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文章基于武夷山地区不同海拔人为干扰较少的76个表土孢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探讨武夷山不同海拔表土孢粉组合特征及其与现代植被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主要孢粉种类的空间散布规律及气候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武夷山脉表土孢粉组合整体上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对应的现代植被群系及其垂直分布特点，优势的孢粉种类包括松属、柯属-栲属、常绿栎属、杉科、木荷属、芸香科、冬青属、蔷薇科、禾本科和蒿属等，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孢粉组合特征，并且自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孢粉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低海拔地区（0~450 m）孢粉组合以栲属-柯属、常绿栎属、山茶科、木荷属、冬青属、禾本科和芒萁为主；中海拔地区（450~1 850 m）常见栲属-柯属、松属、杉科、铁杉属和常绿栎属；高海拔（1 850~2 200 m）山顶的优势孢粉种类为松属、禾本科和芒萁等。2）RDA和聚类分析能较好地将表土孢粉样品划分至各自群落，年均温（MAT）、年均相对湿度（MAH）、年均降雨量（MAP）、最冷月降水（Mpco）和最热月降水（Mpwa）是影响武夷山地区现代花粉分布特征的重要气候因子。3）花粉代表性分析显示，栲属-柯属、松属、常绿栎属和蒿属均具有超代表性，代表性较低的属种主要有铁杉属和禾本科。4）武夷山山麓地区植被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花粉种类较少，孢粉组合以具有相对较高含量的松属、禾本科和芒箕等种类为主要特征。上述结果揭示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表土孢粉在垂直植被带上具有显著差异，孢粉散布规律主要受研究区植被组成、生境、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台风和强降雨等导致的洪涝灾害频发。如何在沉积记录中有效识别洪水事件，对于查明洪水频发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粤北小流域的河漫滩沉积断面（秀丰断面）的沉积物进行了系统的粒度分析和磁性测量，深入分析洪水期沉积层和平水期沉积层不同的粒度和磁学特征，试图为沉积记录的古洪水识别提供新途径。结果表明：1）沉积物粒度组成主要为粉砂，从洪水期沉积层往平水期沉积层有变细的趋势。其中，洪水期沉积层识别出3层含砂量和平均粒径（Mz）表现为较高峰值的洪水事件记录。2）不同沉积层中磁性矿物的组成和来源基本一致，以磁铁矿为主，含有部分赤铁矿。矿物来源除流域内母质自然风化产物外，还包含大宝山尾矿库的输入。3）沉积物主要为悬浮沉积，前汛期持续的长期高水位有利于沉积物分选和沉积，导致处于洪水期沉积层的磁性矿物偏细；随着水动力的增强，洪水期沉积层中识别出的3个洪水事件记录中细粒磁铁矿和赤铁矿含量从河漫滩中部向顶部方向依次增加，同时磁性颗粒粒径变粗。因此，结合磁性参数与对磁性矿物组分的分析能更准确地识别洪水事件。研究区域细颗粒磁铁矿和赤铁矿对饱和等温剩磁的贡献高值叠加粗颗粒磁铁矿贡献降低的磁学特征可作为识别洪水事件及水动力加强的指标。
闽江下游流域处于陆-海-气三者相互作用的场所，是对环境演变响应的敏感地带，是东南沿海考古研究的热点区域。探明古人类活动范围，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化，对理解和把握人地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GIS成本距离，生成各遗址点的不同成本面，结合遗址域理论和方法，综合分析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青铜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及土地利用格局，重建区域各时期的潜在人口规模。研究表明：新石器时期壳丘头文化至青铜时期黄土仑文化，闽江下游流域聚落遗址的遗址域面积，可获取土地面积及实际利用土地面积不断增多。随着文化发展进程的递进，区内史前人类对涉足地域内的土地利用强度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不同遗址间古人类的交流频率与之相反，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这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有关。重建结果显示，区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较大增幅出现在昙石山下层-昙石山和黄瓜山-黄土仑转换期，推断人口压力与文化演替有一定关系。
广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下蜀黄土，是反映中国南方第四纪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重要载体。下蜀黄土地层记录的多个古土壤条带与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密切相关，然而古土壤形成的气候动力学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对长江中下游位于老山山麓的2处下蜀土剖面的239个样品的磁化率进行分析，并充分结合已有的下蜀黄土年代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研究，将2个新剖面与长江中下游广泛分布的下蜀黄土进行地层学比对，揭示了中更新世以来古土壤层的气候学意义。2个新剖面与已有研究的泰山新村剖面，在最近30万年发生的3个古土壤发生层（S1、S2和S3）上相对应，与镇江大港剖和江南老虎山剖面也十分相似，说明S1、S2和S3可作为下蜀土的标志层。基于地层磁化率与镇江大港剖面的比较，确立了地层年代控制点，进而分析古土壤层的厚度。结果显示，古土壤层厚接近甚至超过了下伏黄土。古土壤的沉积速率（6.2 cm/ka，n=19）大于黄土层（5.1 cm/ka，n=17）。这与中国北方黄土高原明显不同。结合已有对下蜀土的物源研究，古土壤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江搬运作用以及河漫滩堆积过程有关。通过Sadler沉积动力模型检验，古土壤与黄土层在冰期和间冰期尺度上沉积连续，物源贡献并未间断。经过沉积速率校正，近50万年以来磁化率校正值曲线清晰显示了地球轨道偏心率10万年周期。全球冰量在轨道尺度上的变化很可能是古土壤形成的关键控制因素。
开花物候的种间差异除受到气候影响外，还可能与植物功能性状有关。但两者的相关程度在不同地区、气候带间差异较大。文章为了探索功能性状是否对亚热带地区常绿阔叶植物的开花物候有影响，在宁波植物园内对67种木本植物开花物候进行观测，并分析其与4种功能性状（生活型、潜在最大树高、花色和果实类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67种木本植物初始开花、盛花、败花和开花持续的时间分别为3月28日±21.64 d、3月30日±27.02 d、4月15日±30.78 d和（23.82±13.31）d；2）乔木初始开花时间和盛花时间显著早于灌木（P<0.05），但败花时间和开花持续时间在两者间未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乔木开花物候的标准差均显著低于灌木，说明乔木开花物候相对于灌木更加稳定；3）广义线性混合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彩色花朵的败花时间比白色花朵早，潜在最大树高越小的木本植物开花持续时间越长。综上可知，宁波植物园67种木本植物开花物候受功能性状影响，但影响程度与功能性状的类型有关。
传统的遥感与CFD方法在定量评价及优化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时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规划师缺少精细化管理城市热环境的定量方法。基于局地气候分区（Local Climate Zone, LCZ）体系，梳理规划控制要素与城市热环境的关联，定量分析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发现不同LCZ的热岛强度存在差异，调整规划控制要素可以对热岛强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广州中心城区的实测数据，对简化数值模拟方法（Urban Weather Generator, UWG）预测热岛强度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该方法的精度（R2=0.956，RMSE=1.10 ℃，MBE=-0.28 ℃）较好，计算速度快，适用于城市地块热岛强度精细化评估。2）研究选取与规划控制要素相关的11个参数进行全局敏感性分析，发现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功能及占比是影响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关键性因素，对热岛强度的控制可在规划初期介入，UWG和LCZ相结合是快速准确评估热岛强度的定量化工具。3）通过合理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容量与建筑建造，引导城市设计，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优化城市热环境。
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耦合情景框架下，结合以洪水风险规避为导向的城市扩张策略，模拟未来城市扩张空间格局，并对比多种情景下的洪泛区城市扩张水平以及年期望损失，以对不同策略下的灾损减缓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在SSP5-RCP8.5的自然扩张情景下，珠三角地区2080年的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为1 633 km2（相当于2021年广州、佛山和中山的建成区面积总和），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31.5%；洪水年预期损失达23 413亿元。若通过减排使未来发展为SSP2-RCP4.5的自然扩张情景，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059 km2（-35.1%），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9.8%；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14 165亿元（-39.5%）。若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加入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即在SSP5-RCP8.5的洪灾风险规避情景下，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358 km2（-16.8%），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6.2%；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20 010亿元（-14.5%）。从评估结果看，减排以及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可以有效减缓未来洪水风险。
流动商贩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效治理流动商贩问题需要全面调查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空间聚集信息。然而，传统方法在大规模流动商贩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空间分布）的自动调查存在不足。文章提出一种基于街景影像和深度学习目标识别模型的流动商贩空间分布自动调查方法。按城市路网的固定间隔距离采集街景影像，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选取1 957张包含一个或以上商贩的图像建立流动商贩标签数据。构建基于YOLO v4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目标检测模型识别街景影像库中的流动商贩，模型的平均F1值为0.77、mAP为0.67。精度能满足覆盖城市主要道路的流动商贩数量和位置调查的需要，进而应用核密度分布模型评估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广州市的街头流动商贩为案例，通过所建立的自动调查模型在3 339 062幅街景影像中识别出26 119名街头商贩，结果表明，流动商贩在中心城区以多中心聚集模式分布，主要集中在地铁站、城中村附近等人流量大的区域，随着道路等级的下降其数量上升，而且流动商贩偏好分布于租金中等的地区。文章提出的方法有助于实现高效、低成本和城市尺度的街头摊贩分布制图，所得结果有助于制定和实施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治理政策，并进一步为街景图像丰富且开放的城市的空间治理政策的改进和实施提供建议。识别结果可用于对从业者的区位偏好分析、“邻避效应”探究以及疏导区的划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非正规经济与空间生产是21世纪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在相关研究中，摊贩日常生活力量对空间的生产与重塑未被充分重视，在高校边界研究中也相对鲜见。高校周边摊贩空间因具有依托高校消费、拓宽高校后勤、服务高校师生、彰显高校文化等特点而成为空间研究的理想场所。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选取广州大学城“广工五饭－南亭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调研方法，从物理空间、权力空间、社会空间3个层面阐述其空间形成过程，并通过还原摊贩丰富的日常生活片段，深入解析摊贩日常反规训的特征、过程与机制，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在空间生产中的社会力量，最终总结摊贩日常生活实践对高校边界空间重塑的机制。研究发现：1）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时空流动展现出特殊的规律性，其空间生产中也潜藏着主体权力的微观时空变化；2）摊主通过撤离、藏匿、非正式合作等反规训策略来争夺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摊主间的社会关系与学生群体的支持也推动了反抗力量的长久延续；3）多元主体的对抗和支持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并实现对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秩序的不断重塑，也将地摊文化属性嵌入到原本单一的学生社会空间中。多元主体空间生产的过程展现了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日常丰富性与特殊性，也对大学城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2类典型流动原因（异地养老、家属随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异地养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家属随迁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比家属随迁群体更高；2）流动群体内部因素和流入城市外部特征共同影响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3）不同流动原因的流动老人居留意愿选择呈现差异化的机制，家属随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家庭为核心，城市自然舒适度等外部环境对其产生一定补偿效应；4）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个人养老目的为核心，依赖于城市群的政策利好及便利养老设施等外部条件，且受流入地社会网络联系影响更显著。
推动农村流动人口有序落户城镇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中国四大经济分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持有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土地持有方面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在农村承包地方面，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在农村宅基地方面，其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和东北低。此外，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的土地资源分布呈现部分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农村承包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粤—琼地区，高-高集聚区零星分布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村宅基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这反映地区土地政策、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对农村土地持有的空间集聚特征的影响。2）拥有农村土地对不同流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抑制程度有所差异，承包地规模变化对落户意愿的影响方式也有不同。拥有较大规模农村承包地对东北地区流出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最强，东部次之，再次为中部，西部最弱。在农村土地持有规模与落户意愿关系方面，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承包地规模越大则落户意愿越弱；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之相反。3）拥有宅基地会降低人口落户意愿，拥有大于平均面积的宅基地对城镇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较大。然而，宅基地对于不同流出地的人口落户意愿抑制程度有所差异。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拥有大于平均面积的宅基地对其城镇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较大。4）集体分红仅对东部地区流出人口落户意愿形成显著抑制作用。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为揭示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时空变化及烈度分布，基于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所收录的南亚的冲突数据，进行数据整合，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空间热点探测分析等地理统计方法对南亚区域冲突及其烈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数量有所增长，但伤亡人数呈减小趋势；从空间看，区域冲突分布在“南亚外环”，聚集中心形成了“梯形”格局，克什米尔—信德省一线为梯形上底，达卡—切蒂斯格尔—泰米尔奈德—科伦坡一线为梯形下底；南亚区域冲突烈度分布范围先扩大后缩小，烈度热点先向俾路支省进行扩散，而后向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转移，于2020年形成了以克什米尔地区和切蒂斯格尔邦为中心的2个热点区域，无冷点聚集；南亚区域冲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源头为认同差异，被国家行为体、民族分离组织、宗教极端组织等行为体推动，其中权力因素起主导作用，身份认同为难以解决的痼疾。
文章借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讲述了一名已婚女性的背包客旅行之路。研究发现，父母的旅游行为是背包旅行代际传递的主要方式，也是父辈对子女身份构建隐形影响的体现；在传统家庭观念中，已婚女性因其“依附者”角色而被排除在背包客之外，已婚女性背包客之路象征着已婚女性对社会角色刻板印象、文化观念和消费主义的抗争。研究表明，已婚女性背包客身份构建，打破了传统社会角色认知，塑造了新的社会角色特征，发展了背包客身份构建理论。背包客身份的构建不仅发生于与普通旅游者对立的“不同”，也产生于个体对自决的追求。现代背包客可以通过自决，实现对幸福感的追寻，反思消费主义。
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15个典型海洋国防旅游景区的相关网络文本数据，从官方投射和游客感知2个角度对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进行解析，并在Jaccard距离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对其传播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北部沿海地区的文化和军事形象更为鲜明，东部沿海地区的航海与教育意义较为突出，南部沿海地区的历史性和国际化特征尤为显著；2）中国海洋国防旅游的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均聚焦于旅游范畴，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各景区侧重对完备形象的塑造，强调自身社会教育价值，而游客则对互动体验性高的活动项目感知印象更为深刻；3）主导型和协商型为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的主流传播模式，其中主导型模式主要体现在国家认同方面，并通过具体的文化资源、教育活动等加以呈现，协商型模式则在旅游活动和旅游基础设施节点上较为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