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是新时期各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迫切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与方法支撑。文章从探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科学内涵与理论基础出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框架为指导，融合景观生态学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结合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地方实践，聚焦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目标指标、重大格局、分区布局、工程体系等规划重点、难点，提出了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思路与方法，具体概括为：按照“六步走”的整体思路，围绕“四个维度”目标体系，聚焦生态、城镇、农业“三大空间”，推进“重大格局—分区布局—重大工程”3个层次空间布局，形成“格局尺度重大工程、单元尺度重点项目、场地尺度工程措施”3个尺度工程体系布局。
国土空间规划是现代国家为应对发展环境变化而对国土空间进行的优化调整。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全球经济短链化和区域化、生产制造智能化和数字化、社会发展低碳化和绿色化、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等趋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产生了系统性的深刻影响。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及时应对：一方面，需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相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增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战略性，发挥专项规划的专业性，提高详细规划的人本性，编制实施跨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不断完善国土空间治理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基于对国土空间及空间规划内涵的梳理分析，深入剖析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内在价值传导关系，探讨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构建逻辑。研究认为：1）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与国土空间治理指标之间有着严密的价值传导关系，不同层级政府的战略目标和空间治理理念在传递中分化衍变，导致规划指标体系在关注对象、控制性、统筹性等方面的差异；2）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价值传导和指标控制的协同，以及基于战略目标导向和国土空间治理的统筹，成为规划导向落实的重要抓手；3）多规并行时代的规划指标体系构建共识正在打破重组，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指标体系需要认清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对国家战略的逐级落实和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做出响应。
以佛山市顺德区作为实证研究案例，采用野外调研、访谈等研究方法，剖析基塘与国土空间的协同发展机制，提出基于多功能基塘的国土空间治理策略。结果表明：顺德国土空间治理面临空间破碎化和空间嵌套分布、灾害与生态风险加剧、岭南水乡文化特色日渐流失等问题；协调基塘与不同地域子系统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发挥基塘对地域系统功能的支撑与协同作用，是实现国土空间协同发展和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实施基塘功能分区治理，保护集中连片基塘，整合基塘文化资源，推进基塘与村级工业园、村边塘、村心塘协同治理等策略，发挥基塘的多功能作用，有助于实现国土空间的安全、高效与可持续利用。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和建设者，其话语的国际传播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严重威胁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安全。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全社会亟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国际战疫共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基于地缘政治学与共同体的视角，笔者从科学内涵、历史演进和时代价值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理论解析；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国内抗疫实践、中国抗疫方案、西方抗疫实践方面，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抗疫中的应用，并论证其在传播与实践中的双重价值及困境问题；最后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后疫情时代治理与担当，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在诸如促进全球合作、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防止全球衰退、消除疫情次生衍生灾害、变革全球治理以及重构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以发病数和发病率为依据，利用ArcGIS 10.3软件和地理探测器，探究湖南省2020-01-21—02-28间COVID-19疫情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疫情演变具有时序阶段性。湖南省COVID-19流行过程可分为扩散期—鼎盛期—衰减期—消亡期4个阶段；所有发病县区中84.47%的首发病例为武汉输入。2）疫情传播具有交通依赖性。确诊患者和高发病率地区集中在铁路干线附近，“地级市早发、主城区多发”特征明显。3）疫情程度具有距离衰减性。邻近武汉的湘中、湘北、湘东北地区发病数和发病率最高。4）疫情分布具有空间集聚性。发病数和发病率集聚水平先增大后保持高位，疫情热点区位于长株潭及岳阳市，冷点区位于湘西州。5）疫情流行具有因子交互性。无风、寒冷、干燥的天气更利于疫情传播；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GDP是影响疫情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自然因子与社会因子的交互作用最强。6）影响因子具有空间异质性。空间距离、人口密度对发病数和发病率两者的影响都有空间异质性，空间距离对湘东北地区疫情的影响最大，人口密度对湘西北、湘北地区疫情的影响最大；人口流动性、卫技人员数仅对发病数的影响有空间异质性，人口流动性的影响程度由北向南递减，卫技人员数的影响程度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向外围圈层递减。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休闲渔业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户外活动之一，在发展过程中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文章在分析美国休闲渔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最邻近指数、缓冲区分析、泰森多边形和关联维数测度，对佛罗里达州休闲渔业资源分布特征进行空间分析。结果显示，美国休闲渔业形成以淡水为主、咸水为辅的发展格局，其中佛罗里达州休闲渔业资源呈现集聚式、非均衡分布特征，80%的垂钓点位于海岸线20 km以内，各垂钓点之间形成紧密的关联作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休闲渔业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能够匹配美国休闲渔业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适应参与主体多样化、需求差异化的发展需要。有鉴于此，针对中国休闲渔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借鉴美国“自下而上”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行业协会灵活增权以及休闲渔业企业融合创新等措施，推动中国休闲渔业科学管理和高质量发展。
在梳理已有土地兼容度的测度思路后，基于社会分隔的空间测度算法提出了一种从地块和街区双尺度测度地块间兼容度的新方法。与既有方法相比，新算法一方面将所有建设与非建设用地均纳入计算，力求更好地体现用地兼容度格局；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诸如相邻边长，领域面积等土地利用格局的重要空间几何特征，避免了传统算法无法量化距离衰减的缺陷，从而更加科学地描绘土地利用兼容度的分布特征。以湖南省湘潭市市辖区作为案例，在地块和街区2种尺度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湘潭市土地利用现状整体较为兼容，但仍然存在部分兼容度较低的聚集区域。这类区域基本位于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村集体用地上。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工业园区中，过分重视工业企业的招商引资而忽视了规划管理，导致土地的真实利用情况与既有规划不符，一定程度上造成用地的不兼容现象；其二，在城边村的集体用地上，部分村级工业地块的无序扩张加剧了与宅基地、耕地等环境敏感用地的交织，继而形成不兼容的用地景象。最后，基于测度结果，从街区尺度上对湘潭市不兼容区域提出了对应的完善策略，以求在后续空间规划中提升湘潭市土地的混合利用程度。
存量建设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对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关键，而多方参与主体为此进行的复杂利益博弈，则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阻力。鉴于此，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基于利益主体博弈视角，分析城市更新政策演进中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并从价值导向、权益认定和管理体系三方面阐释影响城市更新主体利益平衡难、博弈周期长的难点，进而从促进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实施的目标出发，结合改造方案编制的技术要点、审批流程与制度设计，从“公共优先、权益共享、一体化实施”3个方面提出了利益统筹的对策，以及引导价值转变，到合理认定权益，并通过管理体系统筹利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以加快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实现存量土地价值盘活。
基于生活圈理论，构建了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评价标准，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城市、行政区及街道等不同空间层面对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配置合理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合肥市城市养老供给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要类型，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数量和体量在4个行政区间存有较大差异；2）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配置合理性均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呈圈层式递减，城市新区是养老服务供给的薄弱地段；3）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在街道层面差异更显著，覆盖率相似街道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
筛选和利用中国东南地区（大致范围为105o E以东、30o N以南）16个站点的多种气候代用指标序列，重建了东南地区过去2 000年以来的气温与降水变化过程，并探讨了其可能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南地区气温集成序列与其他学者重建的中国温度序列、北半球温度序列等均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一些百年尺度的典型特征气候时期，如黑暗时代冷期、中世纪暖期、近代小冰期以及20世纪现代暖期等均有显著的体现；降水集成序列显示东南地区在过去2 000年中干湿阶段性变化较为明显，特别是在中世纪暖期时降水整体上较为偏多，而在小冰期的前半段降水偏少、后半段降水偏多。总体来看，近2 000年来我国东南地区的气温与降水变化经历了较为多样的水热组合过程。值得指出地是，东南地区降水集成序列与已有的中国北方地区多条降水重建序列相互间可比性较弱，反映了中国东部季风区由南到北降水变化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很大的区域性差异。分析认为，大尺度海—气相互作用、火山活动以及太阳辐射量变化等对我国东南地区过去2 000年的气候环境变化具有显著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闽江下游的连江县黄岐屿遗址的环境背景和考古年代，在已有AMS14C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黄岐屿遗址的T2剖面进行年代学样品采样，在室内运用中颗粒石英的单片再生剂量法进行光释光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黄岐屿遗址地层的OSL埋藏年龄范围为8.5±0.5－4.4±0.2 ka，属于早－中全新世阶段的沉积/文化地层。其中2019118样品的年龄为4.4±0.2 ka，属于昙石山文化，与AMS14C年龄相当；2019117样品年龄为5.7±0.3 ka，可能存在年龄的高估；2019119样品的年龄为8.5±0.5 ka，受采样环境的影响，该地层的OSL埋藏年龄可能指示遗址底界的最大年龄。对比黄岐屿遗址所在的福州盆地地貌和环境演化过程以及区域史前人类活动发现，该遗址对应6 500－4 000 a B P的大暖期气候和相对高海面时期，该时期福州盆地发育了众多的同时期的史前遗存，区域内产生了繁荣的昙石山文化和昙石山下层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4.2－4.0 ka气候突变的冷事件、4 000－3 000 a B P太平洋两岸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北方吴越文化的侵入可能是造成该遗址缺失后续文化遗存的原因。
通过对广州夏茅村岩溶塌陷进行地质勘察，系统探讨了当地的地质环境条件、岩溶塌陷的灾害特征、岩溶发育条件和岩溶塌陷的形成原因。结果表明，区内第四系覆盖土层厚度大且分布不均，土洞大量发育，隐伏可溶岩的富水性好，溶洞发育；同时，覆盖层内的松散岩类孔隙水与下伏灰岩裂隙溶洞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密切，含水砂层内地下水位的改变会直接引起下伏灰岩裂隙溶洞水的水位波动，构成岩溶塌陷的水动力因素；钻孔桩施工时钻孔揭穿覆盖层内土洞顶部的黏性土层盖板，造成盖板上部的细砂及淤泥流入土洞，是岩溶塌陷的直接触发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岩溶分布区的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网，对岩溶塌陷地段进行灌浆处理，是根治夏茅村岩溶塌陷的主要有效途径。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运用实地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构建由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构成的创新网络结构模型，提出网络演化的分析框架，并对广州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化过程、特征及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经历了萌芽（1980—1990年）、结网（1990—2000年）、成长（2000—2012年）和发展（2012—2018年）4个阶段。在萌芽期，企业间的生产和创新联系开始出现，集群创新网络初步建立；在结网期，大批量企业衍生加深了企业间的非正式联系，创新核心网络稳固发展；在成长期，政策及规划定位的调整重塑产业发展策略，创新联系增强，创新网络规模扩大；在发展期，政府与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加强，龙头企业在牛仔服装生产上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创新突显，创新网络规模稳定。2）不同子网络在推动整体网络演化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在萌芽期，创新环境子网络直接诱发创新网络的形成；在结网期，创新环境网络与创新核心网络共同推动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成长期，创新支持网络是加速创新网络成长的主要因素。在发展期，创新环境网络再次成为创新网络演化中的关键。3）从演化动力上看，内生和外生动力共同推动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集群外向型的经济特征使得初期网络由全球力量主导，在本地形成规模后向国内扩张。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作为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共同推进整体网络的演化。
基于互联网技术在产业领域全面渗透的发展形势，部分学者提出“网络空间邻近性将取代地理空间邻近性”的论断，而另一部分研究结论坚持认为网络信息技术与平台是线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同时提出线下实体产业自身及其关联产业之间的地理要素对线上虚拟平台的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文章从地理空间的视角，试图阐释体育场馆虚拟集群构建的地理学研究基础和关注重点，分析体育场馆地理聚集效应无法形成的原因，总结归纳产业虚拟集群具有促进产业聚集形态、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建立分工协作关系、带动合作与竞争氛围、形成柔性化创新模式等作用，提出构建虚拟集群是未来体育场馆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目前，中国体育场馆产业虚拟集群是横向各成员间合作与竞争的利益价值链，纵向是供需两端线上下产销价值链，共同构成了集群基本的结构体系；根据集群产业的主体规模、地理位置、产权属性和网络化程度等，场馆产业虚拟集群可分为单体型、连锁型、联盟型；而根据场馆产业集群的结构体系和功能特征，其发展过程需历经技术融合、产品改造、结构优化3个升级阶段。最终，建议通过正确认识场馆虚拟集群构建的地理性涵义，持续提升线下场馆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发挥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牵头结盟作用，建立场馆虚拟集群成员准入监督机制，为虚拟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目前海岛经济快速发展，为避免海岛建筑无序扩建，了解海岛建筑分布特征尤为重要。机器学习方法是从高分遥感影像提取地物目标的常见方式，然而建筑物遥感特征复杂，机器学习方法出现鲁棒性差、难以充分挖掘深层次特征的弊端。文章提出基于DeepLabv3plus网络模型的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方法提取海岛建筑，并对网络结构进行改进，使用组归一化（GN）方法替代批归一化（BN）以适合小batch size下的语义分割操作。针对海岛建筑数据量较少的问题，采用迁移学习策略，设计基于多源数据的国内城市建筑数据集的预训练样本智能采集和标注方法，再人工标注中国部分海岛建筑进行算法实验。结果表明，在batch size较小时，基于GN的DeepLabv3plus语义分割算法的平均精度和mIoU均得到提升，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像素级海岛建筑提取结果。
气象站点观测降水难以精确反映降水时空分布与变化，而雷达降水存在复杂地形区域精度不高等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发挥两者的优势，文章以广东省北部山区为研究区域，选择2018-08-26—30一次暴雨过程为研究对象，结合地形、与海岸线距离、植被指数、经纬度等地表辅助参量，分析地面站点降水与地表辅助参量、雷达降水的相关关系，利用XGBoost算法与克里金插值方法，构建地面-雷达日降水数据融合模型，得到了空间分辨率为1 km的日降水融合数据集。此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LM）与克里金插值方法，实现了地面-雷达日降水数据的融合，并利用地面降水数据分别对XGBoost与LM日降水融合性能进行精度验证。结果表明：1）地面降水与雷达降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地面降水与地表辅助参量之间的相关性随时间变化；2）XGBoost预测精度整体上高于LM预测结果；经模型残差校正后，XGBoost融合模型的精度整体上优于LM融合模型，这是因为XGBoost方法在捕捉地面降水与地表辅助参量、雷达降水之间关系性能上优于LM方法。
为阐述微观社会情境下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以广州非洲人群体中出现的“昼伏夜出”现象为研究对象，在2019年2—4月对广州登峰村开展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以获取居民日常行为数据，探讨该现象的成因及其背后的机制。结果表明：在穗非洲人的作息行为存在“时差”，具体表现为群体性的“昼伏夜出”——起床和休息时间点的整体性后移。相关性研究分析表明，这种通过时间交互实现的“昼伏夜出”，与该群体的社交状况、场所互动状况和“对穗态度”密切相关，实质是其采取“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社会适应策略的具体手段，也是迁入地对此发出响应的互动结果。通过时间维度上对社区空间的“错峰”使用，非裔有选择地放弃占据、使用和改造社区的部分需求，实现主动区隔；对此，同一空间下的其他群体根据与非裔的互动需求，对自身行为模式作出调整，以此实现登峰村内不同人群间的双向适应。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探索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具体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为例，构建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域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四川省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分异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均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减弱的分异格局，粮食生产功能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安宁河流域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生态保育功能则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增强态势。2）以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四川省划分为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三大类，并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提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主导发展型应优先发挥主导功能，同时整合协调其他功能，带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极化发展型在发挥其优势功能的同时需补齐短板，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综合发展型依托现有基础，实现产业再升级，促进产城融合，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引领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