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对中国中小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造成极大的冲击。在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展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这为研究中小企业经济韧性重塑提供了契机。结构和能动性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两种因素，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结构因素的作用，对于不同经济主体在危机中的能动性则关注较少。通过对东莞市43家中小制造企业的访谈，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能动主体的响应与行动，运用能动性视角对较短时期内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并构建“结构-能动性”的分析框架以揭示影响经济韧性重塑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经济韧性并不是经济主体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其形成过程从冲击发生开始先后经历认知―适应―重塑3个阶段；重塑经济韧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需要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得到发挥，也受到产业经济、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基于揭示能动性因素在塑造短期经济韧性关键作用，总结出3个方面的理论启示：注重短期适应与长期变革的转换；强调能动性对结构因素的塑造；关注能动主体与外部联系的耦合。
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了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现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衡量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分析影响经济和社会升级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过程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影响2个系统升级过程的重要因素；2）2006―2019年珠三角2个系统的整体耦合度呈现“U”型演变的态势，由高水平耦合阶段降至磨合阶段再恢复至高水平耦合阶段；3）2006―2019年珠三角9市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升级系统和社会升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逐渐增强；4）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外商投资和政府治理对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则起负面影响作用。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为揭示广西壮族自治区网络空间结构特征，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分别从亚区域、地级市、市区―市区、市区―县（市）和县（市）―县（市）5个尺度测度了其网络关联强度和中心性。结果表明：1）在水平联系上，亚区中桂南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桂西和桂北，桂东中心性最低；4个亚区间的联系表现为桂南与桂西间联系最密切，桂南与桂东、桂北间的联系相对较强，桂北与桂东、桂西间的联系相对较弱，桂西与桂东间联系最弱。地级市间南宁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来宾；关联网络以南宁为核心向外辐射，有2条突出的联系，分别为南宁―河池和南宁―来宾。市区联系网络中，桂林市区的中心性最高，其次是柳州市区和玉林市区，河池市区中心性最低；有5条联系较为突出，分别为防城港―钦州、贵港―来宾、钦州―南宁、来宾―柳州、崇左―南宁。县（市）之间的关联强度总体水平较低，关联强度较高的联系主要分布在北部湾城市群、西江经济带、324国道沿线以及桂林漓江风景区周边。2）在垂直联系上，亚区内部城市间联系表现为桂北最强，桂东、桂南其次，桂西最弱。受行政管辖的影响，市区与县（市）间的联系符合一般的距离衰减规律，部分市区和与县（市）之间的联系超出行政管辖的范围；基于各市区的腹地与行政辖区的对比，发现南宁、柳州为跨界市区―县（市）格局，河池为弱界市区―县（市）格局，其余的为适界市区―县（市）格局。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
以广州市长者饭堂为研究对象，采用百度地图API、居民点POI、广州市为老综合服务平台等多源数据，综合考虑可达性和运营可行性，并对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改进，通过转换测度结果和过程变量，刻画长者饭堂的供需匹配情景。研究发现：1）广州长者饭堂在“行政单元全覆盖”推广下供需空间匹配度六成合格，形成平衡型、剩余型和短缺型的数量“631”结构；2）供给和需求的主体优势、空间分布错位，需求获取优势高于供给，空间呈现“内低外高—单中心圈层”供给结构与“南强北弱—多核网状”需求结构；3）出行优势中心两级分化，成为剩余型和短缺型的主要聚集地。主核心片内出现“老城中心洼地”和“黄埔高地”，外围行政区出现多个剩余小高地或短缺谷地。最后，为精准干预长者饭堂网点布局，提出存量提升、配对整合、存量精简等适宜不同空间关联条件的不匹配型优化思路，优先考虑强空间关联的剩余型和短缺型街道配对整合；以及直接提升、主动提升、被动提升的匹配型提升思路，实现广州长者饭堂全覆盖全匹配目标。
“乡村权”概念是近年空间正义研究在乡村地域进行理论延伸与实践检验的新领域，其通过揭示以土地为空间媒介的乡村权利剥夺现象，批判性分析乡村空间资源分配和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非正义问题。延续激进地理学视角，文章聚焦“乡村土地”与“村民身份”两大问题，基于突尼斯、印度、黎巴嫩等南方国家，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北方国家的案例，揭示村民在生产、生活及意识层面所处的非正义境况（即“被迫非农化”），并探寻村民为寻求空间正义所采取的个人或集体抗争方式（即“自发再农化”）。通过案例比较发现：1）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乡村案例表现出的被迫非农化现象具有共性，其本质都是资本剥削导致的乡村土地和村民身份被剥夺；2）南方和北方国家的自发再农化手段存在差异，南方国家的村民主要采取法律途径或极端方式，北方国家则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保障与自下而上的地方能力建设。进而，归纳出乡村权三大内涵，即“占有权（拥有农地并进行农业生产）”“定居权（以村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乡村）”“参与权（自主决定是否非农化）”。最后，建议在中国乡村振兴中，通过科学知识共享、社区学习与合作等方式提升村民自身能力，实现村民在乡村空间占有、定居、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回应国家提升“农民主体地位”的号召。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
以广州ZX镇为例，基于2010—2019年农地流转数据，总结农地流转的空间变化特征，并结合镇级特征数据测度镇域10年农地生产效率，对生产效率及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协调关系进行耦合分析，并提出ZX镇农地流转空间格局优化建议。结果发现：1）ZX镇农地流转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总体格局呈集聚态势且不断增强，阶段性特征明显；聚类空间地域差异性显著，东南部和东北部的流转集聚高值区逐渐形成。2）镇域农地生产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与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耦合协调态势由拮抗失调趋于稳定协调，高水平流转率、流转空间高集聚度状态下生产效率的增幅作用凸显。3）结合生产效率模型的优化方案与流转格局的成因分析，提出了生产效率导向下的农地流转空间格局综合优化策略，即以效率产出为导向，增强高值区流转集聚效应，培育特色农业种植，促进农业高端产业升级；扩张一般区流转密度，整合农地资源，借力发展休闲旅游空间；稳固低值区流转规模，探索新型产销模式，拓展非物质供给功能。
以国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乡村地区为例，采用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进行行政区划内部格网尺度的精准识别，在此基础上探究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基于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的重庆市城乡差异显著，乡村区域面积达79 752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96.82%。城市部分面积为2 616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3.18%。2）重庆市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并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递减的格局。3）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均与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4）交通站点密度与教育投入是影响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主导因子，二者与各项因子的交互叠加作用增强效果显著；影响机制上，地形起伏度与坡度是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限制条件，社会经济是基础，交通是关键，教育投入是核心。
以西双版纳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敏感性，采用热点分析法提取出生态源地，构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修正地物赋值的阻力系数，基于MCR模型识别出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和优化西双版纳的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重要生态源地20个，总面积为7 709.56 km2，占西双版纳州面积的40.33%。2）与夜间灯光数据校正的阻力面相比，基于景观破碎化指数修正的景观阻力面空间分异更加显著，且在廊道空间分布、避开人类活动冲突区、网络连接度和廊道对比验证上效果较好，说明基于景观破碎化校正的阻力面在夜间灯光数据较弱的区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3）生态廊道包括631.73 km的潜在廊道和278.59 km的关键廊道，呈现大半环和小环状相结合的空间形态；生态节点包括20个资源战略点、4个生态战略点、27个生态暂歇点和24个生态断裂点。4）在现有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自然本底条件和生态格局，优化出“一带一廊四组团”的生态空间结构布局。
基于1987—2018年西双版纳30 m分辨率橡胶林数据集，利用叠置、缓冲区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过去32年橡胶林沿道路、河流和边境线的空间变化特征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1987—2018年，西双版纳橡胶种植面积在道路、河流沿线5 km以内分别增加了1 874.6和1 484.6 km2，在边境地区（国境线20 km缓冲带）增加了1 393.1 km2。2）从道路沿线看，受橡胶种植可达性和交通运输影响，过去32年道路5 km缓冲带内的橡胶林平均占比超过九成。3）从河流沿线看，因灌溉和水源等需求，过去32年河流沿线5 km缓冲带内橡胶林平均占比69.7%。值得注意的是，受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影响，2010年河流沿线橡胶林种植面积开始下降，沿线2 km内表现尤为显著。4）从边境地区看，西双版纳橡胶林种植呈明显趋边性特征，跨境种植频繁。过去32年边境沿线地区橡胶林平均占比55.6%，且由1987年的35.4%上升到2018年的66.2%，其中，在中缅边境的扩张面积和速率高于中老边境。
以南岭山地不同海拔高度的冠层树种为研究对象，通过无人机遥感手段获取冠幅、冠周长和冠面积（CA）等树冠性状，探讨其与基径（BD）、胸径（DBH）、2米径（D2）和4米径（D4）等树干性状间的关联性，并构建了冠面积与树干性状间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南岭山地树冠性状与树干性状的典型变量显著相关（R=0.89，P<0.01），并且这种相关性随海拔的升高（600 m到1 600 m）总体呈“M”型变化。其中，冠面积与树干性状间的相关性最高，可作为单一自变量反演树干性状，具体方程为：DBH=0.35CA+14.88（R2=0.67），BD=0.41CA+17.89（R2=0.82），D2=0.33CA+14.14（R2=0.84），D4=0.35CA+11.3（R2=0.86）。文章构建的冠面积与树干性状间的回归方程，可作为南岭山地森林生物量遥感反演的基础，也可用于指导南岭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知识分子需要深入理解时代、社会与自身的关系。知识分子受时空和社会环境所制约和影响，但也存在思想超越时空和社会的可能性。以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为例，通过现身说法，深入阐发和延伸探讨了他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知行合一与身体力行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真正的人文主义体现为对学术与人生的饱满热情和敏锐洞察，既有价值理念也有思想深度，并将知识内化为行动传递下去。只有发现并立足于真实的人性和生活，知识分子才有超越的可能性。认清世界和自我的限度，竭尽所能地突破或超越这种限度，其实就是在面向未来和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