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立足于旅客心理感知，基于随机效用理论，运用SEM-Logit模型方法，探讨机场服务质量的关键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航空出行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航空出行选择行为并不是对行为意向的简单线性扩展，作为机场服务质量的2个关键维度，强制性流程服务是旅客在机场无可避免且耗费时间最长和最为繁琐的流程，在该过程中的优质服务水平和质量对旅客存在无形吸引力，特别对商务出行旅客在机场－航空公司方案的比选中存在显著影响；2）设施设备和环境虽然不是旅客普遍性考虑因素，但旅客对其感知差异明显表现在机场群内不同机场类型之间；3）预计起飞时间差异、机型、准点率、航班班次、航班价格等其他因素均存在显著影响，且抵达机场时间、航班飞行时间等时间成本是核心影响因素；4）旅客对航空公司类型并不存在明显偏好，但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入驻对区域机场竞争存在明显的抗风险能力。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恢复潜力、修复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建构了生态本底-格局-潜力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通过生态优先修复区的识别实现修复效率的提升。结果表明：2010—2020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显著下降，自然恢复力良好与保护政策支持强的地区存在空间错配。以乡镇为单元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发现：1）生态维持区占总面积的7.7%，应以综合改善为主，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2）生态保护区面积占44.5%，作为生态安全的底线区域，应以保护为主，加大政策管制力度。3）生态提升区面积占11.9%，应通过多样化、持续的维育措施为主，以强化区域生态网络的冗余度。4）生态修复区面积占35.9%，此中，优先修复区是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与政策扶持的地区，应以实施长期、渐进式的修复工程为主；协同修复区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应当协同上级政府或区域联合治理，提升区域整体修复效率。
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共享单车OD等多源数据，从工作日、休息日多时段分析共享单车出行时空特征，并构建基于客观物质空间、主观感知体验的建成环境“5Ds”指标，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解析不同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空异质效应。研究表明：1）时间上，工作日和休息日早、晚高峰的共享单车出行流量较其他时段整体显著，且休息日较工作日的峰值时段具有滞后性；空间上，各峰值时段的出行流量高值区域呈“多核集聚、带状延伸”的分异格局；2）各建成环境要素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段差异显著。就业设施密度、围合度及人口密度在各时段均具有高解释度，其影响力整体呈全局显著特征，其余变量则在不同时段存在局部显著效应；3）各时段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在空间作用尺度上存在分异。就业设施密度与围合度的影响力在各时段的空间变化最为稳定，街道绿视率与人口密度在不同时段呈现差异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使用田野工作法，调查了广东硇洲岛渔民生计脆弱性的内生问题。研究发现，渔民因海洋生态保护所遭遇的已经显露的生活困境，或许能在政府的扶持下有所改善，但那些更多的隐性风险——内部竞争、社会保障、文化适应等生计，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渔民生产工具的投入、自身的技能、年龄与身份的模糊性，构成其内生的生计脆弱性，在现代消费市场的刺激下容易对海洋资源造成破坏性作用。基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渔民生计的脆弱性内生于生产力快速提高导致的其自身技能未进行更迭，未能建立适应生产力需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因而造成人海关系的紧张。要解决渔民生计的脆弱性内生问题，需从渔民的文化特殊性出发，由内而外地改革渔民的生产关系，更新渔民的技能、建立有效的组织，逐步缓解人海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实现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通过研究西沙群岛的历史认识和地理环境演变，强调了地理特征和稳定性的重要性，以及风力、潮流和海浪对其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国人至迟在汉代对“岛”和“沙洲”就有了较为理性的认知，岛屿的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于4 000年以上，地势相对较高，不易被海水淹没。相反，沙洲是相对年轻的地貌，其地势较低，容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2）风力、潮流和巨浪对西沙群岛地貌的变化有重要影响。风力和巨浪堆积沙洲，但同时也能导致其消失在海平面以下。潮流的周期性变化也对这些岛屿和沙洲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变迁不仅是地貌的动态展现，也与海洋生物数量下降趋势密切相关。综合分析表明，岛和沙洲在地理特征和稳定性上存在明显差异。西沙群岛地貌的变迁是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文章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西沙群岛的演化过程，以及保护和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方面的实际需求。
特色小镇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落地路径。它强调地方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侧重通过政府支持引导来激发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此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的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区域内生发展能力。然而，特色小镇的政策引导和扩散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性，使得地方实践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文章以浙江省134个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通过2017—2022年多次实地访谈、线上问卷和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和集聚经济理论，对特色小镇的历史基础、产业属性和发展目标进行识别分析，归纳出具有类型差异的特色小镇，并提出相应政策干预建议。结果显示：浙江省特色小镇可大致分3类，第一类为政府主导的、面向新产业塑造的科技园区型小镇；第二类为企业主导的、面向传统产业升级的专业化市场型小镇；第三类为基于地方特有自然或社会文化资源的、面向旅游业发展的景区型小镇。最后，建议将演化经济地理思想纳入特色小镇发展实践中，重视历史、空间与地方作用，避免标准化、指标化的“一刀切”政策干预方式。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基于教育绅士化研究的理论视角，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探讨农村家庭教育进城的不同模式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县域层面产生的教育进城现象是农村进城群体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家庭资本积累和家庭策略选择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教育进城模式，包括流动型教育进城、定居型教育进城和隔离型教育进城。2）教育进城由政府、资本、学校、个体等多方主体共同推动形成，其中政府主导的教育资源供给是教育进城的核心动力，市场参与的教育资本流动是农村家庭进城的重要驱动，家庭本位的教育再生产是教育进城产生的根本逻辑，共同促成教育进城的时空演进。3）县域层面产生以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城镇化的社会空间效应，但其不完整性同时导致农村进城群体的返乡和外流。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研究区，以生物多样性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识别GI网络中心（hubs）和连接廊道（links），结合图论、电路理论及几何形态学划分重要性等级，提取廊道上的生态夹点区域，并针对山地城镇的典型生态问题提出对应的精细化保护与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万州区内网络中心42处，总面积996.35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8.83%，总体“东密西疏”，形成“一屏三带、散点分布”的格局；2）连接廊道80条，总长度292.97 km，呈现“东强西弱、东短西长”的分布特征；3）生态夹点142处，占廊道长度的9.60%，主要分布于东部。据此，将网络中心分为连绵涵养区、重点保护区和独立修复区制定分区修复策略；将连接廊道分为关键廊道、重要廊道和一般廊道制定分级修复策略；对不同用地类型组合方式的生态夹点区域制定精准修复策略。
从佛教地理学视角出发，运用GIS的空间分析方法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云南省佛教寺院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全省佛教寺院空间分布呈现“三核”特征，汉传佛教寺院呈倒“U”型带状分布，藏传佛教寺院呈“一核多中心”分布，南传佛教寺院呈“两头密、中间疏”分布。2）水平上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澜沧江和珠江流域，垂直上具有“三级阶梯”分布特征。3）云南的复杂人文地理环境是造就佛教寺院分异的关键因素，地理结构是奠定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力量，文化结构促进各部派寺院在交流中形成多元共存格局，制度结构影响的治理方式加剧各部派寺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范围变化。
基于去哪儿网在线游记所获取的数字足迹数据，在锚点理论框架下综合运用流向统计、关联规则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三亚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凝练不同类型旅游者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游览特征。结果表明：1）三亚市旅游流呈现“一心两核”和若干核心路径的流动格局，三亚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受景点受欢迎程度的影响，核心区处于沿海岸线区域，展现滨海旅游城市的特征；2）在三亚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中核心节点分布不均匀且结构洞现象明显；3）三亚市旅游流结构网络的中尺度旅行的旅游者占多数，其次为小尺度旅游者，大尺度旅游者最少，各尺度各游览类型的旅游者都倾向于游览沙滩型旅游地和岛区，即地文景观类旅游地，而不同尺度下不同游览类型的旅游者游览倾向又有所不同；4）三亚市旅游流的旅游吸引系统呈分级分布且有多个锚点吸引物，不同的锚点吸引物除沙滩型旅游地和岛区外，对不同游览类型和游览时间的旅游者吸引力不同。
当前国内外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也未形成明确的标准，导致了城乡接合部空间治理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基于城市实体地域的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方法，对广州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以自然资源部高精度遥感和土地调查数据准确识别的城市实体地域范围为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测算指标，以明确的行政村、居委会为最小统计单元，可以有效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2）采用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认同的25%~75%理想值与聚类分析法，并以广州市为典型案例进行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阈值的优化与检验，最终确定广州市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合理阈值为10%~75%；3）精准的测算指标、明确的研究单元和可操作性强的界定方法，可以较好地识别出城乡接合部空间，同时也为更深入的空间研究与治理提供支撑。
对中国地理学会联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公布的24种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高质量中文期刊进行筛选，重点分析了1982―2022年的552篇港口地理研究相关论文，以揭示中国港口地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特征。结果发现：1）中国港口地理研究大致经历了初创阶段、探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视角转变阶段。2）腹地划分的研究侧重在经济腹地和港口腹地一体化发展。物理和物流腹地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3）港口的集中与分散度测量是港口体系研究的重点。多式联运的发展促使港口体系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学者倾向于从宏观的角度解释影响港口竞争的因素。4）港口网络的研究主要涉及拓扑空间布局、网络结构变化以及网络安全评估等内容。5）港城关系研究中，空间关系的考察集中在港城界面的发展，尤其是滨水区发展与规划。港城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复杂，学者尚未达成共识。6）中国港口地理研究具有服务国民经济应用的显著特征，港口布局和选址等内容是研究的重点。目前，中国对近些年西方强调的社会、制度、文化、供应链等内容关注较少。未来应重视极端天气与地缘政治的影响，深化港口内部码头以及企业的相关研究，推动AIS大数据的应用，加强相关理论的构造。
采用CiteSpace计量分析和文献综述等方法，梳理与分析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相关研究已涉及区域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多个领域，受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关注。2）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研究对象从泛化的留学归国人才不断聚焦海归创业者、海归高管、海归教师等类型的留学归国人才，其影响领域由技术进步、科技创新逐渐转向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等，并进一步转向社会结构、社会认知等，各领域的研究逐步系统化。3）留学归国人才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主要源于海外经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国际社会资本，在回流区域相对欠发达的背景下，对区域创新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异等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且该影响呈现由区域、组织到个体的多尺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