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经验借鉴法，探讨了从社会资本理论到社会共同体建设实践、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到生活圈建设实践的研究演进脉络。结果显示：1）社会资本在社会共同体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营建有韧性的社会共同体是优化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目标。2）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创新资产，其价值在于它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创新资本，通过非正式治理机制解决正式市场或科层制难以应对的创新不确定性。创新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动态过程。3）社会资本匮乏和人际关系冷漠化导致严重的社会赤字和不平等现象。构建有温暖感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亲和力的邻里互助关系、有凝聚力的集体拼搏意识、有稳定感的家庭生活方式，维护市场价值与家庭价值的相对平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高品质社会建设需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重构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路径，包括：创新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制度体系，持续深化韧性社区共同体建设，优化城市社交空间的规划与设计，以数智技术赋能社会关系网络建设；并展望该领域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在总结场景理论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使用CiteSpace、VOSviewer对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7—2024年289项与场景理论相关的公共空间领域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可视化表达，厘清相关研究进展，探析未来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以“场景理论−公共空间−场景营造”为核心框架，并形成以“城市更新−乡村空间−地域文化”等热点议题为节点的研究网络，但尚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2）场景理论视域下公共空间研究进程可分为3个阶段，即以文化符号为研究核心的理论探索期（2007—2015年）、关注城乡空间转型与本土创新的交叉融合期（2016—2021年），聚焦政策赋能下文旅与数字空间重构的快速发展期（2022年至今）；3）国外研究热点侧重场景理论的理论延展及其在文化消费、空间治理等议题中的应用，国内研究则更多聚焦于公共空间更新等议题；相关主题整体呈现出由文化符号解读向本土化应用拓展、再向数字技术支撑下多元场景建构演进的趋势。最后，提出“场景要素—体验过程—价值结果”的分析思路，从要素、过程与结果3个层面，对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中的深化方向进行整合与推进，提升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中的解释力与整合度，为系统认识公共空间的综合价值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旅居养老作为一种融合空间流动性与在地适应性的新型养老模式日益流行。为系统解析旅居养老的行为逻辑，文章基于具身视角，以“动因—过程—后效”为主线对既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构建以身体、感知与情境的动态互动为核心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旅居养老的动因并非由单一因素触发，而是源于身体需求、感知内驱与情境推拉的协同驱动；2）旅居养老的过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体现为身体实践、感知调适与情境互嵌的持续互动，从而实现跨地域的身心平衡；3）旅居养老的后效表现为健康增益、幸福重塑与情境共生的交互作用，并外化为扎根、摆动、松散3类行为意向；该结果反馈至再动因，从而持续更新旅居养老行为。

城市外交作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深化互动关系的重要动力与鲜活表征，正日益凸显其战略价值，也为探究双边跨境旅游的影响与机制提供了崭新视角。文章基于1992—2019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外交对双边跨境旅游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外交规模越大，其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跨境旅游的积极影响越显著；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表现为其对中国赴南方国家出境旅游的推动作用明显强于南方国家来华旅游，每增加1对友好城市，预计将推动中国赴南方国家出境旅游增加约2.252万人次，而南方国家来华旅游仅增加约1.184万人次；制度距离对上述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对中国出境旅游的影响显著强于对南方国家来华旅游的影响；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发挥稳健促进作用，其通过提升政治互信和经济共生的双重路径实现旅游促进效应；受全球南方国家属性特征差异的影响，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存在多元差异。

南沙天后宫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妈祖文化载体，在数字媒介的推动下，正经历由“历史性场域”向“流动场域”的转变。文章以游客感知为切入点，将其作为理解空间体验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线索，基于3 838条网络文本与22份半结构式访谈，运用扎根理论、词频分析与情绪识别方法，构建了由内容转译、空间承载、体验反馈与传播创新组成的场域转化模型。研究发现，游客关注重心正由参与祭祀转向建筑景观、视觉呈现，文化资本在数字平台中被重组为更具符号化特征的传播内容，传播动力由线下在地参与逐步转向线上再传播。场域转化呈现“视觉强化−仪式弱化”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在传播中被压缩为景观符号，线上传播热度与线下信仰体验之间出现脱节；平台算法与流量机制加速了文化资本的转化，使传播更趋向可见性与互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内容呈现、空间使用与游客反馈之间的循环关系，即线下实践为传播提供内容来源，线上再传播反向影响空间组织与活动策划，形成持续演化的场域运行机制。在理论层面，研究将“媒介资本”纳入场域分析；在实践层面，为文化内容表达与空间优化提供参考路径。

流动性背景下以乡村避暑旅居为特征的新兴家空间受到关注。在候鸟旅居者往复迁徙的时间作用下，其家空间的建构逻辑及演化过程为理解家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文章以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为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探索了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在历时性变迁时间点下的家空间建构及其在不同时间域下的家空间演化。研究发现，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的家，由流入时间点的物理栖居、适应时间点的情感积累和融入时间点的生命历程共同建构。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家的建构呈现动态的时间域差异和演化特征：短时域以气候适应性为主导，中时域伴随稳定社交关系的形成，长时域则体现为持续回归的城乡两栖居住模式。

在人口老龄化与空间流动性增强的双重背景下，老年旅居者的季节性迁移行为构成了独特的“休闲−志愿”实践场域。文章基于流动性视角，以海南省三亚市25名老年旅居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探讨老年旅居者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过程变化及生成意义。研究发现：1）老年志愿服务行为体现了个体追求、社会联结与空间赋能三者之间的互动，是个体能动性与地方社会空间相互建构的结果；2）以休闲体验为切入点，老年志愿服务行为实现了从偶然自发、零散无序向规范有序、常态开展的转型，在地域情感驱动下，逐渐形成参与深入、行为自觉的鲜明特征；3）老年志愿服务行为背后存在“人−地”互动机制，即需求−资源弹性匹配、跨地域社会资本积累、个体−社会价值耦合与地方依恋驱动。

文章利用2013—2022年海南省乡镇尺度统计和地理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村庄规划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海南省各乡镇的村庄规划编制实施随时间不断完善，其空间分布呈“西聚东散中疏”的格局。2）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程度随时间平稳递增，呈现“双核心、块状聚集”的空间特征，且研究期内南北两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保持优势水平。3）乡镇尺度是否存在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村庄规划不仅通过资源识别、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编制和实施内容促进本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而且通过规划政策扩散、资源流动和技术学习促进邻接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然而，乡镇尺度的村庄规划数量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相对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规划政策制定应当由数量导向转为质量导向。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跨境投资的重要来源，也是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伴随中美关系、新冠疫情、两岸关系等环境变化，大陆台商投资企业持续退出，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文章旨在研究，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在大陆投资的台资制造企业如何进行战略选择。通过对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和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比较分析不同战略耦合动态对台资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并揭示了制造业异质性与区域特征的互动机理。结果发现：1）外部冲击下台资韧性主要通过企业与区域制度环境的战略耦合塑造，体现为企业与区域机构、本土企业建立的深度合作关系，以及企业获取资源与市场支持的能力。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制造业因高额固定资产投入和技术密集特征，形成较高空间粘性，推动其战略耦合从依附式向互惠式演进；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则作为轻资产企业，通过利用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市场规模优势，实现从依附式向合作式耦合转型。2）企业与区域要素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其投资韧性水平，在外部冲击中发挥显著缓冲作用。此外，台资企业投资韧性还体现出全球、区域和地方3个尺度的特征，分别受到中美贸易关系、两岸关系变化及地方创新体系的影响。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跨省都市圈的高技术产业协同成为破解行政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案例地，运用核密度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协同区位熵等方法，选取2012—2022年企业信用数据识别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追随机制。研究发现：1）电子信息制造与科研、信息服务业协同集聚显著，形成以南京为核心、沿宁镇扬及宁滁方向梯度拓展的“研发—制造”空间分工格局；2）细分行业区位动态差异显著，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高度依赖核心区创新资源，医药制造业则在要素成本更低的外围转移，体现成本驱动下的空间再配置；3）高技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空间追随强度与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正相关，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科研服务业的吸引较高，医药制造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追随效应随时间呈现衰减但仍持续显著，反映知识密集型产业互动的路径依赖特征。

文章基于“网络构建—特征挖掘—机制解析”的基本框架，通过企业投资数据构建城乡产业网络，以珠三角地区为实证研究，对其网络特征演变、空间布局结构和产业关联模式进行了刻画。进一步引入QAP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因素出发，分析其对城乡产业网络联系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珠三角城乡产业网络呈现资金联系扩张、空间集聚加强以及产业知识升级的特征，核心城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制度规划与地理距离对网络早期形成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合作基础和产业协同则具有边缘正面效应。根据珠三角城乡产业网络特征，从驱动因素角度对其发展在金融政策、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层面提出发展建议。

随着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非正规零售空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全新的组织逻辑与空间特征。以南京“鬼市”为典型案例，文章采用数字田野调查与实地访谈等方法，探讨其时空特征，并分析其在平台支持下的形成过程、空间特征与治理挑战。研究发现，平台重塑了非正规零售空间的选址逻辑，转向以“流量”为导向的时空策略，通过直播、短视频与社群动员等机制实现快速集聚，呈现兼具灵活性与规模化的悖论式特征，并进一步向“网红化”城市景观发展。然而，这类空间也因其复杂性与非嵌入性等特征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城市治理亟需进行针对性调整与适应性转型。

为揭示G20国家电子通信产品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文章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选取2007—2023年5个关键年份的G20国家电子通信产品贸易数据，构建其贸易依赖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从整体、社团和个体层面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整体呈现“高聚类、低路径、强互惠”的小世界特征，“核心—边缘”结构持续固化，国家间贸易依赖程度显著深化，即使受地缘冲突与疫情冲击，核心依赖关系仍保持稳定；2）社团结构从“多极分散”演变为“双极区域化”，始终由中、美、德等核心节点主导网络时空格局，中国逐步升级为双重枢纽，美国虽维持技术依赖核心地位但区域辐射范围收缩；3）互惠效应推动非对称双向依赖，聚敛效应加剧核心—边缘极化，时间依赖效应则强化路径依赖；地缘政治风险推动依赖关系呈现区域化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更易形成稳固的贸易依赖关系，高研发国家则在技术依赖层级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外多重机制共同作用，最终塑造了贸易依赖网络的整体结构。

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镇街尺度系统分析珠海环澳门地区人口时空演化特征，构建“地缘−功能−制度”三维分析框架，基于跨境可达性与空间邻近性，将研究区域划分为直接连通区、邻近辐射区和外缘承接区，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不同时期人口集聚的主导因素，揭示其阶段性演化机制。研究表明：1）区域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空间格局由东部单核逐步演化为“核心稳固−中带增强−外围拓展”的多中心结构，横琴在政策驱动下快速崛起为新的增长极；2）不同区位类型呈现差异演化，直接连通区保持核心地位并趋于稳定，邻近辐射区在交通改善与功能完善下形成新的高密度片区，外缘承接区依托土地与产业基础逐步增强承载力；3）人口集聚机制呈现由地缘因素主导、功能要素强化到制度作用增强的递进特征：地缘条件奠定早期分布基础，功能要素推动中期空间调整，制度因素在后期对多类要素发挥协调引导作用，促进人口格局的多中心化与相对均衡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区域科技合作的深化，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重要枢纽，已在部分科研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尤其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国际科技合作网络的结构与演化规律亟待系统解析。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结构−行为”二维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澳门国际科技合作网络的时空演化与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国际科技合作在澳门科技发展的格局塑造中起重要作用，其合作网络呈现显著的阶段性演化特征，网络规模与地理覆盖持续扩张，合作模式由“单中心辐射”向“多极互联”转变，网络结构日趋复杂；2）澳门国际科技合作网络呈现集中化与扩散化并存的特征，表现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与“小世界”特性，合作通道增多显著提升了网络连通性与知识流动效率；3）论文与专利合作网络存在明显结构分化，前者具有较强包容性，后者则呈现技术权力集中与结构固化趋势；4）澳门凭借其文化语言优势在连接中国内地与葡语国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形成了差异化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