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山南海区为例，采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多种数据，运用遥感影像人机交互解译、景观格局指数以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87年以来南海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对土地产权变革的响应。结果发现，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分为3个阶段：即土地有偿投包制阶段（1987—1992年）、土地股份合作制阶段（1993—2002年）和土地紧缩及“三旧”改造政策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阶段（2003—2013年），这3个阶段土地产权的演化具有以土地的“所有”为中心向以“利用”为其中心转变的趋势，这是市场需求和资源利用高效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土地由资源转变为资产及资本的过程。南海区土地产权变化与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及规律性。土地利用在不同时段变化的速度、强度和结构等对土地产权变化的响应明显，其空间格局也同样呈现“农用地集聚—乡村工业化破碎格局—集聚与破碎化共存”3个阶段性变化特征。南海区土地利用变化是众多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诱致机制、引导机制、引擎机制及调节机制。宏观上，土地股份制改革和分散的管理体系导致了土地利用的粗放扩张和破碎化格局；微观上，不同土地利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及产权割裂是导致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原因。未来经济转型与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如何针对土地产权变化新趋势，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和空间优化的关键。
以广州市20个典型社区为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绿色空间对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的影响，并剖析绿色空间对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低档社区的为782.99 MET-min/w，中档社区的为871.70 MET-min/w，高档社区的为1 227.91 MET-min/w；2）影响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的绿色空间因素有所不同，低档社区、中档社区和高档社区的显著因子分别为“到最近公园广场距离”“邻里绿化覆盖率”和“健身活动设施数量”；3）绿色空间对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影响的作用机制存在社区差异，低档社区居民休闲性体力活动主要受到成本作用的约束，中档社区居民主要受绿化环境作用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主要受机会作用影响。
基于“绿道—邻里”视角，采集了广州典型城市绿道上的市民使用人数与类型等属性，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人口密度和土地类型混合度）与绿道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绿道周边建成环境作为绿道使用的潜在来源地和目的地，影响着城市绿道使用效果，步行和骑行可达范围内的居住区人口密度和绿道周边土地利用混合度均可作为绿道使用强度的解释因子，两者的增加均会带来绿道使用强度的提高；除此之外，周边居民区收入水平、年龄和时间等变量对城市绿道使用也会造成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绿道建设提供直接参考。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特征的集中体现，川西林盘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的研究是对林盘本质的认知和解读。根据文化景观的关键特征，基于文献与实地考察，综合运用问卷与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进行调查，借助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客观地明晰了林盘文化景观的结构组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景观基因”理论，以川西林盘的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从遗传信息的表达，以及基因所属位列、功能性和重要度2个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分类，进一步阐释了识别与提取的方法与流程。同时，在土地利用数据、卫星影像及地理信息数据电子地图等资料的辅助下，以新津、温江、崇州林盘群系与鱼子孔、龚林盘和胥家院子聚落单元为例，进行了文化景观基因的识别，归纳梳理出其共性基因、个性基因，并提取出民居、渠系、林地等主体基因，菜地、井等胞质基因、石笼、平桥等附着基因和治水工程、移民文化等调节基因。
通过对广州南越王博物馆2015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1 294条旅游留言档案（线下留言207条，线上留言1 087条）的文本分析，发现建筑遗址、文物遗产、解说系统和游客参与共同构成了博物馆文化展演的“舞台”“道具”“演员”和“观众”维度因素体系，“建筑遗址”通过真实遗址和现代展馆构建了满足观众对历史文化想象的“舞台”，“文物遗产”和“解说系统”分别以静态和动态的方式将城市记忆内涵进行解构，最后“游客参与”使记忆主体发挥能动性，完成自身对记忆内涵的再编码，实现城市记忆的建构和传承，因此这4个因素在城市记忆构建过程中分别发挥了唤醒、强化、活化和传承作用，构建了博物馆城市记忆链，并进一步强调了记忆主体感知行为、博物馆文化原真特性对于文化展演和记忆传承效果的重要影响。
采用Q方法，通过收集并分析受访者对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偏好排序，发现其形象间存在兼容性和不相容性，且存在5种典型旅游目的地形象偏好结构，分别是：自然生态旅游偏好型、城市旅游偏好型、自然文化旅游偏好型、漫游体验旅游偏好型和探索冒险旅游偏好型。相似性分析表明：5种偏好类型均不喜欢厚重的文化体验，而偏爱轻松及互动式的文化体验。5种旅游目的地形象偏好结构对应特征明显、区分度高，对于旅游营销及旅游线路的设计具有较高的参考性价值。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1950—2015年非洲渔获生产统计数据，结合Fishbase提供的相关鱼种营养级（Trophic level, TL）以及Sea Around Us Project Database提供的海洋无脊椎动物营养级，探讨了1950—2015年北非、东非、南非、中非和西非的沿海国家渔获物平均营养级（Mean trophic level, MTL）的变化情况，以此来判定非洲沿海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结果表明：非洲沿海国家的海洋渔业资源开采大致经历开发不足、快速开发、过度开发阶段，1984—1991年，北非地区的海洋渔业资源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高营养级渔业资源渔获量减少了33.5%，MTL由3.44降低到3.25；东非地区渔获量较其他4个区域低，目前，大部分鱼类资源处于充分捕捞利用状态；南非地区在21世纪初发生“捕捞降低海洋食物网”现象，2004—2015年，MTL恢复小幅上升趋势，渔业均衡指数（Fishing-in-balance index, FIB）趋于平稳；2013—2015年，中非地区的MTL与FIB均呈下降趋势，说明产量的增加速度不足以弥补营养级的降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开始遭到破坏；1950—2015年，西非地区的渔获量不断增加，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过度捕捞现象愈加严重，低营养级鱼类数量占比呈先减少后增加趋势，2001—2012年，MTL波动下降，FIB平稳变化，说明MTL的下降由产量的增加而抵消。21世纪以来，部分北非、南非与西非沿海国家加强了资源管理，渔业资源状况有所好转。研究认为：渔获物平均营养级的下降主要由过度捕捞引起，非洲国家的管理不力加重了过度捕捞现象，建议非洲各国尽快建立起基于渔获物统计的海洋渔业资源实时监测系统，以便掌握捕捞活动下的鱼类群落结构的变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