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新加坡和深圳的3个城中村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文化身份的理论视角切入，剖析移民城市的城中村更新的文化塑造过程；指出要理解文化身份的内涵与本质，需要理解地方蕴含的全球性与在地性、过去与现在这两组关系。在解读宏观文化政策的内在政治和经济推动力的基础上，基于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资料，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比较探讨典型移民城市城中村的更新模式、政策机制及社会影响。结果发现，2座城市在对待文化身份尤其是移民文化的态度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更新效果。新加坡案例以实际生活在此的移民群体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塑造地方特色，并提供公屋政策支持，因而能够在发展展示经济的同时保有社区的延续性。深圳案例则是人为选择和指定某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作为特色加以强调，发展文化旅游经济，这种方式塑造的文化身份与原有社区和住民的关系不大，最终导致地区的高档化，使得大部分移民群体被驱逐、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研究认为，文化身份的选定本质上是对文化资本的使用，代表的是城中村更新主导方的价值取向。而身份认同在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代表了群体对城市空间的社会权利。因此，文化导向的城中村更新应从当地社区居民的角度出发，关注其长期积淀的社会关系和特定人群需求，而非物质空间的表面意向，才能实现更为公正、包容且可持续的城市复兴。
城中村更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拆迁重建，另一种是就地整改；两种方式均难以满足城市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元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成为制约城市更新进程与效果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引入可持续性科学理论，并借鉴管理学中“对象-主体-过程”的三维分析框架，以社区及单个项目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构建了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模式的研究框架。该模式强调：在对象维度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多目标可持续发展；在过程维度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合作治理。通过长沙后湖黄鹤村政府总体统筹、企业承包、村社筹房协作的多方合作更新模式的实证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迁而不拆+整体开发+综合整治”的更新路径进行了评析。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式在平衡多方主体利益、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保护村落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不涉及农民自建房产权性质的变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在更新过程中所涉及的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化、农民生计风险等历史遗留问题。本研究是一次运用可持续性科学理论解读城市更新实践的尝试，为促进城中村可持续更新提供一种新思路，可为中国城中村更新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
现象学着重关注人的经验问题。在绅士化失所研究领域里，当研究视角从关注物质空间转变为空间经验时，“生活世界”成为了基本的出发点，这体现为从“直接性失所”往“间接性失所”的转变。以列斐伏尔的“表征的空间”为基础，围绕象征要素对失所经验展开定性分析则成为主要的研究路径。以此方法论，对重庆市下浩历史文化社区经历绅士化凸显出的失所经验进行分析，发现：1）失所经验在社区原住民、移民与游客群体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原住民的失所经验体现为其世代传承地方要素的丧失，导致“存在内部性”的丧失；移民的失所经验表现为移情载体的消失，导致其自由生活方式的丧失；游客的失所经验体现为彻底商业化导致其寻根体验地的消亡。2）移民在社区中开展的文化商业活动起到了嫁接内部本真社会空间与外部消费空间的作用，导致本真“社会空间”被中产阶级消费空间所置换。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1）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其中，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2）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重要前提，对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存在同等效力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传承行为有着明显差异，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对居民记忆传承行为的影响比情感性的地方认同有着显著正向作用；4）传承途径表现出以记忆载体为基础、以居民参与为支撑、以政策导向为保障的特征。这些结论有助于了解乡村文化记忆的媒介性及其特征，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延续与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数据来源，借助情感挖掘、语义网络分析以及扎根理论等方法探究食物景观对社会记忆的表征内容和塑造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从情感分析结果来看，个体对食物景观的情感倾向总体呈现积极趋势，不同年龄、复杂的社会经历以及多元的社会角色是影响个体情感变化的重要因素，人们的情感认同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框定了社会记忆的发展方向；2）从个体对食物景观的认知诉求来看，食物味道、饮食文化以及家庭环境是个体内心最深刻的记忆点，人们通过各种与之相关的身体实践和仪式风俗构筑记忆空间；3）食物景观对社会记忆的表征内容具体区分为环境性记忆、功能性记忆和情感性记忆。其中，环境性记忆起基础性作用，功能性记忆是最主要的表征维度，情感性记忆占据主导地位，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在“认知－情感－行为意向”范式下，基于中国农民工流入地典型代表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差异显著性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特征，并实证检验休闲涉入、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广州市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倾向较为强烈；2）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学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作用突出。其中，学历高中或中专以上、月收入在2 001~4 000元、来穗工作年限超过1 a、来自中部和东部省份的广州农民工，其留城意愿最为强烈；3）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地方依恋在其中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果。且经过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介入后，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效果显著弱化，间接效果相对显著增强。
基于卫计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川渝地区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流动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人口数量变化上，川渝地区区际流出人口规模依然较大，2010年以来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回流；同时，区内流动人口规模开始超过区际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体现出当前川渝地区对人口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2）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方面，区际流出人口主要来源于川渝东北部县级单元，区际流入主要来源于川渝周边临近省份。区际流出主要方向为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地域邻近的西南各省，区际流入主要方向为成渝主城。区内流动以川渝中间塌陷带流向成渝双城经济中心为主要趋势，重庆以主城为单核心吸引人口；四川以成都主城为大核心，攀枝花、宜宾城区为小核心吸引人口。3）川渝人口流动网络集中在川渝中部地区，以省市内的人口短途流动为主，形成以成渝双城区为核心的“双核心+边缘”空间格局，两核心及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联系较弱，行政界线对川渝地区的人口流动影响依然较大。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比例为38.09%，其中安徽的城市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入为主，长期居留意愿比例普遍较高；而沪、苏、浙的城市大多以省际迁移人口为主，高和较高居留意愿城市主要为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等。2）房租收入比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负效应；高学历因素、保障性住房、社会心理认同度和超大、特大城市对其居留意愿有强激励性作用，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劳动密集部门就业是其居留意愿的强阻碍性因素。3）长三角地区住房支出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正相关，且流入地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对其居留意愿未呈现促进作用。4）不同规模城市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年龄和跨省流动对居留意愿的负效应仅在一般城市显著，对特大/超大城市影响不显著；而特大、超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受高学历和就业身份等影响更大。
基于2017年广州市单体建筑数据，以建筑高度和建筑间距2个指标，确定主城区基本的建筑组合，利用热点分析辨识更高尺度上的建筑组合，在此基础上分析广州建筑组合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有：1）建筑组合有9种基本类型，4 272斑块数量与面积在占比上具有很强的同步性。2）百米尺度斑块构成了主城区建筑组合的基本单元，并以混合用地类型为主，由高层建筑组成的类型用地功能指示作用明显。3）主城区基本类型圈层分布特点突出，各类型圈层分异规律存在差异。4）地价是城市建筑高度、人口密度由中心向外递减的核心制约因子，是城市建筑组合分异的宏观背景因素，并能在平原地形上很好地以圈层形式呈现出来。在百米尺度上，绿地、珠江与主干道在微观层面对建筑组合类型、高度和密度产生影响，使得主城区建筑组合复杂化、多样化。
利用2007—2018年长三角地区所有经历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县为研究范围，以被调整区的土地出让微观交易数据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在控制城市经济特征及地块特征的基础上，探讨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强化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结果表明：1）与未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相比，被调整区以更低价格（降低14.6%）出让更多数量（面积增加61.5%）的工业用地来实现“土地引资”；以更高的价格出让商服用地（提高13.3%）和住宅用地（提高6.9%），获取更多土地出让金（总金额增加25%）来达到“土地财政”目的，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加强了被调整区的土地运营程度。2）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实施后的前5年拉升地价显著，5年后政策效应则不显著，表明土地运营强化具有短期时间效应。3）不同类型的区划调整因区域融合难易程度不同，拉升地价的程度也具有差异性，与“市辖区合并”和“市辖区范围调整”相比，“撤市（县）设区”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程度更低。
对21位有过广州长租公寓租赁经历的租客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广州长租公寓租赁意向影响机制模型。研究表明：租客在长租公寓租赁过程中，其租赁行为会受到租赁意向的驱动，租赁意向受到租赁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租赁态度由住房情感需求、住房品牌偏好、住房功能需求产生的内生态度和租赁住房产生的风险判断、附加利益等外生态度共同构成；主观规范包括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他人期待、住房租赁政策认知、社交媒体引导是指令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示范性规范主要指他人租赁；知觉行为控制则由自我效能和便利条件构成。
零售活动的空间关系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上海市内环地区的星巴克、COSTA和瑞幸咖啡三家咖啡连锁公司的门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和实地调研分析三者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无论是传统零售还是新零售模式下的咖啡门店，其空间分布均大致表现出靠近消费市场的空间导向特征；2）星巴克门店的空间集聚程度最强，瑞幸咖啡门店空间集聚程度最弱；3）利用一种新的多元空间统计方法计算后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零售星巴克和COSTA的门店，还是星巴克与新零售瑞幸咖啡的门店，均呈现显著相互吸引的空间关联特征，但其形成机制存在差异；4）星巴克与COSTA常常成对出现在商圈或商务区中心位置，而后进入市场的瑞幸咖啡门店常常位于“非中心”位置。新零售模式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重构交易基础逻辑，改变传统零售依赖门店的成本结构模型；同时，新零售模式高度重视用户线上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实体区位的重要性。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特别是商业区规划时，应重视新零售模式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重视互联网与大数据在区位决策中的作用，挖掘传统弱区位地区或地段的发展可能性，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将中国海洋科研合著论文作为衡量海洋科研合作网络的重要指标，借助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及可视化软件，分别对2007和2017年海洋科研合作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和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海洋科研合作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和“无标度”特征，具有较强的通达性和集聚性，网络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但同时呈现离散趋势和不均衡特征。2）不同于信息及创新合作网络的“菱形”结构，中国海洋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特殊的以“北京－青岛－上海－广州”为顶点、其间强强合作所构成的“梯形”结构，网络中的“焦点合作纽带”增加并逐渐拓宽。同时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及泛珠三角三大功能、特征、研究领域各异的海洋科研合作集聚区。3）核心城市的主导格局夯实，其中青岛展现出强有力的“咽喉”作用，是全国性的海洋科研中心，具有较强的海洋科研资源控制能力。而部分核心节点（如北京、武汉）虽处内陆，但海洋自主科研能力及参与科研合作的积极性强，即海洋科研合作的复杂性特征显著。
以中国280个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气象观测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量化城市高温脆弱性指数，揭示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时间维度上，1990－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呈升高趋势，敏感性先升高后降低，而适应能力呈缓慢降低趋势；空间维度上，暴露度整体呈南高北低的集聚态势，敏感性与适应能力分布则较分散。2）1990－200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变化较小，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和敏感度均升高，适应能力却有所下降，导致高脆弱性城市数量骤增，分布范围呈由南向北扩大趋势，1990、2000、2010年高脆弱性城市占比依次为24%、28%、62%。3）区域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城市高温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夏季月平均气温、热岛强度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夏季月平均降水量、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程、最大风速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气温对于城市高温脆弱性正向效应远大于城市社会经济条件的负向效应，城市高温脆弱性主要受区域温度环境的影响。
以珠江口为研究区，对全球自洽分层高分辨率地理数据库（GSHHG）中的全分辨率、高分辨率、中分辨率、低分辨率和粗分辨率等5种海岸线数据开展评价与适用性分析，评估5个尺度海岸线数据的长度及其分形维数差异，并选择珠江口两岸部分区域为例，以不同时期陆地资源卫星Landsat影像为基础，对比不同尺度GSHHG海岸线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5个尺度海岸线数据的长度及分形维数具有显著差异，分辨率越高，岸线长度越长，其分形维数也越大；2）通过与1978和2018年2个时期基于Landsat影像提取的岸线数据对比表明：GSHHG海岸线数据与实际数据在岸线长度及形态特征上总体一致，但GSHHG海岸线的形态特征与1978年海岸线更接近，反映的是较为早期的海岸线特征。最后建议在进行海岸线变迁与现状调查时，需要根据海岸线长度、岸线形态复杂程度等谨慎选择海岸线数据。
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云计算平台以及哨兵1号雷达遥感影像等数据，对广东省14个沿海城市2015—2019年规则的陆上人工水产养殖基地进行面向对象方法提取，并对其空间分布变化趋势、高密度分布区域进行定量分析，对该类规则的水产养殖用地面积与各个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对规则人工水产养殖基地的分类结果显示：基于雷达遥感影像提取水产养殖基地具有较高的精度，总体精度为90.5%，Kappa系数为0.81；分类结果表明：2015—2019年内广东省规则的陆上人工养殖基地总面积呈上升趋势，其中陆地岸线5 km范围内集中了80%的规则人工水产养殖基地，海湾和江河入海口的规则水产养殖用地密度最高、规模最大。对比不同城市间的分布模式亦可发现，汕头、潮州、珠海、中山、深圳、湛江、阳江的水产养殖用地向陆地岸线集中效应最强，汕尾、广州、揭阳、江门次之，茂名、东莞、惠州集中程度最低。总体而言，广东省各个沿海城市的水产养殖用地整体上呈现扩张趋势，规则水产养殖基地面积的增长与水产养殖产值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了人工水产养殖基地的用地扩张依然是目前广东省提高水产养殖产值的主要途径，这样的扩张趋势给海岸带的湿地、耕地和城市用地的分布和可持续利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基于长沙地区降水稳定同位素的实测数据，对不同季节（暖半年、冷半年）、不同降水类型（对流降水、平流降水）、不同降水强度下昼、夜降水中稳定同位素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旨在揭示昼夜降水中稳定同位素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深化对季风区降水稳定同位素变化规律的认识。结果表明：降水中δ18O在暖半年时段夜间比白天偏正，而在冷半年时段白天比夜间偏正，且均与降水量呈反比；无论在暖半年还是冷半年，相较于白天，夜间温度低相对湿度大，降落雨滴中重同位素蒸发富集作用较弱，从而降水中过量氘d在夜间偏正；由于下垫面水汽再循环对大气水线（LMWL）的影响大于雨滴云下二次蒸发的影响，LMWL的斜率在白天较夜间偏正。在对流降水主导条件下，强烈的辐合气流携带低层具有相对富集同位素的水汽上升，形成降水中的δ18O明显偏正；相较于对流降水主导，平流云中微弱的空气垂直运动使得高层具有相对贫化同位素的水汽辐合，形成降水中的δ18O较为偏负；LMWL的斜率则在平流降水主导时更大。随降水强度的增加，降水中稳定同位素逐渐偏负，LMWL斜率和截距均明显增大；在降水强度≥0.1 mm/12 h时，LMWL的斜率在白天更大，截距在暖半年晚上和冷半年白天更大；降水强度≥5.0 mm/12 h时，LMWL的斜率和截距在暖半年白天和冷半年晚上更大。
以贫困人口受益为出发点，基于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Pro-Poor Tourism, PPT）战略，以广东省乐昌市为例，开展适用于中国南方林区生态旅游扶贫开发的发展模式和旅游扶贫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部门、旅游企业、乡村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都应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度、减轻贫困和生态保护方面承担责任，具体为：政府部门应主导搭建平台和监管落实，旅游企业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乡村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相互支持并协助以推进拟定的旅游扶贫发展模式；2）针对乐昌市“生态林木、高山名茶、特色蔬果”等3种特有生态资源，提出以“茶、林、蔬果”三大特色农林资源为抓手的生态旅游发展方式，并提炼出三条适用于乐昌市的产业发展路径，具体为：“休闲农业+特色林果产业+旅游电商产业”“林下休闲业+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初加工”和“森林生态旅游+特色林业种植+自然生态教育”。基于PPT战略，旅游扶贫开发需协调好政府部门、旅游企业、乡村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关系，只有这四大参与主体共同兼顾生态旅游扶贫开发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才能最终实现PPT战略的经济发展、贫困社区发展、贫困人口与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三大层次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