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响应关于加强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理论素养的呼吁，将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默会知识”概念引入地图学史研究。古代地图的“成图过程”中包含了并未形诸文字或图像的默会知识，认知和重拾默会知识对于解读古地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美国耶鲁大学收藏的一套《中国古航海图》为研究对象，其中的几幅地图上多次出现名为“外罗”的岛屿，学者郑永常将其指认为中国西沙群岛中的甘泉岛（或金银岛）。笔者认为这是对地图的误读，外罗所指的实则系今越南中部沿海的李山岛（Cù Lao Ré）。误读的深层原因在于认识论的局限。近代以来发展出来的科学地图学深刻影响了当代学者，后者对以《中国古航海图》为代表的山形水势航海图上的默会知识的存在缺乏认知，忽视默会知识并进而以现代方法机械地解读古地图上的地理信息。文章说明，严肃的理论探索能够助益地图学史研究的精进和可持续发展。
地级市设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重大空间成果，地级市布局结构优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政区相似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等方法，对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在空间特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仍基本延续着原地区建制的空间范围，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推进的趋势。2）由于设市模式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地级以上行政中心设置过近、“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等问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这些问题也在日益凸显。3）中国地级市空间分布生成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地域型政区，发展于城乡差异与跨界合作的战略转型，并在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中面临区划调整的创新挑战。4）地级市设置的“空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成本的提高，未来应从更大范围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必要时可开展地级行政区划调整。
“空间正义”问题进入中国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视野后，在多种现实问题的折射下，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利用CiteSpace对2000—2021年WOS中的1 516篇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聚类、核心作者群及研究机构等知识图谱，揭示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研究表明：1）国外文献发文量呈现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分为探索期、稳定期和爆发期3个阶段。2）国外空间正义研究呈现3个方面热点：①以青年与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方兴未艾；②环境正义研究蓬勃发展，内容不断分化延伸；③随着空间正义价值追求转向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成为研究热点。3）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尺度综合和主题扩展是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国外空间正义研究日趋成熟，对中国空间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前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并真正贯彻到当前的空间实践中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南京都市圈城市一体化发展也进入新阶段。当前加盟区县城镇化水平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引导未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1990－2017年全域不透水面数据与企业大数据，采用空间形态定量评估、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区位熵评价等方法，对比过去28年南京都市圈建成区向外扩张与产业集聚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探究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产业对于都市圈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根据建成区扩展强度变化，南京都市圈建成区分布格局先是呈单核心圈层结构，2010年后演变成多核心；2）制造业集聚与建成区空间演进之间存在全局正相关性，但在2015年以后相关性有所降低；3）在劳动力密集且附加值低的制造业中，服装纺织、森工造纸和文体娱乐等产业的集聚过程，与建成区演进的正相关性先增后减。矿物加工业对建成区演进具有较强的推动力。南京都市圈正处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南京市应主动转移低端制造业到圈内其他地区，协同创新发展方式，持续提高自身首位度；都市圈其他地区应将土地资源投入从粗放型向效益型转变。
以中日两国规划体系发展历程为背景，基于“发展”和“空间”两大视角，对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6点异同：1）中日两大湾区在近代工业化、城市制度构建和城市群规划体系建设等方面皆发挥了引领作用，但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面临的关联制度存在差异；2）地方分权下，东京湾区的部门机构设置及命名相对灵活，且通过“协议会”的形式进行综合性规划编制；除港澳外，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体系由发展类规划、国土空间类规划、城乡建设类规划三大板块构成，且主管部门的设置在形式上是整顿、明晰、上下一致的；3）纵向传导体系方面，东京湾区的中央级规划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但都县级规划比较自由，且上位规划不具有绝对强制性；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规划的上下位关系相对明晰，但区域级规划在执行时又具有一定弹性；4）横向协同体系上，东京湾区建立了两大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区域治理及规划编制的协调，规划对城市职能的定位弱化；粤港澳大湾区针对各类问题也建立了强度各异的合作机制，同时规划对城市功能进行定位的特征依旧明显；5）规划性质上，东京湾区的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已合并为综合规划，且空间规划部分具有明显的存量规划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则仍具有发展、空间、城乡的三维特征，处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过渡阶段；6）公众参与上，东京湾区已突破传统规划范式，开始涉及个人价值等微观领域，公众参与程度高；粤港澳大湾区近年不断丰富规划内容，在公众参与的机制建设和意识培养上也取得进步，但仍有提升空间。
通过梳理中国铁路发展和投融资政治经济环境演化，试图分析不同阶段铁路建设与多层级国土空间发展的关系演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及融入全球化进程，铁路发展事权下移，中央和地方在铁路建设目标和利益导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决定了铁路投融资结构、线路安排和站点区位选择，影响了铁路发展的空间效应。新中国成立以来，铁路建设与国土空间发展关系可分为4个阶段：铁路建设适应国土空间发展（1949―1978年）、铁路建设滞后国土空间发展（1978―2004年）、铁路建设追随国土空间发展（2004―2013年）、铁路建设引领国土空间发展（2013年至今）。各时期铁路发展主体、建设模式及其空间效应有显著差异，呈现出从建设普通铁路以满足区域物质运输、人口流动，到规划高铁来引领多尺度空间重构的发展趋势。近10多年来高铁建设成为铁路发展的主要形式，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导的国家骨干网为基础，推动国家级发展轴线与城市群建设；以省市政府为主导的城际网络为基础，推动都市圈和同城化发展的多层级格局。展望未来，高铁建设需要加强站点与城市空间的协同发展，提升高铁效应在不同尺度的相互作用，进而推动空间协调发展。
“共享单车+地铁”的多模式组合出行被认为能较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大都市区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的建设和发展。以中国大都市区之一的深圳市为案例，基于ofo停车位置大数据挖掘“共享单车+地铁”的接驳使用，应用全局回归分析（OLS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和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对建成环境与“共享单车+地铁”接驳使用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揭示建成环境影响的空间性。研究发现，SGWR比GWR和OLS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建成环境对驶入接驳的影响，但SGWR并不适用于驶出接驳的建模。模型分析表明，建成环境对不同接驳类型（驶入和驶出接驳）的影响不尽相同，人口密度、主干道和进站客流3个正向因子以及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和交叉路口3 个负向因子对驶入接驳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差异；相比之下，办公用地、公园广场、公交站点以及出站客流在大部分地铁站点对于驶出接驳的影响表现出正相关，而居住用地、中学数量、地铁站点及 CBD 距离则表现出负相关。
国内地方感的研究多以成年人为主体，忽略了人类从童年时期开始对环境的感知、体验、态度的变化。在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下，以《小猪佩奇》为例，采用文本分析等方法，侧重儿童地方感的主要维度，尝试解析动画构建儿童地方感的机制。研究表明：动画通过主角与地方发生的交互体验，包括建成环境、自然联结、社会联结等，向学龄前儿童展示了家庭空间的“非控制”地方性、学校空间的“非规训”地方性；这些方面可以建构儿童对于地方的美感、熟悉感与归属感。因此，动画作为拓展儿童认知空间的“虚拟缓冲地带”，是培养其形成地方感的重要媒介。
研究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对儿童减贫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时空分析视角，从营养、健康、教育、个体成长、生活条件5个维度构建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2010—2018年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并应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呈变小趋势，2010—2012年男童贫困程度较高，而2014年之后女童贫困程度超过男童；儿童贫困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营养和生活条件方面。2）相比男童，女童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更加明显；2018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性别差异明显地区主要集中在闽、湘、吉、陕、鄂五省。3）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均呈变小趋势；2018年，城市儿童贫困性别差异在闽、渝、湘、贵四省市十分显著，而乡村儿童贫困性别差异在黑、陕两省更加严重。4）城乡属性、父母婚姻情况、家庭收入及父母中最高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
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归纳文化记忆演变历程和发展脉络，以国内外地理学1 527篇重点文献为支撑，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关键词共现聚类、主题路径演化及研究趋势分析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通过综述当前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前沿热点，以期建构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改进文化记忆研究方法，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应用和多学科融合提供借鉴与参考。从分析结果看，国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1）日常生活景观的记忆表征研究；2）记忆中的政治与仪式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集体、社会记忆中的文化与地方研究；2）空间承载的城市与乡村记忆研究；3）文旅推动下的遗产记忆再现研究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对于纪念性景观、遗产建筑、仪式庆典、战争创伤、民族记忆等的关注度增高，但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文化记忆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而对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媒介转换机制、空间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研究的内容及趋势来看，西方学者更注重对移民、权利、自由意志、女性、权力政治、战争创伤的研究；对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感与权利空间。国内地理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去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研究多以明显的政策导向为主，战争遗址、红色旅游地、传统村寨、特色民俗与节庆仪式等成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地理学研究应将文本、仪式、语言等实践过程通过非表征手段进行刻画，以物态化的方式将记忆重新引入人类研究的视野；同时应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以影像数字化手段将遗产、移民与旅游作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新主题。
客栈语言景观作为旅游地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是折射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的窗口。运用半结构访谈与GIS空间分析方法，以2002—2020年云南双廊古镇景区客栈名称为研究对象，探讨客栈语言景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互动关系，揭示客栈语言景观的演变过程、特征及其逻辑。研究发现：1）在时间维度上，客栈语言景观经历了从逐渐丰富到衰减再到趋于平稳的发展历程，其中，景观元素范畴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维度上，其呈现为较不均衡的空间结构类型，海街、天生营、老渔港此类临海特征显著的区域是客栈语言景观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2）双廊客栈语言景观除受市场影响呈现典型听众设计特征外，也受客栈经营者身份的影响而呈现自我意识表达的典型特征。3）在现代性与流动性的综合影响下，双廊古镇景区客栈语言景观的时空演变紧密镶嵌在旅游地营建与消费过程中，客流量的增多、游客对双廊的浪漫想象及旅游移民对自我的思考推动客栈语言景观不断生产出多元范畴；而独特的山水自然环境、有限的生活空间及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推动着客栈语言景观的空间演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高速增长，公园供给与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但公园布局均衡性在城市人口和居住空间动态变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尚未得到足够地关注。本研究通过改进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和热点分析法，分析2010和2020年广州市中心城区公园可达性的时空演变格局。研究发现：1）2010—2020年，广州公园可达性平均值提高，可达性改善的社区集中在环城高速内老城区及城市重点开发建设区域；随着出行范围扩大，公园供给盲区减少，在公交出行方式下，社区基本实现了15 min公园可达。2）在步行、骑行和公交3种出行方式下，公园可达性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珠江沿岸；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环城高速外的外围城区。经十年城市化建设后，热点区域减少；冷点区域扩大，低值集聚趋势显著。3）在城市规划政策、政府引导下，公园有序建设与人口流动综合形成公园空间分布公平区和不公平区，不公平区内有待适度布局公园、优化公园品质。
基于自我知觉理论与外溢理论，提出休闲涉入对忠诚度的影响存在表层“意愿忠诚”和深层“态度忠诚”2种路径，将环境责任行为分为休闲活动中的“具体环境责任行为”与“日常环境责任行为”，构建休闲涉入、忠诚度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二阶变量的关系模型，以绿道开发典型代表增城绿道为案例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绿道情境下居民休闲涉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2）休闲涉入的“中心性”和“自我表达”通过影响人们的“意愿忠诚”与“态度忠诚”，进而对人们绿道休闲时的“具体环境责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但二者仅通过“态度忠诚”影响人们的“日常环境责任行为”；3）绿道情境下休闲涉入的“吸引力”维度对人们忠诚度的影响不显著。文章揭示了通过加强居民休闲涉入，强化其态度忠诚进而提升其整体环境责任行为具备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绿道网络体系建构、文化氛围营造与多元化特色空间打造3个方面对绿道建设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选取珠海市1986－2021年7个年份的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使用MNDWI结合人工目视解译提取其瞬时水边线，对珠海市海岛各时段的岸线长度变化以及海岛面积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综合LCI与ACI将海岛分为岸线变化轻微海岛和岸线变化显著海岛，借助DSAS和多源数据探讨影响海岛岸线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近35年珠海市各海岛岸线长度变化分异明显，各海岛面积变化趋势不一。2）岸线变化显著海岛在近35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其各时段LCI在1.1~2.2区间，ACI在1.1~3.3区间；岸线变化轻微海岛由于海岛自然条件决定的开发劣势以及海岛保护政策，海岛开发程度较低，各时段LCI与ACI均在0.9~1.1区间。3）人类活动是影响海岛岸线变化直接驱动因素，具体表现形式为连岛工程、填海造陆、新建码头等。岸线变化的间接驱动因素宏观上为海岛开发是珠海市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抓手，产业发展带来的人类活动影响岸线变化，微观上则是相关海岛具备开发相关产业的潜力或含有亟需保护的珍稀生态种群，其带来的填海连岛等工程措施或城市规划政策影响了海岛岸线变化。
探讨改革开放近40年来深圳海岸线的变化有利于揭示其时空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可为岸线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文章筛选1979—2019年16景深圳区域Landsat遥感影像，基于遥感（R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进行岸线提取，在保证配准精度以及提取精度达到研究要求的基础上，对深圳岸线演变时空特征、速率及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40年间深圳海岸线长度呈现持续增加趋势，总长度增加41.52 km，平均每年增加1.04 km。其中，自然岸线总降幅达56.61%，人工岸线所占比例持续上升。2）海岸线类型主要由早期的粉砂淤泥质和砂质岸线向围垦养殖和工程建设岸线转变。3）海岸线变化经历了起始、加速和合理约束3个阶段，岸线扩张显著的地区分布在宝安国际机场、前海合作区、后海深圳湾、盐田区和龙岐湾近岸。西岸的岸线最高端点变化速率（EPR）达到422.19 m/a，出现在2004—2008年蛇口半岛的向海扩建时期；东岸的EPR最高达到449.65 m/a，出现在1994—1998年的盐田港开发建设期间。4）人类活动、特区政策和自然因素是深圳岸线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