020年全球地表水年度数据集作为主数据源，选取面积变化速率、格网化水体密度、土地利用转换矩阵和地理探测器4种指标和方法，从城市化发展进程的角度分析近35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地表水体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根据面积变化速率的阶段性特征可将研究时段划分为地表水体缓慢萎缩（1985—2000年）、加速萎缩（2000—2010年）、减速放缓（2010—2015年）、稳步增长（2015—2020年）4个阶段。2）粤港澳大湾区永久性水体面积变化存在“小周期交替增减”的周期特征，而季节性水体面积呈现“大幅度先减后增”的变化特征，两类水体面积对地表水体总面积变化影响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呈现“交替支配”特征。3）空间上，地表水体的大幅度变化以城市组团的形式出现，如佛广肇、深莞惠、珠中江等区域城市群，在水体演变中呈现同步萎缩或增长。4）从研究期全时段上看，自然因子相较社会经济因子对大湾区地表水体时空分异拥有更高解释力，年降水量和植被覆盖率解释力分别达到40%和34%，且与多因子呈现双因子增强的交互关系；社会经济因子中，耕地密度、人口因子解释力分别为31%和30%，与多因子存在非线性增强的交互关系。5）从城市发展阶段上看，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地表水体的影响程度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自然因素在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对地表水体时空分异起主导作用；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加快并进入城市化稳定阶段，人类活动对于地表水体的影响力快速上升，成为驱动地表水体时空分异的重要因素。
文章从城镇山地交互区的景观形态视角，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反映交互区的边界形态，然后分析形态指数与地质灾害发生强度之间的关系，识别关键因子，最后基于GAM模型拟合灾害发生强度与景观格局指数的函数关系，揭示城镇与山地的交互特征及其引发的灾害效应。研究显示：1）大湾区城镇山地交互区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香港，面积分别为131.8、81.6、58.5 km2，主要分布于丘陵浅山区占比较高且城市发展较快的地区。2）深圳、香港相较于其他地区，各景观格局指数较高。江门、肇庆、佛山、惠州景观格局指数普遍较低。3）景观格局指数地质灾害频率相关性方面，7个呈正相关，2个呈负相关，其中连接性指数呈现出最高的相关性为0.84（P<0.01），分离度指数呈现高度负相关为-0.84（P<0.01），拼块面积、边缘面积比呈现较弱相关性。4）边缘指标、形状指标、聚散性景观指数中，多数与地质灾害频率之间为线性关系，地质灾害频率随景观形状指数与分离度指数的增加而递减，随回旋半径、形状指数、分维数、边缘面积比和相关外接圆指数的增加而递增。5）城镇山地交互区面积越大形状越复杂，边界长度越长，交互区形状越不规则其接近圆的程度越小，交互区斑块越破碎，核心斑块占交互区总面积的比值越高，发生崩塌滑坡灾害的概率就越高。综上，从小片区的单体工程建设角度出发，对山体开挖的范围越大，工程切面越曲折、形态越复杂，引发滑坡、崩塌的概率越高。对于大范围连片的建设工程，切面相互之间连接的越紧密，团聚程度越高，核心工程所占的面积越大，越可能引发地质灾害。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是实行差异化保护修复策略的重要依据，也是推动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促进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前提。但在当前的分区方法中，较少考虑人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导致分区无法较好地解决人地关系矛盾。因此，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视角，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科学划定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为每个分区提出差异化的保护修复策略。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低供给高需求区逐步向外呈半环状过渡到高供给低需求区的趋势，并且空间错位明显，低供给高需求、高供给低需求区域占总面积的85%，高供给高需求、低供给低需求区域占总面积的15%。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情况，将粤港澳大湾区划分为4个分区，并针对各分区提出差异化保护修复策略。总体上，生态重点保育区（61%）以自然保育为主，注重维护区域生态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生态综合提升区（13%）以辅助修复、生态重塑为主，重点加强城郊生态缓冲带的建设与修复；生态重点修复区（24%）以辅助修复、生态重塑为主，提升区内生态韧性；生态预防治理区（2%）以自然保育为主，维护好当前的生态状况及生态供给能力，防止生态环境退化。
基于人类干扰评估和生态网络构建，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划定生态源地修复区、生态廊道修复区和踏脚石修复区，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湾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强度高、影响范围广，高干扰和较高干扰区域占湾区总面积的48.65%，集中分布于湾区中部；2）湾区生态网络整体呈现“两横四纵”的特征，包括北部连绵山体生态屏障、南部近岸海域生态防护带、东部和西部陆域廊道以及中部水域廊道；3）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包括生态源地4 687.42 km2，生态廊道1 362.71 km，踏脚石833.82 km2，主要分布于肇庆市、惠州市、江门市，从生态网络功能与结构完整的角度，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4）湾区亟待突破区域本位主义理念，凝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同处置的共识，组建跨域协同治理机构，主导跨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碳达峰碳中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域海岛可持续管理均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海南东南海岸带近年来因自然因素、人为干扰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碳汇功能明显下降。其生态质量的下降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的定位要求明显不符，基于碳储存的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亟需开展。文章以海南岛东南海岸带为例，基于InVEST模型的碳储存模块，结合研究区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估算研究区碳储量，划分“碳汇、碳源区”，评价其碳储存功能，识别近20年来研究区碳损失状况，明晰碳损失严重区域，划分生态修复功能区。结果表明：2000—2020年，研究区建设用地扩张明显，林草地面积削减；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碳储量持续下降，20年降低了0.11 Gt；碳储量低的区域沿着海岸带环线向内陆延伸，万宁市区域单位栅格碳密度值最低，三亚市区域单位栅格碳密度降低最多；碳源区面积始终大于碳汇区面积，碳储存功能为差和极差的区域面积分别为39.84和27.31 km2，主要分布于北部万宁市和乐镇、南部蜈支洲岛上方、西南部三亚市右侧等区域；基于碳损失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级细分了自然修复区、人工辅助区、重建修复区和适度开发区，并针对性、差异化地提出包括退养还湿、岸线修复、湿地重建、加强监管等修复策略。
在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针对陆域和海域，探索构建了“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3大功能导向下的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多源遥感数据及相关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实证开展了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结果表明：1）海岸带地区84%左右陆域面积、超过1/2县（市、区）的海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均以可载为主要特征，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整体良好；2）生态保护功能导向下60.05%的陆域以及14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主要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东西两翼；3）农业生产功能导向下的陆域农业承载情况较为严峻，以临界超载为主，而海域农业生产下可载县（市、区）数量相对较少；4）与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功能相比，城镇建设功能下可载区域面积分布最广，86.93%的陆域和29个县（市、区）的海域呈可载状态，仅3.01%的陆域以及10个县（市、区）的海域呈超载状态。
从防灾减灾角度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社会脆弱性，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策略。首先，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定量评价模型，计算珠三角城市群社会脆弱性指数，分析各城市社会脆弱性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韧性视角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2010—2020年，各大城市的人口脆弱性增加，经济脆弱性呈先增后减趋势，基础设施脆弱性增加，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降低，社会脆弱性呈先增后降趋势；广州、珠海和深圳社会脆弱性相对较低，肇庆和江门相对较高；经济脆弱性和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是影响整个城市群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应从科学制订城市空间规划、开展城市韧性水平科学评估、推进城市韧性系统建设、促进蓝/绿/灰防灾基础设施融合、构建城市群防灾韧性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升韧性城市建设，以整体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城市韧性水平。
采用MOD16A2GF/ET产品作为广州地区地表蒸散发（ET）数据，结合Landsat数据与广州市及其周边共38个气象站点监测数据，运用遥感解译等方法，对2000—2020年广州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地表蒸散发对绿地生态系统格局演变的响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广州城市绿地总面积呈减少趋势。地表覆盖类型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量非林地植被转出变为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等建设用地或未利用地，一部分转化为林地。近20年来广州市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内林地占比呈上升趋势。2）2000—2020年广州年均蒸散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与林地占比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地表蒸散量的增减与不同蒸散能力地表类型间的相互转化存在较高的空间一致性。3）2000—2020年广州蒸散量与降水量、相对湿度和气温呈正相关，与气压、日照时数、风速呈负相关；但各气象因子与蒸散量呈显著及以上相关程度区域的面积占比偏低，不能解释为区域蒸散量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4）由于森林生长周期、气候条件等原因，2000—2020年广州范围内地表蒸散量增加与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空间变化在时间上并没有同步发生，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以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的指导下，2019、2021年开展的两届广东省生态修复范例评选为基础，首先梳理了国内外主要生态修复相关的文献和著述，分析其理论框架、关注角度与技术方法，接着对评选案例的区域分布、类型覆盖、资金使用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案例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景观功能优化、经济效益增加、社会效益加强等多维度成效，并针对案例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与国内外先进理念、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广东目前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在覆盖面上存在空白领域，在项目的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平衡现象，在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工程思维做修复工作、过度修复等问题，有些甚至演变成景观项目，不但没有达到生态修复的目的，反而破坏了原有环境与生态。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在认识上缺乏对生态系统原真性、系统性、整体性的把握与科学认识，二是在省域层面统筹的力度有待加强，三是在修复方法上没有对项目中生态、经济、社会等多要素耦合、关联与协调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技术方法和全程管控。据此，文章提出了做好省、市、县三级全域统筹规划、完善项目全过程管理、使生态修复全覆盖可持续常态化的建议。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将城市群解析为由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集成的复合系统，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对象，探讨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成立以来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并探寻其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从城市群尺度看，2007—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有序度总体呈提升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由轻度失调走向中度协同；2）从城市尺度看，长沙市、株洲市已实现中度协同，湘潭市仍为轻度协同，研究期内长沙市复合系统协同度持续强化、株洲市与湘潭市相对弱化；3）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城市群总体协同水平偏低、社会-生态子系统变化缓慢，主要制约序参量为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城市间协同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制约序参量为经济规模、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和污染排放；4）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城市群尺度下需合理制定各子系统有序发展与协同目标，健全城市群财政及公共事务统筹管理机制；在城市尺度下各城市应补足短板、提升发展能级，不断完善城市间互动合作机制。
利用MCD12Q2数据提取中南半岛的植被物候指标，采用Sen+Mann-Kendall法、灰色关联分析及R/S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南半岛地区生长季开始、生长季结束、生长季长度及极端降水指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关联，并预测物候指标的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2001—2018年中南半岛生长季开始及结束时间均表现出东部地区早于西部的空间特征，半岛生长季长度多保持在8~9个月左右；除暴雨日数指标，极端降水指标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年总降水量的空间分布相似，大致呈西高东低；2）生长季始期与生长季末期以提前趋势为主，生长季长度以缩短趋势为主；年尺度降水量与强度无明显变化，但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强降水量和暴雨日数指标呈下降趋势，中雨日数、大雨日数和连续有雨日数指标均呈上升趋势，表明中南半岛极强降水事件减少，中等强度极端事件增多，降水事件的持续时间变长；3）各物候指标的主控极端降水指标类型空间分布模式相似且集中，植被物候与区域气候密切相关；4）中南半岛各物候指标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变化趋势相反，且以延后趋势为主。
基于PROSAIL模型，结合野外实测叶片等水分厚度、干物质重量、叶面积指数数据，构建一种基于归一化红外指数和归一化干物质指数的植被冠层可燃物含水率估算方法。首先，在PROSAIL模型输入实测参数模拟植被冠层光谱曲线，计算归一化红外指数、归一化干物质指数用于叶片等水分厚度、干物质重量的反演。结果表明：归一化红外指数与叶片等水分厚度、归一化干物质指数与干物质重量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基于该关系建立叶片等水分厚度、干物质重量的经验估算模型，经验证估算结果精度较高；将该经验模型推广至利用Landsat 8数据拟合植被冠层可燃物含水率，并与实测数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R2达到0.743，RMSE达到34.2%，具有较高的精度。文章提出的植被冠层可燃物含水率估算模型，可实现广州市过渡带森林大面积、较高精度植被冠层可燃物含水率监测，为预防森林火灾提供参考。
人类活动是活跃火发生发展的重要诱因，明确人-火关系对火情规律揭示、碳排放估算与公共健康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2019年MODIS Collection 6（MODIS C6）活跃火和LandScan人口密度数据产品，基于GIS公里渔网、双变量空间相关性等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中南半岛农田/森林活跃火发生强度与人口分布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其动态发展特征。结果表明：1）中南半岛约八成“有火区”的活跃火发生强度与人口密度存在空间正相关，且中等正相关及以上（r >0.4）格网近占3/4，主要分布在泰国中/东部、缅甸东/西部、老挝北部和柬埔寨东北部等。2）中南半岛年内“农火区”人口多于“林火区”，且前者超九成格网、后者近3/4格网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正相关性。3）“农火区”强正相关格网主要分布在缅甸南部、泰国中/东部等人口密度为25~100人/km2的区域，而“林火区”相应格网多分布于缅甸东/西部、老挝北部、柬埔寨东北部等人口密度<25人/km2的区域。4）受人口增长影响，2003—2010年农火和林火发生强度与人口分布相关性虽均明显高于2011—2019年，但后期“农火区”与“林火区”年均人口均有明显增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