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与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正深入推进，野生动物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关系成为实现绿色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议题。然而，保护政策的严格实施与社区发展诉求之间呈现出显著张力。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引发的人兽冲突加剧，而社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亦可能对栖息地造成干扰，导致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益凸显。为回应这一现实困境，汇聚了地理学、管理学、风景园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学者，从自然解决方案、超越人类视角、空间正义、多物种伦理等理论维度，系统剖析自然保护地内人兽冲突的成因、互动机制与治理路径。通过山西华北豹、祁连山荒漠猫、广西北海布氏鲸、亚洲象国家公园、朱鹮保护等典型案例，揭示了从传统生计冲突到新兴业态调适的渐进式空间互动谱系，并指出当前治理中存在的权利失衡、补偿机制错配与参与不足等结构性困境。保护地治理应从“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社会-生态系统治理”，通过构建差异化协调机制、创新生态补偿与社区共管模式、融入科技赋能与地方性知识，在空间正义与多物种共生的框架下探索协同路径，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高质量建设与乡村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在土地财政模式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突破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构城市财政稳健与绿色空间提升协同共进的替代性治理框架，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中国273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的影响效应，并揭示环境治理对土地财政绿色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城市绿色空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整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印证了土地财政与绿色发展的冲突关系；2）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在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环境治理的加强，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3）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呈空间集聚特征，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覆盖水平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从财政资源优化配置视角，为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随着城市蔓延的持续，长距离通勤对城市交通、环境和居民福祉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如何缩短通勤距离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的影响，而对就业地建成环境影响效应的关注却有所不足。文章以武汉市为例，基于长时序手机信令数据分析通勤距离的动态变化，并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探究职住地的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城市扩张，武汉居民通勤距离呈逐年增长趋势。2）职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轨道交通站点数对通勤距离的正向效应最为突出，而就业人口密度的负向效应最显著。3）职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还存在显著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且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趋势一致。其中，轨道交通站点数虽未显示显著直接效应，但却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表明轨道交通在重构环站点周边居民职住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就业人口密度以及到城市次中心的距离表现出显著负向溢出效应，验证了多中心开发模式有助于降低平均通勤距离。
基于2024新质生产力标杆企业TOP100的投资路径数据，根据三阶段分级隶属联系模型，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和QAP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涉及广泛的城市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双向互动，具有中等偏高的连接度和较强的集聚性，任意2个城市间联系通常通过少数节点即可达成。2）网络首先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顶点的三角形构成全国核心骨架，进一步拓展为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网络联系格局，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3）网络以跨层级联系为主，高层级城市对外溢出显著，低层级城市以承接为主。此外，东、中、西三大地区内外部联系特征差异显著，形成阶梯状网络格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内聚发展特征，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外联发展特征。4）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网络普及、制度邻近、创新产出和创新产业是影响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本质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空间配置逻辑与协同集聚规律，反映“空间嵌套-创新驱动-产业协同”的网络建构逻辑。
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文章以成都市中心城区（绕城高速以内范围）为研究对象，利用SOLWEIG模型模拟研究区T 08:00—20:00平均辐射温度（Tmrt）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腾讯宜出行人口热力数据建立热暴露风险评价模型，对居民的热暴露风险进行动态评估。结果显示：1）研究区全天Tmrt波动较大，时间上（T 08:00—20:00）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特征，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阶梯式递减的变化趋势；2）由于人口分布和温度的动态变化，热暴露风险也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T 10:00—18:00城市中心与南部的风险更高且更为集聚，T 08:00与T 20:00时城市中心与外围的过渡区域的风险更高；3）热暴露风险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联性整体强于温度，且在夜间温度与风险呈空间负相关，其主导类型也存在显著的昼夜动态转换，在T 10:00—18:00以人口和高温共同作用的“综合主导型”为主，在T 08:00与T 20:00以“人口主导型”为主。城市规划和管理需关注人口流动对热暴露风险的影响，特别是居民在工作中心与居住区之间的动态转移会使一天内同一区域的热暴露风险发生显著变化，未来的城市设计应考虑如何优化城市布局，减少高风险区域的形成，同时提高居民的热适应能力。
文章以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为引导，从融合的基础设施、社会主体、外部环境及成效构建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测度分析2012—2022年中国31省市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呈“星星之火”全域发展趋势，但发展水平较低，仅上海、北京、四川、安徽4省市处于“双高”状态；区域融合水平由高到低呈“东中西，南中北”过渡性特征，且地区间显现“追赶效应”；2）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主要差异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中西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间差异显著；3）整体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较为稳定，表现出4类“俱乐部趋同”现象，其中“低水平”“高水平”趋同明显，存在“马太效应”；不同区域存在稳定性差异，向邻近类型转移概率大于非邻近类型概率，一般不会出现跨类型跃升。
沙地作为一种特殊的风沙地貌类型，兼具景观多样性与生态敏感性，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具有重要潜力。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内陆沙地，对海岸沙地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系统性评估仍较薄弱，尤其在区域异质性识别、主控因子筛选与模糊信息处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为此，文章以福建平潭岛5个典型海岸沙地为研究对象，从资源要素价值、环境条件与开发条件3个维度构建包含25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要素价值是影响潜力分异的主导维度（权重达0.620 9），其中沙地规模、沙丘类型丰富度与沙滩舒适度为关键因子。2）坛南湾与长江澳岸段因沙地规模较大、沙丘类型丰富且沙滩舒适度高，被评为一级开发潜力；流水镇和山岐澳分别受限于沙丘地规模不足和沙丘类型单一，被评为三级开发潜力；白犬山因资源禀赋较弱，被评为四级开发潜力。3）评价结果揭示了“资源驱动—环境保障—开发制约”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差异化开发策略。文章在理论上完善了海岸沙地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可为中国海岸沙地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分区管理提供依据。
国民对儿童教育与健康成长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父母+儿童”“母亲+儿童”等组合已成为亲子旅游的主要形式。然而关于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研究尚未得到关注和深入探讨。对此，文章采用复杂网络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以成都为研究区域，旅游景区为节点，分析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网络具有显著的等级层次性，武侯祠、锦里、宽窄巷子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2）不同群体类型亲子旅游流网络总体较为松散，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其中，“父母+儿童”旅游流网络的小世界特征最为明显；3）各个群体类型亲子旅游流网络社团发育程度偏低，属于弱社团结构；4）旅游资源集聚度、旅游知名度是亲子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父亲+儿童”旅游流网络结构受旅游资源集聚度的影响最大，“父母+儿童”旅游流网络结构受旅游知名度的影响最大。最后，文章从构建多元化旅游线路体系、打造亲子旅游集聚区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期，生态保护与人类福祉的协同优化成为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关键命题。文章以广东省为典型区域，综合运用InVEST模型、修正通用水土流失方程（RUSLE）和光能利用率模型（CASA）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构建人类福祉指标体系，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揭示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呈整体下降趋势，固碳服务衰退显著，平均固碳量下降了11.31%；空间异质性呈现“北高南低”格局，珠三角城市群生态退化与粤北生态屏障形成鲜明对比，而人类福祉受创新驱动持续提升；2）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转向良好协调，但广佛地区核心城区仍呈“经济-生态”失衡特征，粤北山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人地系统的良性共振发展特点；3）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子呈现阶段性演进特征：快速城市化阶段主要受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高质量发展阶段则转向土地集约利用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且影响因子间为交互非线性增强的复杂关系。研究为经济发达地区破解人地系统冲突，优化国土空间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探测城中村内部用地结构有助于把握城中村的空间发育特征。文章通过选取广州市5个城中村，采用基于功能导向的城中村内部用地分类体系，调查了5个城中村内部的用地特征及其结构差异。结果表明，1）土地分类体系能清晰地测算城中村内部用地的功能特征，5个城中村内部用地结构呈现较明显的空间梯度变化。2）城中村内部用地以生活功能为主导，越靠近城市中心表现越突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潜在功能则与之相反。3）城市经济活动对城中村内部用地空间结构的影响明显，居住用地细小破碎，集中于城中村中心区域，空间排列密集，是城中村最重要的用地类型；商业用地相对规整且面积大，多临街分布，多形成经济活跃地块的热点区。4）城中村在城市空间中的发育处于发展非正规经济下多方因素的竞争态势，越靠近城市中心，形成时间越长，城中村内部用地的空间重构难度越大。
城镇化引发的城市环境变迁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湿地作为维系城市生态的重要载体，已成为衡量评估韧性城市规划与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文章在分析快速城镇化所引发的土地利用格局演变的基础上，基于1990—2021年福州市7期Landsat5 TM和Landsat8 OLI遥感数据，深入解析其湿地空间格局变化，挖掘湿地演变模式和理解自然-人为作用对湿地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1990—2021年，福州市建设用地和水体的空间变化极为活跃，土地城镇化呈现“主城区拓展、周边小城镇增长”的发展特征，城市生活空间扩张导致生态、生产空间持续收缩；2）福州市湿地的面积呈先升后降趋势，且向多样性土地类型转变；3）湿地演变过程呈现城市中心区小微湿地增多、城市边缘区湿地破碎化加剧、城市郊区湿地景观多维持不变的特点。城市建设用地呈面状扩张并持续侵占湿地，城市边缘区的湿地则以面状或点状形态向农田及草地扩散；4）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湿地演变的主导因素，其与湿地的形状、格局和聚集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区域地表径流是影响福州市局地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城市趋水性扩张是城市边缘区湿地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
梳理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研究进展，可深化生态空间研究的系统性认知，揭示生态空间研究如何从孤立保护走向系统治理，进而为国土空间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文章基于“三生”协同视角，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借助CiteSpace分析2000—2024年国内外相关研究热点，结合传统综述方法，梳理其研究进展，总结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国内外发文量增幅相异但趋势相似，研究重心从单一的生态空间识别逐渐转向多功能生态空间的集成管理；2）生态空间内涵呈现从格局认知到功能统筹、人地协同的演变趋势，但关于协同机制缺少系统研究，未能有效缓解空间功能冲突；3）生态空间的研究方法持续优化，从要素、功能、过程和人地关系维度推动了生态空间研究体系的不断完善，然而多源数据异质性导致动态监测和多尺度分析存在一定均值误差；4）生态空间优化研究强调“三生”空间统筹，通过刚弹结合调控逻辑，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同时，推动生态功能向生产、生活价值转化，但在复杂人地系统的应用中，统筹生态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动态建模仍需优化。未来应聚焦多源数据融合处理、人地系统互馈模拟及智能决策平台构建，强化生态空间保护修复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度衔接，为协同区域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精准评估住宅地震脆弱性的城乡差异，对全面掌握区域地震风险并有效推动周边区域的防震减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福建省晋江市为研究对象，以平均历史地震烈度Ⅷ度为设定情景，基于改进的VIM模型，对乡镇（街道）尺度城乡住宅地震脆弱性进行了模拟评估，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晋江市城镇住宅以砖混与钢混结构为主，建筑结构类型随城市扩展而呈逐步更新状态；农村住宅虽逐步采用现代材料，但仍较多保留传统结构，建成年代呈阶段性集中，尤其1981—2000年间呈现显著建设高峰。2）晋江市不同乡镇（街道）在城乡住宅地震脆弱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地区，尤其是北部和中部，住宅的地震脆弱性普遍较低。与此相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受地震带影响的南部乡镇（如金井镇、深沪镇、龙湖镇等），住宅地震脆弱性普遍较高。3）结构类型和建筑年代对住宅地震脆弱性均具有显著影响，地震烈度Ⅷ度条件下，设置为石木结构情景，城镇与农村住宅的损毁概率较基准情景分别增加36%和23%；设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情景，则分别降低约20%和38%。设定住宅修建年代为2000年前情景，城镇与乡村住宅损毁概率分别提高约18%和14%；而2001年后情景，则分别降低约15%和39%。
地质条件从多个方面制约着崩岗的发生发育，是崩岗易发性评价中的关键因子，但以往易发性评价对地质条件考虑较少，也未因其关键因子的控制效应对其加以区分。基于此，文章设计了一套通过地质关键因子与其他因子乘积叠加计算的非线性叠加模型，避免了传统线性叠加模型由于局部关键因子与非关键因子差异较大造成的评价结果失真问题。更进一步的通过在频率比法评价易发性过程中创造性地引入AHP法进行赋权，避免了传统方法中由于因子非独立性问题造成的因子影响效力评价结果失真。将崩岗易发性评价模型成果和实际崩岗发生情况进行对比，进一步调整指数权重，最终构建基于关键地质因子的崩岗非线性叠加易发性分区模型。根据福建省安溪县评价实例得出模型预测效率较高，ROC曲线定量分析得出模型AUC值为0.858 6，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