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网络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对产业内不同价值链环节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研究还相对不足。文章基于价值链视角，采用2005—2021年中国稀土产业采矿冶炼、材料加工和终端应用环节专利合作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揭示了不同环节的创新网络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规模与空间覆盖面随价值链向应用端延伸逐渐扩大，并在终端应用环节呈现“小世界”特征。2）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呈现鲜明的空间分异特征：上游采矿冶炼环节形成与中国稀土资源“北轻南重”空间分布相一致的南北分异格局；中游材料加工环节形成以北京、上海及新材料头部企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放射状”格局；下游终端应用环节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三角”格局。3）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主要受社会邻近、制度邻近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不同环节受资源集聚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存在差异。

受资源和市场约束，长三角县域面临突出的产业转型压力，而飞地经济在县域创新水平和产业能级提升中具有巨大价值。飞地经济有助于创新资源向县域流动、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创新合作，但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利益分配机制、县域创新资源承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亟需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其实际作用效果。文章以长三角地区飞地经济探索实践最深入的江苏和浙江为例，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2001—2022年飞地园区的建立如何影响县域创新水平，以及该影响在不同县域类型、飞地类型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飞地经济整体上对县域创新水平存在积极影响，且飞地园区数量越多，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越明显；2）全国百强县创新环境更完善，相比于非百强县受飞地经济的影响更显著；3）正向飞地起步更早、机制更成熟，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明显优于反向飞地；4）地方政府间、开发区间以及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所共建的飞地园区相比于由其他主体所共建的飞地园区，更容易对县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未来应高度关注欠发达县域对创新资源的承接能力，并给予创新型反向飞地、大学异地产业园等地方发展模式更多政策支持。

基于2011—2020年省份-产品-目的国贸易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国省份可再生能源对高耗能产品出口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可再生能源主要分布在西北省份，高耗能产品出口集中于东部省份，两者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2）中国高耗能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为发达国家，出口增量则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3）可再生能源发展能够提升高耗能产业占比进而促进其出口；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仅在东部和中部省份显著，西部省份未见显著影响。4）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碳政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均能促进省份可再生能源对高耗能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而高耗能产业的高集聚水平则未有利好。5）目的国推动碳减排能促进中国利用可再生能源从而增加高耗能产品出口，目的国自身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提升会对产品出口产生负向影响。6）相较于其他高耗能产品，可再生能源显著提升了受欧盟碳关税影响产品的出口量。研究启示，完善电力体制和基础设施，厘清目的国降碳政策，引导可再生能源+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模式，是保持高耗能产品出口优势的重要举措。

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新业态，但目前关于跨境电商空间分布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的国家尺度进行分析，较少从省域、市域等尺度深入探讨跨境企业空间分布特征，难以为地方跨境电商发展提供建议。文章基于中观的省域、市域及企业规模的层面，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地理集中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分析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广东省跨境电商发展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包括初创萌芽期（2001—2013年）、快速发展期（2014—2017年）、成长壮大期（2018—2021年）和调整提升期（2022—2023年）。2）2001—2023年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空间分异明显，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呈现从“深圳单中心”走向“深圳主中心、广州次中心”、从珠三角向粤东西北拓展的时空演变格局。3）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类型以内资企业为主，且主要为中型企业。其中，深圳跨境电商发展主要由大中型企业驱动，广州和佛山等其他珠三角城市跨境电商企业主要为中小微型企业。4）物流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水平是影响跨境电商企业分布的核心因素。

中华老字号既有商品经济属性，也有文化价值属性，是城市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为促进中华老字号有机传承和创新发展，强化其在城市消费场景的应用，亟需揭示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空间规律。文章基于1 128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的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节点结构看，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网络结构，其中北京的集聚能力最强、上海的扩散能力最强。2）从整体结构看，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规模较小，是典型的小世界网络，表现出明显的组团结构特征，存在10个组团。3）从影响因素看，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的影响显著，其中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是驱动网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地理距离则对网络发展有明显的阻抗作用。区别于其他企业城际网络，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对核心节点的依赖更为明显，受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的影响更强，这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市场扩张、区位选址布局、城市消费场景拓展、城际扩张网络优化等提供了新见解。

声音媒介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与感官研究交叉领域的重要方向。文章突破乡愁研究的视觉中心主义局限，聚焦离乡群体听觉经验，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揭示乡村声音景观符号的乡愁表意系统及其运作机理。结果发现，1）离乡群体对乡村声景的感知遵循“经验积淀—‘再现体’触发—符号接收与识别—意义阐释”4阶认知模型，乡村生活经验使离乡群体站在“后符号”角度接收表意乡愁的声音符号，在触发相应契机后跨越符号时空距离诠释乡愁声景意象。2）识别与分析离乡群体记忆中传统村落空间内的声音符号，形成由动物声、自然声、人类活动声构成的乡愁声景符号系统。3）建立了声景与乡愁意义间“对象”与“解释项”的指向性关系，将听觉体验升华为乡村情感，形成包括乡情、乡闲、乡趣、乡忙等意蕴的乡愁声景表意系统，并伴随产生怀念惋惜、压力缓释、未来向往、地方归属等情绪共鸣。

推进乡村人地协同配置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现有研究仍存在理论机制不够完善、测度方式针对性不强、研究尺度偏宏观等不足。文章立足农地流转视域，在理论解析人地协同配置演化机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人地协同配置水平测度指标，并以湖北省县级行政区为例，开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湖北省人地协同配置整体失衡，其演化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呈3个明显的波段，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农业机械化水平、高程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对人地协同配置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其中，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呈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高程为负向影响，城镇化率则因地区而异呈正或负向影响。因素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揭示出新的规律：协同配置对高程的敏感度在丘陵、平原与山地依次递减；城镇化率的影响并非线性，超过一定水平后转为抑制效应；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在市场成熟度较低的地区反而更强，反映其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的特征；农业机械化的负向影响区别于以往观点，且在更适宜机械化的平原地区最为明显，折射出机械化的“双刃”效应：既推动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又因降低从业门槛而延缓土地流转。文章建议要素市场化改革应注重上述4类因素的地域差异，因地制宜分区域、分阶段推进城镇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传统乡村发展方式普遍面临多重困境，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方兴未艾。立足新时代乡村建设现实，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乡村片区化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以杭州市小古城村为例，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总结乡村片区化的发展历程，剖析其治理特征与发展机制。结果发现：1）乡村片区化发展经历发展起步、单村独建和抱团共建3个阶段，小古城村在单村独建阶段率先发展，成为片区内发展的重要节点，承担辐射带动周边村（社）的引领作用；2）先后形成的2个乡村行动者网络，均以小古城村村委为关键行动者，深化拓展民主协商议事，积极协调异质行动者异议，整合乡村内外发展要素，实现乡村片区化发展；3）乡村片区化发展的空间生产机制经历了权力主导、生活-资本互动、生活逻辑在权力-资本上叠写的演进，最终实现乡村多维空间功能融合、多元主体合作共建。最后从乡村片区化发展、乡村治理机制及乡村产业运营等方面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策略。

文章以黔东南黄岗侗寨“抬官人”节为案例，采用实地观察法和问卷调研法，从“多重嵌入”视角出发全面审视农民价值取向和行为逻辑。研究发现，传统村落村民在节庆活动参与中，因为结构嵌入形成差序格局下的非经济行为，文化嵌入形成互惠规范下的非经济行为，认知嵌入形成生存理性下的非经济行为，制度嵌入形成惯习维持下的非经济行为。这将难以发挥特色产业带动共富的优势，村庄存在因市场化困境返贫的风险。尽管嵌入环境造就传统村落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但利用得当可通过撬动地方性资源为共同富裕提供资源路径，通过再造集体经济为共同富裕提供组织路径，通过自我赋权为共同富裕提供社区参与路径，最终利用讲好传统村落故事获取文旅融合优势，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新动能。

已有乡村绅士化研究强调土地私有制下中产阶层绅士群体对于推动绅士化的作用，而对于土地非私有制的国家和地区乡村绅士化过程中政府、市场及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多元模式缺乏足够探讨。文章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南京市江宁区龙尚村为例，探究乡建企业田园东方介入下龙尚民宿村的旅游绅士化发展过程与机制。结果发现，乡建企业介入的乡村旅游绅士化本质上是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政府乡村旅游发展目标、乡建企业探索的乡村旅游绅士化发展模式、及绅士群体乡村生活或创业动机的契合。具体地：1）地方政府与乡建企业联合为乡村旅游绅士化发展创造制度条件；2）乡建企业打造具有绅士化审美特色的象征性和生活性景观，提升乡村土地和房屋的符号价值与商品价值；3）乡建企业招募多元绅士群体入驻，消费并再生产绅士化空间及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使龙尚村实现从都市近郊普通村向民宿村的转变。乡建企业成为连接地方政府和绅士群体之间的桥梁。

文章基于1981—2020年热带气旋路径资料，筛选出中国中东部地区受热带气旋影响的地面气象台站1 097个，并基于台站逐时降雨数据，系统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热带气旋降雨及侵蚀力的基本特征与时空变化。分析结果如下：1）中国大陆受热带气旋活动影响站点中，距海岸线最远站位于东北东部，距离岸线1 228 km。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为热带气旋频发省市，其单站年均热带气旋降雨量、降雨侵蚀力分别占本站年均总降雨量、总降雨侵蚀力的9.14%、11.85%。北方地区的热带气旋降雨为低频偶发性事件，年均频次低于1次，但在受热带气旋活动影响的年份，单站年均热带气旋降雨量、降雨侵蚀力占比可达14.16%、17%，最高站可达32%和72%。2）整体来看，中国热带气旋降雨正向更大雨量、更长历时、更高雨强、更高降雨侵蚀力的特征方向转变，其中次历时、次最大小时雨强与次降雨侵蚀力呈显著上升趋势，10 a相对变化率分别为3.53%（P<0.1）、2.89%（P<0.1）、7.3%（P<0.1）。3）针对受热带气旋活动影响超过30 a且年均热带气旋超过1次的183个热带气旋频发站的趋势分析表明，热带气旋降雨特征指标（次降雨量、次降雨历时、次平均雨强）以及侵蚀力特征指标（次最大小时雨强、次降雨侵蚀力）变化均以上升趋势为主，其中次最大小时雨强、次降雨侵蚀力呈显著上升的站点比例达10%以上（P<0.05），集中分布在福建东北部、浙江沿海地区。本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由热带气旋引发的极端降雨的潜在水蚀风险将进一步上升。对于中国受热带气旋影响的区域，无论热带气旋降雨是否频发，均需有针对性地加强水土保持措施。

数智技术是提升城市暴雨态势感知能力的重要手段，从物理-信息-社会三元空间视角出发，通过fsQCA（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和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的混合使用，解决数智手段赋能城市暴雨感知的路径问题，并探讨不同组态路径下的城市受灾特征。结果表明，实现高赋能水平存在3种模式：物理-信息-社会三元空间均衡型赋能、物理-社会空间主导的三元空间型赋能和物理-社会空间交互的二元空间型赋能。同时，一元空间的低赋能模式难以实现灾害的全面感知，验证了三元空间组态交叉的必要性。此外，LDA主题模型分析显示，不同的数智赋能模式匹配了不同受灾类型的城市，二元空间型赋能路径更适合致灾因子敏感型城市（如广州等），物理-社会空间主导的三元空间型赋能模式更匹配孕灾环境敏感型城市（如西安等），三元空间均衡型赋能模式更适合承灾体敏感型城市（如北京、上海等）。

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已成为应对百年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的重要学科，二者的深度融合迫在眉睫。文章借鉴“知域”概念，在知识建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层面，探讨了2个学科融合的契合点和可能路径，并以东南亚为案例加以解析。研究认为，“知域”视角有助于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的有机融合。两者的融合将孕育新的区域研究知识体系，地理学的“整体性”视角与区域国别学的“多元性”视角将构建新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同时，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与区域国别学的质性研究方法亦可实现互补整合。以东南亚为例，2个学科融合应重点关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空间政治经济内在机理以及区域文化多样共生等议题，采取整体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并形成定量定性并重的“知域”方法论体系。未来不同“知域”背景下的对话交流亟需加强。总体而言，地理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知域”视域内紧密结合，契合时代发展潮流，能够为应对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多元化并存的挑战贡献新的认知智力。

大陆架划界作为全球海洋治理核心议题之一，涉及国家主权、资源分配以及国际地缘格局稳定。随着全球后发沿海国家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资源的重视，传统海洋大国与后发海洋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大陆架划界实践博弈主体试图推动全球海洋边界治理规则演进，暴露出法律与技术复杂交织的时空现象。通过梳理沿海国家在大陆架划界、资源主张和领土诉求等方面的文献发现：1）大陆架区域资源丰富，但其跨界性和流动性使其开发成为引发国家间冲突的重要诱因，形成多边跨境渔业捕捞和边界资源归属等现象复杂交织；2）大陆架划界涉及多维边界认知，既顺延大陆架自然延伸的核心依据，又转向历史性权益、资源利益争夺与地缘战略空间主张等因素复合的海洋治理；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大陆架划界实践的法律依据，但执行中受沿海国家大陆架自然地理延伸规则适用不足与判例适用参差影响，导致沿海国在主权与资源分配上障碍频现。综合大陆架划界实践关键障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修订趋势，提出3种适应海权兴起背景下的全球海洋空间治理研究主要领域：1）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为基础，提供争端解决的自然法依据；2）通过历史性权利的延续，构建符合习惯国际法的法律解释逻辑；3）通过沿海国家实践及其理念与全球认同增补公约的规范性解释，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解释提供经验支持。

乡村空间分布研究对支撑中国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随着乡村空间分布的内涵越发丰富，亟需重新审视大地理观视角下的研究综述框架。文章首先在2个层次上阐释乡村空间分布的基本概念；然后，按时间发展顺序解析近代研究的演进历程，统计近年发文的数量变化、领域分布和主题分布；继而，将研究内容归纳到自然地理单元、行政区域单元、专业特色单元和乡村要素单元等4类单元，并予以深入论述；最后，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主要结论为：1）中国近代乡村空间分布研究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可分为5个阶段，近年来发文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形成了大地理观下以地理学为核心的多元学科融合体系，拥有4个研究主题；2）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乡村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行政级别影响了分布特征和重组模式，专业特色单元基本符合中国重要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各类乡村要素单元揭示了土地利用、产业聚散等方面的空间分异性；3）未来可从以下方面拓展研究：建立基于自然地理单元的研究体系，拓展多时序研究；深化行政区域单元的影响因素分析，开展跨行政区研究；挖掘乡村空间特征的共性，充实专业特色单元研究；转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强化乡村要素单元研究。

芳香旅游是实现农业功能拓展、乡村价值发掘、业态类型创新，推动农文旅一二三产业深入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正日益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文章梳理了芳香旅游的概念及研究历程，运用CiteSpace6.3.1分析国内外芳香旅游研究知识图谱，并对芳香植物资源、芳香节庆与文化价值、芳香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总结。结果表明：1）芳香植物资源的研究中，以芳香植物为核心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如何有效利用其特有的资源优势，促进及优化旅游产业的开发。2）芳香节庆和文化价值研究中，芳香节庆研究多从不同视角展开，但多关注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活动中的感知。芳香文化则是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样化表现及其内在的文化价值。3）芳香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研究中，主要探究芳香产品在旅游场景中的多元化应用，芳香旅游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综合效应体现，以及2个产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探索。以芳香旅游研究新方向、农文旅融合新路径、乡村振兴战略新领域3个发展层次构建研究框架，从芳香旅游资源优化配置与开发路径、芳香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芳香旅游产品创新发展路径、芳香旅游的多维效应、芳香旅游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芳香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新领域等方面提出芳香旅游研究发展趋向。最后提出未来应深化芳香旅游研究主题、聚焦芳香旅游业态融合研究、创新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多科学融合等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