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2017年公映的305部“院线电影”和上线的1 025部“网络电影”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维度比较分析了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差异，并运用计量和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回归分析，测度了互联网对两类电影企业分布和产业网络联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互联网没有带来地理终结。两类电影企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都高达0.9以上，皆存在高度聚集，但网络电影企业空间分布相对略微分散。2）相对于院线电影，网络电影产业网络联系的规模和平均最短路径皆更大，连通度和中心势皆更小。3）计量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集聚的电影生产企业更多，尤其能对网络电影企业产生更强的吸引。QAP回归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建立产业网络联系，尤其是建立“网络电影”生产的分工联系。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录的1982－2020年7 260篇期刊论文及其参考文献，借助CiteSpace绘制国际经济地理学的知识图谱，梳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结果发现：1）知识基础的演进轨迹遵循了新区域主义——制度、社会、文化、演化转向的时序变化，21世纪以来，关系、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经典文献成为主要的知识来源。2）研究热点突出，创新和增长始终是研究核心，近年来韧性、全球生产网络、金融地理、全球城市、不平等、企业家精神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3）研究前沿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4）研究空间呈现英美主导的两级格局，大部分国家仍处于边缘地带。5）国际经济地理学呈现明显的数字转向、可持续转型趋势，新冠疫情对学科走向也有一定影响。借鉴国际研究经验，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加强理论创新并提出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推动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加强从社会学视角解读社会经济活动的地理学意义。
利用200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风险投资事件和联合专利申请数据，构建风险投资网络和绿色技术创新网络，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方法探究地理、经济、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风险投资网络和绿色技术创新网络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风险投资网络与绿色技术创新网络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高协调水平区域在空间上呈“Z”型格局，整体协调水平从内陆城市向沿海城市逐渐提高；4项邻近性指标对2个网络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邻近性、风险投资网络的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2个网络耦合协调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的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2个网络耦合协调发展影响不显著。
以国家工信部公布的四批共164个国家工业遗产为对象，运用核密度、集中趋势演变等方法，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工业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呈现东南多、西北少，并在空间上形成了“三核两副，片状分布”的格局；2）从遗产类型看，轻工业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沿海区域，重工业较轻工业分布分散；3）工业遗产在省域范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三类区：Ⅰ类区在中国东北及东南沿海等“一线地区”，Ⅱ类区为中国西北部的“三线地区”，其他为Ⅲ类区；4）从时间演化看，工业遗产空间分布中心有4次明显转折；5）中国古代工业大多受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近现代工业虽受上述因素影响，但更多受民族主义驱动、洋务运动、“三线建设”等历史及政治因素的影响。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从城市收缩的维度类别、维度数量、时序演化3个方面入手，提出了一套新的多维度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在1995—2000、2000—2005、2005—2010和2010—2015这4个时期中，人口收缩城市占中国城市总量的比例分别为9.55％、20.34％、15.34％和19.72％；经济收缩城市占比分别为5.32％、4.85％、0.47％和8.29％；空间收缩城市占比分别为7.04%、3.44%、3.76%和1.72%。2）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并不是很严重，大部分人口收缩城市的收缩率均低于3％。3）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存在3个悖论：93.03％的人口收缩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扩张，92.37％的人口收缩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增长，94.57％的经济收缩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扩张。这与中国的要素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模式等存在较强的关系。文章所构建框架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较强的适应性，有助于增强收缩城市研究的可比性。此外，该框架在推动城市多维度收缩的类型学研究，分析城市收缩的时序演化规律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潜力。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推进，半城市化地区的科学发展与治理已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工具，对近30年来国内半城市化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1）作者与机构研究力量分散，地域分布特征明显；2）研究热点聚焦于分析北京、广州、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失地农民、影响因素等问题，其内容可聚类为形态特征、空间界定、驱动机制、协调发展4类主题；3）半城市化研究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研究区域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转移，内容从定性理论分析向定量实证探讨转化，视角也由自然特性分析向社会发展研究转变，体现出更多人文关怀。最后，从半城市化地区空间范围界定、人居环境建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探讨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4个方面进行展望，旨在为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发展提供参考。
在旅游发展快速驱动下，旅游地人居空间正处于多功能转型的关键阶段。多功能理论为旅游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理论与新范式，也为中国典型地域环境下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与调控开拓了新思路。文章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旅游地人居空间多功能的概念演变、评估体系、变化特征、驱动机制和适应性调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已有研究的演进路径，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概念内涵与评估体系层面，研究视域逐渐关注高质量人居空间的多样化需求。2）空间变化特征方面，更多的研究呈现从宏观区域整体描述、中观尺度的村镇重点分析到微观住宅内部空间深入探究的空间转变。3）驱动机制层面，研究结合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2个层面来判定驱动因子。驱动力变化呈现初期“自然资源基础决定空间功能类型”，中期“产业发展引领空间功能转型”，后期“人居环境自然舒适追求”的阶段性特征。4）适应性调控层面，研究对策主要通过协调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和优化物质空间组合实现。最后，建构了旅游地人居空间多功能研究三阶段的演进路径，提出后续研究关注的重点，包括构建更全面的多功能评估指标体系、多元主体之间多功能诉求的耦合权衡机制，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功能转型优化策略。研究方法方面，跨学科方法的融合与创新将成为一个重要突破。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社区发现等方法，研究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动特征。结果发现：1）从区域差异看，流动人口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流出地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流入地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在当前流动阶段，流入中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西部地区比例上升；流入特大城市的比例明显下降而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I型小城市的比例上升；流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比例上升而流向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比例下降。2）从行政地级市间净迁移格局看，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的净迁移格局稳定性强，净迁入地区以“块状”分布于东部沿海省份的发达地市和“点状”分布于中西部省会及部分资源型和口岸型地市，净迁出地区连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地市与沿海省份的内陆地市。3）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以就近迁移与远程迁移交织的流迁模式为主，且由此刻画的行政地级市间迁移网络格局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密西疏”现象；但也出现在当前流动阶段迁往京津冀的迁移流规模降低，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流入地首选区域的特征。4）流动人口生计策略的稳定性与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惯性，是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空间格局表现出相似性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在不同地市间的梯度转移是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选择上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
韩国济州岛的柑橘园景观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是当地人利用济州岛特殊的气候、水文、植被环境所塑造的独特农业景观。16世纪朝鲜王朝建立柑橘进贡制度，济州官府设置柑橘园，此后至今，济州岛柑橘园区域分布与地理景观都呈现较大变迁。文章结合气候、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与韩国柑橘产业政策、市场、社会变化与技术进步等人文因素，分析16世纪以来济州岛柑橘园景观与空间分布变化，探讨济州岛柑橘生产空间变迁原因与驱动力。结果显示：16世纪至2019年，济州岛柑橘生产经历了发展、没落、强力复兴的大起大落发展历史，呈现从北到南的生产空间大迁移，柑橘生产空间逐渐扩大。济州岛的柑橘园生产经历从朝鲜时期的官府果园到现代观光体验农场的转变。柑橘生产空间变迁与地理景观变化的原因与驱动力较复杂，水资源是影响朝鲜时期柑橘园分布的主要自然因素。社会制度、交通与市场是16世纪以来影响柑橘园生产空间扩展的主要人文因素，在近500年的柑橘生产空间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人文因素不断加强，影响柑橘空间与地理景观的优化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现代柑橘园生产空间分布格局。对济州岛柑橘园长时段的生产空间与地理景观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传统柑橘栽培地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柑橘园文化景观与民俗、文化产品，以及中国柑橘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参考。
利用卷积神经网络从遥感影像中提取水体时，水体对象边缘像素的特征与内部像素的特征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提取结果中边界模糊、内部像素与边缘像素的提取精度差异较大，影响了整体精度的提高。针对如何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进行水体高精度、自动化提取的问题，文章首先以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为基础，利用边缘提取算法生成边缘图像，然后以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和边缘图像作为输入，建立了语义特征和边缘特征融合的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水体提取模型（Semantic Feature and Edge Feature Fusion Network, SEF-Net），用于从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中提取水体对象。实验结果表明，SEF-Net模型在3个数据集中的召回率（91.97%、92.07%、93.97%），精确率（91.12%、98.37%、97.88%），准确率（89.56%、95.07%、94.06%）和F1分数（91.54%、95.12%、95.88%）均优于对比模型，说明SEF-Net模型从高分辨率遥感图像中提取水体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泛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