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球化的蔓延，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已成为地区发展转型研究中的国际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推动下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Desakota）”混杂空间。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地区产权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更新政策的差异，城市中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的新空间现象。基于此，文章从区域农村城镇化的特殊条件出发，结合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结构的制度背景，探索珠江三角洲“Desakota”形成的内在因素，并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后危机时代，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匹配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为不同地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机会。实证分析部分以东莞市为例，通过夜间灯光数据探索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典型地区的案例分析，从产权视角切入分析地区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土地是决定地区发展方向的本质性因素，城市中产权明确且结构单一的国有土地有利于更新置换并实现再增长，而产权零散、用地混杂的集体土地往往因改造成本高而难以推动更新发展，地区出现“穿孔式”收缩。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首先从人口、经济、用地3个维度综合考察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全貌，并采用县区及街道2个尺度的数据定量描述了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特征与空间格局，发现武汉市下辖青山区、硚口区、汉阳区和蔡甸区存在局部较严重的收缩现象，空间上形成集聚，形态上呈“穿孔式”。进一步以青山区为案例，着重从资本视角探讨发生局部收缩的内在机制，发现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但局部收缩的主因是资本从产业部门的“逃逸”。
通过对日本网络型紧凑城市规划的发展机制、发展政策和代表性案例——富山市和宇都宫市的探讨，归纳总结了日本中央和地方城市政府的收缩城市规划战略政策和空间重构规划方案，借此为陷入收缩境况的中国城市在战略取向和空间重构方面提出有益启示：1）勇于接纳和面对人口减少和城市收缩这一客观事实，积极采取激活城市收缩所带来的机遇的适应性战略，而不是采取促使人口再度增加的应对性战略；2）充分考虑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并存的城市收缩时代特征，通过城市功能集聚的“据点化”战略和公共交通系统主导的“网络化”战略，构建多中心连接的网络型紧凑城市空间结构；3）根据人口数量变化预测结果，动态地推动城市规模的精明收缩，开展匹配存量规划或减量规划的规模适当化规划。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出现城市收缩现象，东莞城市政府出台了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吸引人口定居、改善人口流失情况。然而，在政策实践中，不同特征人群对于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程度或有差异，但已有研究鲜有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文章从市民视角评价以户籍改革为核心的外来人口政策，重点对比未入户外来人口与已入户人口的政策满意度。基于2013年东莞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外来人口对于东莞城市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体外来人口中，高学历、没有因户口遇到教育/住房差别待遇、满意治安环境、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群体，对外来人口政策的满意度更高。对比未入户与已入户两类人群发现：已入户人群比未入户人群对于政策满意度更高；未入户人群对于住房、教育以及治安环境的关注更为明显；已入户人群则更为关注情感维度与社会融合。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以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6年金华市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辅以访谈数据，探讨其社会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此类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经济适应和心理融入3个维度，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子女教育融入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而心理融入度最低，且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子女教育融入度虽高，但也存在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困境，缺乏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政策层面虽降低了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但在执行中由于资源有限、供需不匹配和宣传不到位等原因，福利制度仍以本地居民为主，流动家庭难以平等享受福利保障，造成严重的本外差异，心理融入度低。个人层面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层面的职业和收入，教育层面的学校类型和教育支出等对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与个体流动相比，子女随迁的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能否较好地提升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其融入城市的首要考量，其次是经济和心理层面因素。
通过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疏导区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梳理政策的详细内容，并以广州市荔湾区源溪社区流动摊贩疏导区为例，分析了疏导区的实践效应及面临的挑战。研究表明：疏导区政策是政府根据历史经验、兼顾多方利益主体出台的治理流动摊贩的手段，为摊贩提供了进入门槛低的合法经营空间，重新塑造了流动摊贩的空间分布和社区商业体系，提升了摊贩的认同感，便于城管规范管理，满足了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但因噪音污染、管理不善等问题，疏导区的设立阻碍了社区环境的提升。由于用地临时性的弊端和所在社区定位升级的发展需求，源溪疏导区被要求撤销。案例显示：由于疏导区占用公共空间和所涉不同群体的利益无法协调等问题，疏导区政策并未帮助摊贩实现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经济的转变。因此，城市管理者可通过建立第三方组织，为疏导区利益相关群体建立沟通机制，合理地进行疏导区的选址和管理。
在技术溢出和技术互动效应理论辨析的基础上，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引入连乘变量，从技术能力互动、研发行为互动2个方面，对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以双方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技术能力互动对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研发行为互动同时促进双方研发行为的强化，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3）控制变量中，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本土企业规模、资本强度及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研究结果同时支持了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控制变量，有助于丰富全球化与地方创新相互作用与机制的理解。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为了揭示荆南三口地区水利工程与水系连通功能的定量关系，基于1954、1975、1990、2008和2016年5期的水利工程与水系连通功能的相关数据，运用集对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定量评价了水利工程对长江荆南三口水系连通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1）区内外水利工程与多年日均径流保证率、河道断流率、输沙效率的相关系数（R2）均＞0.5，皆达到显著性水平。2）自然功能3个模块的联系主值数基本呈下降趋势，但物质能量传递功能与生态维系功能下降尤为明显。1990年之前物质能量传递与生态维系功能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1990年后这2项功能的等级已下降至“差”；社会功能3个模块的联系主值数的变化各不相同。洪涝防御功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水资源调配功能和水能与水运资源利用功能都在1954—1990年呈下降趋势，1990年后，水资源调配功能逐渐回升，水能与水运资源利用功能持续下降。3）1954—2008年自然功能等级和综合功能等级都有所下降，直到2016年才稍有回升，但升幅较小，等级较低；社会功能等级在1954—1990年较低，2008年以后回升，且明显高于自然功能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