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筛分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近百篇并对其梳理与分析，将研究阶段与理论模式进行划分，厘清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机遇。结果发现，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自1980s以来经历了理论提出、区域拓展、深入研究3个发展阶段。理论模式从单一的概念模式发展为不同尺度概念下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式，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野外测绘和海图测深资料发展到野外实地观测、室内风洞试验、3S技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扩展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海岸。同时，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区域的海岸沙丘动力地貌系统难以总结出一个具有普适应的理论模式；微观尺度内，已有的理论内容难以完全的揭示波浪、潮汐水动力与碎波带/海滩和风动力与海滩—沙丘地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机理；中观尺度内，整个碎波带、海滩与沙丘系统对风暴的响应与反馈机理还需要进一步观测与深入研究，且建立事件尺度内的动力与地貌响应过程和中期地貌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长时期的实地观测与模型改进；宏观尺度内，海平面抬升引起海岸变化的预测模型需要多时空的实地观测数据支持与验证。未来可结合历史资料、实地观测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综合分析各环境要素与碎波带、海滩、沙丘地形地貌之间的动力过程与形态响应关系，采用数值模拟技术揭示不同时空尺度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关系机理，进一步完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理论内容。
河口型城市海岸带地区咸淡水交汇，多种空间要素交叠，开发保护矛盾更为突出，陆海统筹难度更大，海岸带专项规划编制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更为复杂，亟待探索不同于其他滨海城市的规划编制技术路径。为此，文章以广州为例，针对海岸带范围划定的技术难点提出综合管理单元和自然地物的海岸带范围划定方法、针对海岸带空间功能统筹与管控的关键问题提出“总体结构+发展单元”的空间布局思路和“多维研判+分类管控”的空间管控方案，针对海岸带管理体系交叠的技术问题提出“规划引领、部门协同、空间准入”的综合管理制度设计。相较于其他滨海城市，河口型城市海岸带专项规划编制应更注重整体与局部的分级统筹、陆海多元空间的分类管控、跨部门管理规则的统领性、引导性与约束性，以丰富海岸带专项规划技术体系，推进陆海统筹战略在河口海岸地区的有效落实。
以万宁海域为例，选取不同水环境条件的3景Landsat-8（20190716、20210628）与Sentinel-2数据，利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回归、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R）3种机器学习方法分别开展水深反演试验，并评价其精度。结果显示，水体透明度最好、海浪效应最弱的一景Landsat-8（20190716）数据获得最高的水深反演精度，在0~40 m水深区间，R2为0.814，MAE、RMSE和MAPE分别为3.39 m、4.31 m和0.366，在0~20 m水深区间，R2为0.874，MAE、RMSE和MAPE分别为2.24 m、3.24 m和0.449。RF算法在整个水深区间获得相对高的水深反演精度，SVM和PLSR算法在部分水深区间的水深反演中显示出优势。
港口城市环境影响着临港企业技术行为的塑造及其创新绩效，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反过来又决定了港口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多样化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兼具时空要素融合，旨在理解经济活动空间变化的历史过程，适用于剖析与临港企业技术变迁相关的话题。文章整合运用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广义达尔文主义、复杂性理论和路径依赖等视角，深入分析并讨论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机制。研究发现：1）在市场竞争中，临港企业具有异质性，各企业的技术选择机制各有不同，形成类似于生物种群的技术演化关系。2）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主要以局部搜寻的形式展开，可在认知邻近和较远认知距离之间的某位置实现较好的创新绩效，助力港口城市的技术路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3）临港企业技术路径的演化可被分为4个阶段（路径形成前、路径形成、累积和自我强化、路径迁移），其面临着3种障碍（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制度性锁定），新技术路径的形成需要内外合力的共同作用。
基于2000—2019年海洋产业联合申请专利数据，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分析2000年以来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演化进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0—2001年合作网络不具备复杂网络特征；2002—2019年，网络的“小世界”和无标度特性逐渐明显，网络由松散结构演变为单核心拓扑结构，并经历萌芽和探索阶段，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大学始终为网络资源的中转枢纽，但国有企业逐渐占据网络核心位置，并形成以企-企合作为核心，企-研合作、校-企合作为重点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3）产学研创新主体集聚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市合作网络表征为“伞形”结构且具有明显的“重尾”特征，表明海洋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沿海城市及北京等内陆城市间的合作创新。4）脉冲响应分析表明，网络规模、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和科研人员投入，可正向促进合作网络的创新绩效；创新主体中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均能拉动网络的创新产出，且三者重要性依次递减；而网络密度和小世界商数与网络的创新产出呈负相关关系。
为了解帽峰山森林公园鸟类多样性及其群落结构特征，于2020年11月到2022年3月，采用样线法结合红外相机法，逐月对帽峰山森林公园鸟类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共记录鸟类16目46科143种；18种鸟类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8种属CITES附录Ⅱ保护动物；优势种为红耳鹎（Pycnonotus jocosus）、白喉红臀鹎（Pycnonotus aurigaster）、淡眉雀鹛（Alcippe morrisonia）和暗绿绣眼鸟（Zosterops simplex）4种；鸟类居留型中留鸟占绝大部分（90种），区系中以东洋界占优势（80种）；生态类型以林鸟（132种）为主，食性上以食虫（67种）和杂食性（46种）鸟类为主，具有明显的森林鸟类群落特征。2）生境中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均表现为林地最高，公路最低，各生境的Pielou均匀度指数相近；季节中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表现为春季最高，夏季最低；四季Pielou均匀度指数与Simpson优势度指数均相近；3）鸟类多样性与生境类型、季节有明显相关性（P＜0.05）。总体上，帽峰山森林公园生境多样，鸟类资源丰富，鸟类群落结构较稳定且具有较高的鸟类多样性。
2020年7月—2021年6月，采用参与式人物访谈、随机拦截式抽样等方法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及周边社区群众的无刺蜂资源保护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91份。结果表明：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群众主要是黎、苗等世居民族，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仍主要依赖传统的自然资源，对无刺蜂的保护意识非常薄弱。其中，养蜂经验、对无刺蜂蜂产品的了解、对养蜂技术的需求是社区群众是否愿意并能够保护无刺蜂的3个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64.04%的社区居民对无刺蜂及其产品的价值缺乏基本了解，91.67%的人没有无刺蜂饲养经验，39.06%的人不愿学习无刺蜂养殖技术。这些结果也侧面反映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在无刺蜂的保护上存在相关保护法律规范不完善、知识普及工作不全面、养殖技术存在壁垒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无刺蜂资源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了有效保护和利用无刺蜂资源，需重视和加强无刺蜂保护科普和宣传教育，培育公众积极的保护态度，鼓励和引导无刺蜂原地保护和居民自主保护，从而促进无刺蜂人工养殖与野生保护的平衡以及无刺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以广州市为例，利用人口普查和养老设施数据，以街道/镇为空间单元，分析2000—2020年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二者的匹配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广州市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不均衡特征愈加显著，相较于老龄人口持续的“高-低-中”圈层结构，养老设施经历从相对均衡转变为由内向外逐级递减的演化过程；2）广州市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匹配关系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不匹配现象仍然突出；3）广州市老龄人口与养老设施匹配关系在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且匹配关系改善的空间单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
以苏州平江街区及斜塘老街为典型案例，结合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建立基于场域理论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探究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场域内社会空间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不同区位街区的历史文化累积程度具有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街区开发本身所拥有的可塑性。2）街区的发展基础会对权力主体的决策产生影响，权力主体的干预时序与实施力度直接影响战略规训的方向与实践结果。3）更新改造推动街区内部社会空间的重构与组织，使其分化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2大场域，场域间呈现交织平衡与相互剥离2种状态。保留原住民生活场域不一定会造成“非此即彼”的矛盾与冲突，而剥离原住民的更新方式或不可避免地致使街区走向大众消费化或精英化。引导积极的社会空间演进，实现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的共生，是文化导向型历史街区更新的应有之义。
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是在社会需求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嵌合体。揭示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规律，可以为其治理和改造提供方向及策略。在分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特征的基础上，以苏州沈巷村为例，根据空间组织主体，将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划分为“个体导向的自创生”“关系导向的自扩张”“社会资本导向的自进化”3个阶段，剖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的时空特征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中，空间组织主体由“村内人”向“乡内人”和“圈内人”扩展。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与重构，既是城中村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外在表征，又是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结果。2）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过程中，从“自创生”阶段的血缘到“自进化”阶段的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自始至终发挥着强化信任和凝聚共识等重要作用。3）需要尊重城中村自组织逻辑，采用自下而上的协商行动，有效推进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治理。
聚焦社区更新过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关注中国具有特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老旧社区，以南京市典型社区为例，基于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多维框架。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2个维度探讨社区更新带来的环境变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3个方面的主要结论：1）在物质环境维度，社区更新通过有效改善社区物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社区更新作为对环境状况的积极主动的干预，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进而通过中介效应提升居民的幸福感。2）在社会环境维度，首先是社区更新通过增加社区凝聚力和社区信任，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采用以社区为中心、自下而上的社区更新方法能提高社区凝聚力，并且能提升居民适应力和幸福感以及回报社区的意愿，更新所激发的社区参与是居民之间创造信任与互惠、营造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互动方式，其次是社区凝聚力和邻里互动能激发社区参与的中介效应，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良好的邻里互动使居民建立关心公共事务与利益的行为态度，并且邻里互动也带来信息的共享，对参与渠道和效果的分享也能拉动更多人参与社区建设，进而提升幸福感。3）居民的个人属性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影响。控制变量中健康、年龄和收入对幸福感有正向显著影响。自评健康对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年龄和收入。
绿色建筑作为一种节能减排的新型建筑，其发展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压力，推动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驱动下，探究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演变规律，对推动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制定和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为例，使用2008—2021年获得绿色建筑标识和认证的项目数据，定量分析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分异特征。同时结合宏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究影响广州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上，绿色建筑数量和面积增长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该趋势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2）空间上，各城区间的绿色建筑数量、面积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城区的绿色建筑类型结构不同，办公、居住和其他公共建筑占比较大。中心城区绿色建筑等级分异度大、级别复杂；等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天河区、增城区和黄埔区；等级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从化区、番禺区和南沙区等。3）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分布重心先北移后南移；分布范围呈波动扩大趋势；分布方向渐呈西北—东南格局；分布形态的方向性增强。4）资源因素是影响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和市场因素，最后是环境因素。
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方法，按照时间维度建立学术生命路径，深入分析曾昭璇先生60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论著，结合学术树方法构建曾昭璇先生的学术景观。研究发现：曾先生的学术研究经历可划分为3个阶段，早期主要从事岩石地形、海岸和流水地貌发育研究，足迹遍及西南、华南地区；文革期间备受冲击，在夹缝中研究热带亚热带地貌区划、综合自然地理；改革开放后赴华东、西沙群岛等地考察，广泛涉猎人类地理学、南海诸岛、历史地理研究。曾先生第一层学术树以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为土壤，以地理学为中心，主要包括综合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地理学等领域；第二层学术树以自然地理学为土壤，以地貌学为中心，主要包括丹霞地貌、岩溶地貌、三角洲发育、珊瑚礁等领域；第三层学术树从前两层学术土壤中获取养分，服务于生产生活，主要包括土地类型、自然区划等领域。曾先生创建了《岩石地形学》《历史地貌学》学科，创新《人类地理学》学科，提出流水地貌阶段发育论、珊瑚岛发育阶段模式等理论和“石蛋”“崩岗”“冲缺三角洲”“丹霞地貌”等学术用语，其成果填补了综合自然地理学、历史地貌学、人类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