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广东省各地市卫健委官网披露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详细信息，对新冠病例在广东省的时空扩散特征以及各地级市疫情传播和变动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确诊病例具有中年人最多、青年人其次、老年人第三的年龄结构特点，与全国统计特征较为相似。2）广东省的疫情扩散比率为0.198，表明其防疫措施卓有成效，有效地抑制了疫情的扩散。3）广东省的疫情扩散格局和综合风险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三四线中型城市的扩散风险较高但综合风险处于中等水平，发达城市的扩散风险较低但综合风险最高，粤东西部的欠发达地区较为安全。文章建议可积极宣传广东抗疫防疫成果，适度缓解民众焦虑，但仍需重点防范因返工返学带来的二次冲击。在防疫的中后期，应根据各地市的疫情风险等级，在省内科学划分风险防控区域，实施分级管控，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避免过度防疫对社会民生造成的负面冲击，并需特别关注原本经济韧性较为脆弱的欠发达地区。
公众关注作为疫情防控与舆情治理的重要环节，其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却鲜见被讨论。因此，文章将百度搜索指数作为网络公众关注度的测量指标，采用百度人口流动大数据和疫情实时监测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时空可视化、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2020-01-09—03-02中国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网络关注度的省域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空间上，公众对疫情的关注度东、西部差异较大，沿海高于内陆，且与疫情高发区吻合；在时间上，武汉“封城”前后各省份的公众关注度分布格局基本趋于一致，且“封城”后均明显高于“封城”前；春节期间关注度达到最高峰，而后随疫情周期性规律（潜伏—暴发）呈波动式下降；关注主题遵循“从早期对相关病毒的搜索到后期关注临床诊断与发展状况”的疫情发展规律。2）疫情动态数据、武汉人口流动的日动态因素与固定区位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对疫情的关注度，当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宏观区位因素对公众关注度的影响作用开始凸显，具有持续稳定的影响；3）影响因素在疫情暴发前后2个阶段对公众关注度起着不同的影响效果。在疫情暴发初期，公众更易受疫情动态信息影响引发主动搜索行为；而在疫情暴发后期阶段，公众将注意力转移到流入各省份的武汉人口上。
航空运输在实现各国互联互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恶劣天气等均易对航空网络的连通性造成影响。本研究以新冠疫情为例，从全球航空网络视角探讨新冠疫情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连通性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境外通航城市、国际航班、国际航线数量均大幅缩减，航空网络连通效率显著降低，但其空间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东亚和东南亚仍是中国对外主要联系地区，经济联系与贸易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航线停飞对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大洋洲航空网络的连通性影响最大，而航班缩减对中国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航空网络的连通性影响最大。在国内，北京、上海和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联系的枢纽城市，且其聚集度在疫情期间得到提升。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在政策空间有限的背景下，讨论结构化政策工具和区域应对方案显得尤为重要。股票市场是国民经济的风向标，因此文章利用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产业、主体规模以及区域等维度分析疫情对中国上市企业第一季度财务数据的影响。结果表明：1）除农、林、牧、渔业正增长外，大部分产业均遭受营运利润下滑、经营现金流减少、资产负债率提高等多重打击。各产业中，服务业面临更大挑战。个体的行为决策、政府的停工停产措施以及产业特性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2）新冠疫情对中小市值主体的影响大于大企业。疫情期间，大市值企业的营运利润能力、现金流水平得到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表现稳定。这主要是由运营能力差异和马太效应所造成的。3）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与房地产业上，发达地区相较于欠发达地区承受了更大冲击，这主要受地方人口结构和土地价格影响。金融业上，北京、上海、广东均出现了扰动，而江苏则表现出增长趋势，区域金融业结构特征和企业经营能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医药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产业基础好的地区仍出现增长态势，这主要是由医药需求出现取消或推迟、部分药物和设备需求存在紧迫性、优势区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入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和差异化选择区域政策工具等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与风险扩散。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和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了2020年1月1日至3月5日136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武汉市人口流出的空间关系及其对我国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启示。研究表明：1）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了疫情发生与隐性扩散、快速扩散与暴发、扩散遏制和扩散衰减4个阶段。2）研究时间段武汉市人口主要流向湖北省境内以及周边省市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地理邻近性和倾向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入特征。受地理距离、时间成本、社会经济联系、境外输入等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城市群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集中分布的重点区域，一些重点出入境口岸城市的新冠疫情扩散风险较大。3）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与人口流出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等级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8种调控类型，近90%的城市具有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或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特征。其中，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北省境内以及中国重点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其防控压力来自人口流入多、确诊病例数高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而人口流入少、确诊病例数低的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其防控的难点在于提高防控对策的精准性。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全球疫情形势反弹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重，现阶段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疫情防控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常态。建议针对8种调控类型，从人口流动、交通和资源等引导与管控方面分类提出精细化的疫情防控策略，提升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利用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公开发布的98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通过26个疫情聚集单元的时空特征分析和4类典型传播路径的案例剖析，深入探讨了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发生的时空规律和传播路径。结果表明：1）珠海的疫情发展与武汉的人口流动与管控密切相关，由于管控及时，目前仍以疫源区直接输入和家庭聚集扩散为主要传播方式，在有限范围内扩散。2）存在输入一代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一代非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二代家庭聚集传播、输入二代非家庭聚集传播4种不同的传播路径，且以第一种为主要方式，但非家庭聚集传播的路径复杂，应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3）对输入性病例从输入到发病的滞后周期以及聚集单元最长发病时间间隔来看，有少部分病例或携带者可以突破14 d限制，应警惕目前普遍采用的14 d隔离措施可能存在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暴发与蔓延，给中国乃至全球带来了极大挑战，已成为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痛点问题。大流行病在人群与地域的传播扩散是人类与疫情抗争的时空动态过程，值得从地理学视角展开讨论。文章以毗邻中国疫情始发省域湖北的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官方通报的病例数据与人工判读采集的病例详细信息及相关POI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重点探究确诊病例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疫情的时空演化格局，评估重点市域的疫情风险等级。结果表明：1）陕西省确诊病例以男性居多，年龄上整体趋向中高龄化，以40~49岁人群为最；外地感染与本地感染均以由“城”作起点的迁移主导；多呈由武汉输入型病例所致的小型核心家庭群聚感染模式，而大型复合感染及特殊场所感染影响深远。2）疫情时间变化差异性显著，整体呈现波动发展、低速衰退、平稳清存3个阶段，确诊时间相对发病时间及初诊时间存在滞后性，且输入型病例多在返陕后0~3 d出现症状。3）疫情在陕西省的空间扩散呈现“远鄂单核”的结构模式，这显著区别于其他环鄂省域。陕西省COVID-19发病率空间分异显著，表现为集中于中南部的倒“T”型分布模式；市域演变呈“三足鼎立”模态；流动路径以“武汉—西安”为主，呈“一源多汇、汉入中南”的流动格局。4）重点市域西安疫情风险等级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一组团三小片”格局，主城区风险等级高于周边区县。
以清代流行的疟疾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Excel时序刻画、GIS空间分析、MaxEnt生态位模拟、BounderSeer边界探测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清代有疟疾之年59个，疟疾频度为22.01%，为清代疫灾流行贡献了约2.69%的广度。2）疟疾在中国适生范围广，东南半壁为最佳适生范围；疟疾流行的危险等级高，总体上具有由东南向西北危险等级递减的分布格局；海拔高程、最低气温、气温年较差是影响疟疾流行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44.4%、16.3%和10.6%。3）清代疟疾流行呈现“二横三纵”的边界特征，第一横界40°N一线与第二横界南岭一线分别为疟疾北界和恶性疟疾（瘴病）北界；第一纵界是以霍山为中心，霍山—洪雅直线距离（约1 250 km）为半径的圆弧圈，界内包括96.67%的疟疾流行事件；第二纵界是疟疾高适生区边界线，界内包括中国东、中部省份；第三纵界是以疟疾主要边界网络为标准的围合区，涵盖长三角地区。
“流动”正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生活和生产方式。流动性经历了从学科间独立的分散研究，到以地理学和社会学为主导的多学科研究，再转向新流动性范式下的跨学科研究。其中，彼得·阿迪（Peter Adey）的《流动性》（Mobility）（第二版）是一部梳理流动性演变脉络、解读理论并联系案例和方法的力作。因此，文章从流动性研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运用3个方面凝练该书观点，指出未来研究要跳出以二元对立看问题的思维方式，用一种网络化、关系式和辩证的思维洞察世界，在深度理解流动的意义、政治、实践和媒介基础上进行流动性研究。最后，文章基于国内研究现状，提出未来可以从流动性政治、流动性时空维度、旅游与流动性、流动主体的多元化、流动性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基于“3S”技术，结合水文、地质地貌等野外考察，围绕喀斯特水动力效应、地貌响应及缓冲区的缓冲作用进行分析，探讨了贵南铁路对荔波－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地貌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贵南铁路线路穿过荔波－环江喀斯特的缓冲区，未穿过遗产地，对遗产地地貌价值无直接影响；2）线路以桥梁、隧道、路基的形式穿过缓冲区，以桥梁形式跨过遗产地上游地表河与地下河，河中不设桥墩，基本不影响遗产地上游水质水量；缓冲区的九万大山二号隧道可能使缓冲区隧区降深漏斗带内地下水位降低，但对遗产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喀斯特作用过程的影响极小；位于缓冲区的路基出露处均为非喀斯特地貌，不影响遗产地喀斯特地貌；3）遗产地大、小七孔与茂兰－环江2个片区分属不同的水文地质单元，无统一的地下水水力联系，贵南铁路对遗产地2个片区之间地下水水力联系及喀斯特作用过程无影响；4）线路将影响缓冲区的13个峰丛洼地共计面积5.32 km2，占缓冲区总面积的1.22%，基本不影响缓冲区的缓冲作用。
为探究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地核心区滑坡灾害时空分布规律，以Google Earth 0.55 m分辨率的2005、2009、2015年3期遥感影像为基础，结合实地走访调查，建立滑坡数据库，在ArcGIS 10.2平台上计算滑坡点的最邻近指数、K函数曲线及密度分布。结果显示：1）哈尼梯田遗产核心区2005、2009、2015年的滑坡数量分别为184、337和285个，对应最邻近指数为0.556、0.603、0.628；最显著聚集的空间尺度为1 000 m，从聚集向离散分布转变的空间尺度阈值分别为2.9、3.9、3.6 km。2）3个年份滑坡点高密度区占比逐渐增加（2.3%→5.8%→8.3%），中密度区占比亦逐渐增大（15.7%→21.8%→27.9%），低密度区占比逐渐减小（82.0%→72.5%→66.8%）。3）需要重点防范滑坡灾害风险的区域为森林区的西段和东段，村寨区的多依树、硐浦、勐品、水卜龙等地，以及阿勐控河和碧猛河流域内的梯田区。综上，研究区2005－2015年滑坡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人类活动对地表景观干预程度不断加大，滑坡灾害风险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基于CNKI、CSCD文献搜索引擎，以及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采用传统文献研究与知识图谱相结合的方法，对1992—2017年中国人居环境研究的总体特征与知识图谱进行了定量识别和全景式展现。结果发现：1）近25年来，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发文数量显著增长，《建筑学报》《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研究》等期刊是学者的主要科研阵地；2）研究的优势机构和团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以及辽宁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其他建筑、规划类和师范类院校；3）研究经费多元化趋势明显，国家级基金是最主要的来源。4）在研究热点方面，人居环境、居住环境、宜居城市、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居住空间等是学者长期重点关注的热点词汇。5）在研究主题与知识基础方面，相关研究内容广泛，主题尚不集中，城市人居环境、宜居城市、居住环境、农村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居住生活满意度、人居环境科学、人口发展是受到关注较多的8个热点主题，其知识基础建立在31篇经典文献之上。6）在具体演进轨迹方面，相关研究的知识结构呈连续发展且彼此联系紧密的态势，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并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性和政策导向性；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动态性，问题或政策的学科发展导向，以及学者间的合作交流、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技术方法的革新与应用等是其演进的主要驱动力。
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究了1984—2016年中国高尔夫球场数量时空演变、影响因素和扩散模式。结果表明：1）球场数量变化经历了低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加速增长期和紧缩期；2）球场空间分布范围经历了扩张期和收缩期，向北、向西扩散较为明显；3）目前球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外向型经济突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4）人均GDP、人口规模、区域开放程度、交通优势度、气候类型和土地资源稀缺性与球场空间分布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交通优势度相关系数最大；5）高尔夫球场空间扩散模式兼具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性扩散。
基于2000—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统计数据，采用中等职业教育地理集中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水平时空分异、空间集聚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6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呈倒“U”型变化趋势，地理集中度逐渐提高，省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以“缩减型”为主；2）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及增长呈正空间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呈“西进南移”空间格局，西部是中等职业教育增长热点区，区域均衡性明显提升；3）中等职业教育空间集聚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适龄教育人口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条件，经济因素影响相对较弱，不同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初中毕业生数是主导交互因子，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化率逐渐成为次主导交互因子。
利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ESDA、网格维数等方法，并基于1978—1985、1986—1997、1998—2016年不同时间阶段，以上海市博物馆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博物馆可分为探索起步、稳步发展和高速发展3个阶段，内部类型差异显著、多元变化趋势明显；2）博物馆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及黄浦江沿岸，空间上不断集聚并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特征，全局分布具有空间自相关特性、冷热点变动显著；3）中心城区博物馆在分布上表现为分形结构较为复杂的放射状演变趋势，博物馆类型逐渐丰富和多元，不同阶段博物馆类型各有偏重；4）博物馆的时空特征演变是历史文化资源、政府政策导向、区域经济水平、区域人口分异和交通通达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以珠江三角洲基塘发源地——佛山市为例，采用市场价格法、影子工程法等方法，对2000、2009和2017年其基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进行估算，分析其变化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7年佛山市西、北部的芦苞镇、荷城街道等少数镇（街道）基塘面积有所增加，东、南部北滘、乐从镇等地基塘面积减少明显，期内基塘净减少19 244.47 hm2，主要转出地类为建设用地。2）2000、2009和2017年佛山市基塘ESV先降后增，3个年份中调节类功能占总价值比例均高于86%，为核心功能；各单项功能中旅游休闲价值增加最多，调节气候价值下降明显。3）佛山市基塘ESV空间变化呈西、北增而东、南降的特征，除塘鱼生产和旅游休闲功能外，其余单项功能的价值变化均呈现西南和北部增加明显的特征。4）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变化量是影响佛山市基塘ESV时空变化的首要因素，其次是GDP、人口密度变化量等。建议采取控制开发规模、恢复绿色植被、加强生态监测和基塘整治、发挥基塘景观优势等措施来提高基塘ES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