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沙群岛永暑礁的现代滨珊瑚YSL24（生长时间为1985—1999年）与YSL2A（生长时间为1971—1999年）为材料，通过对其骨骼开展高分辨率的Sr/Ca、δ18O和δ13C分析，探讨其对极端高温事件的响应特征。有记录表明，1971—1999年，南海南部在1973、1983和1998年发生了极端高温事件，滨珊瑚骨骼Sr/Ca序列清楚地记录了这3次高温事件，其相应条带Sr/Ca周期数值显著低于序列其他年份。而δ18O对高温事件的响应不太明显，其原因可能与δ18O序列同时受温度和盐度变化的影响有关。δ13C在这3个高温年份均在夏季发生了异常负偏，应该是由高温胁迫下共生藻光合作用强度下降所致。因此，珊瑚骨骼的Sr/Ca和δ13C对南沙群岛高温胁迫具有明显的响应，可作为记录过去白化事件的可靠指标。
石芝珊瑚（Fungiidae）作为珊瑚礁生态系统框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以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独特的移动性和对环境变化的强适应性，在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稳定中起重要作用。文章综述了国内外对石芝珊瑚的研究进展，包括：1）物种多样性；石芝珊瑚可起源于白垩纪中期，现共有17属、约55种，具有多样化的进化分歧与丰富的物种多样性。2）生活史（繁殖、营养模式、生长发育与移动性）；石芝珊瑚具备独特的生活史策略，双向性别转换（bidirectional sex conversion）可增强石芝珊瑚种群的繁殖成功率与环境适应性，而成体移动性（adult mobility）则能够有效拓宽石芝珊瑚生态位，并提高其种群的竞争力与恢复力。3）空间分布模式（跨大陆架分布、珊瑚礁地貌带分布与纬向分布）及影响因素；石芝珊瑚是全球性的珊瑚物种，其能够在岩石、沙地、淤泥等多样化的生境中存活，具有广阔的生物地理分布范围。基于目前石芝珊瑚的研究进展，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1）基于形态学与分子分类，厘定南海石芝珊瑚科的谱系，阐明南海石芝珊瑚物种多样性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2）依托宏观生态调查，揭示石芝珊瑚在南海不同纬度、岛礁、地貌带的分布特征与优势类型；3）利用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方法，从南海石芝珊瑚种群历史动态与遗传联通性的角度探讨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航线网络是机场群市场竞争－合作（竞合）的重要内容。借助图论、集合论、产业经济等理论方法，从整体性市场及交互式市场两个视角探索并建立机场群航线网络竞合关系的量化评价模型，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开展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从整体市场竞争视角分析，大湾区机场群航点竞合市场由完全垄断市场与弱合作市场主导，但竞争程度在逐步强化；同类通航点的航线竞合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及复杂性，但竞争程度也呈现加剧态势。2）从交互式竞争视角分析，大湾区机场群航线网络的竞合格局整体呈现由合作型向竞争型转变的态势，且航线竞争水平大于通航航点竞争。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201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公路零担专线数据，从城市节点、城际联系、子网络3个层面对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上海、天津、郑州、广州、杭州在网络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根据货流组织系数，可将城市节点划分为强中心、次强中心、弱中心、从属型4种类型。2）在首位联系总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输出型城市和输入型城市的比例为4∶1，反映货流流向的不均衡性。由公路零担专线数据刻画的网络空间呈现显著的距离衰减规律，集中在500 km的专线数量占比为41.9%。3）公路零担专线网络形成东北―冀鲁蒙社区、中原社区、关中社区、江淮社区、泛珠三角―长三角社区、长株潭社区6个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城市社区，社区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和跨行政区特征。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增强成渝城市群公路零担专线服务能力，发挥核心城市产业集聚和带动作用；优化边缘城市产业结构，加强交通与产业融合；积极引导无车承运人平台发挥网络规模化效应，提高公路货运组织效率。
源于时代之变而构筑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尺度空间输出理论与劳动地域大分工的“叠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泉。为了揭示这种影响，首先将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这2个城镇化发展动力外生变量内生化，构建基于“四维驱动力模型+创新力+制度力”的城镇化动力因子分析框架，结合主成分回归模型对2000年以来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并据此引入波特的“钻石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思考。结果表明：1）纳入动力因子体系的创新力和制度力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其中创新力表现最为明显。2）重庆市城镇化发展是“六维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市场力和行政力依然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其次是创新力、内源力和外向力，其中创新力对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效应已在阶段2（2010—2018年）超越行政力的作用效应；最后是制度力；间接反映重庆市城镇化本身是一个内生作用的过程，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前瞻性。3）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指出：重庆市存在增长极体量小、市场购买力不足、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据此从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创造统一的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通过“扩内需、调结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市场需求，促进城市发展，培育与发展主导产业及其配套产业，抓住机遇“走出去”和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6个维度对其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展开具体对策与建议的思考。
文章引入“多样化联系空间”视角，使得空间附着了更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内涵，并以此作为城市微区位和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基础。理论上，企业在城市微区位的选址不仅是通过市场机制与经济因素发生，也特定于区位的经济、社会和地理的紧密交织及其交互作用，其理论机制是空间的多样化联系以“成本共担”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引致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集聚；并以深圳市的高新电子信息企业为例，应用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城市微区位、多样化联系与企业区位选择的耦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微区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存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城市微区位的多样性、异质性。
从知识创造动态与经济绩效2个维度量化识别行业知识基础，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构建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异质性知识基础行业城际创新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二次指派程序（QAP）探究不同类型知识基础行业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与邻近机制，结果显示：1）行业知识基础可划分为解析型、象征型、解析-综合型、综合-解析-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5种类型。2）解析型网络呈双核、其他网络呈多核结构；解析型、解析-综合型和综合-解析-象征型网络核心城市行政或经济中心指向明显，子群内中心城市联系紧密，象征型和综合-象征-解析型网络核心城市变动大，子群内联系等级不明显；解析型网络结构日益“紧密化”，象征型呈现“松散—紧凑—松散”、解析-综合型呈现“紧凑—松散—紧凑”的演变态势，综合型知识基础主导的网络结构较稳定。3）地理邻近对除解析型以外的4种网络影响显著为正，认知与技术邻近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制度邻近对解析型、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地理与技术邻近交互对5种网络影响均显著为正，地理与认知邻近交互对解析型、象征型和解析-综合型网络影响显著为正。
厘清城市群碳排放责任，有助于实现城市群碳达峰和低碳社会建设。基于构建的中国城市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了各城市群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及净碳转移规模和流向，并利用价值链理论，在对城市群贸易增加值分解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城市群间的碳排放权责分配方案。结果显示：1）从生产侧责任转向消费者责任的核算方法下，中国各城市群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差异，中间产品调入、调出以及来自其他城市群的最终产品需求是城市群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城市群净碳转移不仅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群之间，而且在较不发达的内陆城市群与沿海城市群之间也尤为显著。3）在“责任共担”的碳核算方案下，各城市群碳排放规模显著变化。相比于消费侧责任，呼包鄂榆等12个城市群的“责任共担”碳排放量相对增加；与生产侧责任相比，珠三角等9个城市群的“责任共担”碳排放量有所增加。为此提出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减排责任和减排目标的城市群碳排放责任分配机制等建议。
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数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出发，基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的“业”减弱农民工回流意愿，留守的“家”则提升农民工回流意愿。比较而言，外出的“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在留守家人中，留守子女、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依次递减。从代际差异看，外出的“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则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变迁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的“业”和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增强，但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减弱。论文补充和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发展和深化了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实证研究。
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以W村为研究个案，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基于“空间变换”与“农村家庭”的交叠过程，探讨农村家庭的发展。研究发现：当代农村家庭生计的空间穿梭、家庭居住的空间镶嵌，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空间效仿等实践是农村家庭“离乡不离农”的“城乡之间”发展新方式。在空间表象为农村家庭与城市互融互嵌、不分物质、不分精神的共同富裕需求。但城乡现实情境的差异，农村家庭仍表现出对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的不自信，呈现出农村社会人伦与位育日渐式微的表征性空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应建设“零价差”的社会政策空间，再塑村落自信的农村家庭发展外部空间，重构个体自主的农村家庭发展内部空间，据此建构回应家庭发展内生需求的城乡二元物理空间及其一元社会服务空间。
选取厨师创意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年《国家名厨》入选厨师流动轨迹数据的收集，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厨师创意群体的空间分布和流动网络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岭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影响名厨在中国不同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名厨的出生地和现居地呈现差异化分布特征，不同菜系名厨均在菜系发源地周边形成一定的地域集聚，但部分菜系名厨呈现全国扩散趋势，反映地缘文化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2）名厨流动网络空间不均衡性明显，并且不同阶段的流动网络存在一定差异，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现象突出，核心名厨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地方“嵌入性”。3）建立在“学徒制”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名厨空间流动的最核心要素，其次是城市餐饮业、服务业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而基础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等因素影响并不明显，反映厨师群体特殊的社会网络结构、工作性质和文化水平特征。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互联网影响下城市餐饮业空间产生的变化，以城市中心异质性极强的苏州为案例，比较苏州古城中心和新城中心到店O2O餐饮业和到家O2O餐饮业空间分布，并参照实体餐饮业的空间分布，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分析方法，探讨互联网餐饮业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传统城市空间对餐饮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显著，即互联网对餐饮业空间的影响建立在既有城市空间基础之上。2）互联网餐饮业总体集聚特征明显，到店O2O餐饮业呈现向高等级中心集聚的特征，到家O2O餐饮业分布更为均衡。3）两类互联网餐饮业运营模式与特定功能类型的城市空间契合度不同，旅游核心区餐饮业到店消费特征较强而到家消费特征较弱。4）城市新区商业点状分级分布的空间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互联网对餐饮业的扩散作用。5）商场密度、写字楼密度和住宅小区密度对互联网餐饮业空间分布影响均较为明显，旅游资源密度对到店O2O餐饮业空间布局影响较大。
在区分地方饮食与传统饮食概念的基础上，选择宏村传统饮食臭鳜鱼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就餐环境、服务、食物3个原真性维度和满意度与行为意向2个维度，构建Amos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游客对传统饮食文化的原真性感知及其对旅游地就餐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3个维度的原真性均对满意度呈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对行为意向呈显著、间接、正向影响；其中，环境原真性对就餐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为服务原真性，最后为食物原真性。研究认为，即使体验对象是与原真性关联紧密的传统饮食，大众游客仍更关注整体就餐环境和服务氛围，食物本身对满意度的影响最低。游客需求引发传统饮食文化舞台化重塑，并呈现“去传统化”与“去地方化”特征，旅游地饮食文化塑造对环境的关注大于食物，但当地居民更加关注食物本身的口味，主客关注差异和食物生产过程的游客需求导向引发当地居民对舞台化饮食的认同度降低。未来旅游地要充分考虑传统饮食的特殊性，重塑让游客与本地居民更加满意的饮食文化。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流空间网络是在疫情作用下发生的“城市―郊野”双向动态变化的双环结构，可能会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散点发展态势。最后，提出后疫情时期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郊野旅游，加强城市―郊野旅游合作、打造联动性旅游融合圈，加强境内外旅游合作、建立旅游营销数据库精准引导出游等对策建议。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