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疆的开发利用与权益维护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中国海疆理论研究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基础十分薄弱，无法满足维护中国海疆权益的现实需求。在人海关系背景下构建海疆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界定海疆的概念与主体构成，探讨海疆地域系统的属性特征；在划分海疆地域系统类型的同时，解读海疆地域系统要素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在海疆地域系统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主导了海洋与陆地的空间塑造，同时该过程也极大影响着国家海疆地域系统的时空演变。海洋与陆地则在国家的主导作用下具有了自然、社会和关系等基本属性；在海疆地域系统中，人类活动促进了国家与海洋、国家与陆地和海洋与陆地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形成。在海疆地域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海疆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对自身活动的影响和地域系统的状态进行反思，从而不断促使海疆地域系统更新与完善；当前海疆地域系统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海疆理论基础研究、海疆权益维护、海疆开发与保护、海疆战略研究等方面。
基于中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以县域为尺度对边境省份广西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时空演变和动因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且与全国均值差距缩小的同时，边境省份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空间上看，县域城镇化呈非均衡发展趋势，中心市辖区水平高、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分布零散。开放较早的北部湾地区和毗邻发达省份广东的桂东、桂东南城镇化水平高于桂西、桂北地区。2）县域人口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效应，且2000―2010年其空间自相关程度集聚增强，但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县域尺度人口迁移的高值区与城镇化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同步，集中于桂东南及北部湾地区。3）对于兼有国界、海岸和省界等三类影响人口迁移的边界的广西而言，后两类边界较明显地“吸引”人口向其邻近地区活跃迁移与城镇化集聚，而国界目前对人口流动仍有一定的阻碍作用。4）从影响人口流入地选择的角度看迁移的空间格局与动因，服务业的发展正成为吸纳人口迁入的主要力量，自由贸易、商贸服务、沿边通道与口岸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重塑中国西南边境地理的主要动力。
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法，在系统概括云南边境口岸外籍务工人员整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这一群体的基本属性特征（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就业特征（跨境渠道、就业类型、收入水平）和居住特征（居住条件、适应程度）在不同边境口岸的空间差异，指出口岸的发展机遇及腹地支撑力度、外籍人员管理服务水平、毗邻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双边社会文化差异等人文因素和边境类型、口岸的交通区位条件等自然因素，共同交织构成的边界“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的不同，是导致云南边境口岸外籍务工人员空间分布差异的关键原因。最后提出云南要积极把握政策机遇，密切关注和规范外籍劳务的服务管理，更加有效地变边界的“屏蔽效应”为“中介效应”，合理引导外籍务工人员有序参与区域经济活动等建议。
利用181个地理分布调查数据，基于ArcGIS对中华猕猴桃的目前分布进行空间重建，利用MaxEnt生态位模型对中华猕猴桃在中国的适生性及其未来气候变化下潜在可扩散地理范围进行了模拟与预测，分析中华猕猴桃在中国的适生性和扩散潜力及其空间格局，在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预测中华猕猴桃当代及未来至2050年适生区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中华猕猴桃当前的潜在适生区主要分布在23°―35°N之间和102°E以东的中亚热带山地丘陵区，如秦岭―大巴山、云贵高原、罗霄山脉―南岭和武夷山脉等地区。中华猕猴桃在当前气候条件下适生区总面积为2 382 381 km2，占中国版图的25.19%，在中等温室气体排放（RCP4.5）情景下预测至2050年，适生区总面积相对当前气候情景略有减少，但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强烈。预测结果表明：在未来气候变暖影响下，中华猕猴桃潜在适生区具有向北或高纬度地区迁移的趋势。
蝗区是孕育和发生蝗灾的地理空间载体，是具有不同结构类型的一类自然生态地理单位。中国东部季风区尤其是黄淮海平原及其毗邻地区是历史蝗灾研究的焦点区域。围绕“蝗区演化与水系变迁”的主线，重点回顾了飞蝗与蝗区的研究背景，梳理了历史蝗灾与历史蝗区、蝗区演化与水系变迁等相关研究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未来亟需关注的科学问题及其研究意义，包括历史蝗灾地理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地图集的编绘，“面―线―点”聚焦解析与“气―水―蝗”集成研究，蝗灾的社会影响及未来风险等方面，认为尤其要挖掘蝗区显著的“水缘性”特征，在东部季风区开展河泛、滨湖、沿海、内涝4类蝗区演化历史及其相互转化的格局、过程与机制的研究，进而揭示气候变化背景下蝗区演化与水系变迁的响应过程与机理。
基于2015年广州地区1 km空间分辨率的MOD13A 3月合成NDVI数据以及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气象站点近地表气温，首先利用聚集密度计算方法计算NDVI的聚集密度，构建不同季节近地表气温与NDVI聚集密度的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模型（OLS）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广州市近地表气温与NDVI聚集密度的相关关系，探讨不同季节NDVI聚集密度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并利用AICc信息准则、拟合优度和Sigma指标对GWR与OLS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NDVI聚集密度较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建设用地、植被和水体等下垫面的综合信息；与OLS模型相比，GWR模型的拟合效果更显著，最小的拟合度从0.02提高到0.464，GWR模型的拟合度最大值达到了0.724；GWR模型回归残差的Moran’s I显著减少，如1月份Moran’s I指数从0.383减少到0.022；NDVI聚集密度对气温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整体上，从广州北到南，GWR模型中NDVI聚集密度与气温的回归系数由负值逐渐增加到正值，表明NDVI聚集密度对气温有着从负到正的影响；下垫面以不透水面为主的区域，GWR模型拟合度较低，以植被为主要下垫面的区域，GWR模型拟合度较高。
以黄山市2014年卫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黄山市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黄山市聚落密度整体分布较为稀疏，但存在“中心城区”集聚分布的特征；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黄山市乡村聚落形态镇（乡）域分异明显，整体上看东北部较西南部复杂。海拔、坡度、交通、中心城镇、人口、经济、规划、政策等因子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都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黄山市乡村聚落规模随着区域海拔和坡度的上升而减小；2）乡村聚落规模随着距交通线和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呈现出下降的趋势；3）人口规模、经济实力与乡村聚落规模在空间分布上都具有正的相关性，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乡镇，其聚落规模也较大；4）规划、政策等也是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其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具有调控和引导作用。虽然不同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质，但是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最终形成是地形、区位、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规划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也应运而生。旅游规划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理论指导，本应走在旅游业发展的前沿，但实际并非如此，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实际发展。文章将中国古典文化遗产——易学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九宫应用到旅游规划理论研究中，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规划发展战略（八卦）模型。以清远市为例，首先从地文、人文提取本土旅游基因，通过SWOT分析，系统地提出旅游规划需要解决的质量关系（定性―定量）、供求关系（定产―定市）、内外关系（定文―定形）、大小关系（定区―定点）四对基本关系和八大定位，在此基础上，将其凝练提升为旅游规划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