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瑚生长率是珊瑚古气候研究的重要指标，其反映珊瑚生长快慢，并提供高分辨率的海水表层温度变化信息。中全新世作为当前全球变暖的地质历史相似型，利用珊瑚生长率重建该时期的气候环境状况对于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过程及其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对采自海南潭门珊瑚岸礁的23段中全新世（6143—4356 a BP）滨珊瑚进行生长率分析，并基于该区域现代（2005—2021 AD）滨珊瑚生长率与SST的关系重建了中全新世期间共406 a的年均SST序列。结果显示：1）中全新世滨珊瑚生长率的变化范围为0.607~1.670 cm/a，均值为1.079 cm/a，且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过程；2）基于生长率重建的中全新世平均SST为25.7±0.54℃，这与全球变暖程度加剧背景下的现代海温相近；中全新世年均SST的变化范围为24.7~26.8℃，其中5860、5660和5160 a BP为3个显著的低温期；3）对比现代与中全新世（5427—5394、5243—5209、4515—4456和4404—4356 a BP）珊瑚生长率的频谱周期，发现现代与中全新世珊瑚的生长率均存在显著的3~7 a ENSO周期，但中全新世ENSO主周期改变且频率显著降低，表明中全新世的ENSO活动总体偏弱；概率密度函数统计进一步显示中全新世期间ENSO变率存在逐渐增强的趋势。
珊瑚生物天敌黑皮海绵、长棘海星在世界范围内暴发严重威胁珊瑚礁生态健康，然而目前珊瑚礁领域尚缺乏生物天敌暴发后对珊瑚礁地貌类型影响的定量研究。文章利用太平岛珊瑚生物天敌黑皮海绵、长棘海星2次暴发事件前后，覆盖太平岛2016—2022年的26期Sentinel-2遥感影像，结合高分辨率GF-2（PMS）遥感影像和卫星遥感影像地理信息系统Google Earth平台中的数据，开展中国南海太平岛珊瑚礁地貌类型遥感影像分类实验，对密集珊瑚沉积区、稀疏珊瑚沉积区、珊瑚丛生区、沙坪、浅礁前斜坡等珊瑚礁地貌类型演变进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结合专家解译知识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分类算法开展的太平岛珊瑚礁地貌类型分类，最高总体精度和Kappa系数分别为96.46%和0.94。2）在2种珊瑚生物天敌暴发期间，太平岛的珊瑚礁丛生区、密集珊瑚沉积区、稀疏珊瑚沉积区等珊瑚礁地貌类型面积有显著下降；黑皮海绵暴发后对密集珊瑚沉积区影响最大，其面积减少72.92%；长棘海星暴发后对珊瑚丛生区影响最大，其面积减少59.17%。3）2016—2022年，太平岛珊瑚礁退化率高于恢复率，其中2017年3—6月珊瑚礁退化率最高，为23.88%；在2017年6—9月珊瑚礁恢复率最高，为18.03%。
基于概化的水平一维珊瑚砂岛模型，开展物理模型实验，通过对规则波作用下砂岛剖面高程随时间变化的测量，重点分析砂岛形态因素（初始高度和宽度）和砂岛初始位置变化对砂岛地形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波浪作用下珊瑚砂岛发生高程的下降和砂岛向潟湖侧的延长及迁移，砂岛达到平衡冲淤地形所需要的时间随着砂岛初始高度、初始宽度和距离礁缘初始位置的增大而减小；砂岛高程的冲刷下降量随着砂岛初始高度的增加而增大，随着砂岛初始宽度的增大而减小，随着岛前坡脚距礁缘初始距离的增大而减小；3种影响因素中，砂岛初始高度对高程的变化影响最大；砂岛向潟湖侧的相对迁移量随着砂岛初始高度的增加而减小，随着砂岛初始宽度的增大而增大，随着岛前坡脚距礁缘初始距离的增大而减小；3种影响因素中，砂岛初始位置对迁移的变化影响最大。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预测砂岛高程变化和水平迁移的经验关系式。
有孔虫指数（Foram Index, FI）是利用珊瑚礁区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功能组（藻类共生种、机会种、非自养种）的含量评估珊瑚礁区生态环境健康状况的指标，迄今中国对该指标的应用还较少。文章以西沙群岛羚羊礁的潟湖中钻取的LYJ2岩芯为材料（全长287 cm，底部对应的年代为2 665 a BP），以0.5 cm的间隔取样，在显微镜下鉴定有孔虫功能组，计算FI值。结果显示：1）近2600年的FI变化范围为4.1~7.9，均值为5.9。2）FI成波动变化的模式，具体可分为3个上升期：2380―1628，1212―572和252―92 a BP；3个快速下降期：1628―1212，572―252和92 a BP至今及1个小幅下降期：2665―2380 a BP；3）FI在长期变化趋势上叠加不同尺度的年代际波动，具有66.7、54.4 a等周期。基于FI值对珊瑚礁健康状况的评估标准，推测近2600年来西沙羚羊礁的生态环境总体是健康的；基于FI值与海表温度对比分析，推测羚羊礁FI值主要受海表温度影响，与气候变化具有一致性，FI高值与中世纪暖期、罗马暖期大致对应，而低值与小冰期、黑暗时代冷期大致对应；FI值具有3次快速下降阶段，前两者（1628―1404，572―252 a BP）与黑暗时代冷期、小冰期相对应，可能是由于冷期冬季风增强导致大气粉尘物质增多、降雨增加、羚羊礁海域营养物质增加所致；后者（92 a BP至今）与近40年来西沙群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快速退化相对应，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加剧、大气氮沉降通量增加等导致的羚羊礁海域营养浓度升高所致。文章揭示了有孔虫指数可大体记录南海珊瑚礁的健康状况，可用于对地质历史时期珊瑚礁健康状况的评估。
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运用长时间跨度的城市兴趣点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区位熵等方法，识别城市功能中心的时空分化特征，进而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功能中心的空间分布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主副差序格局显著。功能中心的功能呈现公共性向生活性主导转变，并逐渐转化为消费性主导的特征，且主导功能的空间分异显著。2）驱动机制方面，多尺度空间、多层级政府的规划政策共同建构嵌套式的演化驱动机制。其中，宏观政策层面，经由国家战略落位和区域规划向下传导，指引空间和功能的整体演化方向；中观政策层面，有为政府通过构建蓝图式规划，联动市场机制，推动城市多功能中心的生成；微观政策层面，城市功能疏解、空间更新和新城特色空间营造等行动政策协同，推动城市各功能中心的功能疏解与集聚。城市功能中心的主导功能类型演化有其客观规律，有必要加强多案例对比研究，注重从功能中心体系视角出发，探讨功能中心的联系与分工，以促进规划政策的精细化供给。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扰动，保持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成为高新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引入韧性理念，探讨了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特征，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演化过程，从抵抗力、吸收力、恢复力和转型力4个维度构建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以湖南省46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维持原有特性、原有功能和进一步成长的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尺度关联性和可调节性等特征。2）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断演化，呈现出开发、存储、释放、更新4个阶段，并与所在城市、区域以及内部企业共同作用，构成多尺度嵌套的自适应循环。3）2012―2020年湖南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扰动的能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各维度指标看，转型力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吸收力和抵抗力，恢复力增长幅度最小，成为系统整体韧性提升的短板；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韧性较高的高新区集聚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以及岳阳、郴州、常德等城市，较低的分布在湘西地区，近年来，空间分异程度逐渐缩小。
以深圳市为例，基于“流空间”视域研究城市内部物流网络，将货车GPS数据作为物流“流动数据”，结合社区发现模型，识别城市内部重要物流节点及其空间联系特征，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城市内部物流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深圳市内部物流联系整体偏弱，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联系特征，具有显著极化发展态势，形成物流活动西进西出而物流设施居中分布的错位布局；物流联系“异质相吸”特征明显，不同类型节点的物流活动更趋向于朝特定区域流动；城市内部物流网络依赖于“机场-工业区-港口-物流园”廊道的联系纽带作用，形成以廊道为轴心线向周边扩散的物流廊道网络模式。由此，从重塑物流空间、调整规划编制、培育新增长级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内部物流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支撑打造城市物流发展的“深圳样本”，并助力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物流枢纽建设。
基于城市形态学，提出良好的街道可达性、适宜的建设强度与建筑形态、足够的功能混合度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形态基础，以宁波市鄞州新城区为例，通过空间句法、空间矩阵、混合功能指标测度其城市空间形态要素，结果表明：1）鄞州新城区街道网络整体协同能力较强，建筑形态以中层板式及围合式、低层围合式、高层板式为主，单一功能用地占主导地位，完全混合用地仅占1.73%；2）鄞州新城区空间活力中值区占比最高，通过密度-形态关联性分析，其在多层高覆盖率的形态区间被屏蔽；3）功能混合、可达性、建筑强度及形态之间重合度较高，高容积率（＞2.2）单元格中有64.54%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双功能、多功能混合单元有50.25%、85.71%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混合单元有公共设施用地时混合功能-可达性关联的效应更明显。
采用ASID模型比较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2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发现，空间生产是在高尺度话语的动员下，行动者以各种策略性行动形成新的制度，以便突破现有社会空间结构约束并巩固该成果的过程；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空间生产阶段决定行动者的目的，进而影响其所属类型和空间生产策略选择。行动者类型的实质是实现其目的的策略工具，嵌套结构可视为高政治责任感官员避责偏好的结果。对城乡融合过程中嵌套结构的研究，一方面深化了中国行政区划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城际合作，以便发挥如嵌套结构等柔性空间区划调整手段的灵活性，促进核心城市政府管理的跨界延伸，实现城市资本的再领域化。同时要积极行使行政区划调整等刚性手段，锁定嵌套结构的制度改革成果。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以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为例，首先，构建站点区域的住宅价格拟合模型，其次，解析住宅的空间增值规律与各拟合指标的溢价效力，并进一步提取站点区域住宅项目溢价增值特征，最后梳理价值捕获机制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表明：1）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显著，并随距轨道交通站点距离的增加，住宅价格不断衰减。2）不同指标要素对站点区域住宅溢价效力不同，其中区位交通层面指标的溢价贡献最大，其次是邻里环境层面指标，建筑形态层面指标的贡献最小。3）依据模型得分结果构建四元组对站点区域进行评估，能识别站点区域的溢价规律与地理效应，建立轨道交通站点区域溢价效应与价值捕获的系统联系。同时基于合肥实践，针对中国公有制土地制度，通过剖析轨道融资与溢价捕获的互动关系，提出了适应性的土地利用策略与溢价分配方法，以推动轨道交通溢价归公、城市居民共享地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应的企业特性导致大城市出现郊区化、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2014—2018年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呈下降趋势。
红色歌曲记录了特定时空的家国故事，是传播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鸣的宏大叙事。基于人文主义认识论，借助NVivo11软件，采用扎根理论、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及LDA模型从时空叙事视角分析歌词文本的维度结构及其价值内化机理。结果表明：1）红歌歌词文本可分为时间、空间、记忆和精神4个维度，其中时间和空间是显性维度，而记忆和精神则是时空中的隐喻维度，呈现时空表现隐喻至时空表征的关联路径。2）红歌的价值内化体现为受众对多维度信息的接收、比对、叠加、重构、升华等系列过程，从而构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思想和意识。3）红歌歌词的价值内化机理是政治话语、文化基因和现代性作用于媒介、教育、主体和社会等因素上的连锁反应。
三峡作为长江标志性风景带与文化带，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先行示范区的重要选址地段。研究三峡人文景观特征，有利于彰显三峡作为中华代表性符号的特性，促进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识别保护与价值诠释。唐宋时期是三峡相关诗词数量激增、代表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关键时期。文章梳理440首唐宋三峡诗词中的景观地理信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实现三峡人文景观空间分布可视化和审美认知分析。结果表明：1）唐宋时期三峡人文景观在景物类型上主要由城镇景观、遗址胜迹、寺观宗祠和名人故居组成；2）在空间特征上呈沿江线性串珠式分布，并围绕奉节、巫山形成核心景观集群；3）在语义网络上形成了峡江大观、白帝古都、西陵胜景、巫山云雨等6类景观主题。文章对各主题的审美思想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以诗词引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段空间布局和诗意场景营造的建设建议。
选择处于探查阶段的海口市北港村为案例地，以决策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居民视角下由理性层面的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非理性层面的地方感组成的概念模型，使用AMOSS和SPSS软件量化探究上述因素对探查阶段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在旅游发展探查阶段，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旅游发展潜力认知不仅通过直接和中介作用对居民支持度产生影响，还对积极、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产生不同程度作用；2）地方感强的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较易受旅游发展潜力认知调节，而居民对旅游消极影响的感知不易受其他因素调节；3）在居民的主观选择决策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在同构关系下，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各自独立又彼此交融。
以风险边缘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依据，以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为案例地，以风险偏好者为调查对象，引入情绪和体验质量作为中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对冲浪者的情绪唤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情绪在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情绪至关重要。2）体验质量在情绪对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略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冲浪旅游经营者不仅要充分调动冲浪者的积极情绪，更要想方设法让冲浪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冲浪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吸引冲浪者重游。3）为促进冲浪旅游可持续发展，日月湾应以风险偏好者为重点营销对象；建立冲浪俱乐部（店）管理规范和冲浪教练考核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护航冲浪体验；助力成功冲浪，激励积极情绪。
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原住民这一旅游供役地权利人（弱势群体）的主位感知视角，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以洱海西岸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及参与正义维度3个维度共13个测量指标进行表征；2）村民对洱海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处于中立范畴；3）破解湖滨旅游地空间不正义症结，关键在于对湖泊及其湖滨区旅游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并通过建立向旅游经营者开征“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并经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在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与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