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产学研技术创新优势互补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对比分析高校、企业和研发机构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和完善区域创新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网络分析框架，利用GIS空间分析和SFA模型，文章测度并对比分析了2010—2019年中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技术非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区域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均呈平稳增长态势，但整体仍有45%~55%的提升空间，其中企业效率水平最低，尚未确立技术创新的核心地位；2）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仅少数省份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齐头并进；3）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子显著存在，区域创新环境和产学研合作创新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且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因创新主体类型而异。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外资的重要来源，台资企业与投资接收地建立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会影响其利用后者带来的机遇及应对挑战的方式。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分析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退出的时空格局；构建战略耦合模式量化探测体系，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因素。研究发现：1）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在特定政策和事件的影响下会有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以及新冠疫情均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生存率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生存率始终较高，而中部和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生存率持续较低。2）2001—2007、2008—2013、2014—2022年，大陆与台资企业的战略耦合关系分别为：依附式耦合、合作式耦合、互惠式耦合，不同耦合模式主导阶段TDI生存率差异较大，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随时间进一步提升。3）2001—2022年，台资企业由低附加值+低端生产环节投资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领域，在大陆展开更多本土合作，经营在地化程度增加。疫情等外部冲击使得台资企业加深了与本地供应商的后向联系，也更依赖大陆市场，空间粘性提升，这些因素有助于提升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生存能力。

证券业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是决定金融中心城市地位的关键行业。虽然证券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但其空间格局经历了剧烈的重构，学术界对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缺乏深入探究，关于影响行业空间格局的制度因素研究尤其缺乏。文章首次刻画了1992—2022年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设立、退出与迁址过程，阐明了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结果发现：1）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空间格局呈现早期分散、中后期持续集中的特征；2）制度安排导致关键的证券业资源向少数城市倾斜，塑造了中国证券业以上海、北京和深圳为中心的基础空间格局；3）制度安排对行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深远而持久，通过下设国有资本、委托国有企业、安排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等多方面直接影响证券公司总部区位。证券业向金融中心城市集聚符合市场规律，但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证券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这对于理解中国金融业地理格局和金融中心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以福建省沿海地区渔业为例，利用产值和产量对渔业韧性抵抗力进行测算，并结合基于稳健性-抵抗力-恢复力（3Rs）的韧性评估体系和制度演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渔业韧性差异的形成原因给予解释。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冲击的影响下（2006年超大台风、2008年金融危机、2017年渔业产业升级），产值因受生产和供给双重影响波动明显，产量更多受生产影响，对自然灾害的反映更为剧烈。2）台风影响具有区域性，主要影响宁德市区、福鼎市、福安市和霞浦县，使区域产量大幅减少。韧性抵抗力在经济危机和产业转型危机中的表现类似，其空间差异更受历史基础及制度演化影响。3）沿海地区25个研究单元可以分为5类，渔业韧性的空间分布受海岸线长度的影响。每类区域在冲击下的韧性包括稳健性、抵抗力和恢复力的表现存在差异，制度演化的深度也存在差异。合理的制度演化模式能够缓解渔业资源缺乏对渔业发展的制约，增强经济韧性。高韧性区域因良性层叠和转化的制度演化模式而韧性高；韧性逐年变好区域通过对高韧性地区的战略跟随，也实现良性层叠和转化逐步提高韧性；低韧性和韧性逐年变差区域是对原有制度的不断厚化，影响韧性提高；韧性断崖式下降地区采用替代的制度演化模式，渔业不以提高经济韧性为目的，渔业经济韧性差。

基于2019—2020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利用空间面板模型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区域差距及其驱动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异格局。2）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东部与中部部分地区“高高集聚”，西部与东北部地区“低低集聚”。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4个分维度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以“胡焕庸线”为界明显的地理分异格局；3）政府职能、经济基础、数字基础和人力资本是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存在县域空间异质性。不同县域应针对各自要素禀赋和关键驱动因子，协同精准推进乡村数字化进程。

基于200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城乡融合水平，并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1年中国省际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但提升进程较为缓慢，空间上呈现由东向西梯度递减的分异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2）中国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网络日趋稠密化、复杂化与紧密化，网络连接具有异配性，且网络具备成长性特征，但城乡融合的空间关联尚未达到最佳水平。3）地理空间邻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城镇化水平差异对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网络的优化与演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现代化差异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差异的作用方向和强度随时间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而金融规模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禅修旅游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的形式，为个体提供独特的心灵成长与自我探索途径。文章构建了“空间-情境-身份”理论框架，选取32位非禅修惯习者为研究样本，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禅修旅游中非禅修惯习者身份建构与转换的动因、过程及影响。研究发现：1）非禅修惯习者的参与动机主要包括宗教吸引、身心放松、情感联结与寻找自我等；2）其身份转换历经空间情境化、情境身份化、身份情境化与情境空间化等阶段，呈现从身份感知到身份习得，再到身份维持与身份约束的动态演化过程；3）禅修场所通过物质空间特征、行为规范及社会互动等，塑造了独特的空间与情境，为非禅修惯习者身份转换提供了实践基础；4）禅修旅游帮助非禅修惯习者暂时“逃避”世俗世界的压力，重塑了主体与外界环境的交互方式，让他们在生活生产中实现心理调适与文化认同。文章深化了文化地理学中主体身份建构的研究，为中国禅文化在旅游开发与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20年数据，构建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信任影响的理论框架，探究中国社会信任的时空演进特征，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发展为不同维度社会信任构建带来更多可能，拓宽了社会信任的形成渠道。2）中国社会信任构成以熟人信任为主，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熟人信任水平呈现“低-高-低”时空演进特征，陌生人信任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在不同区域均有明显提升。3）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信任存在差异化影响，信息传递的正向促进效应对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均有积极作用。4）网络社交的“双面”效应表现为对熟人信任有消极作用而对陌生人信任有积极作用。

文章基于2017—2022年手机信令数据，利用数据可视化、就业活动紧凑度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COVID-19背景下深圳市职住关系多尺度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就业和居住空间格局在COVID-19大流行前、大流行后严格管控期和常态化期经历了集聚—扩散—第一圈层持续扩散而第二、三圈层回弹的演变过程；2）职住平衡1、2和3 km栅格尺度纵向演化在COVID-19大流行前均有所恶化，而在疫情期间总体上稳步改善，其中以1 km栅格尺度表现得最为显著；3）空间异质性影响了疫情前后不同背景下的就业和居住关系演化趋势，其中公共交通可达性和居民社会经济特征是导致演化类型分异的主要原因。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借鉴人地关系、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建立“要素-功能-结构”的蓝绿空间公共性评价体系，以长沙蓝绿空间为例，探索其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蓝绿空间公共性包含要素可获取、功能可选择、结构连通可共享三大特征，对促进并扩大公共生活、支持泛社会关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2）长沙蓝绿空间公共性呈现由核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式、依托水系扇形扩展的特征；要素可获取性——要素空间可及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要素数量充裕度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的特征；功能可选择性——活动主体包容性表现出核心区及中心城区湘江沿岸低、湘江东岸低于西岸的特征，功能选择丰富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结构连通可共享性——互动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两区过渡地带楔形交错的圈层特征，并伴随风光带沿线高的带型特征，景观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湘江西岸高于东岸的特征。3）社会需求、经济助力及环境支持，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蓝绿空间公共性的空间分异。

顾及空间异质性剖析城市空间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并定量分区，对因地制宜调控城市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Landsat8遥感影像、城市用地与建筑等空间数据，综合利用地理探测器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从全局与局部2个层面探究在控规单元下城市空间形态对热环境的综合影响，并利用K均值聚类方法进行影响分区。结果表明：全局上三维建筑指标对热环境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大于二维城市用地类型指标，建筑密度（q=0.479）具有全局主导驱动特征。各指标对热环境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归一化植被指数与工业用地面积占比等指标具有较强的局部驱动特征。以MGWR局部回归系数为基础，根据不同分区内指标影响强度与作用方向的差异性，将武汉市主城区划分为4类调控区，包括三维建筑形态主导区、建筑密度强主导区、水域面积占比与建筑密度共同主导区与综合过渡区，制定因地制宜的调控策略。从规划实践的角度，基于“控规单元＋控制性指标”的组合，并依据各分区不同的影响特征，提出因地制宜的调控策略，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形态优化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途径。

智慧边境建设是保障中国边境安全、维系国家地缘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以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利用Cite Space解析智慧边境研究特征及国外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结果表明：智慧边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发文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研究关注度较低。智慧边境研究群体分布分散，仅存在少量合作关系，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性作者网络，美国、英国、中国、加拿大、德国是研究智慧边境较多的国家。边境安全是智慧边境研究最关注的话题，移民管理和智能监控是智慧边境建设的重点。智慧边境研究主要围绕智慧边境内涵、智慧边境需求、智慧边境系统、预警机制构建、再边境化与智慧化和边境战略与跨境合作6个议题展开。未来，智慧边境研究应深化智慧边境理论与方法创新，开展中国智慧边境管控体系构建，加强通道精准管控与预警研究，探究多主体联动与人性化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