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从城市知识存量和知识基础设施2方面构建了城市知识环境指数，测度了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部依次下降，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及主要城市群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知识环境指数；2）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在其他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城市知识环境指数越高，创业活动越活跃；3）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作用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部城市高于中西部城市，同一地区的省会及以上级别的城市高于一般地级城市。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成为城市与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和杰青等作为人才顶端的代表，对城市科技竞争力的突破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核心区为实证对象，基于历年“杰青”“长江学者”以及“两院院士”获得者名单，利用履历分析法构建了包含1 878名高端人才数据库。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以高端人才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尺度，剖析高端人才的社会空间流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区域城市网络的构建提供启示。结果表明：1）高端人才初次择业的空间邻近取向显著。2）再次择业的地理流动具有网络关联与空间邻近流动两大特征，其中前者表征为一线城市的远距离虹吸，以及等级邻近城市间连接性的强化。3）高端人才个体利益的追求与城市综合环境，共同塑造了人才流动的关联网络。
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DBSCAN算法，探索2019―2021年银行退出网点在不同尺度上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退出金融银行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五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银行网点大量退出，但退出数量呈减少趋势；农村金融银行则面临巨大的关停压力。2）银行退出网点的数量呈东中西递减规律，但银行退出网点在西部的地理集中度却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同时，其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群，且集聚特征逐渐增强。从城市内部看，银行退出网点主要集中于资本、人口及技术等要素密集的区域，其聚类数量也呈东中西递减态势。3）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银行网点退出，主要表现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率高，使用人群更多，即使具有良好的经营效益，银行网点的退出依然受市场外部因素的影响；劳动力经营成本和市场竞争也是银行网点退出的主要原因。
鉴于现有风险投资网络研究对其长期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以2000—2018年中国城市间风险投资流数据构建中国城市风险投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分析以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全国城市间风险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趋于紧密，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的集聚程度出现上升，但投资方/融资方网络空间结构皆趋于扁平化，存在去中心化趋势；2）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整体上由东部沿海轴线向中西部扩张，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距离衰减特征，网络核心节点城市也呈现数量扩张与权力转移的倾向；3）城市的创业基础水平、风投行业发展水平、金融环境和城市可达性等因素均对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差异化的影响，进一步表明了多维邻近性、城市经济与路径依赖等多种关键机制在风险资本网络构建与区域资本中心的形成与演变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南方季风气候夏热冬冷的特殊性，让人们意识到城市在夏季应加强自然通风，冬季则需抵御寒冷的冬季风，而构建城市通风廊道不仅有利于缓解城市夏季的热岛效应、减轻大气污染，还能减少冬季风的侵袭。当前城市风环境研究一般选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其可实现不同情境下的城市风环境模拟研究；但也存在短板，特别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等大尺度的设计方案初期，受计算机性能限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县城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规则建模的方法建立城市3D模型，并利用ArcGIS空间叠加构建城市空间封闭度综合评价模型。通过该方法计算出城市的潜在通风廊道，并与PHOENICS模拟的风速云图进行验证，结果基本吻合，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在设计初期阶段应考虑城市风环境变化，选择规则建模不仅有利于方案的快速建模，还能快捷构建规划方案的通风廊道；城市通风廊道的构建需要考虑多项城市要素，根据风道的不同作用空间在规划方案中构建了8条一级通风廊道和14条二级通风廊道，并比较PHOENICS的风速云图和综合评价结果，证明了由建筑、路网、水体、绿化系统所构建的廊道系统能较好地与通风廊道相重叠，并证明了风口、开敞空间、水域、道路和建筑的优化措施能有效改善规划方案的通风能力；对比单因子与多因子的评价结果，进一步论证了单一标准评价的局限性，而多因子评价更适合复杂的城市风环境；空间封闭度模型不仅考虑了地形高差，还考虑了建筑环境因子（天空开阔度、绝对粗糙度、迎风面积密度、平均高度、建筑密度），为城市通风廊道构建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有效的新方法，有利于城市的绿色低碳建设。
基于2021年福州中心城区3 386个商品房住宅小区住房价格等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结果表明：1）福州中心城区住房价格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为倒“U”型曲线，东西向对称，南北向差异较大。空间格局呈“一主两副”的多中心模式，住房价格高的小区呈现“倾闽江、倾重点学区、倾商场、倾医院和倾生态资源”的特征。2）住房价格因素对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明显，拥有专属带宽，楼龄、商场、小学等级是作用尺度趋近街道的局部因素，容积率、医院是作用尺度趋近区级行政区的局部因素，地铁站、长途汽车站、大学是作用尺度趋近福州中心城区的全局因素。3）住房价格显著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小学等级、楼龄、长途汽车站、商场、容积率、大学、医院及地铁站。其中，小学等级、长途汽车站、容积率、医院与住房价格呈正相关，楼龄、商场、大学、地铁站与住房价格呈负相关。
为弥补传统特征价格模型的局限性以及过去所使用的线性方法解释性不足等问题，以广州市为例，在传统房价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街道品质对房价的影响，利用随机森林建模，绘制累积局部效应图，探索街道品质与房价的非线性关系及其阈值效应。结果表明：1）随机森林相比于传统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更高，能有效捕捉街道品质特征及其与房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2）商业经济区位、全局穿行度与社区建成年限是对房价影响最明显的3个因素，街道品质特征对房价的影响可达36.74%。3）商业经济区位对房价的负向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逐渐减弱。全局穿行度在1 715以内与房价呈指数型正相关。安全性因素与房价关系的阈值效应明显。为保证街道使用的公平性，居住环境的绿视率应≥15.10%。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斐济和瓦努阿图的华侨民宿为例，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爱彼迎化实践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1）爱彼迎化形成了偏离型、游离型、磨合型和契合型4种实践模式的连续轴，在群体属性、行为意向和短租实践方面呈现异质性；2）跨国民宿主利用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维持中产阶层地位甚至实现阶层的向上跃迁，展现了基于数字平台支持的资产经济民主化进程，在此进程中没有引致直接最后居民失所；3）短租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经济，并逐渐转向非标准在线住宿代理商。
从旅游经济联系视角提出城市群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11—2019年北部湾新兴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逐步加深，2019年联系总量是2011年的37.42倍，旅游经济联系结构由松散发展为多核心网络结构。2）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密度翻了6.01倍，网络结构从松散联系型转变为较紧密联系型，旅游经济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边缘区内部的旅游经济联系仍较弱。3）城市群中心性由严重两极化及城市间发展地位悬殊，演化为较均衡发展态势；从以南宁为单一中心，演化为“3中心-7节点-5边缘”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南宁、湛江和海口是北部湾重要的旅游中心和增长极。4）北部湾城市群历经雏形期进入成长期，目前尚未成为成熟期城市群，研究提出“政府推动+交通联动+产业互动”的北部湾城市群优化发展机制，以期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
以海口市为案例，利用MGWR模型，揭示了2002—2020年乡村聚落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海口市乡村聚落面积在近20年间增加了53.5%，人均聚落面积由120.59 m2/人增长至166.79 m2/人，总体表现为北增南减、聚落景观零散化以及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2）各因素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平稳性及尺度效应差异，带宽介于69~10 482之间，位置、到道路的距离、到房地产开发区的距离和高程因素的作用为微观尺度，城镇化率和坡度因素的作用为中观尺度，到中心城区的距离、人口变化率、到河流的距离、路网密度和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因素的作用为全局尺度。3）中心城区带动和房地产开发对乡村聚落演变具有最重要影响，并且聚落越来越向海拔低、坡度小、离中心城区近、离房地产开发区近、城镇化水平高、路网密度高的地区扩展，到河流的距离、人口变化率、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却对乡村聚落演变没有显著影响。4）转变房地产业为纲的发展思路，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是有效遏制乡村聚落无序扩张的重要举措。
在乡村旅游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外部市场活动频繁介入到传统村落场域，村落敏感性和脆弱性加剧。基于产业系统风险构成，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按照“风险扰动—适应过程—适应结果”的纽带因果关系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设定高、中、低3种风险模拟情景，预测分析不同情景下传统村落的风险适应机制，结合关键驱动因子探讨适应优化的决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歙县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大多处于中高等级，空间上呈现一定的优势集聚；2）低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生态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利用，应对能力和学习自组织能力作用较大，建议现状低风险村落发挥内外联动机制，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3）中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表现为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组织基础稳定，学习自组织能力和缓冲能力影响较大，建议现状中风险村落完善各项设施配套，激活可持续内生动力；4）高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产业发展面临困境，风险应对机制和再生产逻辑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建议现状高风险村落将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预。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评估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可加深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风险适应主体多元化、过程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动态化的认识，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和风险长效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理论借鉴。
节事体验是节事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而阈限体验是节事体验的核心内容。在大众体育赛事领域中，阈限体验研究仍较为欠缺。以阈限理论为逻辑出发点，以马拉松参赛者为例，通过访谈法获取研究的文本数据，使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提炼出40个次要范畴和10个主要范畴，并据此构建马拉松参赛者阈限体验模型。结果表明：1）马拉松参赛者阈限体验可以视为是历经“期待与憧憬—释放、颠倒与超越—自我突破与成长”的渐进过程，参赛者带着对赛事的期待和对自我良好表现的憧憬，脱离日常结构，通过感知与互动、释放与宣泄以及超越与颠倒的方式沉浸于阈限体验中，最终获得苦乐参半的体验，实现自我突破与成长，并有意愿将这份体验进行推广与传递。2）马拉松参赛者在阈限体验中，出现了其他类型节事难以产生的心流体验和自我突破，使得此种阈限体验变得更加独特难忘、有意义。文章在理论上揭示了大众体育赛事参赛者的阈限体验建构机制，延伸了体育赛事和节事体验的研究内容。有望加深赛事组织者对参赛者需求的理解，从而为参赛者创造一个更加良好、舒适的赛事环境。
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6、14和15，构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4个目标和42个指标。引入“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概念，采用常数替代弹性函数和Combined Compromise Solution（CoCoSo）模型，评价2020年“海丝”沿线国家关于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1）“弱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普遍高于“强可持续性”情景下的分数，指标分数间的不均衡性是导致目标分数存在差异的原因。2）“海丝”沿线国家总体上在目标6.3、6.4、6.5、14.1、14.4、14.5、14.a、15.1和15.6表现不佳。3）葡萄牙、克罗地亚和意大利在任一SDG均名列前茅，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则位列倒数。4）葡萄牙、克罗地亚和希腊的综合排名最高，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吉布提的综合排名最末。区域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由高到低依次是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有关。5）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在资源利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制定针对性投资与合作策略。
从港口联系出发，综合港口的地缘关系相关要素，以2008、2018年“海上丝路”沿线港口为对象，对沿线港口的区位优势度展开评价。研究发现：1）港口区位优势度也呈现一定程度的无标度特征，通过对港口间地缘关系的量化表达，发现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处于不同相对地位的腹地经济所赋予港口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呈现较高水平的区位优势度；2）港口间的区位联系强度基本遵循距离衰减定律，区位联系重心向亚洲转移，反映随着亚洲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以亚洲为主导的港口区位联系格局逐渐形成；3）通过与主流的复杂网络指标的对比发现，尽管全球化时代“流空间”下形成要素流动的集中化，但诸如地缘关系、空间距离等基础的地理属性仍保持其独立性，未在全球产业与贸易的重构的影响下而呈现空间不均衡，港口区位优势度将保持较稳定的格局分布。基于地缘关系的港口区位分析可有效补充港口在航运网络区位联系的不足，对于揭示港口在国际航运网络中的区位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